一日，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总理遗言案”真相，读完全文，我才知道那轰动一时的大案原来是这几个“小人物”的杰作，那份流传甚广的手抄“遗言”也竟然出自于一位工人之手！当然，这样的事也只能发生在那样的年代。
1976年总理逝世以后，社会上开始流传总理留下有遗言，很快我们大学也开始有人转抄。当“遗言”传到我们班时，那是的我又年轻又幼稚，怀着激动万分的心情读了一遍又一遍，对这份“遗嘱”深信不疑。班里的学习委员是位多才多艺的能人，他自告奋勇地要送给全班同学人手一份做留念。于是他自己刻蜡版，在其他同学的帮助下，油印了每人不止两份，我自己就拿了三份。
为了让更多的人们看到总理遗言，我毫不犹豫地分别给我哥哥和好友各寄了一份。自己还沉浸在巨大的激动与自豪里。事隔不久，大学里便开始禁止转抄总理“遗言”，据说是伪造的，是反革命的，紧跟着全国性的搜查就开始了。所有的宣传工具也连篇累牍的开始批林批孔等具有针对性的运动，可是，由于那手抄本不是自己创作，亦非自己手抄，顾而我压根没把这些什么学习班啦，严禁令啦放在心上。和同学们一样照常上课，每天的政治学习也是聊天多于念报纸。
可是，我哥哥和我的朋友却遇上了大麻烦，他们都让公安局盯上了，我的朋友本来胆小，从未见过如此阵仗，一被公安人员找去问话，顿时吓得如实‘招出’，说出后，心理十分过意不去，即刻写信告诉我。我哥哥毕竟是亲人，他不知招供后会给我带来怎样的麻烦，于是编了谎话开始与公安局周旋，一会儿说在大街上捡的，一会儿说是某天有人在某处撒传单等等，经公安人员调查核实，全是假的。同时他也给我写信求助。我分别给哥哥和朋友写信，告知他们，手抄本是学校弄来的，只管直说无妨，这样一来才给他们解了围。
一天，我们全班同学都在实验室做实验，王老师进来对我说有两个公安干警找你，我当时吃了一惊，心砰砰直跳。也许是脸色暴露了我的恐惧，王老师陪我走到实验室的外面，安慰我说，他们是来追查总理“遗言” 手抄本，照实说就是了，没什么好紧张的。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系的办公室，两个十分年青的便衣警察在等着我。他们问我总理“遗言” 手抄本是哪里来的？我便一五一十的把手抄本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他们又问我知不知道班里的学习委员又是从哪里弄到的手抄本？我说实在不知道，他们又问我都寄过给谁？我也如实告知，他们轻描淡写地教育了我几句，就结束了问话。我如释重负地走出办公室，在后来的几天里我还担心了一阵，终于再没有新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