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高行健的名声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立刻如雷贯耳了。他的书在台湾、香港、美国的中文书店里被大量地销售。此前，那本获奖的“灵山”在台湾只卖出几千本，真难得诺贝尔奖评委会的“伯乐”们。
咱是俗人，也跟着起哄，先看了他的短评小说集，但印象不佳。篇篇都非常的拖沓，总是充满并不引人入胜对话，不由地想到以写对话擅长的小说家王朔，相比之下，前者是没话找话，后者是妙语连珠。看看这些短篇的写作时间，嗯，都是八十年代初的。或许那时高行健的写作水平还不成熟吧？要不然就是我土鳖，看不出来里面的高明之处。再说王朔算老几呀？专门给我这样的俗人写故事的一个更俗的人。高行健那是专门给洋人写作的人，高雅。
跟着又读了高行健九十年代后期的力作，长篇小说“一个人的圣经”，这种不佳的感觉仍然挥之不去。冗长，看得昏昏欲睡，催眠效果极好。唯一能引起我注意的是男欢女爱。那些做爱的细致描写能让我“亢奋”一阵，过后又是不可抗拒的困倦，赛过最好的安眠药。高行健为什么不写一本如何性交的书？那样我就爱看，从头到尾细细地读，还得身体力行呢。小说中的主人公动不动就和各种各样的女人睡觉，真让我“嫉妒”。看来这又是我的俗不可耐，小说的真谛是一点也没领会。
“一个人的圣经”的真谛是什么呢？讲人性，讲专制社会下扭曲的人性？咱不是评论家，说不清。能给我的感觉就是不真实。就跟我这个老“知青”看了大量的“知青”小说时嚷嚷的，“这不是真的。”记得当年有个“知青”故事叫“今夜有暴风雪”吗？那个出身不好的女“知青”在严冬的夜里站岗，为了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在别人忘记换岗的情况下竟活生生地冻死。看到这一段，去过北大荒的“知青”们都大喊不真实。然而多少没下过乡的人们正是为这段“感人”的描述感慨万千，涕泪交流。其实这是煽情。看到公认的弱者，大家都会同情的，比如看到孤儿寡母要饭就要施舍点什么。但看到被当场抓获的小偷，还是个小伙子，并被说成是屡教不改，非但没人同情，还得围着不问青红皂白地乱打。有了这种先入为主的东西，真实性就可以忽略了。
谁都知道，共产党在１９４９年统治中国大陆之后，特别是“文革”中，在意识形态上对人性采取极端的否定态度，颇有点“存天理，灭人欲”味道，当然这都是对普通百姓而言。甭管这是不是愚民政策，当时社会上“男女授受不亲”是想当然的，“乱搞男女关系”最不齿。因此高行健书中的男主人公没完没了的艳遇简直是天方夜谭。在这种人性极端禁锢的社会里，一个女子为追求爱情就敢投怀送抱，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人有脸，树有皮，就算那女人情不自禁，一旦事情败露，就立刻成为社会上最被鄙视的“破鞋”，做为“坏份子”被管制起来。恐怕那时鲜有人敢这样不顾一切，即便有也是少之又少。如此说来，高行健塑造的这个主人公在“逃离”大陆中国之前，前后和四个女人发生非婚姻的性关系，还有的女的找上门来要他干，你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能遇上多少这样的主儿？如果这种人物没有典型意义，没有代表性，我当然会说这就不具备真实性。
可没有真实性又怎么样，西方人还是为高行健欢呼。我想人家是欣赏他故事中男女的“潇洒”。主人公在那样一个专制的社会里还敢追求个性的解放，追求赤裸裸的情爱，小说又如此逼真的表现出来，这太符合西方人的口味，于是就有了真实感。如同好莱坞惊险的警匪片和光怪陆离的科幻片，让你看着过瘾，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以至不由自主地相信是真的，或者也知道不是真的，可还是愿意看。当然，诺贝尔文学奖的“伯乐”体会的真实感不仅仅在这方面，更主要的是小说中对“共产主义暴政”的全面否定，而且是站在西方人的意识形态上审视中国社会。也就是说，在评奖的标准中，政治性是非常之浓的。甚至可以这样讲：中国现在的作家中写作水平高的，写出恢宏巨著的有的是，但中间没有象高行健那样能站在西方的土地上抨击中国现政府的。
如何体现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性？我一个普通人很难说清楚的。让我谈谈当年的“上山下乡”吧。虽然当时的社会在压抑人性，然而人体内的荷尔蒙不会自动消失。越是“批判资产阶级情调”，“知青”们就越性饥渴。
男青年宿舍里，人们在夜里手淫是经常事，公开的或不公开的。二十左右的青年，不敢，也没什么机会接近异性。也有个别男青年悄悄地“谈朋友”，如果女青年怀了孕，私下里就去打胎，甚至女青年堕胎而死的事也是有的。这使大部份女青年更恐惧谈恋爱。
记得当年农场有个男青年叫小尹子，他因打架斗殴被抓到农场的“强（迫）劳（动改造）队”，一去就是一年多，在被监督的情况下干苦活。夏锄产地的时候，他一个人走到远远的防护林里解手，看到一个挖猪食菜的小姑娘便兽性大发地进行强奸。奸污了小姑娘后，怕事情败露，就毫不犹豫地把女孩儿掐死，然后用手中的锄头在地里挖了个坑把人埋了。
这一系列过程竟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以至当时丝毫没有被人察觉。女孩儿的母亲在女儿丢了以后，便天天到孩子经常挖猪食菜的地方寻找。一场大雨之后，地边出现一个塌陷的坑，母亲发现了答案。农场的干部们这才想起调查，一对照女孩儿当天失踪的日子，小尹子马上被怀疑，一审问，他是供认不讳。很快，小尹子在群情激忿的公审后被枪毙。
在农场时，一个岁数不小的农业工人回老家娶了媳妇。他对待这个农村姑娘只是简单地发泄久久渴望的性欲，如果是喝醉了酒就毒打老婆，颇有些虐待狂。有一天这个成天一声不响、逆来顺受的小女人，在丈夫酒醉之后突然用菜刀将他砍死，并大解八块，然后把丈夫的肢体一块块地放在灶锅里炖，之后就都喂了自家的猪。一切都进行得那么井井有条，不动声色。邻居们丝毫也没有察觉。分场里的干部见这个职工一个星期没出工，便上门询问。小媳妇坐在炕上直言不讳，“我把他杀了。”说得是那样自然。以至干部根本不信，笑着问：“人杀了也得见个尸体呀？”答曰：“我（把尸体）都给烀了，然后喂了猪。”此干部大惊，急忙跑到猪圈边一看，果然见到一些人骨头。或许这该是当时社会的真实性，人只剩下动物的本能。为什么高行健不从人性的压抑这种角度揭示社会的内涵呢？
不可否认，中国当年的生活中，沉闷、消极，被动地服从是主题。但作者在“一个人的圣经”中，把当时的中国社会描绘得一塌糊涂、肮脏龌鹾、无聊之极，特别是“文革”，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这也是不真实的。在“文革”初期，整个中国是变得象个超级疯人院，但在三年之后基本步入相对稳定阶段。即便是“文革”之初，人民群情振奋，无限崇拜毛泽东，完全相信着共产党政权会战胜“帝修反”，你可以说这是悲剧，却不能说是整个社会中的人都在恐怖之中。
“文革”时我是个十几岁的少年，“出身”是“右派”、“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等，父母的“罪名”比毛泽东嫉恨的刘少奇都多。当时我只想着如何“和反动的父母划清界限”，如何当好“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如何“做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可靠接班人”等等，就是没有“一个人的圣经”的主人公独立人格的意识。不但我自己，整个民族都没有。然而我心中却有着希望，尽管这是一种虚幻的东西；我在努力向上，尽管这是一种不自觉的盲从；可我很少有恐惧感。我父母呢？他们在“牛棚”里正努力“改造思想”，“接受批判”，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当中来”。事后他们讲，曾想到过自杀，但那是一种受不了委屈的心态，觉得自己对“党和毛主席的一片赤诚”不被人理解，并不是“举世浑浊，唯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式的绝望。
有件事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文革”初期时大家都绣毛主席像，常常是用线在塑料纱窗布上绣。我母亲也锈了一块，但觉得不够好，就悄悄地用剪刀剪碎，倒在纸篓里。我妹妹看到后立刻让她向“毛主席老人家”请罪。结果我母亲真的就必恭必敬地向挂着的毛主席像请罪。想想看，一个社会盲从、狂热到这种地步是怎样的悲哀，可高行健不想从这方面揭示社会的悲剧。
我不否认在“文革”中，特别是刚开始时，很多人被杀、自杀，但在社会上，相对于病态狂热或麻木不仁的人群终归是很少一部份人。毛泽东永远在挑动群众斗群众，利用绝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利用他神一般的威望，发动着一场又一场荒谬绝伦的运动，实际上是他一个人对全体人民的心灵之战。这是当时中国社会最大的悲剧，应该恐惧的时候不恐惧，应该战栗的时候不战栗，应该悲哀的时候不悲哀，没有了人格的时候还洋洋自得。为什么高行健不从这个角度去展现这巨大的悲剧？非要强调人人自危的恐惧感。或许洋人认为这样更有真实感吧。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性中真善美的那一部份都是存在的。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同样如此。尽管人民在愚民政策下被愚弄，对“皇帝”仍是封建式的顶礼膜拜，官僚政治下恶人横行，无可遏制的腐败让社会道德沦丧，可这个社会还是有可歌可泣的纯朴、善良、忠贞不渝的爱情，美好的愿望和为之而奋斗的执著等等，但高行健是不愿用他的笔讴歌这些的，否则洋人就没有了真实感。
我总是认为，能否反映时代的画面是评价作品好坏的标准之一，因而总强调作品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当然不是一丝不苟地描绘真人真事，如果那样就不是创造。鲁迅写的“阿Q正传”是反映旧中国社会的经典，你能说非得有“阿Q”这个人吗？如果你说，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主题就是沉闷、盲从，毫无情趣，你根本不想写。那你可以回避现实，写些花鸟虫草、鸳鸯蝴蝶，写些帝王将相，再不然来点科幻，就是别来“指鹿为马”。如今人们还没读几本高行健写的小说，他的作品评论竟已铺天盖地，许多人异口同声地说高行健的书如何真实感人，说得我诚惶诚恐。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了。这些搞评论的专家们，应该说高行健想象力很丰富呀！
先别盖棺定论，高行健到底何许人也？他的作品到底怎么样？让我仔细看过“灵山”之后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