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直击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制度性根源-之二

世界话语权的中心——西方媒体


在我们这个蔚蓝色的星球上，话语议题的制造，全球题目和议程的设置，对世界舆论的控制和对政治意识形态话题的人为炒作，进而深入到对人们思想和心灵的深度控制，都深深体现了世界权力结构的划分和世界权力结构的不平等。由于西方世界在过去两百多年的绝对权势和对政治经济科技领域等的垄断，西方世界也自然成为世界文化时尚和思想制造的中心。在世界话语权的领域里，也存在着中心和边缘的区隔。与经济科技领域里世界多中心和多极化的趋势相反，在思想文化的再制以及对全球公共议题的掌控上，西方世界处于绝对中心的位置，而非西方社会则处于边缘的地位。

话语权的中心主要是指西欧和美国等少数国家集团构成的西方社会和西方世界，不包含日本和亚洲新兴经济体等已经迈向发达国家的社会和地区。尽管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说已经处于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但是对全球话语权的影响几乎是微乎其微。确切地说，东亚的发达经济体基本不具备影响世界话语权的能力，在全球公共和社会政治议题的塑造上，日本和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声音是非常微弱的，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

全球话语权的设置主要掌握在以英语、德语和法语为基础的几个西方强国的手中，其中尤其以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构成了影响世界话语权的一级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奥地利、瑞士、比利时等以德语法语为基础的国家在整个西方世界强势话语权的基础上构成了世界话语权的二级国家，而以北欧日耳曼语系、以及伊比利亚半岛拉丁语系为主的国家，主要是指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构成了西方话语权的三级国家。其中话语权的一二级国家，其价值观体和认同感体现了高度一致性和趋同性，而三级国家虽然在价值观上同西方世界的中心国家基本一致，但是在一些具体议题上却可能发出不同于第一、第二级国家的声音。

继续解构世界话语权的中心——这些极少数的占据话语权金字塔顶端的国家，主要通过几大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法新社和德新社等向全世界的受众提供信息来源，我们所接受到的国际社会和对世界基本的认识都主要是来自于这几大通讯社。而美、英、德、法等主要电视、杂志和网络媒体比如美国的CNN, CBS, ABC, ,NBC, FOX, 英国的BBC 1,2, BBC World， 德国的ARD, ZDF, NTV, RTL,法国的TF 1, France 2, France 3, 另外世界级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泰晤士报》、《卫报》、《经济学人》、《明镜周刊》、《法兰克福汇报》、《费加罗报》、《世界报》等构成了全球新闻和全球舆论的旗手刊物，他们往往能够影响全球各地精英的观点和思考模式，进而达到操纵全球舆论视听和全球观点设置的作用。

在占有绝对优势的话语权中心世界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的舆论也不可避免产生同中心地区舆论的趋同现象。由于世界的“话语流”随着西方话语权背后的权力优势呈现出从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区流动的趋势，因此导致话语权的弱势国家和弱势群体随着西方的思维方式而转动，随着西方世界制造的观点视角而思考。发达国家通讯社“流出”的新闻通过二手传播实现了同意反复传播的“信息咀嚼”现象，也就是说，我们得到的不是一手信息，而是被反复加工和深加工的二手信息。久而久之，首先从发展中国家的部分精英集团开始，然后不可避免地波及到社会层面，整个社会舆论出现“西化”的同心圆特征，也就是边缘地区的舆论出现同中心地区的舆论“趋同”的现象。这一过程完成了话语和思想从中心到边缘的传递性扩散和移动，从而最终达到西方世界控制世界思维和认知的目的。

根据相关统计，在我国的主流传媒中，涉及到的国际新闻几乎80%来自于美国的新闻社和美国所谓的“世界性媒体”（赵启正2004《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如此高比例的二手新闻来源自然而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我们的思维方式向美国“趋同性”的发展。话语权边缘地区和话语权中心地区在不对等的世界话语结构中，往往成为二手新闻的受众以及强势符号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西方世界在无形中操纵着世界，操纵着我们的大脑，操纵着我们的思维模式。

居于思想文化和话语权中心地区的西方可以非常轻易地通过议题的制造和传播来引起边缘地区的内部动乱，并利用其内部复杂的社会、宗教和文化矛盾来达到经济利益上对边缘地区的控制。而由于不掌握对等的话语权，边缘地区往往处于被告者的弱势地位，中心地区往往处于控告者的强势地位。只是这是一场不公正的司法格局，律师、陪审团、检察官和法官都站在强权者一方，来控告话语权的弱势群体，非西方世界从一开始就是输家。

强势符号文化领有的西方世界利用话语霸权实现了从符号到经济利益的全面控制过程，在这个不公正的领域，强势文化者占尽了便宜，取得了超额的国家利益，但是在弱小者面前却宛如永远正确的法官。

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大灰狼把小白兔的家摧毁，劫掠一空，还掳走一群小白兔，但是大灰狼的逻辑却是为了恢复森林的生态平衡而不得不这样做，而且小白兔饮水吃草占据了太多的资源，实在是可恨，罪有应得，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森林法庭也完全支持大灰狼的逻辑，小白兔的声音太微弱，而且喊不出来。由于狼群的强势地位，“狼逻辑”大行其道，于是森林其他弱势群体包括松鼠、梅花鹿、山羊等群体都认同“狼逻辑”，而觉得兔群问题太多，谁也不会想到狼可能也有问题。

这个故事或多或少反映出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困境。



西方媒体控制世界，谁控制西方媒体



我们生活在一个西方世界牢牢占据世界话语权中心的世界，但是西方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西方世界内部也有中心边缘、精英平民的划分。民众在大多数时候也是媒体舆论的受众以及被操弄者。那么西方媒体控制世界，谁在背后控制西方媒体呢？

应该承认媒体是西方社会相较于其他社会子系统来说是一个较少获得自治权的系统。例如社会中的教育、科学和司法等系统，由于发展出严密的内部功能操作逻辑而使得社会系统和社会环境的区分日益明显，因此这些系统内部的独立运作较少受到外在逻辑比如商业化和政治权力直接的强力干预。然而即使这些相对操作独立的系统也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间接）受到资本商业化逻辑和资本主义世界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影响。

媒体在社会进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内部操作的逻辑，媒体将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的信息根据自己的选择机制，将信息分为讯息化/非讯息化和重要讯息/非重要讯息的编码，媒体必须通过内部的选择和信息淘汰机制才能将复杂的包罗万象的社会信息转化成为受众希望接受的信息，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传播媒体的价值观念。

因此从普遍的社会进化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媒体都具有现代社会的一般规律，媒体作为一个社会分化的次级系统来说都必须尊重某些共有的传媒规律和传播学原则，媒体的确有了一套内部运行的准则，而直接通过外部力量来强力改变和约束媒体的做法越来越会取得适得其反的作用，无论是政治权力和资本力量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尊重某些共有的传播学规律和传播社会学、传播心理学的基础原则，才能真正建立可信度高的现代媒体，从而达到有效影响受众的目的。

由于现代媒体的核心运作目的是讯息的再制和传播，这意味着在内部操作上传媒取得了相对的独立和自治地位，但是媒体必须按照讯息/非讯息、重要讯息/非重要讯息、有意义讯息/无意义讯息来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的信息进行选择取舍，进行逻辑编码和罗列淘汰等，最终才能创制出新闻来。虽然讯息的再制是按照相应的传播媒体的规律来运作的，但是在讯息的选择和淘汰过程中，以及对有意义和无意义、重要和非重要的讯息的区分过程却是深深受到社会主导价值观和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才能够深刻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媒体的根本运作法则和逻辑。

西方媒体在拥有一定独立操作空间的同时，却较强地受到媒体之外的社会强势的子系统的影响。在资本主义国家媒体受到子系统的影响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通过间接调控对媒体产生影响；二是资本财团和利益集团对媒体的控制；三是受众的选择取向和价值取向，以及市场主导的价值观念对于媒体的影响。

西方媒体的信息来源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政府机构提供的。政府并不直接对媒体进行直接的、指令性的干预，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政治系统是尊重媒体系统内部的规律性运作的，但是通过政府对消息来源的提供无形中政府的观点通过大众媒体得到传播，政府和媒体是相互配合的关系，同时政府通过相关法律对媒体进行管理。媒体表面上显示得非常自由，可以批评政府，可以拿政府领导人开玩笑，但是媒体不能超过一个基本界限，这个基本界限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观，也不能超越国家利益。因此在西方媒体的运作中是存在着一条“政治正确”的红线的，这条红线具有一定清晰性，那就是无论表面上如何自由，但必须在总体上符合社会稳定的利益，符合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利益，符合资本主义国家所谓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但是在具体个案上，这样的红线又具有一定模糊性。批评达赖喇嘛，积极报道古巴的发展，正面报道中国的奥运会，按道理来说并没有逾越这条“政治正确”的红线，但是一旦上述话题被政治精英定义为有关“政治正确”的话题，那么记者一点越线，也可能遭到警告和解除职务的后果，甚至其报道会受到相关意识形态的审查。

例如英国就明文法律规定在紧急战争状态中政府有权取消新闻自由，实施新闻管制和军事管制，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也涉及到言论自由的特殊规定，其他西方国家也都有相应的法案来规范和缩限或是管理言论自由。因此整体而言，西方的媒体也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框架制约下的言论自由，但是政府没有采取直接的、强力式的干预，而主要采取以法律的方式实现对言论的间接调节，更常用的是利用社会心理气氛和主导意识形态为“调节器”，当某种言论一定程度上偏离正态言论时，但对社会还没有产生广泛影响的时候，政府和社会一般会置之不理，因为这样的言论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及社会政治的容忍界限——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导的所谓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的价值观。而当某种言论过分偏离正态言论，而且有可能引起社会失范和震荡情绪的时候，就会有一批批政治家、社会精英、社会名流或是专家学者出来批评失当言论，排山倒海般的压力就会通过政治权力背后巧妙地操弄逐渐释放出来，结果要么是失当言论者公开承认错误，向社会道歉，要么是引咎辞职，于是政治权力实现了“文明化”的变相对言论自由的调节和控制。

让人感到不安的是，最近十年，在号称“新闻自由”或“言论自由”的西方，政府对媒体的干预越来越多。例如美国在911之后通过塑造一种全国上下的反恐气氛和战争气氛，无形中大大缩限了媒体的权力，媒体有成为政府有形无形的“传声筒”的倾向。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采取的随军嵌入式报道方式，鼓励世界各地的近600名记者参与随军报道，但是却公布了多达15页的报道详则，事实上兵不血刃地剥夺了媒体的“第四权”，使媒体完全发出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需要发出的声音。伊拉克战争中的败笔是，美国媒体完全失去了自身所标榜的“中立”、“自由”和“客观”原则，不仅把身为侵略者的美军完全塑造成为类似好莱坞大片中的“英雄”，甚至不惜大量制造虚假的英雄事迹，而且完全剪除了战争的血腥镜头和平民的遇难镜头。在科索沃战争中，人们同样可以发现西方媒体高度的自律以及与政府的高度一致，以至于有网民惊呼西方国家的媒体成为了北约军事机构的媒体，而失去了独立判断和独立报道的能力（试比较熊蕾2008《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的全球舆论战》）。

西方媒体从财政基础来源来说，除了极少数国家电视台是由纳税人的财政支付，其他电视台、报刊、杂志是由私营企业所控制的。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看，西方媒体也完全不可能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媒体背后的真正操盘手永远是有权有势的利益集团、大财团和巨型传媒企业。比如德国著名刊物《明镜周刊》的部分股份、德国《明星杂志》的全部股份都属于德国巨型的传媒集团贝塔斯曼企业。因此贝塔斯曼企业就是德国具有资深影响力的传播媒介的“炒手”。西方世界的“传媒财团产业复合体”其实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之所以传播媒体能够继续自我描述为“客观”、“独立”、“自由”的，完全体现了资本利益集团的高明性：由于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的规律资本集团不便直接出来强行干预宰制媒体的报道，因此主要采取巧妙的幕后操纵和间接调控的方式，因此从表面上人们是看不到媒体背后的干预之手的。

但这只无形的“手”却划定了基本规则，那就是不能挑战资本利益集团和财团的整体利益，不能挑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观，而且必须在整体上符合资本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的整体利益。在这个没有明确划出，但却时时刻刻发挥作用的“红线”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传媒人士获得了相对的“自由”。然而无论这么自由，无论怎么嬉笑怒骂，无论怎么看似开放活泼，无论显得怎么百无禁忌，但是资深传媒人士是非常清楚这条红线的。

即使西方媒体偶尔批评资本利益集团损害民众的利益，但是这些都集中在产品质量、食品丑闻等不涉及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的领域，这样的“伪装批评”巧妙地增强了传播媒体所谓的“独立性”，更加增强了传媒的信誉，然而在整体上依然是符合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利益的。而真正的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反思的文章，如果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最根本的合法性缺陷，那么这样的文章无论多么理性，无论多么符合“人类进步”或是“人类终极自由”的原则，在主流媒体上都无法寻得其踪迹。在西方国家的媒体都有一条铁律，凡是涉及到“社会主义”或是“共产主义”或是“左派”的言论，都会被媒体主持人事先描述成为“荒谬”的、“可笑滑稽”的或是“民粹主义”的，主持人在脱口秀或是政治论坛中的提问都是不利于“左派”的麻辣提问，因此在民众中凡是偏左的观点或是偏左的人士都会被公众判断在先地认为是“不正常”或是“失范脱轨”的，“左派”观点在所谓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中从来不会成为正面观点，更不可能成为主流，这是资本操纵舆论最直接的佐证。

而西方媒体第三个受制约的因素就是媒体市场的主流价值观和受众的价值取向。受众对某种观点的倾向和期待当然会刺激媒体朝一个方向报道，当然媒体的报道和渲染也会影响受众的价值观。很难说西方资本主义的传媒体制下受众和媒体之间的关系究竟是谁先开始影响谁，这有些类似“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无论如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传媒从来就不是“自由”的，也从来不是“客观”的、“中立”和“独立”的，媒体从一开始就必须是“选择性”和“剪辑性”的，因为非此无法形成新闻。而如何进行“选择”并进行“剪辑”，又是受制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影响的，是受到“政治正确”红线约束的，当然在经济基础上更是完全受到财团和资本利益集团控制的。从总量上传播媒体必须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观，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并在对外议题上最大程度维护西方的国家利益。但是在内部操作上，媒体获得相对的自治权，权力和资本一般不会直接进行线形指导命令，但是却时时刻刻在操作着媒体的基本走向。因此西方媒体必须是标榜“自由”的，非此西方媒体无法获得社会内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同时西方媒体常常指责东方国家的媒体是“不自由”的，是“国家控制”的，是“共产党宣传”，仅仅这些诱导式的标签就足以在本国民众中化解别国媒体的正当性，同时强化本国媒体的正确性和合法性，这是一种语义的操弄，是一种高级但却廉价的对大众舆论的操纵。在很多情况下，就是一种对于本国公众进行愚弄的“愚民政策”。



媒体与所有制其后的经济基础



在过去相当长的的一段时间内，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被广泛地弃用，因为其显得老套和不合时宜。但恰恰是在金融危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的许多理论和思想被重新得以审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民众开始重新感觉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具有的穿越历史时空的天才预见性。

恰恰在对比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这样的议题上，我们往往随着西方的思维而转动，总是在思考中国现存的新闻审查制度和新闻自由问题，而忘记了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一面。在对比中西新闻制度的时候必须同时比较两种不同体制下的政治经济基础，我们才有可能对中西两种不同的新闻运作的模式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西方的新闻制度是建立在西方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经济体制之上的，因此就其本质而言其必须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观服务，从经济基础的来源上来看，西方媒体也完全受制于财团和资本的利益。

从社会群体的构成来分析，从事媒体运作的群体在世界观和经济基础上是属于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其经济收入优厚稳定，知识水平处于较高层次，从思想世界观上属于“自由派”，强调所谓完全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但是根据我们之前的分析，绝对的自由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存在的，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任何社会制度都必须消解并削弱与本制度完全异质的“威胁性”因素以维持该体制的合法性。小资产阶级的“自由观”从本源上来说是体现了企业家和财团的“资本自由观”，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质：钱多的有钱多的自由，钱少的有钱少的自由，而没钱的就没有自由可言。从本质上而言，自由的程度性提高取决于可投入的货币量，商品化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而西方记者群体所代表的阶级属性正好决定了其世界观与背后大企业主和利益集团的“趋同性”。为什么西方记者从来不真正关心全世界有十亿人在金融危机以后挨饿，为什么西方媒体不关心孟买的超级贫民窟，为什么西方媒体不关心非洲的儿童兵和残酷的种族冲突和虐杀，为什么西方记者在空前的金融灾难以后不去深刻反省资本主义的弊端，为什么西方记者从来不去攻击媒体背后的大财团和银行家并揭露他们损害世界人民利益的魍魉伎俩，却无比关心中国的新闻自由和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归根结底他们关注的是其背后的“资本自由”和“资本任意支配世界”的问题，而不是关心普通民众真正的物质自由。

而中国的新闻制度是建立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的体制上，从本质而言，中国的资本是在中国共产党政府的节制之下，中国虽然也大量利用外资和民资来发展市场经济，但是由于政府力量的强大，使得资本必须被节制在国家的整体利益之下，因此资本无法实现对媒体的背后操纵，更不可能出现某些国家的商业寡头掌握国家主要媒体的现象（比如意大利的首相贝卢斯科尼，其有权有势的家族就掌握着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企业，这样可以运用家族媒体企业来实现对选举的影响。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现了寡头经济、政治权力和媒体的一体化）。这就有利地防止了资本集团和利益集团从根本上危害国家利益、或是实施与国家利益相悖的行为。

当然现阶段中国媒体的管理还处于相对比较落后的阶段，这主要是现代化的“阶段差”所造成的。中国实施的依然是行政直接管理媒体的模式，这样的管理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具有一定的作用，可以防止媒体在开放进程中由于过度自由带来的急速失控问题，同时也可以防止西方世界利用中国转轨时期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民族矛盾来颠覆中国。但是一味地采取类似计划经济的指令性管理和命令媒体的办法毕竟越来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规律相背离，尤其是在中西媒体发生冲突和竞争角逐的时候，由于我方被指责为“国家媒体”和“党的宣传机器”，这样的意识形态的标签容易导致中国媒体在国际话语权的征战中完全失语的现象，从而为我国现代化带来不利的影响。中国的媒体运作模式未来必须适应时代需求进行循序渐进的变革，更加适应开放和社会次系统功能分化的规律，同时能够更加有效地为中国现代化事业服务。



妖魔化中国，那是一定的！



从西藏事件，奥运圣火事件和今年的七8226;五事件来看，西方媒体出现了故意造假，操纵民意，并恶意妖魔化中国的趋势。然而透过现象来看本质，西方媒体虽然在历史上根据西方国家利益的需求不断调整对中国的形象塑造，中国在西方的镜像中因此呈现波浪前行的轨迹，时好时坏，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西方媒体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对中国的发展给予集体的喝彩。

其原因在于，中国过去是远远低于西方整个政治经济体系系列的后进经济体，而现在中国崛起的飞速发展在近两百年第一次呈现出一个非西方文明在经济和综合实力上全面超过西方文明的可能性。注意这里不仅仅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超过美国，而是中华文明在本世纪上半叶存在着超越整个西方文明的可能。世界财富和科技优势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决定了领先世界长达两个世纪的西方文明会产生强烈的不适应感和优势剥落感，从而引发西方面对东方物质财富极大积累可能产生自卑感和挫折感。从现在起，西方媒体再也没有理由来吹捧中国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夸耀，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贬损自己。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崛起跟日本当年崛起的根本不同在于，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另外一种模式是可能的，中国没有实施西方自认为的普世价值观——竞争性和冲突性的多党民主制度，甚至没有将西方的新闻自由和人权价值观完全照搬到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中去。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在借鉴吸收了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后，逐步开始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体系，随着中国物质财富的积累和东西实力的消长，中国开始逐步展示出自身的模式效应。这一点倒是德国的总理默克尔看得很准确，尽管她以坚决反华的态度在西方政治界显得特立独行，但是在其刚刚就任德国总理之际，她比较诚实无伪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她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西方制度的威胁，是对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挑战。抛开西方人一贯的意识形态优越感不计，默克尔说出了许多西方人不便说出来的心里话。

人们日益清晰地看到了，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大国，在结合了中国实践的社会主义，以及大规模学习资本主义的实践后，一个明显有别于西方的世界大国正在冉冉上升。虽然说制度性理论性地概括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但是越拉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会看到一个三十年前在世界经济中微不足道的国家是如何奇迹般地跃升为“坐二望一”的世界经济强国的。而这一切都是在中国没有采取西方的迷信教条，没有采取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没有采取西方的竞争性多党民主制度，甚至没有照搬西方自由主义教条下而取得的。

而这一条原因，对于深具意识形态优越感的西方，对于习惯于用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来教训世界，并利用其所谓价值观理念来推广全球资本利益的西方资产阶级和自由派精英来说，是一个根本而又彻底的冲击。事实上，中国越强大，越往前发展，西方的普世价值观神话就越被冲击得碎片化。西方物质财富的流失伴随着价值观和话语权的根本流失，而这对于曾经独霸天下的西方来说，是一个权力绝对衰落和被绝对剥夺的征兆。面对中国强劲的挑战，西方世界不仅不能在全世界对自己的“普世价值神话”自圆其说，甚至要面临体系内部的人民的质疑，为什么中国在“恶劣”体制下，反而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反而能够精确地一步步向世界第一强国迈进，而且显示出了超越整个西方文明的空前潜力。

无疑中国问题是很多的，中国人在一代人的时间完成了西方一百五十年到三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中国在没有经历大规模动荡和动乱的情况下逐步走向世界第二强国，并在不远的将来将和平取代第一强国的位置，这是世界历史的奇迹。从微观角度来看，中国又有很多问题：官员腐败、环境污染、滥用权力、司法不公、社会保障不健全等等都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毫无疑问，任何一个转轨的社会，包括西方两百年的现代化历史，都是一部冲突的历史和社会动荡演进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阶段，抓住负面事件大肆炒作，培育几个有利于西方的持不同政见者，这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西方媒体的荒谬在于，他们今天真正的失去了自信，只敢负面渲染中国的发展（当然许多负面事件也客观存在），而不敢面对中国社会整体向上发展的趋势，更不敢面对一个无比自信的世界新兴强国。

今天西方世界的所作所为正好类似前苏东社会主义集团国家在三十年前所作的那样，当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和生产力被西方世界拉得越来越远的时候，社会主义政体内部渐渐失去了制度的信心，于是只能靠封锁外部信息、阻止公民出国以及完全的政治宣传来丑化资本主义。那个时代常用的手法就是报道西方世界的流浪汉增加，无家可归的人数量在上升，许多民众无法安度圣诞节等。总之通过渲染资本主义最落后的一面和彰显社会主义最光明的一面来证明社会主义的合法性。

今天中国的崛起开始使得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失去了自信，他们面对中国巨大的现代化成功，面对着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深圳、武汉、重庆的五光十色、色彩缤纷、空前自由繁荣的新景象，不得不违心地将新闻焦点聚集在不能代表整体中国的个别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上；他们不愿意看到每年五千万中国人出国访问旅行，国庆期间亿万民众在全国各地旅行，而只会按照政治需要把中国裁剪成为一个“极权主义、没有出行自由”的国家；他们不敢面对三亿人民使用网络，七亿民众使用手机，他们不敢面对超女选秀等反应现代中国公民个体化特征和大量自由前卫的后现代主义现象等，而只愿意根据意识形态的需求报道中国边边角角的阴暗面。然而完全集中于负面的报道更加显示了一个体系开始虚弱化了，正如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群三十年前报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只敢报道社会的一个侧面，而不愿意报道社会的主流和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而今天的中国正好相反，以积极正面的态度报道西方，以更加健全的态度学习西方，以务实主义的态度吸收世界文明的养料来壮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的史无前例的复兴和崛起不仅击碎了西方意识形态的神话，更在深层次上破坏了“国际资本征服世界”的图谋。跨国资本希望通过经济实力和金融权力的扩张，配合资本主义的全球舆论来开道，从而实现资本彻底一统世界的“新资本成吉思汗的全球化征服”。西方的资本传媒共生体在共产党政府领导下的中国遭遇了滑铁卢，中国不仅利用资本主义壮大了社会主义，也利用资本主义壮大了中国，而资本却被牢牢掌握规训在强大的中国政府的手中。中国“坏”了资本全球化的大计，这是中国最遭西方忌恨的根源。确切的说，不是西方普通民众如何妖魔化中国，而是资本利益集团出于世界资产阶级的需要必须妖魔化中国。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资本传媒的共生利益集团出于经济发展的需求不得不依赖中国巨大的市场，然而日益壮大的中国却也在根本上挑战了这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于是西方的资本传媒共生集团产生了深度的精神分裂。

因此西方世界还要继续搜集中国社会所有的阴暗面来攻击中国，但是中国的成功和每年的进步将使得意识形态为纲的西方媒体越来越被动。他们必须向西方世界公众解释清楚，为什么一个“邪恶”的政体可以取得这么巨大的经济成功，为什么一个“邪恶”的中国恰恰从经济危机中最先复苏，为什么这样一个没有遵守西方“普世价值”神话的国家恰恰较菲律宾、阿根廷、智利等美国的好学生要成功得多，并恰恰在今天成为美国甚至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拯救者。


西方妖魔化中国，在今天有其必然的制度性根源，但唯其如此，才显示出西方世界是真正的衰落了，其维持竞争力和合法性的武器竟然退化成为塑造一个“邪恶中国”的假象来操纵蒙蔽大多数可能依然没有到过中国去的西方公众，时光宛如倒流，今天的西方何其类似“文革”中的中国也？然而可悲的是，某些西方国家的媒体，似乎闭上眼睛就看不见，宛若鸵鸟把头埋进沙子，几十年用同一语调诅咒中国，期待着中国有一天崩溃；似乎公众永远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被操纵群体，只要大多数公众还相信意识形态的神话，媒体的操纵可以一天天持续下去。面对财富、优势和合法性每天都在减损的西方，不去反省体制的根本因素，反而采取对中国抹黑抹红的手段，真是不智之举呀！



作者刘涛，社会学学者，著有《中国崛起策》和《头等强国》等专著。本文系网络书籍《中国世纪》第四章大国软实力的文章，欢迎引用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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