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史学界的泰斗﹐他的睿智﹐他的渊博﹐他的成就说得上是前无古人﹐直到今日尚未见来者。
其实陈寅恪的不幸遭遇﹐从中共君临中国大地之初就开始了。在中共所订的标准下﹐陈寅恪是“旧社会的反动文人”﹐再加上他曾经到国外深造﹐更是被诬为里通外国的买办﹑特务﹐这许多标签贴在陈寅恪的身上﹐说明了他在“解放后”的中国大陆不会有好日子过。-事实上文革开始他的工资还是非常高的。
这里先说说陈寅恪的背景：陈寅恪一八九O年出生﹐是江西万宁人(今江西修水)﹐游学欧美七年﹐一九二五年回国﹐先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岭南大学教授。大陆政权易手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对中国古代史﹑古文学和佛学经典均有精湛研究﹐著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历经文革浩劫﹑政治打击﹑人格羞辱﹑身体摧残后去世﹐比他小十一岁的夫人唐篔也在他死后四是。四十五天自我了断去世﹐追随陈寅恪于地下。
在毛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中共便在四个月后(十一月九日)向大陆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这就种下了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中国教育工作者在文革中被整﹑被囚﹑被杀的原因。
一九六六年七月文革开始不久﹐广州中山大学开始张贴各种各样批斗陈寅恪的大字报﹐他们不从学术角度批陈寅恪﹐而是骂“贯彻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陈寅恪﹐指他“大肆挥霍国家财富和人民的血汗钱﹐每月吃进口药物﹐每天要享受三个半护士的护理”﹐甚至诬指他“污辱护士”。
早已目盲腿断的陈寅恪﹐被骂“这瞎老头什么也不用干﹐住最好的﹑拿最高的工资﹐还不是劳动人民养着他！”
心高气傲的陈寅恪受不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丑化攻击﹐乃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向中山大学保健室主任梁绮诚医生写了一封短信：“梁主任：因为我所患的病是慢性病﹐一时不能痊愈﹐而一时又不能就死﹐积年累月政府负担太多﹐心中极为不安﹐所以我现在请求您批准下列各点：(一)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起﹐一切我经常所需用的药品皆由我全部自费﹐一部分药丸可在市内自己购买﹐另一部分如水剂药——‘稀释酸’﹑‘必先’﹑‘薄荷水’﹑‘灰溴’以及本校有的‘安眠药’等(如急需药品一时买不到者)均请仍由保健室供给﹐但全部自费。(二)消毒物件指纱布﹑棉签等物仍由保健室代为消毒﹐请酌量收费。此致敬礼！陈寅恪敬启(印章)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
由于中共的造反派指陈寅恪“污辱女护士”﹐他的妻子唐篔写了一个书面声明给广东省委驻中山大学文革工作队﹐说明陈寅恪“双目失明﹐腿骨折断﹐又患肠胃心脏等病”﹐因此医嘱要护士为陈寅恪“冲洗阴囊﹑上药﹑照光”﹐并非污辱护士﹐而冲洗阴囊时她从旁助理。
工作队与造反派岂会接受陈寅恪夫妇的解释？他们继续以大字报丑化攻击﹐尤其是一向主张保护陈寅恪的中共高干陶铸被打倒后﹐陈寅恪的遭遇更坏﹐大字报覆盖了他所住的东南区一号大楼﹐甚至贴到他住房的床头前面﹐处境十分恐怖。
幸亏第一批到陈寅恪家中抄查的“革命群众”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他们知道若干手稿﹑文件﹑书报是学术瑰宝﹐因此抄出来之后贴上封条查封﹐没有遭“灰飞烟灭”的厄运。-事实上陈晚年的主要著作是《‘柳如是别传’》，虽然也算不上重要，文革后也出版了。
陈寅恪损失最大的是破四旧的“革命群众”上门抄家批斗﹐他们不但抢去他妻子珍藏的首饰﹐还把他先祖遗留下来的文物字画没收﹐从此不知去向﹐大概都被“党和人民”占为己有。
当时年近八十的陈寅恪与他六十八岁的妻子唐篔均成为待罪羔羊﹑惊弓之鸟﹐但“革命群众”对他们的丑化仍不停止﹐甚至陈的学生兼学术研究助理黄萱也被学校历史系召去参加运动﹐逼迫她批斗陈寅恪﹐又指她与陈寅恪有不清楚的男女关系。这是中共上下对待敌人的手法﹐但对陈寅恪与黄萱来说﹐则是最严重的中伤与侮辱。
从一九六六年的冬天开始﹐陈寅恪被迫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一代大儒竟向一群如土匪般凶狠的无知“革命造反派”哀哀求饶﹑自掴自辱﹐并说他从不反对共产党﹐也不反对马列毛﹐但革命群众仍不满意﹐迫他一写再写﹐现在把他一篇检讨公开如下：(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来往。我双目失明二十余年﹐腿骨折断已六年。(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待。
等待死亡降临的陈寅恪﹐面对漫漫无尽的批斗﹑抄家﹑羞辱﹐内心痛苦可以想见。在他生命最后一年﹐中山大学的“革命群众”这样批判陈寅恪：“陈寅恪对于蒋家王朝的覆灭﹐对于亡国给共产党是不甘心的﹐他声称不吃中国面粉﹑不为五斗米折腰﹔他狂叫‘兴亡遗恨尚如新’﹔他还说﹐虽然年纪老到皮包骨了﹐但还不愿死﹐要看共产党怎么亡﹐死了以后﹐骨灰也要抛在大海里﹐不留在大陆﹐简直是反动透顶﹑恶毒至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也确实愤恨至极﹐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着花岗石脑袋见上帝吧……”。
在整肃陈寅恪的种种手段中﹐最惨的是有线广播的高音喇叭。有整整两年的时间内﹐陈寅恪被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所包围﹐痛苦不堪﹐在正常的日子里﹐陈尚且要安眠药帮助才能睡眠﹐何况二十四小时不断向他播放令人恐惧到极点的恶魔般的声音。革命群众知道他眼盲﹐但听觉灵敏﹐故意以噪音来干扰他的听觉﹐他们甚至把喇叭悬在他的床头﹐说是“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二十年后﹐梁宗岱夫人含泪写下当时的情景：“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他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他就是这样被活活吓死的！”
陈寅恪既成为革命的对象﹐他的妻子﹑女儿﹑亲属当然受到株连。他的亲属有人受不了酷刑迫害与批斗殴打﹐只能“坦白招供”承认自己是“特务”﹐而陈寅恪是“大特务”﹐他的两个女儿也是“特务”。因此“清白”的家属均主动站出来与陈寅恪划清界限﹐他的两个女儿当然也不敢回去看望受苦受难的父母﹐深恐牵连到自己。这种家破人亡的悲剧﹐在中共统治大陆几十年中﹐屡见不鲜﹐何止是文革而已﹐因此没有人会同情陈寅恪﹐因为比他们更悲惨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在陈寅恪最后的两百天中﹐他已瘦得不成样子﹐有人偷偷上门去看他﹐他一语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但外面对他的批斗诅咒仍然十分凌厉﹐他们骂他“比狗屎还要臭”﹐骂他“死不改悔的反动派”。但到了毛死文革结束﹐中山大学热爱毛的革委会则说﹐陈寅恪到死仍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感激！
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晨五时许﹐瘦弱不堪的陈寅恪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逝世﹐经诊断死因是：心力衰竭﹑肠梗阻﹑肠痲痹﹐享年七十九岁。而为他吃尽苦头的妻子唐篔则在陈寅恪死后四十五天﹐也就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廿一日晚上八时死去。虽然中山大学方面说她是死于心脏病﹑脑出血，实际则是唐篔在从容安排好一切后方随陈寅恪而去﹐也就是为殉夫而自行了断﹐只是不愿让革命群众为她带上“自绝于人民”的帽子。
到了一九七六年﹐中山大学革委会政工组才下结论说：“陈寅恪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按国务院规定一次补发其遗属抚恤金伍佰二十元”﹐体现了毛与党对他的“恩情”！
陈寅恪死后，消息一直被掩盖﹐也许中共当局认为“微不足道”﹐也许有些共干把它订为“国家机密”﹐因此外界无从得知。直到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一日，在香港出版的“春秋杂志”才发表了一篇“史学权威陈寅恪一死了之”的文章﹐透露了陈寅恪死讯。到了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台湾中央日报副刊又刊登出一篇长文﹐历述中共把陈寅恪迫害致死的经过。两个月后﹐也就是三月三十一日﹐台湾国府国防部长俞大维在中央日报写了一篇“纪念陈寅恪先生”的文章﹐内有“缅怀此一代大儒﹐不禁涕泗滂沱”之句﹐但并无责怪中共政权之句。接着海外传媒在一年中发表了许多名人追悼陈寅恪的文章﹐其中包括有赵元任﹑杨步伟﹑毛子水﹑罗香林﹑劳干﹑方豪﹑牟润荪等。
俞大维与陈寅恪有姻亲关系﹐陈的母亲是俞大维的姑母﹐陈的胞妹是俞大维夫人﹐而俞﹑陈两人均先后赴美国﹑德国同窗留学。
也许海外纪念陈的文章有批评中共政权之处﹐因此中共方面对此有所反应﹐一九七八年五月﹐毛死江囚﹐广东出版的“学术研究”刊出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在前言中这样写：“解放后党和人民对陈寅恪先生的工作和生活给予妥善照顾﹐使这位早年双目失明的学者的著述工作从未中断﹐对此他曾多次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感激。陈寅恪先生于一九六九年逝世﹐在他去世前用了十几年的工夫研究了大量明末清初的史学﹑文学材料﹐终于完成了‘柳如是别传’﹐这种学术钻研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蒋帮的一些无耻文人﹑政客﹐因为陈寅恪先生十多年没有发表文章﹐便大谈他晚年遭遇﹐并借此进行反共宣传﹐这部洋洋数十万字的著作﹐就是给这些反华﹑反人民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黄花岗》2004 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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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受冲击被迫害是难免的，但陈身体一直不好，七十九岁辞世也还好了。林徽因是54年辞世的也是身体不好。民国期间的生活条件差是主因，即儿女说的“与半个多世纪前外敌入侵我国紧密相关”。
1957年的陈寅恪夫妇，这时候没有什么迫害，身体似乎比抗战期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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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陈寅恪失明的过程
2017-09-20 | 陈流求 陈美延 | 2674
先父陈寅恪在中年双目相继失明，是他一生最大的憾事。对于终身以读书、教学、研究学问为己任的父亲而言，其痛苦是他人难以体会的。我们那时虽然年龄尚幼，未能理解父母内心的悲楚，但已能感知全家都笼罩在忧郁的气氛之中。有关父亲失明的记述，在我们姊妹的回忆短文中分别有载，但当时全凭回忆，姊妹又分居各地，记述略有误差；近年根据父亲生前友好发表的日记、信件等资料，我们又再追忆、讨论，将往事记下。”
父亲出身在一个世代读书的家庭，家庭藏书丰富，自五六岁入家塾启蒙后即嗜好读书，此况如王钟翰先生在《陈寅恪先生杂忆》文中关于先父突患左眼视网膜剥离症一段所记：
先生一日见告：我之目疾非药石所可医治者矣，因龆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旧日既无电灯又无洋烛，只用细小油灯藏于被褥之中，而且四周放下蚊帐，以免灯光外露，防家人知晓也，加以清季多有光纸石印缩本之书，字既小且模糊不清，对目力最有损伤，而有时阅读爱不释手，竟至通宵达旦……
先伯父、先姑母也曾述及以上情景，并告我们，父亲自幼秉性好静，嗜阅读，常深思，不喜户外游戏。
陈寅恪
从我们记事起父亲鼻梁上总离不开眼镜，抗日战争爆发前在清华园里，无论是夹着布包袱上课堂或回家伏案工作，以及生活起居都离不开它。幼时只知是近视眼，究竟有多少度数，并不清楚。现在想来父亲眼睛近视的缘由，遗传因素难以察考，祖父八十高龄后仍能阅读，祖母亦无视力不佳之闻；而环境因素与父亲孩童时即长期近距离用眼，光照严重不足有密切关系。父亲在十三岁正值少年生长发育旺盛，也是眼球长轴发育趋向稳定之际，东渡日本求学，他曾谈到昔日伙食甚差，每日上学所带便当只有点咸萝卜佐餐，偶尔有块既生又腥的鱼而已。即便如此父亲在异乡仍苦读不辍，以致营养不良，引发“脚气病”，不得已返国。
陈寅恪与女儿
1937年，父亲刚满四十七岁，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日军攻占了北平，祖父忧愤不食于9月14日弃世，此为家中最重大变故，而伯父、叔父均在南方，交通阻隔，奔丧尚未赶到，父亲为当时家中惟一的儿子，先行主持丧事。国事、家事令他心情十分沉重；又极劳累，亲友来吊唁时家属均一一还礼，叩首或鞠躬，频繁弯腰、低头，以后方知，此类姿势对高度近视者极不相宜，可能诱发视网膜脱离。多种因素促使父亲在祖父治丧期间右眼视力急剧下降。不得已到同仁医院检查，诊断为右眼视网膜剥离，医嘱及时入院手术治疗，不可延误。决定是否施行手术，对父母是一次严峻的选择。父亲一度住进同仁医院眼科病房，他不仅向医生询问有关病情，手术前后事宜及成功或失败的预测等，还向病友及病房工友探询。考虑到当时接受手术治疗，右眼视力恢复虽有希望，但需费时日长久，而更重要的是父亲绝不肯在沦陷区教书，若在已陷入敌手的北平久留，会遭到种种不测。当年，美延刚出生，流求八岁。侧听父母严肃交谈反复商量，从大人的语句中感觉出父母做出决定很慎重，也极艰难。父亲终于决定放弃手术治疗眼疾，准备迅速赶赴清华大学内迁之校址。此时父辈四兄弟均已抵达，共议祖父身后事，在祖父逝世后刚满“七七”尚未出殡时，于11月3日父亲隐瞒了教授身份，携妻带女，离开北平，决心用惟一的左眼继续工作。
1939年秋，陈寅恪、唐筼夫妇与三个女儿避难香港
历经逃难的各种艰辛，才到达湖南长沙，不久因战局关系，学校迁往云南。父亲只身到西南联大任教。在此期间父亲时常患病，视力模糊，阅读、书写吃力，加之逃难途中丢失了曾多年亲手批注阅读心得的宝贵书籍等等原因，情绪低落。据当年同在昆明的俞启忠表兄相告，逢空袭警报来临，他常陪同父亲去躲避轰炸，以防父亲因视力缺陷发生意外。
漫长的八年抗日战争期间，我家几经逃难，父亲体质愈加衰弱，母亲及幼女时有病痛，至1943年底才到达四川成都，任教于燕京大学。先住入学校租赁的民房内，此时正值抗战后期，物价飞涨、灯光昏暗，且常停电，父亲用惟一高度近视的左眼视力，照旧备课并从事学术研究，完成多篇论著。父亲视力日渐减退。回顾那时他的手写字迹已较前明显增大，记得一次期末评卷后，父亲因视力不济，已无法按校方要求将考分登录在细小的表格内，无奈之下只有叫流求协助完成这项费眼力的工作。
1944年秋，我们迁入成都华西坝广益路宿舍。11月中旬父亲左眼已经恶化，但未休息仍继续授课，石泉(刘适)、李涵(缪希相)先生在《追忆先师寅恪先生》文中说：
他(指先父——作者注)在课堂上对大家说：“我最近跌了一跤后，惟一的左眼也不行了，说不定会瞎。”
1944年11月23日父亲致函中央研究院李济、傅斯年二先生，谈到：
弟前十日目甚昏花，深恐视网膜脱离，则成瞽废。后经检验，乃是目珠水内有沉淀质，非手术及药力所能奏效。其原因想是滋养缺少，血输不足(或其他原因，不能明了)，衰老特先。终日苦昏眩而服药亦难见效，若忽然全瞽，岂不太苦，则生不如死矣。
《吴宓日记》1944年12月10日记有与父亲同在燕京校楼晤面事，过两天后12月12日记：
宓访寅恪于广益学舍宅，知寅恪左目今晨又不明，不能赴宴。
在此寒冷的早晨，父亲突然感到左眼失去光明，忙叫流求去通知学生：他当天不能上课。并即到存仁医院诊视。12月14日，因左眼视网膜脱离，住入该院治疗。
入院后由陈耀真教授主持，于12月18日进行手术。母亲给傅斯年先生的信中述：
寅恪经手术后，今日为第九天，内部网膜究竟粘合成功否?尚看不清楚，又须平睡，不许稍动，极苦，而胃口大伤……
母亲昼夜在病榻旁，又急又累，旧病复发。此刻燕京大学的师友、学生非常关心，轮流在床边守护如同家人，对此情谊，我们未曾忘怀。流求、小彭正念初中。每日午后由家里送汤水到医院，但父亲进食很少，体质更加下降，对伤口愈合殊为不利。
术后一月，医生告知第一次手术未成功，准备再施二次手术。父母甚为踌躇，母亲曾向亲友征询意见，最后父亲自己定夺暂不再手术。因感到第一次开刀不但未粘上，并弄出新毛病；若二次再开刀，医言又无把握。现静养一月渐有进步，万一将来忽然变坏，然后再开刀。基于病变性质，当年的医疗技术设备条件及身体基础状况等原因，父亲于旧历除夕出院，以后我家与陈耀真、毛文书教授家仍互有往来。
陈寅恪
父亲虽归来与家人共度旧历乙酉元旦，而面对如此打击，父亲情绪极为低沉，父亲心境可循其当时诗作略知一二。例如旧历乙酉年正月初二所作：
目疾久不愈书恨
(见《陈寅恪诗集》，1945年2月作)
天其废我是耶非，叹息苌弘强欲违。
著述自惭甘毁弃，妻儿何托任寒饥。
西浮瀛海言空许，北望幽燕骨待归。
(先君柩暂厝北平，待归葬西湖)
弹指八年多少恨，蔡威惟有血沾衣。
不久刘适老师兼任助教，每日来家协助父亲工作。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9月父亲应英国皇家学会及牛津大学之约，去伦敦疗治眼疾。父亲抱着最后希望，祈盼恢复一定视力，决定远涉重洋。这时他双目不明，身体虚弱，母亲又不能同行，困难可以想见。幸有西南联合大学邵循正等四位教授赴英之便，结伴同行。成都至昆明一程，原定吴宓伯父陪同，因病改请刘适老师护送，9月14日父亲离家远行。父亲有诗记此行：
乙酉秋赴英疗治目疾自印度乘水上飞机至伦敦途中作
(见《陈寅恪诗集》)
眼暗犹思得复明，强扶衰病试飞行。
还家魂梦穿云断，去国衣装入海轻。
异域岂能医异疾，前游真已隔前生。
三洲四日匆匆过，多少伤今念昔情。
父亲抵伦敦后，由著名眼科专家Sir Steward Duke－Elder负责诊治，从代笔的家书中简述了自己的感受，第一次手术后有进步，但眼睛吸收光线尚无好转，仍模糊；第二次手术想粘上脱离之部分，失败。但总的比出国时好，医告勿须再施手术。父亲尚存最后一线奢望，请熊式一教授把英伦医生所写的诊断书寄给时在美国的老友胡适先生，经托人往哥伦比亚眼科学院咨询，亦无良策。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父亲于1946年春结伴买棹归来，途经纽约，数位旧友特登船看望，他对赵元任夫人说：“赵太太，我眼虽看不见你，但是你的样子还像在眼前一样。”可知当时的视力情况。轮抵上海，由新午姑母登舟接到南京暂住，于10月返回北平清华大学。此时父亲虽然双目失明，仍期望在同事及友人协助下继续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陈寅恪在助手黄萱协助下正在著书（摄于1957年）
纵观父亲眼睛的悲剧，与半个多世纪前外敌入侵我国紧密相关，父亲及祖辈素来视国家兴亡、民族气节为至上，为此而颠沛流离、生计困窘、营养匮乏，这些均促使悲剧过早发生。然而父亲并未因双目失明而停止教书及研究工作。在助手帮助下，以耳代目，以口代笔，迄至晚年骨折卧床依然顽强坚持著述创作。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揪出批斗，同时勒令禁止其“反动学术研究”，查抄其诗文稿谓“供批判用”……至此，才停止了学术创作而不久也被迫害身亡，父亲就这样走完了那昏黑长夜，结束了瞽者生涯。
摘自《永远的清华园——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