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这个反应悲观又冷漠，我没有第一时间去窗外看，而是继续敲电脑，但脑子里开始浮现那期间看到的负面新闻。不久传来很痛苦的哭声，我下意识看了一眼时间，凌晨12点15分。
我犹豫着要不要去窗外看，思绪从原本焦虑万分的“我该拿什么去开这个该死的会议”，慢慢转变到——“我该花力气在做不完的工作上，还是在也许需要我帮助的哭声上？可是我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吗？我连自己简单的工作都完成不了又怎么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呢，但我没有行动没有尽力又怎么知道自己没能力呢，我在害怕什么吗？”
对自己的灵魂拷打了几分钟后，我走去阳台打开了窗户。顺着哭声，我看到隔壁栋一楼的草丛里站着一个人——“也许她不是从楼上掉下来的”，我当时想——直到我看到旁边的树有明显折断痕迹。住在9楼的我无法确认草丛里的她什么状态，也无法确认她身上的红色是鲜血还是图案，只能确认她在喊痛，不断的重复着。
对面楼好几户人在拍照，楼下却一个人都没有。我决定下楼看看她。
从听到掉落的声音到我下楼，只是二十分钟不到，但现在回想起，这里的犹豫却像是一部正在播放的电影，直到那些拍照的人按下了暂停键。
下楼后，我发现她已经不在草地里，但也没听到她的哭喊声。担心她晕倒在哪的我开始在附近寻找着。没走两步，我就看到一个很瘦小、裹着小毯子的背影，走路不太稳，头发里还夹杂着树叶。
“你还好吗？”我在她身后和她打了招呼。
她转过身，平时不看血腥电影的我第一次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有这么多血，整个外翻变形的嘴唇、脖子都是血，顺着流到了衣服上。我没忍住的颤抖了一下。
“我在哪里？我好害怕。”
这是她和我说的第一句话。我问她是不是从楼上掉下来的，她说不知道。于是我带着她走回我在楼上发现她的位置，问她是不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她说是的。我顺着那个位置往上看，发现三楼的窗户打开着：
“这是不是你家？”我问。
“好像是。”她说。
我告诉她我们在小区里，并且告诉她我在家里看到的一切后，她还是迷迷糊糊，意识不太清楚，然后说只记得自己喝了酒晕乎乎的睡觉了。我了解大概情况后拨通了120，并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观察她外伤情况。她脖子上有很大的出血口，也一直扶着腰。工作人员提醒我不要轻易触碰她，也不要让她走动，担心有内出血或骨折，并提醒我要报警。于是我又拨打了110，再一次和他们描述情况。
在等待救护车和警车时，她不断说很痛，为了转移她注意力我和她聊起天，也许能再掌握一些信息告诉警察。聊天得知她是台湾人，刚从隔离酒店出来不久，前段时间刚飞来上海没想到就碰上了封城。
救护车和警车都到位后，我以为助人为乐之旅即将告一段落。却没想到为我准备的无常，人间的冷漠，正要开始。
警察和救护车人员同时抵达了现场，我开始接受警察第一轮盘问。“你是谁，她又是谁？”我一边回答着警察的问题一边看救护人员的处理，他们粗鲁的指令她自己坐上担架上，也粗鲁的给她进行第一轮检查，在一旁的我没忍住吼他们：“轻一点！她刚摔下来的！你们让我不要随意动她，怎么你们就能这么粗鲁。”
在这个特殊时期必须有手机里的核酸报告才能去医院，警察决定上楼帮她拿手机并且通知她的室友们。我不断强调她是12点15分摔下来的，现在已经过去快半小时了，有没有办法先让她去医院接受治疗，就算无法治疗是否能先将她送到医院门口。我提出一个又一个解决方案，全被否决。“我们没有办法，按照规则办事。”
想起那段时间报道过没有核酸报告而被拦在医院门口，无法接受治疗的新闻，以为离我很遥远的事情，就这么毫无预警的在我身上发生。虽然主角不是我，但那份无力感，我体会到了。
等了好一会儿，警察拿了五部手机下来，却没有一个室友下楼。关于舍友不下楼的原因，警察没有多说，恐怕也没有多问。我既有些困惑又很愤怒，这愤怒来自她室友们的冷漠——虽然在她清醒时有提到过她刚搬进来，我猜想她们大概还不熟。愤怒还来自这该死的疫情，一个从三楼摔下的人，躺在担架上的人，却没法第一时间去医院。
我替她接过手机，确认哪部是藏着关键的核酸报告后，再次看了一眼时间，凌晨1点了。也许是疼痛也许是酒精，她被抬上救护车已经彻底昏迷。我不知道该不该就这么让她一个人去面对，可是想如果是我躺在那里，我一定会希望有人陪着我吧。于是我和警察说：我陪她去医院。
封闭一个半月以来，我第一次踏出小区居然是用这种方式，这也是我第一次坐上救护车。不得不说是有些兴奋的，但兴奋的下一秒，救护车的小哥和我说：
“你知道我们送了你过去，没办法送你回来吗？现在特殊时期你要自己想办法回来的。”
“为什么不能送我回来？”我问。
“我们救护车只负责运送伤者，你不是伤者。”
“可是你也说了特殊时期，你们不送我回来怎么办呢？”我反问。
可确实啊，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在这个无法打车的封控情况下，我也没想过这个时期去医院是多危险的一件事。我家里还有室友，还有狗狗，万一我感染了新冠怎么办呢？当下的绝望，可能只有在上海经历了这次封闭的人才能理解。
车大概开了十几分钟，还没来得及多想，我们便到医院了。
临下车前，小哥给了我专业的防护口罩：“搞不懂你，这么危险的时期还陪陌生人来医院。”
我接过口罩，只说了谢谢。我只觉得眼前的女孩子需要陪伴，哪怕是个陌生人，我也不希望她一个人去面对这些。危险是一回事，但我愿意。
到了医院以后，我和护士再一次交代这位女孩子的情况，几点摔下，伤势如何，几时开始昏迷。平日里的我是个非常迷糊的人，在这个特殊情况下我意外的清醒。
交代完情况，护士边不耐烦的打电话喊值班医生出来，边询问我：“你是谁？”
“隔壁栋的，我不认识她。”
“隔壁栋？好心人啊？这年头还有你这种人吗？”她打量着我。我沉默，接不上话。
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个医生围着一位伤者，因为她伤及到的部位并不少，但她又处在昏迷状态，基本与伤口相关的医生都出现了。印象比较深刻的有骨科、牙科、整容科三位值班医生——我也是第一次知道牙科也需要有急诊，需要有人值班。
每位医生都很负责的进行一轮检查，检查后就是数不尽的挂号，我拿着厚厚一沓单子跑去缴费，因为她关键的第一步是CT，需要排除内出血的情况。
“急诊室人手不够，你和护工一起推她去CT室吧。在另一栋楼里。”
护士话音刚落，救护车的工作人员在旁边说：“这怎么行，这是我们的救护车的床，你得先还给我们。”
他们在争执着，我又一次没忍住怒吼：“现在这个时刻到底谁更重要！”说完我就让护工带路，把她推走了。
CT室并不近，床也比想象中的难推，推了一半路程我已经有些出汗。我看着昏迷的她，突然觉得她的命似乎就在我手上。“万一她就在我眼前死了怎么办？”想到这个我又加快脚步。我小小声的喊了她名字：“佩佩，再坚持一下。”
到了CT室再次碰上人手不够，医生让我把她抬到台子上，我赶紧哀求护工帮忙。成功抬上后，再帮她把身上的金属物一点点卸下，卸的时候沾到了她的血，但并不害怕，只想着我们终于开始第一步的检查了。
CT结束后，护工默默在门口等着，帮我一起推到了急诊室。最开始接待我的护士看到我回来了，告知我接下来需要做的检查和伤口处理，又是厚厚一沓单子，又是跑去挂号、缴费、找医生，再经历了抽血、插尿管、缝针。在这些过程中，我不记得自己回答了多少次“你是谁”这个问题。每位医生护士知道后都有些诧异。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负责缝针的那位医生。缝针需要她本人同意并签字后才能进行，医生走过来让我想办法叫醒她让她签字。我说她现在不太清醒，偶尔醒一下又晕过去了。她现在的情况怎么可能签得了，我甚至怀疑她不知道自己在医院里。
医生很冷漠，只是淡淡的说：“叫醒她。”我明显感觉到旁边的护士都倒吸一口凉气。我说我叫不了。
“你能签吗？缝针过程出了什么事你能负责吗？你以为你担当的起是吧？”
“那你要我怎么办！我只是一个住在隔壁栋的人而已！我就是叫不醒她啊！”
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带点哭腔。我只是想陪着她而已，但我也确实没法去承担更多的责任了，我有些害怕了。
在我们争吵的过程中，一位医生推门而入喊：“这支笔你们用不用的？我这边有家属要签死亡通知书。”
原来这么大的医院，会差我手上这一只笔去签这样的文件；原来在我们争吵这一分钟里，外头刚有人离开这世界。
旁边的护士说可以让她指纹盖章，盖章前确保有人和她说明接下来需要进行的事就可以了。那位冷漠的医生看着我说：“告诉她，快点。”没想到在这时候女孩醒了，我赶紧告诉她接下来要缝针否则无法止血，需要她指纹盖章同意。她似乎没听懂我说什么，但她看着我，点了点头。我感到被信任，终于我抬起她的手完成了盖章。
她的伤口比较深，加上口腔内也有伤口，缝了快有一小时，至少我的感觉是。我需要全程抬高她的脖子，否则医生不好处理。这个过程是那天晚上最漫长最难熬的。我没办法看着这个过程，边抬着她的脖子边扭过头去。她在打麻药的时候疼醒了，叫的非常惨烈。我没忍住哭了，原本就泪点低的我再配上这个声音，实在太心疼了。我不断的抚摸她的头，希望能安慰她，告诉她忍一忍，马上就好。缝针的过程也伴随着她的哭喊声，缝没多久她安静了。
“她估计又昏过去了，是好事。”医生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漠，但他说得没错，确实是好事。在缝针的过程中我再次接到警察的电话，询问我女孩子情况如何。那时候CT结果已经出来了，骨科医生说她腰椎骨折情况不乐观，需要联系她家人或者朋友。我告诉警察拜托他们帮忙联系，结果又再一次听到“我们无能为力”的回答。接着他们问我：“你打算帮到什么地步才收手呢？”
“那你们又什么时候愿意接手呢？”
“你知道你没办法一直帮下去对吧？”警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知道，但我在尽力。至少现在我还不能走。你们联系不上她家人，那我自己想办法。”
警察沉默了一会儿说，因为我救了台湾同胞，所以他们会等我处理完医院的事后送我回家。那如果不是台湾同胞呢？他们还会送我回家吗？他们还会关心这位伤者吗？他们还会关心我吗？
我不敢细想。
那位冷漠医生听完我的和警察的电话后，大概猜到了我们的谈话内容。他边缝针边说：“小姑娘，我知道你是好人，我知道你很想帮她，但你连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都不清楚都不了解，值得你这样去帮她吗？再乐于助人你也要先保护好你自己。有些事该撒手就撒手，别管那么多。”
我说：“我现在撒手后有人管她吗？她会被怎么处置呢？她还有这么多针没有打，报告没有拿，你们会管吗？”
医生说：“没人照顾的患者我们会走应急通道，只要这个人是活着的就行，但其他我们不会管的。”
“是阿，所以她现在有我在照顾着。”
缝完针医生再次很认真的劝我：“把她交给警察，以防万一。”我说：“谢谢你我会的，但不是现在。”
我确实不知道这位女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不管是好人，坏人，所谓的烂人，都应该被爱，都值得被善待。很希望这些冷漠到我这里为止，很希望能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最大程度的让这些冷漠变成温暖，传递出去。我并不希望别人去走我走过的路，哪怕是个陌生人。
如果每个人都能在十分的冷漠里留一分温暖给需要的人，很多事情都会不一样。
缝针后我陪着她在急诊大厅等待着输液。在等待的半小时里，我看到从抢救室里推出一个黄色装尸袋，后面跟着两位脸色凝重的中年人，也许袋子里那位是他们的家人吧。我微微地鞠躬，心里默念一路走好。看了下急诊大厅，大部分人都没注意到这个袋子，大部分的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苦恼着。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能做的，也只是鞠躬。
在她成功输液后，我翻出她的手机，用她手指解开手机之前，我在她耳边说：“抱歉我要打开一下你的手机，我需要联系你的家人。”
她的微信置顶就是家人，我点开她妈妈的聊天框，从画面显示的内容来看家人都在台湾，我在对话框里简单描述了女孩的情况并留下我的手机号码，告诉他们请联系我。那时候是凌晨五点，我想短时间内也不会回复了。
我走出急诊大厅， 坐在了医院门口的花坛上，才意识到自己这一整晚没坐下来过。我的身体疲惫到极致，抽烟时手臂也在发抖。我给警察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给女孩家人留了我的联系方式，也给医院留了一个，希望他们能先送我回家休息，等她家人回复后再看看怎么处理。警察说：“麻烦把我们的电话也留给医院吧，局长说要送你回去让你好好休息，剩下的交给我们。”
也许我真的该交给他们了，我也该相信他们。
在我准备走的时候女孩清醒了，她很诧异的看着我说：“你怎么还在这里？是你一直在陪我吗？”她不敢相信。我告诉她的伤势，也告诉她联系了她家人但还没回复。她不断说谢谢，我说但很抱歉我现在要回家了，需要我的话可以联系我，我就住在隔壁栋。然后给她留下我的手机号。
来接我的警察大概只是听领导安排，并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也好，终于遇到一个不会审问我的警察了。我坐上车，像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似的，好奇的看着窗外。
两个月以来，我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上海，太阳刚出来，照亮了这个满是垃圾的城市。鸟儿在马路上找吃的，人类关在家中，我坐在警车里。开到静安寺的时候，我每天回家都路过的建筑物，它变得很陌生。
推开门，我的狗狗异常兴奋的来迎接我，这是封城以来我离开他最久的一次。我在客厅拿了一大包抗原，急冲冲回房间脱掉所有衣服去洗澡。躺在床上的时候已经早上六点多了，浑身无力的我还是发了消息给室友，坦白自己去过医院会进行自我隔离。
我看着天花板想，也许这是一个选择善比恶要艰难的时代，但我希望自己有能力，一直选择善良。
那天睡不到三小时就接到女孩家人的电话，听出来很着急，她家人说一直联系不上她。我安抚他们的情绪也交代了情况，至少在我走的时候女孩情况是稳定的。因为封控原因我没法再去医院，和她家人结束通话后我就联系了警察，希望他们能跟进一下女孩情况，后来他们很负责任地联系上医院，也联系了小区居委，不断和我汇报最新情况。最后女孩在和医生沟通后，决定回家休养直到上海解封回台湾治疗。
在上海未解封前，我们在小区见了一面，为了归还当时帮她卸下的耳环戒指。她走路有些不稳，脸也还是歪的。她说每天都在吃止痛药然后睡觉。她一直以为我那天是碰巧路过救下她，我说我是在家里听到声音后下楼的。她不断感慨：“我这条命是你救回来的。”我强忍着压抑着自己不哭出来。
五年前我的朋友跳楼自杀，在那之后，很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拯救者”，我知道我救不回他了，但我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拯救”他人。女孩的这句话让我觉得，我做到了。
那晚之后我不断做噩梦，梦到浑身是血的她，梦到她在缝针一直抓着我，梦到警察和医生围着我质疑我。我能理解每个人的不同，但直面这些人性冷漠时，还是需要时间去消化。在缝针医生质问我的时候，确实有那么一刻动摇，好人真的有好报吗？
没有好报又如何呢，忠于自己，不被影响。
前几天写这篇故事的时候看了下她朋友圈，已经回到了台湾和家人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