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四月，朱毛井冈山会师后，六月里取得七溪岭胜利，但同时中共在井冈山的内部斗争也十分激烈，领导权不断反覆。
井冈山内部斗争主要包括三方面力量。第一方面是毛泽东的秋收暴动部队和井冈山的土著王佐袁文才的部队，他们以井冈山的主人自居，但力量却不够强大。第二方面是朱德的南昌暴动败军和湘南农民军，他们上井冈山后被看做“客军”，但实力远比毛泽东的部队强大得多。第三方面是中共湖南省委，他们与毛泽东互看不惯，矛盾重重，其结果使得湖南省委与朱德之间形成了联盟。
红四军成立时，朱德的主要助手陈毅是湘赣边界军委书记，按照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红四军应该由湘赣边界军委领导。但六月，七溪岭之战后，毛泽东跳过朱德和陈毅，直接给湖南省委写报告，提出要发展井冈山红色政权的计划。朱德，陈毅则决心率主力部队南移，湖南省委杜修经也表示支持。湖南省委当时命令取消湘赣边界军委，另设前委（前敌委员会），陈毅仍然被任命为前委书记。同时湖南省委委派杨开明接替毛泽东担任湘赣边区特委书记。
红四军南移后，朱德主力二十九团七月里在郴州被打散，朱德手下猛将王尔琢又意外被部下所杀，这两件事使得朱德在军事上受挫的同时领导威信也受到伤害。八月里，毛泽东宣布取消陈毅领导的前委，另外设立了行动委员会（行委），由毛泽东自己担任书记，不久又将“行委”复改称为军委。九月里毛泽东更进一步，宣布湖南省委派来的湘赣边区特委书记杨开明有病，干脆把杨开明“送”走了。同时，毛泽东为了巩固领导权，实行清党，如他在《井冈山的斗争》里所说的“九月以后，厉行清党，对于党员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毛泽东以军委，特委及地方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书记身份，领导一把抓，集权于一身，但遭到湖南省委和当时中共中央的反对。湖南省委又另派谭震林为湘赣边区特委书记。
谭震林到井冈山后，于十月在茅坪召开了湘赣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此次会上批评了朱德（不点名）分兵冒进，不注意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错误。同时根据当时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批评了过分打击中间阶级的做法（中央指示在总的策略上要联合富农，不要故意加紧打击富农）。
十一月六日，中共湖南省委因急于与实力派毛泽东妥协，对毛泽东让步，恢复前敌委员会，指派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侨生，毛科文五人为委员，由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并兼湘赣边区特委书记。然而八天之后，也就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井冈山发生小型兵变，造了毛泽东的反，湘赣边区红军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朱德，谭震林为军委常委，朱德任书记。会议同时决定改编红军，暂不设师，军部直辖三个团：第三十团并入二十八团。宜章独立营并入二十九团。第三十五团并入第三十四团。第三十四团就是毛泽东早期的红一师，朱毛会师后，红四军初编时候的第十二师。
与此同时，中共湘赣边区又举行党的代表大会，改选委员。谭震林得票第一，朱德第二，陈毅第三，毛泽东得票屈居第十五，差点落选。于是谭震林又正式担任边区特委书记，陈正人当选副书记。
毛泽东再度受挫后，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又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报告中的主要论点是强调十一月十四日所产生的军委特委，应该听命于十一月六日成立的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会。同时申述红军南移失败责任在于湖南省委。这篇报告就是后日公开发表的《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报告里有这样的字句：“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可见毛泽东当时的消沉心情。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中下旬之间，毛泽东在争夺井冈山领导权斗争中受到挑战和挫折，使他一时情绪颇为消沉。但这时也有两个重要实力人物支持他。第一个是林彪。林彪原本是朱德的部下，七月里红四军南移，遭遇重大损失。朱德的领导威信和实力都受到损害，尤其是王尔琢之死，使得朱德痛失左膀右臂之爱将。已经崭露头角的林彪接替王尔琢成为二十八团团长，后来成为红军不可取代的名将。另一个是彭德怀，他那时恰好率领平江暴动后组成的红五军之一部，上了井冈山。林彪和彭德怀，后来一个是红一军团首领，一个是红三军团首领，这两个军团是后来中央红军的绝对主力。而林彭二人，当时在朱德与毛泽东之间，都更为接近毛泽东。
在上井冈山之前数月，彭德怀于1928年7月与滕代远等人发动了平江暴动。彭德怀原本是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师长周磐）属下一团团长。彭德怀很早就在他的部队里成立士兵委员会，成为秘密中共党员后，与邓萍，张荣生，李灿等人在他的部队里秘密建立中共党支部，后扩大成为党委。1928年4，5月间彭德怀所部被派到平江去清乡剿共，彭德怀利用士兵委员会组织士兵闹饷发动兵变，就是所谓平江暴动。暴动成功解除了平江县城里军警的武装，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暴动后宣布建立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并宣告成立红五军。红五军是继井冈山红四军之后的意思。红五军编制如下：
彭德怀为军长兼十三师师长，邓萍为参谋长。下瞎一，四，七三个团，团长分别是雷振辉，陈鹏飞，黄纯一，贺国中为七团副团长。同时成立了红五军军委，从军到连实行共产党党代表制，团以上建立政治部。滕代远为红五军党代表（政委），李灿为一团党代表，黄公略任四团党代表，黄纯一兼任七团党代表。
平江暴动后，遭到国民党湘鄂赣军的联合进攻会剿，暴动军队被迫撤出平江县，七团团长黄纯一战死。之后红五军转战于湘鄂赣边区，与会剿进攻之敌周旋打“圈子战”，经过四五十日转战，红五军减员一千多人，彭德怀的骨干助手张荣生李力等人战死，四团长陈鹏飞脱离部队做了逃兵，一团长雷振辉企图叛变，被击毙。1928年11月，根据湖南省委指示，彭德怀，滕代远，邓萍，贺国中，李灿，张纯清率领红五军之一部（五个大队）前往井冈山与朱毛红军会合。黄公略率领红五军剩余的六个大队，继续在湘鄂赣边区各县打游击。彭德怀在晚年所写的《彭德怀自述》里提到，他上井冈山之前就景仰毛泽东，对朱毛红军在井冈山的斗争情况十分关注向往，并积极模仿，上井冈山后在实际接触中对毛泽东的佩服有增无减，不过后日在建国之后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指责他以往在战争年代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虽然当初毛泽东曾经写诗说，“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红五军自发动平江暴动至后来上井冈山，经过多年战争，早期与彭德怀一同发动平江暴动的骨干人员，如黄公略，邓萍，张荣生，贺国中，李灿，李力，等人基本悉数战死，张纯清后被国民党逮捕死于狱中。活到建国之后的唯有彭德怀，滕代远。另外在当初参加平江暴动的下级士兵里出现了两个后日的著名战将，李聚奎，彭绍辉。此二人建国之后都被评为上将。
1930年2月24日，当初迎纳毛泽东秋收暴动败军上井冈山的原井冈山寨主袁文才和王佐同时被杀。杀他俩的是彭德怀所部红五军的第四纵队，当时，袁文才王佐及所部在永新县城内，红五军第四纵队由张纯清（当时用名刘宗义）率领进攻袁，王，行进到县城外浮桥处时，袁文才王佐察觉，从城内向桥上冲击，结果袁文才被击毙，王佐落水而死。
袁，王二人被杀并非出于偶然，而是事出有因的。
1928年11月彭德怀上井冈山后不久，前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六大决议，决议中有《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要求对于土匪武装采取如下措施，“暴动前可以同他们（土匪）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当时袁文才，王佐，彭德怀都在座，毛泽东有意删去上述部分未予传达。然而缘于土客籍之间的矛盾，湘赣边界特委和永新，宁冈等县的不少党内势力素与袁，王关系紧张，得知中央有此决议后，永新县委王怀和宁冈县委龙超清等人以决议精神为由，力主杀掉袁，王二人，被毛泽东勉强说服按下。
1929年1月，井冈山因遭湘赣国军围剿，物质补给困难，前委决定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脱离井冈山，转往赣南。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五个大队（约七八百人）留守井冈山。毛泽东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让其随军离开井冈山。王佐则留在井冈山与彭德怀一起担任留守。毛泽东带走袁文才被认为是出于对袁文才的保护，同时也是为了避免激化袁，王与党内敌对势力的矛盾而将袁，王二人拆开。
袁文才随红四军转往赣南后，某次偷看了中共六大决议原文，知悉了中共对于所谓土匪武装首领的真实态度，于是私自脱离红四军，潜回到井冈山。袁文才把偷看到的中共六大文件相关内容告知结拜兄弟王佐（王佐不认字，是文盲），说，“我们怎样忠心，他们也是不会信任的。” 王佐勃然大怒。
袁文才回到井冈山后担任宁冈县委常务委员和县赤卫大队大队长，他与王佐掌握着当地的主要武装力量。此时当地土籍与客籍两族矛盾激化，身为客籍而掌握武装力量的袁文才枪杀了土籍的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文庚宗，导致两族矛盾不可调和。作为报复，不久，土籍控制下的中共湘赣边区特委杀掉了与袁王二人关系良好的特委组织部长宛希先，并向上级报告说袁王二人可能叛变。在当时正在湘赣边界的中央特派员彭清泉主持下，边区特委决定清除袁，王二人。
1930年2月19日（或21日），袁文才，王佐捉住了红军死对头茶陵县十八团团防局团总罗绍才，袁文才因想要罗绍才交出其所拥有的兵工厂而未杀罗，此举被湘赣特委书记朱昌偕认为是通敌的铁证，于是终于决定借助彭德怀的力量直接剪除袁，王二人。
1930年2月下旬（彭德怀回忆说3月初，应该记忆有误）某晚深夜，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和秘书长陈正人来到彭德怀军部，说要报告情况。当时彭德怀，滕代远，邓萍三人在场。朱，陈二人说袁文才，王佐要叛变。说袁，王在永新县联席会议上，强迫特委把边区地方武装拨归他们改编统率，王佐讲话时还拔出驳壳枪一把拍在桌子上，现在永新城内驻的是袁，王的人马，如果不答应他们条件，袁，王会将参加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彭德怀感觉事出蹊跷，因为红四军开往赣南后，他留守井冈山曾经与王佐率领的部队共同攻打过酃县，桂东等地，合作不坏，他对王佐印象并非特别蛮横无理之人，疑问何至于如此严重？朱昌偕说都是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来后挑拨出来的事情，因为他看到六大决议案原文，回来告诉王佐，两人态度便有了根本改变。彭德怀由是想起不久前有一次他去造访王佐，至黄昏时，红五军司令部派传令兵去接他，当时王佐的警戒兵喊口令，“站住”，王佐也很紧张，立即拔出手枪，左右人员也都端起抢来，彭德怀见他有怀疑，坐着未动，说，“这里没有敌人嘛”。又问传令兵去干嘛？传令兵说，党代表让来接司令员，怕路上有狼不安全。彭德怀由是觉得王佐多疑是肯定的。彭德怀于是召开临时军委会议，与特委共同决定，派四纵队党代表刘宗义（张纯清）率领四纵队一部分接近县城，守住浮桥，等天明时候再和袁，王谈判，弄清情况后，再行决定。然而袁，王一发现情况有疑，就急于突围，向外冲击，结果就出现本文开头情形，双双被杀。
据多种中共官方党史所述，毛泽东事后对袁，王二人被杀表示惋惜，并不止一次说，杀错了！美国记者斯诺所著《红星照耀中国》里也记有毛泽东说袁，王不该杀的内容。彭德怀晚年所著《彭德怀自述》里记述毛泽东对袁，王被杀事件的态度与上述种种有明显出入。据彭德怀回忆，红四军行将离开井冈山前，毛与彭谈话说，“袁这人很狡猾，名堂很多，他已同意随四军政治部工作，这就可减少井冈山以后工作的困难。”1931年富田事件前后，毛与彭谈话又提到袁，王，说，“讨论‘六大’文件时不应该要他们参加。在红五军四纵队靠近永新城时，袁，王那样惊慌，是可以怀疑的。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井冈山也是不怀好意的。袁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袁未逃回以前，王佐随五军行动，还是表现好的，对五军是不怀疑的。”
建国后，庐山会议彭德怀倒台，成为反党集团首领，新账老账一起算，多年前袁文才，王佐被杀成了彭德怀一大罪状。他被指责是为了吞并袁，王所部而不惜杀害袁，王。但事实上，袁，王被杀后，彭德怀未取一杆枪。
建国后，1950年，当初与边区书记朱昌偕一同夜访彭德怀请求杀掉袁，王二人的边区秘书长陈正人担任江西省委书记。他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又提到袁，王事件，毛泽东说，“杀袁王杀错了！”于是，这一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追认袁，王二人为革命烈士。1965年5月毛泽东时隔38年重上井冈山，会见了袁文才和王佐二人的妻子。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那些牵扯到杀袁，王二人的其他主要当事者的下落。当初根据六大决议精神坚决主张杀掉袁，王的永新县委王怀仅仅两年之后，也与1932年蒙冤被错杀，死时26岁。1945年“七大”时经毛泽东提名，恢复名誉，追认为烈士。另一位宁冈县委龙超清，1930年底，也就是袁，王被杀的同年年底，在赣西党内肃反时，被打为“AB”团首要分子，于次年年底在江西广昌被错杀。死时同样26岁。建国后被追认为烈士。夜访彭德怀的主角湘赣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于1931年8月，因害怕被打成“AB”团遭逮捕，逃到山里开枪自杀。死时24岁，距离杀袁，王仅一年半。此人建国后也追认为革命烈士。当初定夺清除袁，王的中央特派员彭清泉（潘心源）于1931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最后还有担任镇压袁，王的红五军四纵队党代表刘宗义（张纯清）于1942年被国民党逮捕，两年后死于狱中。
袁文才，王佐被杀时，所部排长以上干部四十余人同时被杀，士兵若干被编入红军，其余遣散回家。在当年袁，王二人所部士兵中后来出了两个知名将领，张国华，赖春风。张国华建国后被授予中将军衔，是59年镇压拉萨叛乱和62年中印战争的指挥员。赖春风建国后被授予少将。
56年前那场人类罕见的大闹剧文革登场，整整折腾了十年，到1976年才总算谢幕。谢幕的原因不是其他，只是因为这场大闹剧的发动者本人魂归西天了。倘若伟大领袖再多活几年，那么毫无疑问，只要他在世一天，文革就断然结束不了。就如他当初反击“二月逆流”发出的怒吼那样，“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不然，他要和林彪同志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的（讽刺的是林彪同志还没等到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自己就也成了反党集团摔死在了温都尔汗）。可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从不厌倦的毛主席终于也难逃“人固有一死”，他一死，文革就草草收场了。
毛泽东前脚一走，“四人帮”后脚统统从“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变成反党集团了，然后小平同志给“你办事我放心”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写信说“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又第三次复活了。接着小平同志发动了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辩论，文革就成了由毛泽东同志错误发动，被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利用了的“大动乱”“大灾难”了。“英明领袖”华主席也不“英明”了，辞去“主席”黯然下台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正确，文革是“大动乱”，“大灾难”也很正确，但难道这个道理小平同志之前不懂吗？为什么不在毛泽东活着时候对他说呢？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所有最高层的中央领导人有一个算一个，有谁曾经反对过吗？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不是一再声嘶力竭地振臂高呼“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吗？刘少奇不是还在反思检讨自己“最根本的是没有学好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吗？小平同志不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直到1972年给毛泽东写信时候还声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而且还信誓旦旦地“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吗？那时候为啥不跟“主席”探讨一下究竟什么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呢？
毛泽东活着毛泽东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死了，躺在水晶棺里说不了话了“实践”就成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了。小平同志是无神论者，知道水晶棺里的毛泽东徒具躯壳，再也不会怒吼“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了。于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变成了“大动乱”，“大灾难”。小平同志也是了不起的策略大师，“永不翻案”的“保证”，不过是他的空头支票，无需兑现，无需认真的。
文革是个悲剧，它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损失；文革也是个闹剧和喜剧，它让形形色色的人充分暴露出自己的真实面貌。文革只有在权大于法的社会里才会出现，只有在权力不必受到任何制约和监督，掌握权力者可以任意把自己的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凌驾于法律，凌驾于任何组织，集体或个人之上，为所欲为的社会里才会发生。毛泽东“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活着的时候，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是最伟大最正确的“真理”，什么胡作非为都会获得“一致通过”，“坚决拥护”，生命不息，阶级斗争不止，政治运动不止。文革随着毛泽东肉体生命的结束而落幕，但毛泽东“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精神遗产并不见得一并寿终正寝，只要权大于法，只要权力者不受制约和监督，只要政治凌驾一切，可以随意抹杀反对的声音或意见，即便“指鹿为马”也会“全体通过”，“赞成，全票”，“不赞成，零票”，那么文革的土壤就依然肥沃，文革2.0，文革升级版再次出现也不足为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