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火了-习近平有点像崇祯皇帝?(转）

文章火了习近平有点像崇祯皇帝？ - RFI

习近平拥有那么强大的统治手段和科技资源，却被一个武汉肺炎闹得惊慌失措，举国陷入恐慌，到处封城封乡，百姓怨声载道。许多人在探讨其中的原因，最近网络上很火的一篇文章，也许透露中某种启示。

网易平台近日刊出的『崇祯亡国的时候，大家都等着他下令』，是一篇解释明帝国末年崇祯走投无路明帝国覆灭的通俗短文，可以说不胫而走，尽管网上早删了，但各种复制件照样在大大小小的朋友圈流行。综合各种议论，倒不是人们突然大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似乎看到了崇祯亡国与习氏统治的某种相同之处。

时评人士梁京亦认为，政治集权不合天道，中国人若继续对皇权文化执迷不悟，就不仅会“自作孽不可活”，也会危及整个人类。他认为，前面提到的这篇文章，非常深入浅出地解释了这个机理。“相信该文将启示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文章开宗明义：“崇祯为什么亡国？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等着他的指示”。文章分析：“最后能干事的大臣差不多就被他杀完了，留下的都是不说话，不做事，皇帝说什么他就怎么做的那种听话的人。所以，他最后还说诸臣误朕，其实是执迷不悟，始终没有理解，是他耽误了大臣，也耽误了明朝的江山。”

文章分析崇祯统治的短板：“一旦遭遇突发危机，应对能力的短板就会特别明显。因为其他人都怕承担责任，所以并不独立判断，也不自己决策，而是逐级上报，等待上级指示，上级没有指示，他就坚决不动，因为这样做对他是最安全的。”“而这种过度的权力集中导致的另一个很明显的结果就是，其他人都对整个体制失去了忠诚和认同，而只是把自己当成皇帝的打工仔。”

文章结论：“这其实也是每个王朝末期官僚体系的普遍状态，对朝廷没有什么认同，对皇帝也无所谓忠诚不忠诚，只是当成一份普通的工作而已，只做上级交代的任务，上级没有指示，哪怕是再大的利国利民的好事，他也不会去做。因为在这种氛围下，如果谁这样做，反而显得别有用心，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最后被其他人逆向淘汰。”

武汉疫情还在肆虐，做总结也许为时过早，但综述各家分析，至少认为这次的最大教训之一就是武汉的官员们或者中国卫生部门的技术官僚们，在发现疫情的严重性，甚至已人传人，连医护人员都难以幸免的时候，还不敢向社会公开。还不敢上报，或者瞒报，少报。

李文亮医生只是在朋友圈略微披露，便被抓，被训诫，八位医生被毫无医学训练的警察训诫，封嘴，然后大家继续隐瞒疫情，相安无事，武汉当局继续团拜，开万家宴，开地方两会。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许多分析人士的结论就是因为过分集权所致，因为全中国的大权，都集结在集所有小组长于一身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身上，无论湖北省委，武汉市委，他们得到不良信息后都有两手，尽量就地消灭，消灭不了，大事化小，尽量轻报，不要让好大喜功的领导人不高兴。

这次的疫情，如果说湖北当局，或者说国家疾控中心完全压住了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中国已经建立了全天候直通中央汇报疫情制度，这个中央是谁呢，从卫生角度看，首先应该是国务院，国务院最高领导人是李克强，李克强为什么不能及时下令处理疫情呢？显而易见，他没有这个实权，如果李克强越过习近平，单独下令处理疫情，就会被视为违反两个维护，就会被认为是对习近平的不忠，这个罪名是极其严重的，所以，李克强所能做到的最大程度，就是向习近平汇报。那么，最终对疫情反应快慢的程度，就取决于习近平本人的认知程度。

习近平为什么迟至二十日才下令处理疫情，其实已经严重地为时已晚，据分析，有两种可能，习近平对疫情缺乏敏感性，或以为传染病有什么可怕，顶多死那么几个人，没什么了不起，这一点毛泽东也是这样；其二，习近平可能想等到中美贸易暂时落定尘埃后才做决定，其三，习近平与湖北的官员想法一致，快快乐乐迎春节，平稳开完地方两会，为三月份全国两会登场做准备。

台湾政大东亚研究所所长王信贤分析，习近平应该早就知道有武汉肺炎疫情的消息，但当时正值美中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等事项，习近平又将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因此当疫情尚属模糊阶段时，“没办法派上习近平的首要考量”。疫情延烧至此，“最重要的是中共体制上的问题”。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认为，习近平仍须对疫情蔓延负责，即便中央政府现在试图将引导舆论，将责任归咎给地方政府，但这些被问责的官员，都是在习近平任内任用的。

帝国的特征就在于全国所有官员都看着皇帝颜色行事，任何独立的看法见解都很危险，就这样，湖北这场可怕的疫情，早在十二月初已发现了疫情，一拖再拖，一压再压，直到完全失控，人传人，医护人员难以幸免，全中国都面临巨大危险的时候，习近平才表态了。这一表态，接着而来的就是帝国传统的战争处理方式，封城，封省，全封闭式管理，一时乱象百出，人民怨声载道，死的死，伤的伤，前期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患者求助无门，后期则上门抓人，暴力排查，给人民内心留下巨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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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中国权力核心所在 DR作者：安德烈

武汉疫情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即便按照官方的数据，已造成千余人死亡，近五万人确诊，许多地方封城封村，给活着的人造成的心理创伤无法估量。为什么武汉疫情失控到这种地步，梳理一下几个重要的时间点很有必要，武汉市长周先旺有关武汉12月份向中央报告的最新表述十分关键。

周先旺给出的时间

武汉官网『汉网』11日向外界披露了一个重大信息，武汉市长周先旺作为防疫前线最重要的领导人，在全民怒指武汉当局隐瞒疫情、耽搁对抗疫情的宝贵时间，且北京开始向武汉官方动刀，习近平钦差大臣取地方官员而代之的情况下，这位市长表示早已在12月份就已向中央报告疫情，就已向科学家通气，并且“遵从了科学家的建议”。他暗示他做了该做的。武汉为什么没有早向社会大众公布疫情，周先旺指自己是“依法披露”，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他不能向全社会告知，暗示这一责任不在他身上。

李文亮的时间

如果以目前普遍承认的12月8日发现疫情作为起点，疫情在12月下旬就有了相当的蔓延，武汉医护人员从一群从华南海鲜市场的工人身上，发现了同样的肺炎病症，也就是依据这一医生的观察和诊断，李文亮医生在朋友圈发出警讯，指出这是一个可与萨斯病毒比较的病毒。正如众人所知，他随后被毫无医疗知识的警方传讯、训诫，封嘴。与他差不多同时被封嘴的共有八名医生。

李医生发出武汉疫情警讯的时间是12月30日。李文亮医生后来不幸感染新冠病毒，医治无效，于2月6日逝世。

武汉金银潭医院专家的时间

1月24日，武汉金银潭医院副院长等人在『柳叶刀』刊载的文章里提到，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第一例新冠病毒症状开始日期是在12月1号，这个时间比后来所认定的12月8号早了一个星期。如果按照12月1日发病推算，至少这个人在11月中旬就被感染了。

中国国家疾控中心科学家的时间

中国疾控中心有着一流的传染病学家，包括科学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包括首席专家曾光。当武汉1月23日封城，500万武汉人大逃亡，病毒迅速扩散之际，高福等人的一篇针对425名确诊新冠病毒病例的研究论文在著名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这个论文披露了新冠病毒可能早在12月中旬就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的情况。这是中国一流卫生专家给出的武汉肺炎人传人的时间。论文一出，正值国民人人恐慌之际，身兼重要职务的科学家遭到指责，人们指责他们为什么在早已知情的情况下不向社会通报，但是，高福等人表示，这是一篇“回顾性”的论文，意思是说，他们知道人传人的时间并不比别人更早。

针对有人指责疾控中心拿到数据发表论文而没有发布疫情，原中国国家疾控中心副主任杨功焕12日对『今日头条』表示，中国疾控中心同美国的疾控中心不一样，不具备发布疫情职能。但是，疾控中心有无失职呢？杨功焕认为，“我觉得他们失职主要是，第一，有些专家出来说了一些不太负责任、不严谨的话，第二要问他们内部是不是跟武汉市卫生部门提了建议。当然也可能疾控中心提了建议，我们不知道而已。”

直报系统

中国在2003年发生疫情之后建立了一套可向中央全天候直报传染病等重大疫情的先进系统。按照直报程序，无需经过层层官僚系统，主治医生、专家、或发现疫情的医院等卫生单位可直接向北京中央报告疫情，为什么这么重大的疫情，迟至几十天后，才由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下令全力对抗，也就是在中共中央最高层首肯下，权威专家钟南山向外界宣布了人传人的严重事实。

既然存在着一个直报系统，这就意味着国务院，中共中央，直至习近平应该对武汉疫情是知情的，具体什么时间知情，武汉市长周先旺的说法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佐证，12月份。

第一例发生的时间

要弄清楚传染源，就要知道第一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原中国国家疾控中心副主任杨功焕对『今日头条』表示，在传染源追踪的时候，应重视第一例，要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媒体报道最多的是12月26日发现的那几例，其实中国疾控中心『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文章指出，从12月8号起就陆陆续续有了病人，而且这些病人中很多没有与海鲜市场接触。专家认为，所以需要溯源，溯源的过程是必须非常清晰地了解这个疾病是如何传播的。

武汉金银潭医院专家的论文提到的病例更早了一个星期，这是否是第一例病人，或者如专家所表述的“零号病人”？他现在状况如何，他接触了什么人，又去了哪些地方，他是怎么感染的，都很不清楚。

简言之，如果说时间就是生命的话，武汉疫情从发生到爆发到公开浪费了许多时间。武汉市长周先旺的陈述至少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12月份，武汉地方当局就已相当知情，并已向中央通报；第二，中国从萨斯疫情之后建立了直报系统，既有这个直报系统，中国最高层应该很早就知情，为什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迟至1月20号才决定采取行动，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