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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wenxuecity.com/myindex.php?u=maomaochiu ； 一些历史细节，因年代久远，可能有所出入。
我们家的故事（一 ）：我的爷爷
和旧上海很多生意人一样，我的爷爷出生于宁波，其父亲是宁波当地小学堂的一名教员。爷爷六岁开始在学堂里读了两年书，但不幸8 岁的时候，我的曾祖父亡故，爷爷只好进了宁波另外一所初小，又勉强读了六年书，但因家境窘迫，于14 岁那年（ 1917 年）辍学，只身一人背井离乡来到了上海，在浦东洋泾镇源茂布厂做学徒。学徒学徒听着蛮斯文的名头，实际上就是住在老板家打杂的小零工， 干些上到端茶送水，下到洗尿布倒尿壶之类的勤杂活儿 。 所谓的手艺，都要靠自己用心看慢慢学。 爷爷从小学徒做起，由于态度认真，手脚麻利，两年以后，被师傅推荐，到了当时日本人在上海开的隆丰洋行里做学徒，又干了两年多。在这期间，他结识了洋行老板的儿子，两个同在外乡的年轻人，年龄相仿，说话投缘， 于是就介绍我爷爷去日本做工。 1921 年 7 月， 18 岁的爷爷第一次去了日本，在东京神田区山田染料商店做实习生。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爷爷年轻的时候，日文不错。
1923 年 8 月爷爷从东京回到了上海，并于同年与同样来自于宁波的我奶奶完婚。 婚后，爷爷在当时位于九江路的隆丰洋行里做起了跑街 ( 上海话推销员 的意思） 。 1920 年代的上海，民族资产阶级渐渐抬头，有了一些初具规模的厂子，爷爷在洋行里做了两年跑街后，就转到了保定路黄增和染厂做了一名技术员。无奈好景不长， 1926 年 3 月，染厂倒闭，爷爷失业。在此后的七年时间里，爷爷当过油墨厂的跑街，也回到过宁波老家务农，在柴桥庙岭承办了全华农场，种桃树兼养鸡。但办厂的念头一直没有在爷爷心中消掉， 1932 年，爷爷回到上海，在德孚洋行实验室里做了一名技术员，同年与其他三位朋友集资共1000 元（爷爷从他姑母那里借了250 元），在闸北区开了一家瑞和坊居所。初创业时，仅雇一名工人，用五倍子提炼丹宁酸（一种印染原料），到 1934 年散伙时，已分得 5000 元 （相比之下，当时工人的平均日工资是几毛钱）。 从借来的 250 元到两年后的那 5000 元，爷爷挖到了他生意场上的第一桶金，意义深远。
有了一点小资本， 1934 年 4 月，爷爷于宁波南门外开恒丰印染厂，做了厂长，时年 31 岁。听说这个期间，他又去过日本，采购设备机器。 后来又转到工业基地上海，在虹口天宝路办了共和印染厂，做厂长。 事业刚刚有一点起色，但，不幸还是降临了。 当时一个家庭的不幸，是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不幸，密切相关的。 1930 年代的中国，一点点的被日本蚕食，从东北到华北，直至江南。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军空袭上海虹口 ，爷爷的共和印染厂一夜间被夷为平地 ， 据我奶奶后来回忆说，当时刚从宁波老家运来的一套傢俱也全毁了，好在家里的人没有伤亡。爷爷，于是又从厂长再次变为失业者。
爷爷和奶奶这个时候，已经生子育女，有了四个孩子 。我爸爸排行老四 ，上面有三个姐姐， （后来一个姐姐不幸夭折，我爸晋升为老三， 下面又增加了 一弟一妹） 。共和印染厂被炸后，爷爷没了工作，没了经济来源，原本的家底也不厚实，还有几个孩子，爷爷和奶奶无奈，带着孩子们回到宁波丈母娘家，靠老丈人接济。我奶奶出身于宁波的一个米商家庭，奶奶的父亲经常要 到湖南长沙一带采购大米，辛苦经营多年，不是大富大贵，但还有一点实力。 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 他们资助了我爷爷，帮着他东山再起， 进行二次创业。 1938 年 5 月，爷爷重回上海，在上海长宁区再次合资开办印染厂，这次取名 ------ 成大 （ 49 年以后改名为中染公司印染厂）。
我一直为爷爷不屈不挠的开创精神所折服。 爷爷只有初小文化， 14 岁从宁波只身到上海做学徒， 18 岁从上海东渡扶桑学技能， 20 岁回国后事业上经历了一次次的挫折，转业，失业，回乡务农，借钱开厂，厂子被炸 ……， 没有气馁，坚持不懈，直到东山再起，其勇气和魄力可见一斑！
爷爷在成大厂任职的时间最长。 一开始的时候，爷爷一家子是借住在他朋友在上海郊区江湾的一栋空关的两层楼的别墅里，由于离厂址较远，又没有公交 车，爷爷买了辆雪弗兰 （ Chevrolet ）轿车，雇了名司机，我爸爸他们这群孩子对那辆雪弗兰印象很深 ，至今还经常提起。 江湾有一个机场， 当时还有一些国民党的空军驻扎在那里。 由于是近邻， 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爷爷和基地上的官兵关系也不错。因为当地也没什么小学，爸爸他们兄弟姐妹就进了国民党空军的子弟学校上学， 有一阵子，家里也另外请了先生来教课。
爷爷每天早出晚归往返于江湾和长宁之间，很辛苦， 于是在江湾住了两年后，一家子就搬到了长宁路厂址的木板房里居住。这个期间， 厂子一点一点有了起色 ， 一步步的走上正轨， 开始盈利。不过爷爷把赚来的钱全部投入到扩大再生产，厂子也从一个单纯染色的染坊发展到可以印花的名副其实的印染厂， 鼎盛时期，大约有两三百个工人。 工人待遇也有很大改善 ，有专门的工人宿舍，每人有一张床，床头还有个夜壶箱（上海话床头柜的意思）。 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纯粹白手起家的没有外资或国资后台的民族企业，在残酷的竞争中，在国忧外患的生存环境中，能发展到这个地步，个中艰辛，我只能想象，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
随着日子一点点的好过，爷爷奶奶家里也有了些积蓄，后来就在长宁路兆丰新村顶了一套三层楼别墅 。爷爷和其他一些生意人还会定期去南京路上有名的 永安公司七重天酒楼喝茶叙谈，互通有无 (好像是叫什么星期二俱乐部 ，很像现在生意场上的 social party ）。 爸爸他们几个兄弟姐妹也一点点健康快乐地长大，全家上下殷殷实实得迎来了 1949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