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曼荻
作家胡曼荻，著有长篇小说《美漂》。
第十章
世界游资
星河欲转千帆舞
定位
共融
出来，便看到肯德基的标志，挂胡子的上校让我们寻像而去。要穿过一排卖各种露天小吃的排挡。有人提议吃露天算了，便另有人抗议说现在流行霍乱，千万小心。
肯德基的小姐在我们进门的当景便笑着说你好，热情得让你不忍离去，看着里面稀落的吃客，便寻位坐一下，一个人占据一小桌子，听着音乐，惬意多了。
其实细细品味，肯德基要实惠得多，只是看肯德基里面的吃客，真是冷清。肯德基透明的玻璃墙清晰地显出里面的情形来，让人心中甚为其效益担心。
这是一个奇妙的三角地带，两个当今美国最火最流行的快餐店中间夹着长长的中国小吃街。小吃摊依然红火，从晚七点到十一点人流鼎沸，麦当劳亦然，便看出肯德基惨淡的光景来。据说中国的麦当劳店创下了世界快餐接客最高频率的纪录。
中国人的胃口很是奇妙，吃完二三十元的美式快餐，再去吃二三元的小吃摊，依然无怨无悔，有来道趣。中西无矛盾，只看洋餐之间斗得有些微妙。
敏感人士注意到世界游资正在最大规模地流向中国，而这其中，大城市尤受关注。来自高层人士对媒介披露的是，金融方面外贸青睐上海，而在工业方面，外资以天津为最佳排挡，继摩托罗拉进驻天津之后，又有柯达、美孚、三星、雀巢等国际知名品牌开始在北方的商贸中心天津找到了他们进军中国的最佳定位。
仅仅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上亿美元的项目即有五户，且均为世界工业界的巨头，这些项目包括摩托罗拉、美特容器、德国SEW、丹麦诺德和韩国三星集团。令业内人士感兴趣的是，一改往年日韩外资的高比例，欧美游资超过总投资的一半，最让人关注的是，这其中生产型企业占百分之八十四。
国际大财团柯达公司和天津照相机公司合资，领这个亏损累计一千七百多万元的老大难企业重新成为中国同行业规模大、档次高、竞争力强的新型企业，年产达到一百万架照相机；泰国正大集团也在天津建了生产基地，一批合作资额超过千万元的合作项目洽谈已有实质结果，这其中包括德国西门子公司、美国科尔摩根公司与天津电子设备公司的合作，美国GE公司、韩国金星株式会社与天津电冰箱公司的项目，排名世界前一百名的工业巨头均以各种方式间接或直接和天津接触，寻找着最佳投资途径。外资已成为天津国有工业企业最活跃的因子。
权威人士分析，如今欧美日韩等国跨国集团在天津大规模举措源于他们对天津的信心和该城投资环境渐入佳境，而从天津港到市区的一大片空地也吸引着这些工业巨头的目光，天津雄厚的工业基础更令外资感到潜力。权威人士称，天津有关方面已开始通过各部委联合办公和限期办理制度，使这些大项目真正高效地落实，而开发区已推行全方位立体招商战略，以世界大跨国公司为线索，形成国际招商网络。
南有上海，北有天津，在天津提出发展大商贸之时，它的工业倍受国际跨国公司关注，来自外资的冲击波再次对北方这个经济中心城市位置重新思考。
世界游资其实都在垂注于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
世界巨头美孚公司看好中国石油市场，因为中国正从石油出口国过渡到进口国。
今天的美孚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资供应商，为中国的钢铁、有色金属、采矿、交通、化工、发电等各种领域提供高质量的工业、汽车、航空及海运润滑油。
美孚在中国的投资工程项目都将是长线巨额的预算。美孚石油公司是全球工业巨头，总营业额超过六百亿美元，办事机构遍布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目前在中国有五百家美孚产品的商店，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均有常驻代表机构。美孚是首家获中国政府批准经营特许加油站的外资石油公司。
随着汽车工业发展，石油工业将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占重要位置，美孚看到了这一点，这是二十年或五十年的长线投资。
外商对中国计算机产业的投资热度亦持续升温。
虽然IBM公司已冻结了其在全世界固定资产的投资，但有意将中国作为特例而考虑在华的固定资产投资。美国IBM公司总裁到深圳和北京访问，再次表明美国资本和美大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青睐。IBM 公司和中国长城计算机公司在深圳合资成立公司生产计算机，向国外销售用IBM商标，向国内销售用长城商标。与此同时，美国第二大微机生产厂家COMPAQ公司和中国四通公司合资在深圳建厂，生产微型计算机和主板机。而美国康诺公司和中国电子深圳公司合资在深圳成立康诺外部设备公司，成为中国目前唯一生产计算机硬盘的企业。
外资如此关注中国被解释为中国电子市场容量潜力难测：高速的国民经济增长，追求高产、高质、低耗的各行业，都需要用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网络、设备来解决问题，日益加快的市场节奏、不断翻新的市场需求、市场热点，需要计算机来为企业产品设计，开发计款。
美国《财富》杂志最近以美国企业人士为对象的民意调查显示，波音是美国最为人欣赏的公司之一。同一民意测验还连续第十一年把波音列为美国最主要航空业公司之一。
江泽民去西雅图参加中美高级会议时，曾专门到波音员工家中参观，波音的实力由此可见一斑。
八十年代以后，波音喷气机成了中国航空客运和货运的主力。一九九O年五月，中国民航订购了波音历史上为数最多的一批民机，共有落实订单三十六架，意向订单三十六架，总值达四十亿美元，中国已累计接收二百二十六架波音喷气客机，总值九十亿美元。
波音公司估计到二O一O年，中国民用喷气飞机总销售额将达四百亿美元，令中国成为仅次于美日的世界第三大波音航空市场。谁都看出中国目前和未来市场的巨大膨胀性。
霍尼韦尔公司是当今全球工业自动化系统行业最大的集团，它与世界炼油行业排行第五的中国石化总公司联手，在中国合资兴建公司。促成双方合作的重要因素是双方都看好中国工业自动化的前景，合资公司的成立旨在为中国的烃加工工业提供自动过程管理系统，这些系统用于控制工厂过程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减少能耗和改善环境条件。
中石化丰富的过程运作经验同霍氏集团先进的控制和自动化技术结合，将会在促进中国大企业工业自动化领域大显身手，中石化的要员强调在中国当前大企业工业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中，以增加效率最为迫在眉睫。
德国奔驰公司欲在天津港保税区置地六万平方米，香港新世界、长江实业、荷兰渣华、日本邱永汉也争相进驻此地建立贸易机构。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二日，一道围墙隔开了一点而平方公里的土地，保税区开始在天津诞生。
此番奔驰公司在区内购地，欲建立该集团在中国应尽快对全国保税区的政策予以明确和统一，并应尽快将保税区的立法提到议程，以真正使保税区发挥它特有的功用。
加拿大的高科技产业正欲打开中国市场。排行加拿大前一百名之列的跨国集团加龙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在京召开“中加高科技交流洽谈会”，这是加拿大公司首次在华公开寻找高科技方面的合作伙伴。
加龙公司是多伦多证券交易所的一家上市公司，主要投资于技术型公司，拥有公认的世界一流的技术，总裁云达杜鲁丝女士接受采访时称，北美和其他国际市场固然很重要，但潜在的中国市场更令人吃惊。将中国选为该公司下一步重点合作的对象是基于认识中国所具有的实力。
云达女士表示将与中国在产品生产与技术开发方面进行合作。在亚洲，中国将很可能成为其最大的用户基地。她含蓄地指出，中国公司在管理方面应加强高科技软件的运用，尤其是在财务往来、房地产业、养老金及保健服务等方面使用有效的系统软件，在机械、工程及制造行业使用进行全面文件管理的软件等。她表示加龙将通过诸如合资经营、销售产品或建立新的生产厂等商战策略，搭乘中国经济的成长列车。
且看老外们是怎样评价今日中国的机会的。
梅慕德（Michelle. S. Mood）女士是美国“常春藤盟校”之一康奈尔大学政治学的博士生，为了写她的博士论文“关于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特在中国考察一年。其实，从八六年大学毕业刚攒足了路费便跑到中国教英文起，她已四次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虽然每次时间都不长。她汉话说得特顺溜儿，问她是不是“中国通”，她笑了：“我只是对中国感兴趣，中国走的是和所有国际不同的路。我在这儿感到安全，特放松，大家都想帮助你，可以放心一个人去玩。”
让我谈谈对十四大的感受？我刚学会了“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两个词。美国有众议员和参议员，现在美国也在大选，我选布什还是克林顿我爱人是不能问我的，我也不想对政事多谈，但我可以谈谈在中国的感受。
中国变了很多。人们对老外的态度也变了很多。八六年我刚来时人们很怕我，对我特别好，小偷也不敢偷我的东西。现在人们很爱和我们说话、交朋友、开玩笑。有一次我在大街上走路，有个警察叫住我要罚我钱，说我违反了交通规则，其实我是跟在中国人后面走的。我的老师后来告诉我他们是拿我“找乐”，想和我说话。我觉得通过罚款交朋友这种方式很有趣。中国人现在很幽默，也很自豪，他们敢“笑傲世界”。
乡镇企业是一个很怪的词。在美国农民的意思是经营农业的，办了工厂便不算农民。我很佩服中国农民既能办厂又能种庄稼。有一次去乡镇企业调查，约好了到那却找不到人，原来公认都回家收玉米去了。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农民忌讳谈自己的身份。在中国我如果说我是农民，别人就会很同情我，觉得很遗憾。我觉得中国农民特老实又特精明。我在城市里常有人拦住我，让我帮他出国。我在农村他们会拦住我，让我帮他们搞合资企业。中国的农民正在摆脱贫穷，走出“黄土地”。
人口问题不应是借口。你们总说“中国事难办是因为中国人多。”有一次我去一个办公室，看到两个人在工作，其余八个人在打扑克。我问为什么，他们说没事做。我不太理解，其实他们可以不在这里，去干点别的嘛。不过我觉得中国人生活水平很高。我去过墨西哥和非洲的国家，看到许多小孩骨瘦如柴，让我一下感觉到了“第三世界”。在中国我没有这种感觉。在美国大约有百分之十的夫妇不要小孩，大多数家庭觉得养不起小孩。养一个孩子就是要对他一生负责，要给他大量的教育，这需要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金钱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中国的教育是一个大问题，我总是想中国如果百分之十的人念了大学，那对世界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羡慕又不理解中国的人情。中国人家庭味很浓，朋友情也很浓。我的一个中国好朋友结婚很多年还和妈妈一起住，她说这样做很高兴，我不太明白。我和妈妈关系很好，每个星期我们通电话，一谈就是两个小时，可是我觉得和母亲一起住别人会笑我。我在美国有许多朋友，我们只是偶尔聚一聚，在电话里问好，不会像你们一样有时间侃大山、吃饭、打扑克。我在中国学会一句话“出门靠朋友”。我在美国学的是“出门靠钱”。我觉得中国人之间的关系特别好，我羡慕不已，不过我还是习惯于“服务消费”。我打电话都是自己掏钱，而不会跑到朋友那借电话用。
“利改税”很有意思。我是学经济的，在中国学了一个词“利改税”。在美国你要是想查我的简历，只要去政府那查我的税改号就行。美国人的纳税观是很强的，都认为这是在对国家尽义务。这一点我觉得中国有很大不同。我和许多人谈交税，他们很惊奇：钱是政府给我的，为什么还要再给政府？我知道中国是企业交税，个人很少交。我不知道其中税收的关系是不是很复杂。我很羡慕中国人有很高的福利，尤其是大学生。在美国没有钱是上不了大学的。政府资助是很有限的。美国的大学生要打工来挣学费，而中国大学生可以尽全力念书。我不明白的一点是个人不交税为什么国家还有钱搞这么高的福利。我想这可能是你们社会的优越性。可是我想，如果每个人的税观再改变一下，也许你们发展会更快。
中国人太含蓄。有一次我生病，我的老师让送医院，我的老师的上司就是不让。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之间有矛盾，老师的上司在拿我当撒气筒。一个人有一点权便要用一下但还不直接用。我爱人过生日，我急需打电话，接线小姐说线路坏了，请我等，其实几天前我打电话时她就这么说。我觉得中国人有了问题等解决，而不是去解决。有时我便想这和中国儒家的“仁爱不愠”有关。我许多美国朋友讲和中国人做生意很久都不知道对方的价格，中国人忌讳谈钱可又想赚大钱。含蓄在中国人看来是美德，尤其是谦虚，可常常误事。我喜欢中国温柔的女孩，可我不喜欢她们逆来顺受。
对中国的事我不太了解，可我呆在中国很舒服，我不明白许多人疯一般涌向美国。现在美国问题很多，乞丐很多，美国的事中国人也不太了解。
罗芙芸（Ruth Rogaski）给自己一个很淑女味的中国名字，却是地道的美国人，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八四年到北京大学学中文，二年后回美国，八八年上博士攻读中国近代史。她选了一个很怪的论文题目《中国天津市公共卫生发展史》，于是便又跑到中国找资料。在中国的这一年中，她说自己一切时间归自己安排，除了档案馆便是图书馆。然而找她真不容易，因为她常常去儿童福利院做些慈善事。话题便从这谈起。
中国人不太看重慈善事业。这也许和中国较穷的经济条件有关。在美国，经常去做这些事的是一些中产阶级的家庭妇女。中国现在丈夫挣的钱能够养活一家人的不多，而且中国做家务、买东西花的时间很多，每天除了忙工作，便是忙孩子。我觉得帮助孤儿们后，每次心里都有一种非常好的感觉。人也是自私的，做一件事如果没有好处是不会做的，我每次做一些好事后心里很满足，这是孩子们对我的“帮助”，也算“互相帮助”吧。我是学历史的，学完只能在大学教书，所以觉得自己选的职业很自私，不能像实业家那样投资，为社会上更多的人创造工作的机会。能帮助别人也是对自己的安慰吧。
雷锋和耶稣的比较。我不是在学雷锋，是在学耶稣，但雷锋是个好榜样。中国人如果有钱，也许会做些好事，像雷锋一样的。在美国只有学中国史的人才知道雷锋，不过美国人觉得雷锋是个好人，值得模仿。我从小参加“童子军”，上教会听耶稣帮助小孩的故事，耶稣也是半人半神，人们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认为他是救世主。在中国，政府提出来一个偶像雷锋，我虽然觉得雷锋过于单纯简单，却觉得他还是值得学习的，但好多中国人却很麻木，觉得学雷锋很可笑，政府一提学雷锋就很反感，认为“又来了”。耶稣只复活了一次，在中国雷锋却复活了好多次。我觉得学雷锋可以，但必须先把自己的事做好，才能帮助别人。耶稣曾说“如果你眼睛里有个小刺，你一定要先把它拔出来再去想别人。”带着小刺去干活，只会把事情弄糟。
中医和西医分不出谁好。西医治标不治本，中药却能把病根治好，美国人一提到中医便理解很狭隘，只想到针灸。我觉得中国人应该学会宣传自己。这首先要认清自己。
中国知识分子忙着赚钱。在中国我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教授忙着赚钱。我也听说过学者卖馅饼的事。也许是因为工资不够富裕，才想别的法子。美国学者业余大多不从事商业，即使想挣钱，也只是做一些和自己工作有联系的事，如给别人当顾问。美国教授收入是不一样的。教法律和经济管理的收入很高，而其余的教授们差不多都算中产阶级。中国现在经济开放，学者挣钱也是容易理解的，钱多了才能买更多的东西。但我把读书看成一种乐趣，一天到晚看书我都不会厌倦，这是“书呆子”吧。我要求不多，挣的钱能租比较好的房子，能买书就行。我觉得人分为两种：为工作而生活，为生活而工作。如果能把工作看成一种幸福，就不会对生活厌倦，但能处理好二者关系的人不多。在中国如此，在世界各地也一样。其实现在中国人生活得很好。大家都挣钱多了社会才会更好。
年轻人独立问题。中国年轻人不独立我觉得不是一个观念问题，而是一个经济条件不许可的问题。比如中国大学生不可能像美国大学生那样赚钱，然后自己租房子独住。我一开始读理科，上医学院，父母很高兴，后来大学三年级我对历史感兴趣，学了文。父母不理解，但挺尊重我的选择。我到中国来，父母也有意见：怎么跑那么远。但还是很支持我。当然他们并不是不管我，而是充分信任我。我的家住在一个小镇上，人口不多。小镇上青年人有高中生吸毒问题，好多孩子到夜总会玩通宵，我高中时也去跳舞，不过更多的时间是一个人呆在屋里看书，我觉得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人生很丰富，都经历一下有好处，不过长大后再反思年轻人的事，你自然就不那样做，这是一种成熟的表现。青年的问题是国家的大问题，中国青年是很规矩的，这是好事。
做领导人第一要有知识，第二要聪明。美国大选前新闻界总是搞一些花边新闻，比如克林顿去苏联、当逃兵，我觉得很没意思。你们新闻记者总爱那么写其实很无聊，看多了人们就很反感。我觉得一个人年轻时做的什么并不能代表他人品怎么样，作为一个领导人洁白无瑕当然更好，但最重要的是能力和他的道德水平。一个人会慢慢成熟而不是谁生下来便是总统。前一段美国发生洛杉矶暴乱事件，我当时在国内通过电视看到了。我觉得很伤心，但报道这些事的新闻记者我很佩服，这才是记者的义务和责任，让一个公民公平客观地去看待事件或人本身，而不是强把自己的思想施加给别人。人们只有真正去了解自己的候选人，才有愿望去选自己的总统。我现在在国外，但我的选票已寄回去，我和在中国的美国朋友们将通过电视转播看到大选结果。
这两位博士均是对中国感情极深看问题亦极深的。
中国搞笑流行着一种说法：“一等跑美国，二等下欧洲，三等去亚澳，四等上非洲”。但南开大学国际市场学教授李景泰告诉他的弟子：留下吧！中国到处是机会。机会来了吗？有一点是肯定的，外商投资浪潮正一波一浪地从南方向北方推进，目前中国已“资临国下”。
曾几何时，万国旗挂满中国岸，万吨国际轮船直开到中国岸边，但那时中国是被动的，强有力的外资企业是建立在虚弱的民族工业基础上的。当中国此次主动出击来吸收外资时，它已拥有自己雄厚的实力。虽然中国沉默了很久。
中国不愿再沉默下去。没有人能保佑你，除了自己。意识到这一点时，中国的投资环境在改善。外资给中国许多机会。当然中国也给外企机会。
一位外商讲中国人目前人人想做老板，而做老板应该具有哪些素质许多人并不知晓。你有权利和自由对老板说“我明天不来了”，但你必须有能力实力让老板恳求你“公司需要你”。国外流行一句话“老板是职员的职员，职员是老板的老板”起码表明老板是要具有大局意识的。而个体素质的提高是中国人需要的。香港的一位商人接受采访时说市场是创立起来的，市场经济需要大家都动起来，大家都有经济活动。把市场这块饼做大，大家才都能吃到一点。海外的华人都有一颗中国心，都希望带着人民币就能走遍世界。所以台商港商到大陆投资是来创造市场而不是占领市场。港商希望政策能再宽松一点。
外商来是为了开拓市场而非占领。也许正是在此点国人在全局上认识有失误。正如私营经济刚开始冲击国营经济时被称之为“野狼”。但事实证明市场因为有了竞争而拓宽了、丰富了。当外资来的时候，它希望的是得到公平待遇。中国的政策实际是优厚的，例如政府曾明文规定对外资将本着简政放权的原则，在场地、劳务、资源、水电、运输、通讯、海关等方面积极提供便利条件。但为什么许多外商依然感到不适应呢？政策在运作中不能很顺利，使得外商产生许多怀疑。只能说中国的投资环境已经启动，但不成熟，成熟的标志是“法治经济”，即市场经济的真谛。在机会面前，中国人已经不能坐等了。而现在中国人已经完成了第一步：请进来。外资来了，下一步，看中国人自己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