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文化市场:花自飘零水自流

第七章

文化市场

花自飘零水自流

挑战 骚动

结合 希望

 

    在中国，不知不觉地文化已悄然走进了市场；自然而然地，现代人也已把文化娱乐与花钱消费看成了一回事；追寻感觉的现代人实际上承认了这样一种理性：文化娱乐当然是一种消费，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结论顺理成章：文化也是一种产业。

现代社会的发展，使许多行业发生或是量的、或是质的变化。主业和副业的界限已变得十分模糊，一些行业以副养主的趋势也越发明显。文化业充分显示了这个特点。

在中国，文化业屡经磨难，成为中国商品经济从婴儿走向成年的见证人。

第一阶段：“文不经商，仕不理才”。文化业在中国计划经济的体制里习惯于单纯的“服务”，使其本身单调循环，作经济上的伸手派。

第二阶段：文化可以有偿服务。尽管如此，文化依然“犹抱琵琶半遮面”，羞羞答答地窥视着市场。当时中国百业待兴。

    第三阶段：文化终于“名花有主”，被划进第三产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人们对似乎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歌厅、舞厅、卡拉OK厅、夜总会虽目不暇接、忐忑不安，却终于接受了。

文化在悄悄更新着人们的观念，文化在悄悄走进市场，文化消费在慢慢渗透进日渐开颜的中国人生活。

文化作为第三产业中最特殊的一类，必须改变自己形象。在西方，娱乐业是最赚钱的产业，人们几乎将所有挣来的钱都毫不吝啬地投进去，“让我一次玩个够”。文化作为精神享受似乎已不再凝重不再深奥，人们在享受生活的同时也接受了文化。

文化业有强大的经济效益，也产生着巨大的社会效益。文化业商业化已不可避免。文化不容怀疑地被推入了市场大潮。

对于吃“皇粮”，依赖成性的文化经营单位，初涉市场是一个艰难适应的过程。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当事人才真正知晓。文化怎样走进市场在中国已是一个现实问题。

“立足自身”是讲文化经营应从文化自身特点出发，以企业管理方式来经营文化。这是传统和现代新观念的一次撞击。

文化产业的经营者必须懂得文化艺术的最大特色是众人参与，懂得文化只有推向社会，“多业助文”才能使文化本身打破封闭，使其人才、资源、设施得以充分利用。文化全方位走向市场的路是漫长而又阻挠重重的，这需要人们观念的更新，行为方式的转变。路是人走出来的，文化经营尤其应独辟新径。

一九九五年三月三日，天津人民礼堂拉了几位不同寻常的客人，其中包括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团长金纪广和该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曹欢。金团长进了礼堂，便亮开嗓子，他雄厚的声音在大厅回荡，曹欢则仔细看着舞台设置，轻轻地说：小了一点。金院长接过话来：不过音响效果不错。此时，两人心中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因为他们知道，再过十几天，将会在这个礼堂上演一台令人们震撼的交响音乐会。

三月十五日，是这场称为“三星之春”交响音乐会露面的日子，这一天，中国巅峰音乐家倾诉交响乐的精典。

首都十大交响乐团同台举行交响音乐会，十大乐团首席演奏家同台演奏，都是极少见的。曹欢说：真想象不出我们能同台演出，因为大家都各有演出计划，各首席连平时见面都很难。连这场音乐会的指挥家谭利华都觉得无法想象这场音乐会的气势。谭和天津极有缘分，是现在中国最出色的指挥家之一。而音乐会另一位指挥高伟春，是中国少壮派指挥家。高说，三.一五的这场音乐会使他有作为指挥的成就感。

在“三星之春”音乐会中，出现中国四位著名歌唱家：刘维维、袁晨野、郑咏、王蕾。一九八五年，刘维维在巴西征服了在场的评委，获国际声乐比赛娜依拉、雅佰金质专项奖，在频频的出国访问演出之外，他的愿望是：能在国内精品音乐会上为自己的同胞演唱。这位近年来亮相次数最多、最有号召力的美声歌手，在晚会上为听众献上他的拿手戏《今夜无人入睡》和一首中国经典作品。男中音歌唱家袁晨野，曾获第十届柴科夫斯基国际声乐比赛第二名，他的节目包括脍炙人口的《斗牛士之歌》等。女中音歌唱家王蕾，是国内最好的卡门扮演者之一，曾获得法国奥芬巴赫国际声乐比赛特别奖。

中国杰出的青年作曲家季承，所作的交响序曲《希望》是专为这次音乐会创作，这部在中国首次公演的交响曲，管乐部特别是铜管乐组的分量较重，管弦乐效果可谓浓墨重彩，十分耐听。季承说：这曲《希望》表达我们音乐人对这次晚会主办者节日的祝福，对中国交响乐的希望。

小提琴家曹欢说，中国音乐家的经济状况虽然牵制了我们音乐人相当大的精力、体力和时间，然而大家都为心中的音乐圣地奋斗，在国际比赛中拿奖，说是爱国也好，但最重要的希望是让中国的音乐得到世界承认。

在这场音乐会的曲目中，既包括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又有《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卡门》、《茶花女》、《图兰朵特》中脍炙人口的选曲，并且最引人注目的是，有一批作品是第一次在津公演：门德尔松的《芬格尔岩洞》序曲、安德森的管弦乐曲《雪橇》、威尔第歌剧《纳布科》中的希伯来囚徒合唱盒《厄尔南尼》中埃尔维拉的咏叹调。

曹欢说，观众并不是不喜欢交响乐，欣赏交响乐其实无所谓懂与不懂，就像看一幅画，你只要觉得它美，而无需知道它的绘画技巧，一场好的音乐会关键在于曲目的编排盒演出的质量。

三月十五日是消费者的日子。对每个中国人，这天都会认真地考虑自己的消费利益。然而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谈文化消费还是潜意识的。选择三月十五日举办一场规模宏大气势空前的交响音乐会，策划者似乎是别有寓意的。筹划这次活动的是报人和三星人。

此次晚会是天津日报社所主办的经济类报纸《北方市场导报》庆祝创刊一周年的纪念晚会。《天津日报》一直以“反映市场、研究市场、服务市场”为主旨来办这份报纸，在反映经济运行的同时，也密切地关注经济现象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冲击。文化市场斑驳陆离的现状，使《天津日报》和《北方市场导报》的报人们深切地感到来自文化的焦虑。

三月十五日，是《北方市场导报》创刊一周年纪念日，因此，年轻的导报人决定以对文化市场的参与，作为对读者最好的报答，于是便有了邀请首都十大交响乐团联合公演的设想。此想法得到了韩国三星电子株式会社的共鸣，作为一家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追求良好公众形象的企业，三星人认为应在为消费者提供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应为消费者奉上高雅的精神享受。于是这场撼人的“三星之春”音乐会诞生了。

三星电子株式会社中国总裁辛源基说，企业把从消费者那里得到的厚爱和关心敬献给消费者，是很有意义的事。把企业办成人民的企业，办成像亲密朋友那样的企业，这就是他们所向往和努力的目标。

这场晚会由赫赫有名的影视艺术家陈道明担任晚会主持。而“末代皇帝”陈道明则表示主持这样的音乐会是首次，这是一场音乐会却是一种文化的希望。

“和音乐在一起，永远是幸福的”。这是曹欢送给所有爱好音乐的人们的。

“希望上帝—消费者记得，正是由于企业的参与，我们感受到文化和音乐的辉煌。”这是音乐人和报人送给中国消费者在三月十五日的礼物。

一个特殊的日子，一份特殊的礼物。此事被评为中国文化界一九九五年的十大新闻之一。

一九九三年三月中国文化界的热点新闻恐怕就是三月四日“北京大学推倒南墙办三产”的消息了，虽然三月五日铺天盖地是“学雷锋三十周年纪念日”的活动，但此事还是闹得沸沸扬扬，让中国人吃惊不小。看来“雷锋要学，钱更要挣。”

三月四日上午九点四十分。北京大学南墙外。机器轰鸣。深灰色的南墙摇晃了很久，终于倒下，一台推土机露出来，它喘息着，艰难地来回推动着。尘烟弥散开来。当时的场面让人感觉似乎能听到一个巨人前进时跨越障碍的喘息声。不久北大南墙打开了一个缺口。一位记者形容者“偌大的豁口沐浴在温暖的阳光，如北大紧密联系社会的一个窗口，又似这个中国第一学府傲视首都经济市场的一只智慧的眼睛。”

推南墙是为了盖楼招商。北大党委副书记任彦申说“北大要主动出击，反弹琵琶，以商养学”。与此同时，“北大资源开发公司”成立，目的在于充分挖掘北大的人力资源、智力资源和房地产资源。总经理是留美多年研究表面物理的无线电系教授巩运明，他说“我不后悔‘下海’，虽然我仍然搞基础科学研究。”

“推墙第一人”开推土机的驾驶员杨桂林很不习惯记者拍照，他指着自己不算干净的工作服躲闪着说：“我这样子没法见报，应该拍领导。”记者追问他还想做什么，他表示最大的愿望是“能把所有封闭的墙全部推倒。”记者问“封闭的墙”指什么，他笑而不答。又问他有没有这个可能和机会，他说肯定有，“只要上下一条心”。

北大此举让行人好不惊讶。南墙外被过往路人围得严严实实。一位外地来京的游人背着大包小包停在现场，说自己很荣幸遇上一个“历史事件”。另一位路人则跟在记者后面问长问短，记者请他谈谈对此事的看法，他说“真过瘾”。原来在此经商者听说南墙推倒后将建成二万多平方米的商业楼群，也纷纷加入围观人群静看世态发展，一位个体经理忧心忡忡地表示：“前途难测，北大人将冲击我们的生意。”

一位教授说北大推倒的绝不仅仅是实物形态的墙，这是一个信号。当围墙倒下变成瓦砾的时候，人们在尘灰中却能感受到一股清风，它给人们心中带来一种说不清的希望。因为中国人开始用行动来证明一些事而不仅仅停在语言的许诺上。

经济专家杜润生曾说，我们要有披荆斩棘的精神，不要怕这怕那，丧失机遇是最大的战略失误。对北大此举任彦申教授的评价说：“我们不争论，只想抓紧时间多干快干，我们要抓住机遇，让时间来说明一切“。

此举出现在北大不足为怪，虽然这有些高等学府被“逼上梁山“的意味，但更有“水到渠成”的一面。只不过北大人让一切明朗化了。早在几年前，国家教委便批准一些重点高等院校成立“校产办公室”，直属有限公司。南开大学一位“下海”出任“华光新技术材料实业公司总经理”的肖文德老师说他半年前就听说北大要拆倒南墙，这一点都不奇怪。他认为经院式地自我封闭的教学、脱离实际进行研究是对人自我创造力的最大束缚。从封闭到开放是一个必然过程。但他认为这件事又有可悲的一面“国家实力太弱，不能把教育正常养下来”。

北大的墙拆了，也许什么人一要求还会堵上，但这件事是事实改变不了。北京街头到处贴着“开放的中国盼奥运”。中国人是在用一种行动来表示自己的开放度。也许北大此举有些过于明目张胆，带有某些“哗众取宠”的意味。因为中国人还不习惯把挣钱的事明明白白地拿到桌面上来，但却让你体验到一种胆识：确实有一些人敢干。奇怪的是北大此举进展相当顺利，从提计划到审批到付诸行动，有关的市政府工商局等主管部门一路开绿灯，上下一致同意此方案尽早出台。你不能不相信，中国敢干的人越来越多了。其实北大拆墙不是先例。南京大学早就这么干了，只是动作没这么大。天津大学早在一九八七你那就推倒北墙成立“科贸一条街”，而天津教育学院的临街墙已被正在建设中的商业房代替。各个高等学府都在四面出击增加自己的经济实力。谁都想把稍纵即逝的机会抓住。

北大此举在教育界确实引起一阵震动，但它所引起的波动已超出学术界所能理解的范围。当今的中国人谁不想发财？李铁映曾许诺“让我们的教授每月一千元工资”。然而教育界依然只有政策没有经费。二月二十六日政府刚刚在全国印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三月四日便有北大推墙招商筹措经费的行动，这总会让人产生一些不安的东西。

但当一种新的办学方式让学术成果不再仅仅是礼品、样品、展览品而直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时，我们无法去评论它的成败得失。我们的眼光似乎应该看得远一些。南开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杨玉川先生接受采访时说：“市场经济说白了就是发财经济，国家、企业、个人都要发财。学校想发财也属正常，目的都是让我们的需要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中国在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搞市场经济。这是一种能带来高效率产生高效益的经济，它最大的风险是“懒人活不了”。教育界人才分流似乎便不足为奇了。单独评价一件事本身已毫无意义，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行动。行动已让中国人产生一种自信。

依然想起那句话“开放的中国盼奥运”。当我们能够用行动来使我们的经济实力增强时，谁又能说北大拆的仅仅是一堵墙呢？

听到的是许多教授对中国教育界今后路怎么走的叹息声，年轻的教师盒学子们则跃跃欲试。

一九九二年十一日二十五日晚，南开大学经济系有价证券研究会组织了一台别开生面的模拟股市。参加者达五百多人，参加交易的二白零九人，场面颇似上海深圳股市的实际情况。

七点十五分，模拟股市正式开锣。有六家模拟公司的股票上市，入市规则和交易程序张榜公布，每个人花一元钱就可以买一个账户，为了避免发放新股的麻烦，入市股民每人可配一百股。

交易场内机构设置采用封闭式，场外设有研究生咨询台，组委会每隔三分钟公布一次关于企业经营状况的信息以及宏观形势信息。入市的大学生股民则根据信息买进卖出，交易场面很活跃。人头涌动，组委会所设的八百多份股票买卖单顷刻间被挤得水泄不通，几位服务人员频频回答各种关于股票交易的问题，嗓子都哑了。

当组委会发布第四条模拟信息—启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倒闭—以后，场外涌起一阵阵声浪，股民表情丰富，一些人气得把手中的股票撕了，一些人则喜形于色，着手收购股票。九点十五分，模拟股市敲钟闭市，评出最佳“炒手”一名，六名优秀“炒手”。这次模拟股市总顾问、南大经济系教授贾秀岩和副教授韩德昌认为，此次活动是大学校园里的一次大胆试验，可以使大学生参与社会，了解一些股市设置、股票交易程序，提高学子们的交易技巧和能力。本次活动的场内总指挥段文斌说：“组织此次活动虽然花了不少财力和人力，但能引起大学生关心，使他们增加现场经验和实际能力是值得的。”

某大学团委副书记遇到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她请一学者搞一关于国家时事的讲座，贴海报搞宣传闹得声势很大，结果到场者不足十人，就在她急着再去找人时，那不足十人也走得差不多了。该老师直摇头：“我真闹不懂这些大学生在想些什么。”

这些宠儿们在想些什么呢？

南开大学九O级历史系的李鹏暑期独自一人游历新疆，他说“要在最单调、最呆板也是最原始的沙漠中找到历史。”在二十多天艰难的历程中他觉得自己的心灵受到了一次震荡，他“开始审视自己的过去，发现这些年来渐渐养成一种惰性盒重视功利的原则，使自己失去获得美好事物的机会”， 回到学校，一种久逝的东西让他如饥似渴地苦读，他知道那是历史和责任，虽然他说不清其中具体的内容。

与李鹏截然不同，九O级旅游系的曹华在深圳沐浴现代文明。她说，一代人造就了一个社会，一个社会也推出了一代新人。深圳人认为一个人对社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社会就应报以相应的报酬，人的自身价值要通过社会价值来表现。似乎深圳人更直率地认为一个人努力工作“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却为社会”。

图书馆系九一级的刘双琴对此非常赞同。她在暑期有惊人之举：四十二填打工赚一千三百元钱。“我打工的目的很明确，我要修法学双学位，学校规定每一学分需交几十元，要交一千元左右，我需要钱。我做一份促销，一份家教，很辛苦，每天工作十三个小时。开学后我想通了，我要考经济系的研究生。”

九一级计算机系的于洲在暑期替北京一家公司做项目，他说要成为一个优秀人才，对大学生来讲要“长两个翅膀“：踏实的专业知识和明智的经济头脑。古语云“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因为只有在捕鱼时才知网眼该结多大，以便“渔网恢恢，疏而不漏”。

九O级数学系的张博一点不像学理科的，他在团委的工作做得相当好，暑期他带队去河北老区走了一圈。那里艰苦条件让他心中不吐不为快：“在那里你有一种沉重感，我不敢再懈怠。”博士生赵雁侠到甘肃金昌考察西北经济，她有同感：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未来的一切都需要这一代大学生去做。九一级中文系的郑爱敏没有回家，在外资公司打工，她说“真辛苦，我才知道自己的前辈活得多么不容易”……

陈威是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系三年级的学生，这学期他转到了计算机系。周围的人感到异常吃惊，因为他放弃的不仅是眼下最热门的专业，而且还要交一笔可观的“补学分费”（南开大学规定，对转系的同学要收取学分费，每学分六十元）。可陈威却说：“感谢学校给我这次机会，能让我按自己的兴趣念书”。

像陈威这样不想让别人牵着鼻子念书的大学生还真不少。南开大学每年就有近三百多人申请转系，但经过填表手续和考试之后，最后转成的只有六十多人。

从中文系转到旅游系的李德刚讲起自己转系的事直感叹：“当时和我一起参加考试的有六个人，可最后只录取一个，我很庆幸考了第一，我很为考第二的那个哲学系的同学惋惜。若是我转不成，留在中文系毕业后还有饭吃，他学哲学的怎么办呢？”李德刚交了二千四十元的“补学分费”，因为旅游系和中文系的许多基础课是不一样的。但他说不后悔，因为一方面毕业后找工作比较容易，另一方面摆脱了目前所处的困境，不必再整天沉浸在自己并不喜欢读的课程中。

从物理系转到管理系的曾祥文则是为了更现实的东西：毕业后待遇好一点，薪水高一点，更好地去报答农村的父母，帮助弟妹上大学。他一共交了九百六十元“补学分费”，这其中有他打工赚的，也有父母给的。他那忠厚的父母说：“让他自己把握自己”。曾祥文说自己喜欢物理但出路并不好，他所在的专业今年已有三十多个人申请转系，系里的老师也很开明，只要转入的系接收，就放人，他所住的宿舍有六个人，转走两个，三个正在转，只有一个人留守。

从计算机系转到国际金融专业，是黄俊峰刚上大学便准备做的事。他高考报的是国际金融却被跳到计算机系。“我要通过在大学的努力来证明自己并未失败。”他准备了一年，击败了五十个对手，终于如愿以偿。他说：“我现在有更多的时间来发展自己。但只要有机会，我还要再拼一拼。一个人只有时刻想着超越自我才会得到大家的承认。”他交了六百元的“补学分费”。

南开大学教务处的主管老师认为，很多学生要求转系，是为了能按自己的兴趣学习，重新认识自己，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毕业以后更好地找工作。

有关资料也表明，从基础学科转到应用学科，从冷门专业转到热门专业是转系的大趋势。南开大学转入电子系的十九人中，大多是从数学系、物理系转出；而转入经济、法律、旅游等专业的学生大多来自哲学、图书馆、中文等专业。校方虽然想让学生按自己的意愿学习，但还要考虑学校院系体系的完整，因此并不太鼓励学生转系，收取“补学分费”和“转系考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控制手段。

中国高校允许转系一方面给学生提供了重新选择的机会，一方面又令人忧虑：学“冷门专业”的真的没有出路了吗？

不能不说中国当代大学生在经历着蜕变：像蝉一样褪去保护的外壳，长出能飞的翅膀。于是他们下意识地开始在社会中寻找自己的坐标，他们在想些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在积极地用行动表明着自己的价值。

一位记者自己定了一个题目：在大学生床头摆什么书？下去走了几个宿舍，他说：“没法写，每个人的书都不一样，你不知道他们想看什么。”求异感在大学里盛行，追求鲜明的个性已是一种暗流。我们其实并不能说他们“两耳不闻天下事”，只是他们不愿让别人牵着耳朵去听大事。

只是有时中国的社会并不愿给他们提供独自思索的机会。在某个大学新生入校的几天，来自全国各地送新生的名牌轿车挤在宽阔的广场上，煞是夺人眼目。看着家长们那疲惫脸，我们除了同情，还有些悲哀。一个新生说：“爸，你走吧，请相信我！”

请相信他们！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同学曾在向学校提交的一份调研报告里说：“我们意识到祖国未来的命运需要我们来掌握，我们认识的国情是：一方面是飞速发展，一方面是停滞不前；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一方面是闭关自守、地方主义；一方面立国先行教育，一方面扫盲越扫越多；一方面严格计生，一方面多生偷生……”一项调查表明，在中国当代大学生心中，他们始终认为自己的命运是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在北京大学的研究生中，有一阵子关于钱盒中国文化的讨论，引起中国文化界的关注。把钱的话题当作一种让人费神的文化现象讨论，人们都捏着一把汗。文人耻于谈钱，只是这个话题太惹眼，君不见社会上的种种奇闻怪事均源于钱，为钱可以从密友变为陌路，大千世界的事让人无处可逃。

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的马伟说：钱，让我们重新选择。

随着人们对钱概念重新认识的深化，人们择业的自主权空前扩大了。无论他们选择什么，是教学，还是经商或从政，都是社会发展的进步表现，可以说，市场竞争是平等的，它尊重个人的选择。而这比起传统体制下以整体选择代替个人选择来说，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只是社会分工不同，都要求虔诚和投入，要求有“敬业”精神。但同时，人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责权利是三位一体的。个人选择权的扩大同时也就意味着个人责任的增加。

对哲学深悟的研究生张志强提出一个让人关注的话题：钱，拂不去的道德焦虑。

自孟子鱼与熊掌的辩证给义利关系蒙上厚重的道德选择、人格选择的色彩以后，不可兼得的义利成了中国人道德生活的二极，我们的良心就在这二极间游移、彷徨，甚至撕扯、分裂。当信誓旦旦的崇高的许诺并不能掩盖它的虚弱的时候，道德虚无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便四处滋生，不可一世。钱，在中国人的扭捏作态中粉墨登场，极力施展她的魅力。往往在钱最得势的地方，道德也不甘寂寞。

黑格尔“理性的机巧”的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幅社会历史的发展必然牺牲道德的残酷画面。于是，我们在缅怀道德的同时把责难强加给了钱。然而，传统里“无商不奸”的教条，使我们在把“取利者必不义”的不满投给别人的时候，却并不能让我们在自居的道德优势中感受到优越，反而有些莫名的失落和惆怅，甚或是惹酸作醋般的妒羡，我们并不能在拒绝金钱甚至拒绝幸福中，体证到自身的道德充实，我们甚或以为道德成了畏于进取的掩饰。义利不可兼得的焦虑是一场无休无止的良心的战斗。

善辩的哲学系研究生魏长领语出惊座：钱，不是恶的使者！

我们的祖先曾千百次地因金钱的诱恶而对其诅咒和驱逐，然而金钱却以不可思议的神力千百次地跃入人们的价值追求的圣地。关于利与义的关系，中国古代圣贤曾对之苦思冥想，约而括之，其观点可归为三：一是义利对立说，认为富必然不仁，重利必然轻义，为商必然奸诈。因而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甚至走向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立场；第二种观点主张义离不开利，舍利无义，“义，利也”；第三种观点不仅认为义离不开利，而且认为一定的利益基础是人们明义乐道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让一个一无所有饥肠如鼓的人去帮助贫困者，不仅不可能，而且滑稽可笑。

金钱在现实的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潜能盒威力便不可低估，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钱不是恶的使者，它只代表使用者发言。

认为“钱”耐侃耐聊的研究生叶红说：别急着奔命于钱。

有人认为重义轻利的传统，限制了中国向现代化的转化。不计事功，不讲效益，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其实义不是高悬在天空的明月，可看不可及，义在人们追逐钱利之中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古人曰“取之有道”，这便是义。商品经济的顺利进行，必须具有平等盒公正的前提条件，构成一个具约束机制的稳定结构，在这种稳定结构之中，经济的利益分配才不至于失去控制，钱才能发挥出它应有的功效，而这种稳定状态中尤其不能缺少义的观念的参预和调节。

自称“易之”而不愿露真名的一位老兄叹：除了钱我们还要脸。

英文中有这样一句谚语：“Beware of him who regards not his reputation”, 意思是，要谨防不重名誉的人，言外之意便是，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名誉也不在乎，那他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

一个人的名誉的获得、尊严的维护，既要有个人对自己的价值认同，也涉及到社会和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而要获得社会和他人对自己的正面评价，就必须做有利于社会和他人的事情。因而，真正名誉的获得是个人与社会和他人以及贡献盒获得的有机统一。离开其中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名誉。

然而，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中，一旦名成了外在于人的尊严的别人的标度，名便会和人对社会和他人所做的贡献相脱节，名的获得就会通过贡献之外的其他方式和途径。金钱和名誉（即钱与名）的直接结合和交换，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并未罕见。然而人的名誉或尊严并不是一个人自己封予自己的，即不是自己给自己贴的标签，不只是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即使在没有钱万万不能的社会中，我们仍要脸。

我们怎样和钱相处？浙江医大社科部的严士凡偶闻北大人的争辩，兴趣甚浓，亦提出独到的见解。

（一）    钱是身外之物，我们不应成拜“钱”狂。

（二）    钱来得正当用之才泰然畅然。

（三）    钱永远代替不了友爱、真诚、互相帮助、无私奉献、宽容豁达去换取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

（四）    钱要用之有度。钱是一把两刃的刀，是快乐的根基也是不幸的源泉。别想起来用钱去干坏事，有钱要多关心社会，多关心公益事业，关心需要帮助的人。

      在中国，人们已能冷静地看待历史和文化与币欲冲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