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企业阵痛：夜来幽梦两茫茫
破产 兼并 规范 机缘
对中国人来说，现在面临的机会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对中国企业来说，现在面临的机会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当今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场”，如磁场一般令每一个机体着魔。机会和竞争成正比。中国也是一个“竞争场” ，当中国社会的竞争环境开始趋于公平时，一种内在自身因素的超群无疑是脱颖而出的至宝。
“竞争场” 、“机会场” 招引中国的每一个机体全新设计自己。CI即企业形象设计给中国企业界带来的震荡将是难以预测的。虽然在理论上许多企业并未将CI战略纳入它的正规程序中，但在实践的意义上CI设计已渗透进每一个成功企业的经营方略里，这种渗透已成了看重自我形象设计的名牌企业的一种共识。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涉外饭店利顺德时，我们惊奇地看到这种渗透独一无二的阐释：让历史和市场接轨。也许我们可称其为“利顺德模式”---- 用企业历史遗产来传导企业。以此，利顺德在国际上为中国旅游酒店赢得十项大奖。
古老的中国正面临着一个崭新的未知数—市场经济。历史曾让中国沉重，古老文明在西方观念的冲击下曾让许多人困惑，而利顺德人聪明地将历史变成了现实的财富。利顺德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浓缩，它内部发生的事件以及来往过客身份的变化，成了中国政治舞台风云变换的寒暑表。在天津被迫开埠后仅三年的一八六三年，英租界里便建起这座华夏首家涉外饭店。掀开中国近代史耻辱的一系列条约在此签订，此后以英法租界为中心的天津新城区的出现，亦恰以利顺德为子午线发展而成。中国首枚大龙邮票设计、第一台发电机运转、第一台电话启用、第一盏电灯发亮、第一部电报机工作、第一座电风扇运作、第一台统计机计数和第一条正规铁路设计等等，无一不肇发于此。此后来华的各国首脑、社会名流，诸如美国总统胡佛、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专程下榻该处，孙中山、末代皇帝皇后、军阀政府五任大总统、二十二任总理，四十七名督军、班禅大师及周恩来总理等的光临，都给此饭店历史文化增添了浓郁的神秘色彩和历史痕迹、文化积淀的厚度。
具有鲜明历史特征的“百年老店”形象设计便扎根于利顺德独一无二的历史。通过进行全新视觉传导，它逐步恢复了英国古典式的建筑风格，按照当年模样恢复装修了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和前美国总统胡佛的客房，以及班禅大师的育经室。更为独具匠心的传导是，利顺德把历史和名人轶事装饰成一百个景点。如溥仪皇帝与婉容皇后在该店跳探戈舞的大型国画；慈禧太后赏赐饭店股东的一品顶戴花翎和朝服；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派驻天津领事与牧师签订兴建饭店的“皇室租约” –大龙邮票等等。利顺德人的全新形象设计概念是把饭店装饰成一座古色古香的“艺术店堂”、一座天津近代史的“博物馆” 。
让“历史服务现在” ， 是利顺德人的聪明之道，他们懂得用历史来树立自己的名牌意识。
利顺德这个“百年老店”在现代中国的“机会场”和“竞争场” 中写了一个新的童话：历史=效益。
也许这就是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美国人总羡慕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的一个小小的原因吧！
然而，中国企业更因背负着历史，在中国新一轮经济系统重建中受到冲击，引起了阵阵的疼痛。
中国金融界和企业界眼下最关心的是国家银行的不良债权怎么办的问题。据说许多国有企业已形成了一种债务链，对借进的银行的钱无力偿还；而国有银行的债权也成了一种负担，成为不良债权，然后便有一种最新的谈论话题，称之为金融创新，即国有银行将企业的部分债权变为股权，参与企业经营，做为股东，监管企业的运作。
此说法被四大国有银行的有关人士称之为政治打一个黑洞，把这个口打开，国家银行的不良债权才有解决的可能。目前，国有企业的经营已到了关键的时刻，沉重的债务负担已压得企业喘不过气来。而国有银行每年应收而未收的利息已超过百分之二十，目前四大国有银行也均被呆帐拖得喘不过气来。
知情人讲银行的许多贷款都变成了死帐，被吞没得无声无息。这其中最典型的是企业的假破产。一些企业先破产再兼并，然后就开始光着身子走进另一个企业，如辽宁一玻璃厂，欠一千八百万银行贷款，宣布破产以后只授权银行百分之六的债权，然后企业什么都没有少，只是换一个厂名，便赖掉了一千六百万的债务。还有企业剥利，让老企业把债务背负，再从老企业体内诞生以新企业，新企业一身轻赚钱更易。甚至一些企业分离成几个企业后，原有的法人代表无从寻找，从而国有银行的债权无从追寻。
国有银行的这些难处得到了企业界和金融界的共识。首都企业家俱乐部曾专程邀两界的专家沟通，来商讨此问题。
金融界的人士认为国家、企业、银行需要全面连动的系统工程来解决银行的不良债权。专家提醒将企业贷款转化为股权时，范围该窄一点，首先对国有企业的条件要深思，应选一些有估分制发展前途的企业，但也只能讲部分贷款变股权，大约在百分之五十左右。
这样做对国家银行企业都是有利的。
国有银行可以帮助国有企业解脱债务负担，尤其可解脱企业利息负担，也可以提高企业信誉度，企业可以借此赢得新的资金等筹资机会。另外银行也可转移部分风险贷款，工商银行的流动资金每年只有三分之一可以收回，如果银行对企业没有行政监管权，无法保障资金的安全。
如果银行的债权变为股权，银行从而作为大股东，就可行使一些股东权利，这样也可以保障贷款的安全，国家银行的钱就能装进一个安全袋了。
金融界的人士还认为，对于国家来说，不动用财政分文而可以使这些原有的不良债务活起来。这样也可以保障企业产权中国有产权占主体，与其对外商拍卖，让外商以百分之几的股份就可以获得许多国有企业的权益，不如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联手共度难关，这样可以保障国家对未来市场化国有化的控制。
金融界对不良债权的解决还有其他的办法，比如一部分银行贷款可转化为企业债券，向社会公众发行企业债券，也可以发行财政债券。
在一些人的观点中，拍卖企业一部分债务是较有意思的办法。应直接向外商拍卖企业贷款，专家提醒千万不要对企业职工拍卖贷款，现在外商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收购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甚至愿意整行业整地区的收购，但对外商也应该要求他们承担一部分债务负担，拍卖一部分银行贷款无疑是一明智之举。
另外，对该破的企业如夕阳企业或需淘汰的产业就要允许其破，置于死地而后生。金融界的人士一致同意的观点是宁愿企业真破产破掉一部分贷款，也不愿企业假破产赖掉一部分贷款。
不过目前国际经济界的一些人士提醒应成立一些投资中介公司，由这些公司出面折价买完企业的债务以后再拍卖给外企。这一过程中，银行必须参与，如果不以银行为主，银行不介入到其中是何难解决此问题的。
不良债权是困惑目前中国经济界的重要问题，但专家亦提醒提供的方法只能作参考，具体操作起来还应考虑具体的条件和使用的范围。
一九九五年，新年伊始，中国国企破产拍卖第一槌，在天津敲响。
一月十日，天津渤海啤酒厂全部资产被整体公开拍卖。天津市调整工业办公室主任刘持伦说：“ 这是破产法实施以来中国国内资产最大、债务最高的一宗国有企业破产拍卖。”
四年前，天津就因辛普森公司被拍卖引起经济界人士震动：那是中国外企破产第一案。四年后，敏感的境外传媒对渤啤的破产拍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路透社的消息称，此事是中国大力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象征。其后几天，天津市调整工业办公室一口气接待了几十家海内外各路传媒。
传媒关注的原因还在于：这是一九九零年十月份“国务院五十九号破产令”发布以来第一个开刀破产的国有企业，其负债额之大与资产之大都创了新记录，在此之前，中国国有企业的破产均被羞羞答答遮掩着。
人们还很难猜出一九九五年天津这个老牌工业基地的“破产第一刀”对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实施有什么影响。
人们感兴趣的还有渤啤破产拍卖进程中一些耐人寻味的话题：这家国企的产权被唯一参加竞买的澳洲外资集团买断：买主欲建中国最大的啤酒厂，已停产近一年的渤海啤酒厂为何迟迟破不了产；厂内多名职工如何安置……
一九九五一月十日，是一个极普通的日子，对于渤海啤酒厂来说却是极重要的，这家有十多年历史的国有企业换了主人。其实严格说来，渤啤从一九九四年五月五日被宣布破产那一天起已经不存在，一月十日只是按照法律程序由“天津市渤海啤酒厂破产清算组”对其财产进行公开拍卖。
拍卖现场颇具戏剧性。原定于上午九点开始的拍卖到近十点才开始进行，据说在等什么人，而拍卖过程进行了不到半小时便结束。拍卖完以后，买房和被卖方的法人代表均无踪影，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则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拍卖现场的主持人念的第一段话是：“ 天津市渤海啤酒厂破产清算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O一条及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决议，并征得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同意，决定对天津市渤海啤酒厂之全部财产（包括厂房、土地使用权）进行公开整体拍卖,为便于此次拍卖活动顺利进行，特制定本拍卖规则，以资共同遵守。”在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监督下，拍卖现场显得很规范。当拍卖人叫出拍卖低价五千四百万元以后，只有一家公司的法人举着十五号牌子应答，其后拍卖主持人再次重复叫价金额，无人竞答，主持人连叫三声，以锤击板，表示拍卖成立，然后进行了渤啤的产权转让签字仪式。
在场的记者注意到：这唯一参加竞买的公司是澳大利亚富仕达集团在天津的一家台资企业，与其法人代表郑成辉一同签字的是天津市一轻局的副局长刘宏起，一轻局是渤啤的主管上级，在此之前，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刘洪起为渤啤破产清算组组长。
郑成辉匆匆接受了记者的提问便离开了拍卖现场。后来郑氏单独接受采访时透露了来自澳洲的富氏集团对中国啤酒市场的勃勃雄心：根据富仕达集团的发展计划，将在天津北辰区建成中国最大的啤酒厂，年产达三十至四十万吨啤酒。此前，富氏集团已在渤啤所在地北辰区购买了三百亩地，收购渤啤成为其在中国建最大啤酒制造销售中心关键的一步。郑成辉表示事先并未想到会无人和其竞价叫买，能够轻而易举地以底价收购渤啤令他始料未及，但他对收购结果表示满意。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在拍卖和签字仪式结束后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三个数字是：据天津清算事务所经过财会清算，确认天津渤海啤酒厂的资产总额价值约九千八百万元，渤啤负债额近一点八亿元，拍卖渤啤后所得五千四百万元中约有一半将用于优先安置企业职工。
在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这次新闻发布会上，天津市经委调整工业办公室代表政府官员在答记者问时说，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他对这次拍卖的评价是：“渤海啤酒厂申请破产后，其资产、债务清算和案件审理过程始终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和法律程序进行。此案将保证破产企业职工的合理安置和债权人债务的合理补偿。”
天津渤海啤酒厂，始建于一九八一年，总体规划分三期建成，最终形成年产十一万吨啤酒的生产能力，一、二期工程已于一九八六年和一九九零年相继完成，并投入使用。二期工程设计能力为年产啤酒五万吨，实际综合能力最高产量只达到年产二点五万吨左右。渤啤已投产使用的设备七百多台套，并存有引进南斯拉夫尚未安装的设备一百九十箱。
据说正是这些从南斯拉夫来的洋货让渤啤借贷频频，最后倾家荡产的。至今这些来路可疑的洋货，已经因“水土不服”，丧失了原有的价值。渤啤更由于亏损严重，流动资金枯竭，从一九九三年十月职工便陆续放假回家，同年十二月又因无力缴纳电费，电力部门采取停供动力电措施，从此，企业生产经营处于停滞状态。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一九九四年五月三十日受审了债务人天津市渤海啤酒厂申请破产还债一案。经审查：申请人天津市渤海啤酒厂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已符合破产条件。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于一九九四年八月八日以“高经破裁字第1-1号”裁定，宣告天津市渤海啤酒厂破产。
根据《破产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八月十二日，经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与天津市人民政府协商，成立了渤海啤酒厂破产清算组，八月十五日，清算办公室正式进驻渤啤。清算组得出的结果是：截止到一九九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破产企业的资产总额约为九千三百九十二万元，负债一点七七亿元，其中银行贷款为一点六二亿元。而债权人申报的结果是：共有八十三户申报债权，申报总额为二点一四亿元，和渤啤账面总金额约一点七亿元大约有四千万的出入。在得出渤啤的“家底”后，经债权人会议讨论的结果是：采用公开拍卖的方法对渤啤进行整体拍卖。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分别在《天津日报》、《人民日报》发布拍卖公告，这以后，先后有德国、荷兰、韩国、香港、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外商表示有整体购买的意向，这其中，马来西亚的麦康集团、澳大利亚的富仕达集团愿望迫切。
但是直到一九九五年一月九日，才只有富仕达集团申请参加竞争，并缴纳二百七十万元的保证金，而按照拍卖规则，只有在一月九日之前交纳保证金的应买者才有资格参加一月十日的竞买。这便出现了一月十日破产拍卖现场出现的一家叫价，以底价成交的局面。
渤啤以五千四百万元底价进行了产权交易，知情人既感到意外又觉得在意料之中。渤啤清算组的一位人士曾透露：渤啤有些设备由于长期不用、保养不当等原因，已出现锈蚀，特别是生产啤酒的主管道比较严重，如不尽快整体处理，财产将随之贬值，造成的损失不堪设想。后来法院公布的渤啤的资产价值和清算组最初的报告有出入，也是因为考虑了贬值的因素。
当时公开拍卖面临很大的压力：根据有关的法律规定和惯例，从公告到阅览拍卖物再到拍卖大体需要三个月时间和一笔很可观的拍卖费用，时间较长，手续繁多。
另一方面，几家外商唯恐在竞争中两败俱伤，先期彼此探底，麦康集团只愿出五千万，富仕达集团也表示超过五千四百万不买，知情人士便说一月十日的拍卖结果是各方先期竞争的结果。
一家曾经想在国内啤酒业中有所建树的国有企业就这样易了主，有了“澳籍” 。
渤海啤酒厂原来的职工其实不知道自己已被关注，坐落在天津郊区的厂房占地一百八十亩，但去工厂的道路并不是太好走。分为生产区、办公区和生活区三部分的厂区里静得很。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五日，渤海啤酒厂的牌子才被摘下，在场的工人并不知道一月十日拍卖的具体结果，他们只知道厂里已换了十六任的厂长，不知为什么，那些厂长还没见过面就没影了。
四十五岁的女工李淑恩再平凡不过，她在传达室里织着毛衣，屋里生着炉子，很暖和，室外寒风大作。她虽然织着毛衣，眼睛却盯着户外，只要看有人走进大门，便放下手中活，叫人不要进厂，先进传达室登记。李淑恩已经干这个工作一年多了，自从天津渤海啤酒厂停产以来，她已经没工作可做，只有守大门，不让人员轻易进厂，也不让厂里物资轻易出厂。三天一个班，连着二十四小时不合眼地在传达室呆着，她说自己还不错，起码还有工作可做，原来厂里的六百多名职工只有四、五十人组成联防队，看门守户。
提起厂子被破产拍卖的事，她很激动：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现在特盼知道分配结果，其实建厂十多年，大家都挺玩命干的，第一任厂长李恩朴干得挺好的，不知道怎么给换下去了。李淑恩有一个小孩，每月只拿两百元工资，其他的就什么都没有了。
天津市一轻局副局长这样说明对渤啤职工的安置：“一轻局已专门成立了渤海啤酒厂职工安置办公室，包括退休工人共计近六百人的职工全部由一轻局负责安置、分流。春节全体职工将会得到有关部门的帮助，有关部门将用破产所得的土地租用金，按照天津市职工平均工资三年的总和分配给个人，不足部分通过其他途径补偿。”
一月十四日，渤啤破产清算组通过了一项决定：发给渤啤每位职工一百元的春节补助。一月十七日，富仕达集团与清算组的代表签署书面交接手续，正式接管了渤啤，但富仕达集团似乎也知道中国人过春节不开工的习惯，过了猪年正月才准备对新买的企业进行全面改造，但富氏集团没有接纳渤啤职工的意思。天津一轻局已专门成立了渤海啤酒厂职工安置办公室，但负责人表示破产拍卖所得的钱款并不直接发给职工，一轻局将专门成立一个培训中心，对渤啤的职工集中培训，在一轻局内部消化。不过，有关人士对渤啤职工的年龄普遍偏高表示担忧。
天津经委工业调整办公室的刘持伦主任说，首先安置好破产企业职工是国务院五十九号文件规定的，这一点有关部门已做了妥善安排。
《破产法》第四条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妥善安排破产企业职工重新就业，保障他们重新就业前的基本生活需要。渤啤在编职工六百六十二人，其中：在职职工五百四十九人，离退休职工七十七人。在职职工中技术和管理人员一百零七人、工人四百四十二人。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在被称为“国务院五十九号破产令”的这个通知中确认一九九五年有十八个城市进行破产试点，这其中，老工业基地天津是重点。
一九九五年伊始，历时近二年的渤啤破产有了实质性的结果，有关人士认为，这可看成天津对老企业重新改组的决心，也可看成是国务院今后对企业加大破产力度的先兆。
中国自一九八六年《破产法》被通过，一九八八年正式实施以来，全国立破产案二千件左右，这其中，真正按法律程序进行国企破产的甚少。渤啤破产一案完全由法院按法律程序审理。
不过，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有关人士则认为企业破产难，法院审理破产案件更难，因为在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中，除了要依法办理外，还要处理好司法与行政的关系，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还没有充分的自主权，价格、工资、信贷等各种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
另一方面，渤啤破产进行了近二年才得以解决的原因，被法院人士解释为因为资金不到位。他们希望能建立一种保障制度，通过产权改革，在土地、资产拍卖和转移过程中，能够抽出一部分资金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只有通过这个办法，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筹集一笔比较大的基金来解决失业与养老问题。
一九九四年，中国曾拿出七十亿元解决破产问题，一九九五年又拿出巨资解决破产企业人员安置及其他相应负担问题。国务院曾选择一百家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途径，其中规定：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依法进行破产。专家的分析是：中国企业客观反映淘汰率的数字在自生自灭的乡镇企业的比例为百分之一，而城市破产立案数却只有万分之一。
有更多的国有企业破产将是客观趋势。
天津敲出的这一记一九九五年中国破产拍卖第一槌是“国务院五十九号破产令”的“开路先锋” 。
除了破产问题，另一方面专家的提醒是，中国经济发展更应注重规模经济，这将是大市场概念的需要，也是中国国有企业现状要求的。
中国企业普遍感到资金不足，在工商银行贷款的企业，有百分之八十靠负债经营，企业的利息负担加重，此状况令人担忧，所以企业产品降低成本是关键，发展规模经济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首要关注的问题。
发展规模经济重要的是以组建企业集团为主，应通过此举培植和造就一批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能够压浪的“航空母舰”。另外，企业集团要达到资源合理配置，形成一种兼并式竞争。
这些集团可以跨行业、跨地区横向成立，甚至可跨国界。这中间，还要注意工业企业的布局问题，可根据条件分别迁入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开发区和西部新工业区。应适度放松投资调控力度，保持投资率稳定在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的合理范围内。但一定要保持已出现的注重更新改造、基础产业及内涵挖潜的良好的投资势头，新增投资需求要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保证增量结构的合理，尽力避免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
为了实现规模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中国在本世纪内支持二至三家汽车生产企业（企业集团）迅速成长为具有相当实力的大型企业，六在七家汽车生产企业（企业集团）成为国内的骨干企业，使汽车产品居国内前三家企业的销售量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力争在二0 一0 年形成三至四家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汽车企业集团，实行自主开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自主发展，参与国际竞争。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三日，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变成了中国第一汽车集团的子公司。中国汽车工业史上这桩里程碑式的兼并事件被关注，且被谈论纷纭。
二月二十三日，在金杯大厦文艺厅内，一汽集团总裁耿绍杰的一个签名，表明一汽将以每股一点一五元购买金杯总股本的百分之五十一，便意味着中国这家最早最大的汽车公司将拿出近六亿元来改组一个曾经辉煌一时，现在却在沪市股票收底的金杯公司。令人疑惑的是这个签字仪式不是在一汽集团举行而完全是由金杯公司操办的，辽宁省的官员到了不少，而吉林省的官员似乎不大感兴趣，没有一个来捧场。当然一个是中央企业，一个是地方集团的原因是其一。不过这种仪式地点方式的选择让旁观者感觉得出究竟谁更对这个事实感兴趣。
另外，敏感人士注意到，签字仪式有国资局的代表参加，三方代表的共同签字，提醒人们注意这是一次国有股的股权转让。
综合双方的消息，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即日起更名为一汽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一汽集团把一汽金杯的发展规划纳入该集团“百万辆”汽车的总体规划之中，将使原金杯公司在“九五”期间具备二十万辆车的生产能力。让人关注的是金杯在一九九五年年初公司经营目标提出的仅是“生产汽车三万辆”，如何从三万增到二十万将是一汽集团需要苦心经营的问题。
一汽集团权威人士称，有关的近六亿元该集团会分四年注入一汽金杯，对于大投入大产出的一汽金杯，这只是杯水车薪。不过有消息证实，改组后一汽金杯将会对现有整车和零部件生产进行调整，尽快形成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结构，一汽集团将会多方统筹解决规划改造所需投资。但在人事工资方面，一汽金杯的人事工资关系，将全部划转一汽集团公司，并按总公司的人事工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在公司管理方面，一汽金杯将修改公司章程，改组董事会。
似乎各方对双方联合抱积极态度。机械部对此事的首肯是：这种上市公司向非上市公司、地方企业向中央企业转让股权、实现资产联合，在中国还是首次，是中国汽车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是汽车行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多种产权结构的新尝试，对国务院《汽车工业产业政策》的实施很重要。
而另一方面，专家的意思是：此联合对治理中国当前汽车工业散乱局面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当今轻型车生产散乱尤为突出。目前中国已有七十一家轻型车厂，生产只有五十多万辆，年产上万辆厂不多。联合将形成规模经济的综合生产能力，可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有效遏制散乱的局面。
金杯对外界的统一口径是这样：两家资产联合，可以盘活资产存量，通过股权转让，一汽便可打通社会融资渠道，使金杯公司剩余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国有资产在两个国有资产经营单位之间可盘活资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以期达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的目的。
来自一汽的总结，显示了其财大气粗一面：金杯公司进入一汽集团，是强强联合，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一汽可充分利用金杯现有的资产条件，减少重复投资，可更好地实现一汽百万辆战略目标。金杯公司可以依托一汽现有的技术、人才、产品和管理优势，按市场要求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加速引进车型国产化进程，提高经济效益，扭转经营被动局面。
金杯面临两大难题：人事变更和资金缺乏。
金杯的前总裁赵希友曾荣获中国优秀企业家。中国劳动模范、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经济改革人才奖，并因创办辽宁第一家股份制公司，成为知名的企业改革家。赵曾任沈阳市农机汽车工业局副局长，一九八四年，将该局下属九十六家大小企业组成集团公司沈阳汽车工业公司，一九八八年五月，该公司改造为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公开发行一亿元人民币的股票。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四日，金杯股票正式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赵希友被批准退休，时年不到六十岁。由从一九八八年起便担任公司党委书记的何忠彬出任金杯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何忠彬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出生，曾荣获中汽总公司“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工作者” 、“辽宁省优秀管理者”等称号。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二日，李鹏、刘华清视察金杯公司。同月下旬，张沛雨出任公司总裁，何忠彬再度担任公司党委总书记。张沛雨此前任沈阳市计经委主任。一九九五年二月十八日，何忠彬以董事长身份，代表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发出特别公告，确认金杯总股本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将被一汽收购。金杯法人代表为何忠彬。
张沛雨在一九九五年年初公司工作会议上说“一九九四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是公司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的一年，是诸多问题和矛盾交织的一年。”而在这诸多困难中，资金缺乏是首要难题，金杯的有关人士不肯透露资金严重不足的原因。不过据有关人士说，金杯的部分资金已因种种原因，流到海外。
正是人事的错综复杂和资金的流失使金杯从中国汽车八强之一沦为一汽的子公司。
三月一日，沈阳。金杯公司宣传部的人在电话里称到了沈阳铁西区兴北街，自然能找到金杯。问了当地人，带记者走回头路，指着一个楼口说：这就是了。原本来过的，可只看到了并列醒目的三个牌子：沈阳农机供应总公司，忽略了挂在一旁的金杯的招牌。原来听说金杯是在一个农机汽车工业局机关的基础上创立的，却没想到十年仍未抹去金杯与农机局千丝万缕的联系。
金杯的老总张沛雨那天正在接受辽宁电视台的采访。大家都觉得是好事，且是大新闻，自然新闻热情很高，宣传部的头儿说这些天的采访让他们焦头烂额，提到他们被收购，他们却是兴高采烈的，依然觉得自己是那里的主人，问他们有没有改组后被裁掉的顾虑，他们的眼都瞪圆了：不可能吧！
看到宣传部对了很多证券类报纸，问他们怎么订那么多，答曰咱是上市公司，股市消息每天都要看的，要不怎么对得起股民。不知在交易大厅听到“连金杯都不跌了，肯定是底了”的议论时，金杯人怎么想。
三月三日，长春。长春市的西部都被一汽集团给占了，这便是一汽汽车城。长春司机听说记者要到一汽，很为难地问：一汽大了，你究竟去哪里？终是找了许久，才摸到总部。
听说记者是金杯一汽联合后第一个来这里采访的外地记者，一汽宣传部人员很热情。但议起兼并之事，表情居然和司机一样为难：这事没法说。
听到的消息是：一汽现正建三万辆奥迪轿车及十五万辆捷达、高尔夫轿车生产基地，耗资八十亿左右。一起人的想法是只有他们的捷达才适合进入中国人的家庭，他们看不上桑塔纳，更瞧不起夏利。可尴尬的是：捷达现在每年才产不足三万辆，成本高得吓人，价格远进不了家庭。“我们一汽需要钱” ， 他们说，所以不想让金杯把钱抽走。
记者问：为什么要叫奥迪、捷达，替大众汽车公司宣传品牌？而不是推销其“一汽”的品牌，知不知道其实奥迪公司是被大众兼并的，奥迪本身也是由四个小公司发展而成，保持四环标志是奥迪当时被兼并时唯一提出的条件。一汽人便纳闷地看着记者，似乎怀疑所说的可信度。
不过，一汽人很为中国官员都坐他们的车感到骄傲：虽然零部件国产化率低点，好歹是咱自己组装的。要是把“奥迪”的名称叫成“一汽”就更好了。说完了自己又摇头：那是不太可能的。
吾友中国资深财经记者王安，此君曾担任《中国青年报经济蓝讯》主编，在中国新闻届叱诧风云，为金杯事件特写了一篇《金杯哪去了》的评论，甚引人深思。现录于此：
金杯哪去了？写下这句话，自觉唐突—好像大家不这样说话。于是把各种报道找来学习，发现确实有几处不明白。
大家这样说话：一汽金杯联手，金杯加盟一汽，金杯进入一汽，一汽控股金杯。细看条文，一汽斥资五点六亿元购买沈阳金杯四万九千五百六十二点三八万股，占金杯的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金杯的生产经营和人事工资等都纳入一汽统一管理。这不是我们常说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大鱼吃小鱼，或资本重组兼并吗？通过控股达到兼并，眼下在发达国家是寻常事，那种破产拍卖兼并早已是老套子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说一汽兼并了金杯？
另一个不明白的是有文章说一汽金杯“强强联合”。既然两者都强，捏在一块会更强吗？只有强吃弱才合逻辑。据了解，兼并前金杯的日子不好过，资产严重不足，一九九四年实现利润仅三千万元，资产负债率达百分之六十九。与美国合资的金通公司投产三年亏损三年，累计亏损一亿元，部分职工放长假，沪市甚至衍生出“金杯一族”的贬词。“金杯同志还是做过些有益的工作，但缺点不少…… ”而是说：“金杯同志好极了，和一汽同志结合会是举世无双……”说好话谁不会呀。
再有一个不明白的是，金杯被兼并时，其净资产近每股一点八元，但一汽收购时只花一点一五元便接了过来。怎地这般便宜？这令人怀疑兼并不是完全的经济行为。另外，一汽收购的四万九千五百六十二点三八万股是金杯的国家股，这样，金杯公司国家股锐减至七千三百七十五点零三万股，仅占总股本的百分之七点五九，而金杯法人股增至六万一千八百零五点一万股，占百分之六十三点六。那么，金杯似乎不能叫国有企业了，“国”一夜之间不知去哪了。搞不懂。
最后一个不明白的是企业家哪去了。金杯好孬是中国八大汽车集团中的一个，大企业家走到哪都应是响当当满街围着人看的。可不知什么时候，金杯风光八面的头儿赵希友不见了，直到金杯兼并时才知道赵希友不见了。急打听，说赵去美国政治避难了。又说没这么回事，赵希友已六十一岁，已于一九九三年因病退休，现任香港华晨公司副董事长，华晨公司拥有金杯公司下属的金容公司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金容公司生产SY6480海狮面包车，是金杯公司效益最好的企业之一，一九九四年盈利一点六亿元。不知为什么，众记者对企业家和前企业家不大热情，或者不约而同地隐人之秘。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机关？
一汽吃金杯，对于规整中国汽车生产布局，对于取得上市公司向非上市公司、地方企业向部属企业转让股权的经验，实在是个好事，是个大事，上一版头条（几乎没有报纸这样做）绝不虚手。只是这中间有些不明白了。
中国企业界有许多事非常理能解的。
敏感人士均注意到一九九二年爆发的矿泉壶大战烧到九三年已是火光一片，一九九三年的中国市场出现“矿泉壶现象” ：一种小小的在中国仅有三年历史的饮水工具在市场上的广告战触目皆是。有一段时间，打开一张报纸居然三种矿泉壶扑面而来；打开电视机，五种矿泉壶广告轮番轰炸；各大商场身披不同厂家绶带的小姐各抱一壶亭亭玉立，煞是好看……然而据一矿泉壶厂家的老板透露，在一九九三年八月原来矿泉壶最是热销的季节，销售却开始疲软萎缩，各大厂商均觉得有些支撑不住，眼睁睁看着销售额不停地掉下去。
一九九三年的广告费和销售额呈反比增长的“矿泉壶现象”令人吃惊，一九九四年市场态势亦令人关注。规范化已成了一九九四矿泉壶市场摸得着的主脉。
一九九三年爆发的矿泉壶大战，令消费者迟疑，令厂家耗资耗时，反作用却始料不及。在一九九三年时，“富豪”厂家开着凯迪拉克在京“招摇过市”，“百龙”举办跳水赛，而“天磁”则义卖取声誉，一时是海陆空天上人间闹得不亦乐乎，到后来通过搞活动、柜台战、做广告这些手段之余，厂家竞开始互相攻击，利用广告贬低其他同类，经媒介曝光，各厂家均觉脸上无光，企业间竞争走入歧途。
天磁公司的老总林永宁和百龙集团老总站出来，在全国呼吁建立行业管理协会，以规范矿泉壶市场的发展。一九九三年十月，中华轻工总会多了全国最微观的行业协会：人工矿泉水器具专业委员会，百龙和天磁各投资十几万元。此会成立不久便开始征求行家的意见，制订行业标准，据称一九九四年六月八日准则章程已正式被审定，六月底公布。此行业标准，确认了以下事实：此标准由中华轻工总会提出；由全国食品发酵标准化中心归口；由轻工总会食品发酵工业科学研究所、天津市天磁公司负责起草。此标准规定了人工矿泉水器的材质要求和出水水质的技术要求、试验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等要求。此标准适用于以生产饮用水为原水，通过净化、矿化等获得可直接引用的净化矿化水的人工矿泉水器。
据称，矿泉壶行业的公司都按此行业标准生产，矿泉壶市场的混战也变成秩序经营，厂家才有精力改进质量。中华轻工总会的一位官员说，矿泉壶大战说明了标准的重要性。解决矿泉壶现象中的不正常竞争问题，需技术上首先要有标准，质量上有要求，消费者才可以监督检测，从而实现市场的规范化。
兼着中国最微观行业协会副会长的天磁老总林永宁说，有了行业标准，公司将压缩广告预算，而投巨资研究新品和不断完善产品，以提高对老百姓的负责程度。
林壶主说，因水质遭污染的连续性，矿泉壶的技术改进亦应是连续性的，市场中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但竞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则必须规范。市场秩序完全可规范，而不是假冒的源泉。一九九四年矿泉壶行业的厂家已达成一种默契：静悄悄地竞争，即从巨额的广告竞争中摆脱出来，以质量求市场。每个厂家都在静悄悄地玩绝活，待市场销售白热化期间会亮出什么令人瞩目的新东西来，谁也说不准。
这种静悄悄竞争直接受益的是消费者。消费者的口碑是世界上最好的广告，既是对厂家高的要求，也是厂家千金难求的一笔无形财富，同时引导别的消费者。企业在这种“消费者的口头广告大战中”不必花一分一厘而实力一清二楚分出伯仲来。这种静悄悄地竞争是基于行业标准的确立，行业协会的调节。行为标准要求厂家将产品质量超前研究，同时要求企业对产品实实在在地投入，而不是浪费在大量的广告宣传中。而且这种行业协会是纯民间的，必是符合生产者和消费者双重利益的。
和一九九三年有些矿泉壶厂家负债经营，借钱做广告的行为比，一九九四年各生产厂商要冷静很多。
据行家分析，中国矿泉壶销售将沿着京广线，从北热到南，将以天津、北京、郑州、武汉、长沙作为热销的中心城市，并向两侧发展，以京广线为突破。在全国的市场，东北将热得比较晚，这是由于矿泉壶大战留下的后遗症在东北地区还未全退。不过业内人士亦预测，中国今后的矿泉壶市场将更规范，更趋合理，矿泉壶走入家庭有可能全面动销。
有这么件趣事，中国消费者协会每年接到投诉信件十几万件，唯独矿泉壶没有投诉，消协人很奇怪，于是自己花钱在北京城乡贸易中心买了不同品种的八个矿泉壶，请水利部的人士检测，均符合标准。消协人士说矿泉壶今后将是热门消费品。据联合国的统计资料显示矿泉水产业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一个大的产业，矿泉水将是下个世纪每家每户都要消费的大路货。而在中国水污染依然严重的情况下，矿泉水市场可能是最有消费潜力的市场。
林永宁称，他和同行正在计划让这跨世纪的水进入每个中国家庭。彼此之间不再通过广告大闹拼个天翻地覆，而是相互小心协调，循着规矩办事。
与以往不同的是，普通消费者在矿泉壶消费中也将是摆脱盲目购买，开始理智消费。
中国企业亦都在阵痛的调整中趋步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