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下的小鬼儿（上六十五）

(六十五）

好容易走到了五科，我看到有一间房子的窗户缺了一扇。肯定没有人，我爬了进去。咦，里边有一张乒乓球台，我躺在上面用大衣包住了头。暖和多了，迷迷糊糊又要睡去。不，我强迫自己使劲睁着眼睛。不能睡着，不然天亮后让人发现,岂不是送货上门。

天亮了，晨曦给了我力量，我赶快从窗口爬了出去。还好，四周还没出现一个人影。我将周身掸了掸，看看还不算太脏，向五科饭馆儿走去。到那儿一看还没开门，正要走开,一个胖胖的妇女走来开门。她有些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两手往腰上扎着白围裙说：“这么早，豆浆还没开锅呢。先坐里边等会儿吧。”

我说了声“谢谢”坐在了靠窗的一张桌子旁。一会儿她告诉我豆浆好了。我要了一豌豆浆、两个油饼、两个烧饼。她笑着说：“吃这么多？”

我说：“一会儿出车上塘沽，带着中午吃。”

她点了点头不再问。热腾腾的一顿早餐我三口两口就撮饱了，剩下一个油饼一个火烧，向她要了张纸包上带走。

来到车站一问有10：35的一趟到北京的车，我买了票后看看才9点，便在小小的候车室坐了下来。过了半个小时，外面一阵拖拉机的响声，我站起来一看是一个就业职工开着一辆手扶拖拉机来送三个人。想到坐在这里太危险就向外面走去。出去时和那个职工打了个照面，他走过后还侧脸看看我。这使我心里很不安，我走到一个土坡后面，坐在那里想，这个人认识我吗？不会吧，我怎么对他没一点印象呢。觉得耳朵痒痒得很，我顺手一捋，是一撮儿苇絮。哦，是我头上的苇絮引起了他的注意，怪不得饭馆儿的胖女人用那种眼神看着我，还问这问那。自己太粗心了，说不定就是这小小的粗心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我埋怨着自己，看看10：15了我又来到了候车室。

不一会儿我又听到了手扶拖拉机的声音。麻烦来了，只见刚才那个注意我的职工带着卢教导员和三个小伙子从车上跳下，急步向候车室奔来。我想跑已来不及，因为四周一片空旷，一眼望出十几里，往哪儿跑啊。我沉住气，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坐在候车室，想着怎么闯过这一关。

“就是他。”那职工指着我对卢教导员说。

“你是哪分场的，是干吗的？”好，他不认识我。下火车就是他给我们新来的这批人讲话、点名、分的队。刚才我就是担心他认出我，现在有底了。

“我是从北京来看我弟弟的，有事吗？”我不慌不忙地说。

“你弟弟叫什么名字，是哪分场的？”

“谢宝柱，三分厂一中队的。”

“你有几个弟弟，你叫什么？”

“俩弟弟，我叫谢宝桐。”

“你什么时候来的，两个弟弟都看了吗？”

“昨天来的，就看宝柱了，没看宝森。”我忽然想到卢教导员就住在二中队，不能说去了二中队。

“为什么只看了一个呢？”

“我从小就和宝森不好，我在这儿时宝森从没看过我，所以我现在也不看他。”画蛇添足了。

“你原来是哪分场的，什么时释放的？”

“二分场的，5月份释放的。”我虽然对宝柱家情况比较熟，但具体的还是不大清楚。

卢教导员回头对那三个人说：“看着他！我去打个电话。”

一会儿他回来说：“你不要瞎撞了，谢宝桐还没释放呢。你到底叫什么？哪分场的？”

“我叫郭仲辉，以前是一分场的，出来一年多了。”

“你为什么说叫谢宝桐呢？”

“我怕你们说不是亲属不让见，所以就说是宝柱的哥哥，我根本就不认识宝森所以没去看他。”这倒和刚才的话对上了，听着符合情理。

“你等着我再给一分场打个电话，看你说的是不是真话。”这时10：35的火车已进站了，我说：“车就要开了，我得上车，等你打完电话就晚了。”

“那没办法，不查明你的身份我不能让你走。”他坚决地说。

“这样吧，我去把票退了，不然车一开票就不能退了。”说着我假装向售票窗口走去，这时火车已缓缓开动，突然我转向了站内，沿着铁道向已开出车站奔驰起来的火车飞快追去，与最后一节车厢门并肩时我飞身向前扑去，双手扒住了车上的拦杆，身子横在了半空。突然我感到左手失去了力量，松脱了铁栏杆，身子一转撞了一下车厢跌了下来，顺着路基滚下了地面。我顾不得多想，站起来又窜上路基向火车追去，然而火车离我越来越加大了距离，我追不上了。回头一看那四个人正愣在那里，距我有两百多米，此刻才想起追我。我想继续沿着铁路线跑，可一想这一望无际的铁道线，你就是跑出去几里地也挡不住追你的人视线，徒劳无益。一看对面是个红砖围墙的化肥厂，墙外面到处垛码着一袋袋化肥，上面遮盖着帆布。便跳过路基向红墙下奔去。一个最大的化肥垛挡住了追我的人的视线，刚想钻进帆布里一想不妥，谁都会想到可能藏在这里。忽然看到垛边放着一截两米多长的废路轨，上面是高高的一垛芦苇，耷拉下来的苇叶和苇穗将路轨遮掩得几乎看不到，我急中生智，迅速脱下大衣塞了进去，趴在地上像蛇一样的爬了进去，刚刚完全藏好就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只听一个人气喘吁吁地说：“跑不了，就在这附近藏着呢。”

“把这所有的化肥垛盖的帆布全翻开，那一下没摔死这王八蛋也够他呛，没想到他还能跑。仔细点儿翻！”这是卢教导员的声音。

听着他们呼啦呼拉的声音，我连大气也不敢喘，好久，听到他们奇怪地说：“不可能啊，没见他从这一块儿出去呀？他就是翻墙跑到化肥厂里边咱们也看的见呢。”

“很可能就是翻墙进里面去了，走，到里边找去。”随着卢教导员的声音，他们的脚步渐渐远去。

不能在这儿久藏，他们再返过头来就会注意到这儿了。我慢慢地褪了出来，跳过路基，沿着低洼的路基边上不知是被雨水冲得还是人为的壕沟拼命地向塘沽方向跑去。

我跑不动了，只感到腰间疼痛难忍，那也不能停啊，坚持，坚持就是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下定------”我反复唱着这段毛主席语录歌，还真起了作用，速度又快了起来。可一会儿又不行了，腿根本就迈不出去了，只是在移动，是靠身子使劲的摆动带动腿吃力的向前一点一点地在挪着。会不会是------我想起自那次在团河时被驷马倒攒蹄儿捆绑后，腰时有疼痛，厉害时直不起来弯不下去，今天可别这样啊！我心中乞求着上天，千万千万别犯病，那我不知会怎样------

上天慈悲，我终于快到塘沽了，塘沽大桥已隐隐约约出现在我的眼前，一到塘沽就有火车，就胜利逃脱了。我振作起精神，咬紧牙关向塘沽大桥走去。

就快到了大桥时我忽然看到一个解放军战士，背着上着刺刀的步枪在桥头巡逻。我站住了，我要等着有人在我之前走过去我才能去。等了许久才看到一个人走了过去，那当兵的查问后，那人转身走了回来。不知是这时不许人徒步过桥，还是从来就是这样，总之我不能过去了。怎么办？

天不灭曹。正当我无计可施、无可奈何之时，看到了在离这座大桥三四百米处有一座与这座桥并排新建的大桥，我一看上边一个人没有，就急冲冲地向那大桥走去。到了桥下一看，我说怎么一个人没有呢，原来这桥还没完工，只是桥身框架有了，桥面还没铺，是隔一米多一个横梁。这桥全长有三百来米，从水面算最高处有十多米，海风吹过浪涛涌起，哗哗地拍打着桥身。我顾不得这许多，想也没想就登上了桥身。当你无路可走时，但分有条路可寻，哪怕是刀山火海、是悬崖峭壁，也会毫不犹豫地去闯一闯的。死和监狱相比，我选择死，何况这不一定是死，闯过去就是生。

我像小时跳房子似的从这一根横梁跳到那一根横梁，当我跳到中间时，阵阵海风吹来，脚下浪涛汹涌。我往下一看，糟糕，不看还好，一看时一阵头晕目眩，脚下踏空掉了下去，幸亏双手抱住了踏空的横梁，身子吊在了半空。急忙向上一悠，将一条腿钩住横梁爬了上来。我定定神，告诉自己不要向下看，自当是小时在跳房子。我终于跳到了尽头，来到了海岸这边，回头看时，暮色覆盖桥面，火红的余晖映照在我的脸上，我高兴地在心中说：

谢谢这新建的大桥，我终于凭借着你逃生了，要知道过去有好几个人想泅水逃跑，都葬身在汹涌的浪涛中了。谢谢，真的非常感谢。

又回到了北京，这熟悉的街巷失去了往日的微笑，紧张地窥视着我：这里不欢迎你。

我知道你不会欢迎我的，可我偏要来。

我先去了郭仲辉家，还没到他家时就见他和一个女孩从他家那栋楼里走了出来。他只顾和那女孩说着话，都快与我相撞了还没看到我。

“哎，沈猛？”直到那女孩疑惑地叫着我的名字时，郭仲辉才看见我，同时我也认出这女孩是韦平。

“我肏，真他妈盖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郭仲辉说着向四外看了一眼，放低声音说：“翅儿（逃跑）出来的吧？”

我点了点头。

“我们和人约着点儿事，你先在我家歇会儿，我们俩一会儿就回来。”他俩转身把我送回他家就急急忙忙地走了。

我喝了点水，觉得很累就躺在床上睡着了。迷迷糊糊地觉得有人在推我，睁眼一看是韦平，

“回来啦，郭仲辉呢？”我半睁着眼问道。

“他没回来，我一个人回来了。我怕你饿，就买了点儿吃的先给你送回来了，你先吃点儿吧。”我以前只和她见过一两次面，几乎没说过话，没想到她还挺会关心人的。我吃着东西时她问我：“小伟呢，是不是也跑回来了？”

“没有，没机会，不过他肯定会跑的，顶多一两个月。”我把我们俩没跑成和我跑的经过大概向她讲了，她兴奋得拍着我说：“真刺激，盖了冒儿了。就不知道小伟会不会也能这么棒。”

“要是小伟回来了你敢不敢和他一起在外边儿飘着啊？”看她对我们这种人这么感兴趣，我故意逗她。

“忒敢了！你不知道，我还和小伟一起去‘嗡’（溜门撬锁）过呢------”她忽然觉得不该说马上又对我说：“你可别对别人说啊。”

“你说什么我都没听见，和别人说什么啊？”我装傻充愣。她还是不放心，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必须发誓。”

看她那么认真我便郑重地说：“好，我发誓。”

“你得换换衣服啊，这衣服脏死了。”她指着我衣服上的泥土灰渍。我不好意思地说：“这会儿哪儿有啊，等我明天买来再换吧。”

“你今天晚上住哪儿啊？郭仲辉这儿可不稳当，什么人都来，乱着儿呢。”她说。我想了想暂时还没地儿去，便说：“没事，先住两天再说。”

“干脆你先住小伟家去吧，他爸一年也不回来一趟，家没人儿，我有钥匙。”她说着从兜里拿出一串钥匙在我眼前晃着。

小伟很小的时候她妈妈就没有了，我见过她妈妈的照片，是一张三寸大小、穿着一身华丽的晚礼服坐在钢琴边上照的。那是他从不离身万分珍惜的东西，轻易不给别人看。他妈妈虽然较黑，但长得很漂亮，像印度人。他妈是搞文艺的，文革时受不了打击得了精神病，从那儿小伟就失去了母爱。但他妈妈到底是死了还是在疯人院里小伟没对我讲过，大概他不愿意提及此事吧。可我知道他非常厌恶他的爸爸，甚至是恨。

小伟长得像她妈妈，皮肤是黑一些但很有光泽，圆圆的额头下长着一双桃花眼，眼角微翘，炯炯有神。消瘦微长、线条分明的脸上鼻梁高耸。紧闭的嘴唇异常坚毅，笑的时候总让人感觉是种嘲讽，是玩世不恭，还露有几分狡猾。总的说是一张生气勃勃，很富有雕像感的脸庞。

他人很聪明，喜欢唱歌跳舞，会打字（那时一般人都是不会打字的），还会些英文。很会写文章，尤其是他那手钢笔字，苍劲有力、漂亮无比。他刻的公章完全可以假乱真。最使我惊奇的是他会裁剪，他的裤子都是他自己裁剪好后，在缝纫机上一踩就穿在了身上，而且是那么可身合体。

“也好，那今儿晚上就住小伟家吧。”我觉得住在他家是比这儿安全，就同意了。

晚上郭仲辉一回来就兴奋地说：“今儿真他妈不错，碰上个傻帽儿，两百块钱就收了他一个小金克子，这转手就能赚三百多，弄好了能赚四百。”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红绸布包递给我，打开后是一个小金元宝。也就是比橄榄大点，但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高仲辉出来后就干起倒卖字画古玩、翠钻珠宝的行当，他以前找我时也劝过我和他一起做，说什么干这行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十年”。

看他高兴成这样儿，我知道他不定跑了多少天，嘴皮子磨破了，腿跑细了，百年不遇有这么一回。便把那小克子往他手里一推说：“这不是还没换成钱吗？咱这会儿出去吃饭用这跟人家结账行吗？还得靠这个。”

说着做了个挟包的手势。

郭仲辉尴尬地一笑，说：“干那事早晚得折，做这行儿又稳又能来大钱。你别着急，等我趟开了路子你就知道了。”

晚上，我们仨在水碓子一个小饭馆儿吃了晚饭我就和韦平去了小伟家。小伟家在德胜门外，是一个简易楼的两居室，很安静。一进去韦平就说：“你先穿小伟的衣服吧，把你那脏衣服换了。”

她不由分说拽着我到了厨房，先帮我洗了头，又换了盆水帮我擦背，忽然她惊叫道：“呀，你右边腰怎么又红又肿啊？”本来我就觉得腰不得劲，活动不便，她这一说我才感到很疼。

我说：“在团河儿时落下的毛病，这回又摔了一下儿。”

她急忙在屋里翻了半天，找到了一贴伤湿止痛膏给我贴在了腰上。穿小伟的衣服虽然紧了点，但穿上干净衣服使我很舒服，躺在床上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韦平看着酣然入睡的我，久久不能入睡。她外表是一个瘦小文静的姑娘，两只大眼睛总透着一种无名的抑郁，又伴有极强的不甘现状的欲望。她的神情举止显得比她实际年龄大得多，她是一个敢于冒险，寻求刺激，富于幻想又具有同情心的女孩。她家住在西单砖塔胡同教育部宿舍，爸爸妈妈都是知识分子、干部，文革初挨批斗时韦平才七岁，她九岁时父母双双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用她的说法他爸妈的知识就是会背毛主席语录，会写检查，能写批判稿，没有一点社会实用价值。天性的逆反心理、反叛性格使她和父母从小就不能勾通，与同时代那些循规蹈矩、按步就般上学、插队、工作的同龄人格格不入。她时常会说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言语。一次他爸妈刚刚从干校回来，正赶上为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举行游行，他们急匆匆地放下背包就催促她一起去参加部里的游行。她不屑地说：“要是毛主席的指示能使咱国家卫星上天，我就去。”

吓得她妈妈赶紧捂住了她的嘴。

自从认识了霍幼伟后，小伟那超常的行为，危险的举动让她感觉非常刺激开心，填补了她内心的空虚。使她过盛的精力有了释放的机会，尤其她有着一般女孩没有的胆量和沉着。和小伟一起“嗡”时比小伟胆还大，遭窃者无论将贵重物品和现金藏得多么隐蔽也逃不过她的眼睛。

今天她自觉做了一件十分够朋友的事，一件非常有趣儿的事，像一个很好听的故事，而她就是这故事的编导。想到这里她轻轻地笑了，心想这故事我要继续编写下去。想着想着她趴在椅背上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