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下的小鬼儿（上六十八）

（六十八）

广州的夏日真不好受，除非你整日呆在房间里享受空调的凉爽。大街上人们都尽量挑选有绿荫的地方行走，那个个衣服领子上还是汗涔涔、湿漉漉的让人提不起精神。热让人懒得动弹，不思寝食。只有早茶时才使人们的脸上显现出活力。

广州人偏爱早茶，尤其是到了夏日，五点来种茶楼里已门庭若市，喧闹升腾。有那么一句话“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广东人说话”。吴侬软语绵绵入耳，似乎一出口就是催人昏昏欲睡的弹词开篇。可广东话就艮倔生硬，字字出口好似用丹田之气喷出却又使双唇或牙齿挡了一下才翻滚而出，给人以搏斗拼杀之感。我对粤语歌曲中“小李飞刀”，“上海滩”，“霍元甲”等歌曲就很喜爱，觉得它的语言适合铿锵有力的旋律。但对粤语的抒情歌曲就不太感兴趣，虽然汪茗荃的“万水千山总是情”是那么深情，可我依然感觉那粤语的吐字发声不适于这类歌曲。对广东人我也感觉只适合一起去拼杀做事，却不能交友。

殊不知，这广东话并非当地土语。它可是源远流长，起源于龙山文化，普及于黄河流域。尧、舜时期黄河流域发生一场以中原为中心的“夏语化”运动，西周时，形成以夏语原生地——秦晋的方言为标准音的“雅言”。到夏朝时它已成为国语或说是普通话。

它之所以能成为粤语这还要感谢秦始皇。公元前223年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原汉人南移。秦始皇为铲除六国的地方势力，将数十万的中原汉人和军队迁移至岭南。同时，这些南移的汉人也将华夏的中原文化、习俗、语言继承传播下来。

由此看来，粤语倒是我们中华民族原始语言的唯一遗产。而我这北方佬的京片子到没准儿是由于历史上金、蒙、满族轮番入主中原的混合体而演变来的了。可见自己对粤语、粤人的看法实是井底之见了。

这天小伟叫我起来去喝早茶。路上他说他认识几个当地的烂仔，约了他们一同来吃早茶。主要是想让他们帮忙踩道，因为最近我们是光出不入，钱已快花完了。我对他讲不要对这些烂仔说真名，以防万一，他说这我知道。

当我到了那里见到这些人时我有些后悔，真不该来。这是一些纯纯粹粹的地痞，四五个人中一个叫做阿良的是个为首的。小伟一一向我介绍了他们，可我只记住了阿良。如果不是他总是和我搭讪我连他的名字也不会记住的。他们在一起吃饭时那张牙舞爪的样子使我想起了小立田儿、豁屄等北京的流氓地痞，除了装束语言不同，那野蛮低俗的举止、神态如出一辙。他们侃大山时那神情语调就如同打架，我是真不爱听。虽然自己也是同类，但我总觉得没必要让人一看就是个流氓。我崇拜意大利、香港那些风度翩翩的流氓大亨，举手投足谦恭有礼，十足的绅士风度。骨子里才是无恶不作，奸诈狡猾。而这狡诈是行事的狡诈不是对朋友的。这样的人才配做流氓老大，带领弟兄们去建立自己的王国。我深知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的。那时的小流氓只是为了吃点喝点，只敢各自鼠偷狗窃地为那点常人得不到的物质利益而沾沾自喜。不曾想过更高的物质，更看不到在这个社会里这也是职业，也是混社会，也是一条通往成功的道路。那些政治家也好，金融家也罢，也不过是和我们混社会的方法不同。尽管这条路艰险曲折，时时会掉进山涧，而一旦成功时那成就感会超越一切，让你傲视群雄。无论他们是以政治起家的还是做生意起家的，全不在你的话下。

最不该的是小伟还带着岑如辉，并且还在介绍时说：“这是我的马子小辉。”

虽然他是用广东话说的可我还是听得懂的。

小伟近来对一切都好像满不在乎，没有了刚刚跑出来时的警觉。尤其是认识小辉以后，他似乎只有弄钱，和小辉玩儿。除了在作案时能看出他的机警利索，平日里就是花天酒地，卿卿我我。小辉已厌烦了阿劳的拖延与纠缠，明显地感觉到小伟对她的真情，有目的地爱是让人常常感觉疲倦的。她在阿劳面前时太累了，只有和小伟在一起她才感觉到轻松自如，痛快淋漓。更何况小伟对她毫不吝啬，比阿劳能挥霍的多。自然，他对小伟的行为是纵容的，甚至连一句“小心点”都不会说。

在此后，我们利用这些地头蛇提供的目标在广州留下了一系列罪恶的足迹。我们在北京广州之间飞来飞去，衣冠楚楚地干着卑鄙肮脏之事。小伟在每次去广州前还给阿良发个电报，让他们到白云机场接我们。他愿意享受一下飞机时看到的那些烂仔们羡慕的眼神，恭维的笑脸。为此我说过他几次，这样是有危险的，他没往心里去。

一次，我们在东山区一个楼房内正在翻箱倒柜，听到了单元门开锁的声音。这是一个有着四间房子的大单元，我们当时是在离单元门最近的房间里，这声音我们俩都听到了，立即停止了行动。趴在门边倾听着主人的动静，他径直走进里边的房间。我们轻手轻脚地溜出来，一到了楼道便飞也似地奔下楼来，一口气跑回到旅馆。想起小辉还在街上等着，小伟又要返回去寻找小辉，正这时，只见小辉笑得弯着腰走了进来。原来她没在街上等待而是偷偷地跟着我们来到了那座楼，悄悄地等在了楼外。她笑了很久，在小伟的追问下她才说：“我第一次看见比兔子跑得还快的人，你们俩从那楼门里窜出来时我刚想叫你们就看不见人影儿了。”

八三年春节前，我们再一次回到北京。可能是回京前我吃了不好的食物，在飞机上就吐泄不止。那天是翠民到机场接的我们，在出租车上我浑身滚烫，发起了高烧。翠民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盖在我的身上，我仍旧冷得发抖，直接到医院打了针、拿了药才回到家里。

三天以后我好了，既不吐泄也退去了高烧。还有一周就是春节了，我们要在春节前三天离开北京。

这天翠民休息，她要我到外面走走，说你躺了三天了出去走走好。我和她来到王府井，逛了会儿商场后去吃了点东西，信步在街上溜达。经过东四一家照相馆时，想起上次不知为什么翠民非要在这里照张合影还没取，便进去取。

这张照片太奇怪了，明明是我俩人的合影照，可上面只有她一个人，我这半边是空的。那照相馆的工作人员一个劲地向我们赔礼道歉，说给我们重照一张。我心中蒙上一层阴云，觉得是个不祥之兆。我没有说出来，也不想重照，一声不响地走了。

第二天小伟来找我，说郭儿在建国门等我们，我随他而去。到了那里，郭仲辉等得有些不耐烦地说：“快去，那家儿人都已出去半天了。”

路上小伟已告诉我：“郭仲辉踩好道了，这家儿刚刚出了个明朝的瓷器，全部现金都放在家里，这可是个肥主儿。”

我身体还没完全恢复，走路都有些气短。想到既然是高儿踩好道了不会出什么意外，就没说什么。利令智昏，忘记了昨天那相片的预兆。也是上天安排好的，该是我们偿还“集资贷款”所欠的账的时候了。

就在我们翻遍整个房间还找不到这笔巨款之时，门开了。进来两个壮年男子，他们愣住了。我和小伟向这二人迎头走去，他们不自觉地让出了大门。我们俩没有跑，因为你不跑他不会喊。走出一百多米了，他们终于喊了出来：“抓贼啊！抓住那两个穿羽绒服的人！”

建外大街，直直宽宽的马路一望无际，没有胡同小巷。只能凭体力，一直跑，跑到五百米外的十字路口就有希望了。小伟飞快地跑了起来，他没有想到我跑不动，很快就将我远远拉在了后边。

后边的脚步声已近，几块半大的砖头从我头上、耳边飞过，砰——有一块砸在了我的身上。我两腿绊蒜，竭力地跑，但心里已知难以逃脱了。我突然站住了，转身向着追来的人群走去。人们呆住了，没有一个人伸手抓我。当我感到又有些气力想跑时警察来了，是一个骑车路过这里的警察在事主的召唤下跑了过来。

建外派出所的警察气得向我拍桌大喊着，我只是在告诉他们我不是贼后就再也不说话了。我说什么呢，说我叫什么，说我住在哪儿，那无异于告诉警察我是个贼。而且是个判过七年刑后又从劳教场跑出来的贼。

我该休息了，一切都请老天来安排吧，我只有听天由命。

一直耗到晚上，我被送到了朝阳分局。肮脏的监号里坐着一帮面色青白的人，监号的门刚一关上，昏暗的灯光下那一双双惊悸中带着好奇的眼光集中在了我的身上。

“你哪儿的？因为什么进来的？”

我最厌烦的入号仪式开始了。

“嘿，那傻屄，问你呢。你丫怎不说话呀？”一个小流氓儿站起来伸手来打我，我抬起左手搪了一下。

“哟呵，还不份儿啊，打丫的！”

小流氓儿们刚要动手门开了，一个警察冲我吼道：“你他妈连个名字都没有，叫你提审都费劲。出来！”

半夜我回来了，还是没有名字。我进了监号后看到他们都坐了起来，我便坐在了床板的边上。突然一个棉被捂在我的头上，几乎是同时，他们一拥而上，要对我例行那时对刚进号的人施行的下马威、杀威棒。我早有准备，棉被刚一沾我头我就向前一闪站了起来，回过身来狠狠卡住了一个人的脖子。不管其他人怎么连踢带打，有的还拿起皮鞋用鞋后跟拼命敲我脑袋。我全然不顾，把浑身的力气都用在了双手上。那个人一开始还挣扎，想掰开我的手。后来他的双手无力地耷拉下来，翻着白眼瘫倒下去。如果我不是因为刚刚病愈，真会把他掐死的。

这一阵搏斗声惊到了值班警察，他大喊着将门打开，屋里一下静了下来。“干什么呢，出来，全他妈出来！”

到了外边，他叫所有人统统厥在那里，唯独没让我厥着。看来他早明白这号里的情形，他对我说：“你告诉我，是哪一个先动的手？”

我不愿意假警察之手，而且他们看到我这么发狠的举动，以后也不敢再找我麻烦了。我说：“我在马桶边撒尿，他也要挤着撒，我先打了他。”我指了指我掐的那人。

那警察看着我脸上的伤痕，气恼地说：“你他妈有病吧？好好，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全他妈给我滚回去。”

忽然，别的号里喊叫起来：“十四号儿的傻屄们，你们丫真他妈不长眼，知道他是谁吗？这是沈猛。你们丫等着，看我挨着个儿的捶你们丫的！九龙，记着啊，见着十四号的就往死里打，有一个算一个！”

“知道了，麻雀子，你放心吧。”

原来是新街口的麻雀子和我在茶淀劳改时九队的金九龙。

那警察刚要骂那俩号又止住了，笑着对我说：“行啊，玩儿得不错呀。到哪儿都有磁器，叫什么，申盟？”

我没说话，低头进了号门。想着麻雀子和九龙这一叫这名字肯定是现了。咳，就算知道我是什么人了也无所谓，这还不是早晚的事，关键是什么事都不承认就行了。

不一会儿我又被叫了出去提审。和前两次不同的是那警察还没打开门就喊出了我的名字。不过提审依旧是毫无结果，提审员气得喊道：“我真没见过你这样儿的，让人拿了个现行儿还不承认，别以为这样儿我们就处理不了你！”

回来时我要去十四号，那警察却把我放到了十六号，一进去麻雀子就喊道：“磁器，你怎么调这号儿来了？”

“谁知道啊，刚提审回来就把我直接放这号儿了。”

“快上里边儿来，坐我边儿上。”看来麻雀子是这号的牢头，我脱掉皮靴，坐在了他旁边。

“这是黎重，咱铁瓷。”他指着他身边的一个人向我介绍。

“噢，你好。”我向黎重点了点头，打了个招呼。

这是一个二十上下满精神的小伙子，只是个子矮了点。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聊得很投机，成了好友。

在到这号的第一个星期里我几乎天天被叫去提审，有时一天就两三次。但每次都是在提审员暴跳如雷下而归，后来就不提我了。

麻雀子是因为玩儿牌进来的，他总是在里面吹嘘他赌得如何如何好，那神气如同当代赌王。每当他侃时，脸上的雀子涨得紫红紫红的兴奋至极。侃得那些小混混儿个个聚精会神目瞪口呆，还时不时地向他请教牌技，恨不得一出去就马上杀入牌场。

一到吃饭时碗里的肉块块飞入了麻雀子的碗中。这里一个星期吃三顿馒头，菜也比过去好多了。一到吃馒头时，小混混儿们就自觉地把自己那两个馒头拿出一个来给麻雀子，麻雀子这一周都不用吃窝头。每次吃窝头麻雀子让我也吃馒头时，我都婉言谢绝了。因为我知道这种生活对我来讲只是刚刚开始，在这漫长的苦海中我必须克制自己，适应这里的饭食起居，更何况现在的伙食比以前强多了。

黎重是因为诈骗、倒卖电子手表出的事。他是个干部子弟，他的老爷曾是中纪委的书记，叫王鹤寿。他倒是没有干部子弟那种狂妄、优越感，只是骨子里有着一种霸气。后来他出去后和他哥哥去了香港，据说他哥哥还做了铜锣湾老大，那一地区地下赌档和妓院的保护费都是归他哥哥收的。

一晃儿两个月了。一天下午，我的提审员忽然开门说让我把我的鞋给他，我见到同号一个人的鞋和我的相似，就把那人的鞋递给了他。过了一个多小时他拿了回来，叫我穿上跟他出去。幸好那鞋和我的一般大，我穿上后跟他来到前边院子时，他让我站在那里和我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又让我回来了。我正坐在号里琢磨这是怎么回事时门又开了，我再次被叫了出去。这次直接到了审讯室，里边除了以前提审我的提审员还有两个穿便服的人。一个不到三十岁，另一个有五十多了。我一看他们那高高的颧骨厚厚的嘴唇和南方人的装束心里一动，坏了，这是广东人。

“沈猛，我说你怎么连名字都不说呢，原来这大有缘故啊。去过广州几次呀？”

“一次也没去过。”

“你认识霍幼伟吗？”那年轻的说话了，果然是广州人，他生硬的普通话告诉了我。

“霍幼伟，哦，认识。”

“嗯，这还差不多。说说和他的事儿吧。”朝阳分局的提审员来了兴趣。我脑子飞快地转着，小伟折啦？就是折了也不会说我的。那他们怎么找到我的呢？那些广州仔是不知道我叫什么的。不管怎么着，就来个一概不认。

“我和他没事儿呀。”

“刚你还说认识他呢，怎么认识的？”提审员又要发火儿。

“在茶淀教养时我们俩是一个班的，挨着睡觉。”

“后来呢？”

“我跑了，他还在那儿呢。”

“沈猛，我们是广州市东山分局的，你应该明白，我们无缘无故不会跑北京来找你的。我们怎么会知道有一个叫沈猛的，而且还是在押人员呢？希望你能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的问题。你可以告诉我你和霍幼伟去过广州几次，最后一次是在什么时候吗？”那老一些的广州人插了进来。

“你们怎么找到我的我不知道。但你们肯定是搞错了，我从没去过广州。”我想好了，从这里就截住，我没去过广州，下边你还怎么问我呢。

僵持在这儿使他们很恼火，那年轻的广州警察猛地喊道：“你们俩不止一次来过广州，每次谁去接送你们，我们都清清楚楚，有一次你们还是三个人下的飞机。我们有充分的证明。”

岑如辉，刚才让我站在院子里时是小辉在一间屋子里认我呢！我一下明白了。那小伟折没折呢？小伟就是折了也不会说的，不理它，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再往下我干脆不说话了，我只是在最后说了一遍“我没去过广州，你们找错人了”就再没说过任何话。看看已是深夜，他们叫我回号了。

这后半夜我一直没睡，我想了许多。我知道我这回麻烦小不了，但我的宗旨就是不管到什么时候就是死鱼——不张嘴。我想的更多的是我还要不要去过那地狱般的生活，那让我度日如年、似人非人、日复一日、单调乏味、狼嚎鬼叫、暗无天日、牛马不如、屈屈苟活、苟且偷生的日子？不要，就只有死。

我今年已快三十岁了，想到“三十而立”我自嘲地笑了。我立什么？到监狱里去立？跑，只有这是条路。对，耐心的寻找机会，一年不行两年------只要不死总有机会的。我罪不致死，就是所有的事全现了也不过就判个十年二十年的，只要我有毅力，有勇气就终有一天能跑出去。想到这里心踏实了，天亮时我睡着了。

一连三天，没有动静。第四天一早儿，提审进来叫我带上全部东西，我说没有就跟着他走了出去。麻雀子和黎重非塞给我一些日用品，我说：“不用了，后会有期。”

他们知道我肯定不是释放，猩猩相惜地与我告了别。

院里，一辆吉普车等着我，我被戴上手铐后上了车。车子开动了，驶向北京火车站，我在两个广州警察和两个北京武警地押送下坐上火车向广州而去。

春天的“穗城”应是繁花锦簇了，但这不是我能欣赏的。我眼前看到的是闷热肮脏潮湿昏暗的牢房。

这里的监号叫“监仓”，与北京的结构设施也不太一样，可能是水土环境的不同。这监仓门外就是一个封闭的小院，不像北京是一条通道，两边全是监号。监仓内地面整个是地板，整个地板也都是床。左边旮旯儿有一道一米见方的水泥墙，后边是粪便池，大小便就都在监仓内了。这倒免去了在北京时天天听到的一些拉肚子的人“求茅”的吵闹声了，不过那味道实在是让人头疼。监仓内的屋顶也比北京号内的房顶高出一米五左右，仓壁上还装有一个大风扇，就这样还会使人整天汗流不止。

我一进去后就是接连不断的提审，但始终我都是一个回答：我从没来过广州。

监仓里的广州仔们对我很客气，有的还尽力和我套瓷。那里每周允许家里送两次汤水食品，以补在押人员的健康。这在北京是没有的，他们常常邀请我一同品尝。还有一点使我深有感触的是在那里被关押的一年里，从没看或听到过打骂人犯的事情。毕竟是比邻港澳，这儿对囚徒在人格上比北京是强得多，与内地一些穷乡僻壤的监牢比，那就更是有天壤之别了。

在多次提审后，我大致明白了广州公安局是怎么找到我的。一天看守递给我一条毛巾、一块肥皂及牙膏、卫生纸等日用品，说是霍幼伟看你没有家人朋友在广州给你的。我知道这里必有奥妙，马上仔细地翻找起来。我在肥皂里找到了一张写满密密麻麻蝇头小字的纸条：

我一回穗在机场被抓，阿良他们出事把我撂（交待）了。我真不该来穗前发电。我皮箱中有小辉照片，阿良等认后小辉在京认你，我一直说不是你，坚持。

其实我已知道我这次是在劫难逃了。我之所以不认只是在和公安局做一种游戏，我想看看猫捉到一只不甘束手就擒乖乖送死的耗子时恼羞成怒的模样。如果真是“抗拒从严”的话我看看就这些事能把我严到什么程度。对我来讲判多少年都一样，反正要跑。

事实胜于雄辩，更甭说我是抵赖了。我和小伟还有那些广州仔一同被移送了法院，等待着法律的判决。

最让我惊奇的是，当我们被提交到法院审判时，那些广州仔每人都有律师在为他们辩护，而且是那么认真的据理力争。想起我第一次被判刑时甭说律师，连检察院都没有。叫什么“北京市公法委员会”和“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未满十八岁不负法律责任或至少要减轻处理这一条基本的法律常识宣判者都视而不见，自己也不愿或不敢、更确切地说是不懂自己有依此为据进行辩护的权利。其实就是懂，在那时也是徒劳无益的，很可能还会招来以不认罪为由而加重处理。

如今法律真是在逐步健全，这要在以前尤其是那次为姜翠民与肖宽发生的事时，如果有律师能把这事辩清该多好啊！现在我要律师还有用吗？我心里比谁不清楚我所做出的坏事远比这张起诉书上多的多啊。再好的律师也不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我只是根据我一贯的审讯记录为自己做了最后的一次狡辩。当我把一本偶然在监仓里看到的杂志递给法官时说道：“你们的确抓错人了。世界上的事往往会因偶然引起必然。请看这本杂志，美国科罗拉多州和俄亥俄州在同一个时间出生了两个婴儿，远隔两地两对父母生出的孩子不但长得像就连举止言谈都完全一样。你们怎么就不相信中国会有这样的事呢？你们所谓的证据无非是一个叫什么陈入会（岑如辉）的证词，难道这就可以定我的罪吗？连本案的直接案犯霍幼伟都说不是我，是一个和我长得很像的人。那你们是否有人曾亲眼看到过我和他们一起做过案或有什么物证来作为给我定罪的依据呢？如果不是你们把我从北京带到这里，我连广州都没来过。这长相的相像是偶然的，但却引起你们认定我的必然。而这必然的根据无非是我的过去和我现实的身份。我没有律师，我也不需要，因为对我根本没做过的事，何须辩护呢。”

我的辩护竟引起了一位旁听席上听者的喝彩。他说：“我不管这个被告在事实上是否犯有起诉方对他的指控。但自恢复了律师制度、允许被告作自我辩护以来，我第一次听到这么简洁有力、大胆直白的自我辩护。这充分说明在我国，人们的法律意识增强了。”

我心说，善良守法的人呢，你在夸奖着一个十恶不赦的狡徒。我无非在和他们做着语言狡辩的游戏，试想体会着假如在两年前能给我这样的机会，我如今会是什么样。

如果社会允许的话，也许我是一个出色的律师，为人间的不平，法律的公正施展着我的语言和文字才华；抑或同样是律师，为了物质利益却利用这可敬的身份和语言文字的才华，制造着人间的不平，玩儿弄着法律的公正。放纵着坏人，委屈了好人，让坏人得意使好人哭泣。

人，太有思想了。不但善于思维，还能如意表达。可把坏事变好，也可把好事弄坏。如果把人也归类于哺乳动物的话，那我小时最恨的狼和狐狸也没有人残忍狡猾------

我在胡思乱想时根本没听到法官的宣判。因为我对判多少不关心，只是觉得早判比晚判好，到了劳改场所逃跑的机会就比拘留期间相对的多一些。

在回看守所的路上，警车飞快地开着，只见广州仔们个个低头不语。小伟对我说：“五年，还有四年多呢，咱还得找机会翅儿。”

“什么五年，判啦？那太好了。”

“刚才宣判时你没听见呀？咱俩都是五年。阿良也是五年。”小伟奇怪我怎么会没听见。其实我是真没注意听，只是知道判了。

“如果还能在一起更好，不在一起就外边儿见吧。”我对小伟说。

回到监仓后，我突然觉得很困，躺下就睡着了。我做梦了，梦见我又回到了社会上，继续那花天酒地的生活。醒后觉得心里很空，想起这个梦觉得不好。人说梦都是反的，我这梦要是反的就糟糕了。可又一想，咳，还能糟到哪儿去呢？只要不是死就全一样。

梦果然是反的，由于广州仔们上诉，上一级法院判决说此案事实不清，撤回原判，重新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