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羊补牢
真实的记载如梦的一生---
（七十八）
不知是院长有意的还是自然形成的，我又过起了一个人独居的生活。只不过这次的独居没有了阴冷潮湿，昏暗凄凉，无论是吃的还是用的都是以前根本无法相比的。而且这独居只是晚上睡觉时才是真正的独居。白天我这里人来人往不断，连医生们没事也爱到我这里侃山来。
在汪兆彬没走时就有许多犯人来我们病房聊天，现在我这屋成了犯人们的聊天室了。从中我知道了许多干部们索贿受贿的事例。那些在医院住得时间较长的总在侃着每次家里一寄钱来，便和医生们去石河子医院看病。石河子怎么美，怎么好玩儿。买回多少吃的喝的，连着几天和医生们喝酒。什么刁医生最能喝，汪一刀儿是不喝正好儿，喝一口就多。
这汪一刀儿是外科汪医生的外号。因他在外科是技术最好的医生，可以做一些小手术，像阑尾手术做的还蛮利索，所以才荣获这个雅号。后来我才发现，他还真是“一”刀儿，因为这里所谓的外科就他一个医生，是当仁不让的“一刀”儿。
他嗜酒如命，只要能喝上酒，他不管在什么场合、任何时间，都会奋不顾身地参战。可就是一口下去就开始胡说八道，两口下去是张口就骂，第三口一沾嘴就动手打上了。他借着酒遮脸，可以把平时不好意思说的话在这时吐出来，可以把平时不敢骂的人和事痛骂，更可以在此时把与自己有意见或合不来的人打上一两下。奇怪的是他却从不骂院长，每当他大闹一场后院长训斥他时，他都老老实实一声不吭地听着，就是正在闹时，院长一来他也会马上收敛起来。原来这新疆军垦兵团中在上下级关系上继承着军队的传统，甚至胜过部队里，这里的等级制度森严。
这医院除了六个医生、一个正院长、一个副院长、还有一个负责后勤的司务长是穿警服的外，就是七个护士了。这七个护士里只有三个穿警服，一个是院长的闺女高护士，一个是八中队中队长贺刚的老婆劳护士，再一个是司务长的老婆项护士。虽然大家叫她项护士，实际她并不管病房的事，她只帮着她丈夫管理后勤，很少到病房来。那四个护士就不属于干警了，但也都是医生们的老婆。
犯人们在队里为了减刑或能得到一些舒适的工作，让家里不断的在物质上大力地支援着。日积月累，减下一年刑来最少要花五千块钱。而且这价码儿随着市场的竞争在随时地提高着，有花一万的自然花七千的就得靠后站站。判二十年的要想减下十年来最少要花七八万块，而且还要在大漠上熬上十年。这十年正是人生的春华时光。如果用这些钱办保外就医三两个月就出去了，谁不愿意把钱花在这上面呢？
我所以想我能帮院长挣点钱，正是从这些闲聊当中想到的。再说我要是尽量地把价钱降低，使买卖双方都能满意，不是皆大欢喜吗？
我要玩儿弄法律了，做这肮脏交易的中间人。如果从道义上讲这比偷还可耻、可恨。它可恨在使付出者拿着自己的血汗钱心甘情愿地交给我——一个坐在床上不能动弹的劳改犯。可耻的是这交易的货物是国家的法律。
我自有平衡的理由：
与其让他们一面用木棒电棍来破坏着法律，在另一面又贪婪的利用法律无耻的敛财，倒不如把这些钱给一些没打过犯人的善良干部，而犯人们也能切实尽快地得到自由。
我专门找那些死缓、无期改二十年的犯人聊天，在与他们聊天中有意地试探他们愿不愿意花点钱获得保外就医。回答当然是愿意，正提着猪头找不着庙门呢。我先找好了两个家里视为宝贝又较富裕，因扫黄进来判重刑的犯人，帮他们写了家信，大意是“见信后带四万元速来医院给我办理保外就医，具体办法是- -----”心里有了底，叫小崽儿请来了院长。
“院长，我知道您这一辈子奉公守法。可您讲话，这退了休回老家时脸上都无光。现在我有个办法，能让您在这退休前的两年中挣到您这一辈子都挣不到的钱。只是不知道您敢不敢要？”
院长看着我，又看了看门外，说：“这钱怎么来挣？”
“办保外就医。”
我不再说别的，直接将那写好的两封信递给他。他看了后犹豫不决地说：“问题这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一要有石河子医院证明，二还要鲁科长同意才行。再有这些大夫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这些我都想过，不难。主要是第一个，第一个能办成后边的就好办了。先办这两个，一个是内科，一个是外科，他们家里都恨不得孩子马上就回去。只要能行，巴不得花点儿钱，一定会按我说的去做的。咱们医院的医生我有把握，他们经常到我这儿来聊天儿，我很清楚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和犯人一起喝点儿酒给上几盒烟他们都高兴得不得了，就会主动在病历上写重一些，如果能拿到钱他们就更主动了。”
“叫哪个医生负责带哪个病人去石河子医院开诊断证明我心里有数。只是鲁科长那里——”院长还是有些担心。
“鲁科长那儿先不急，他那儿是最后一关，先把一切所需的证明开好了，我自有办法，水到渠成。”实际鲁科长那儿我心里最有把握。但我不能讲，我要他们两人谁都明白可又攥不着对方的把柄。
“你那信里关于让他们家属先到我家不妥。这一点不要这样写吧，最好我只和你谈这事，别人我不想接触。”院长这样考虑是从他的安全上着想的。但却难住了我，我凭什么叫犯人尤其是他们的家属相信我一个连路都不能走的犯人呢？
“您看这样好不好，他们家属来了后，您安排杨流河儿值夜班。让他们家属晚上直接到我病房来，晚班的护士最好是高护士，我不想她们发药时影响我们商谈。”
杨流河儿就是我这次刚住院时背着李勇那个大个子医生，如今他和我已是无话不说的哥们儿了。每天他不到我这儿来坐会儿我们都会觉得少了点什么。
高护士是院长的女儿，她发药时从来面无表情不多说一句话。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她在给我药时是那么细腻体贴，眼中会显现出一丝微笑，那露出的洁白牙齿证明她的确冲我笑了。虽是瞬间即失，可我体会到了。她高高的个子，肥大的警裤都掩不住她两条修长的腿。眼睛不大却很有神，高鼻梁，十分性感丰满的嘴唇总是紧紧地抿着。颀长的脖颈，光洁如玉的肌肤。她凸凹有致的身材穿着警服很是英姿飒爽。可我心里对警服已有了根深蒂固的厌恶排斥，总感到她穿警服时似乎欠缺点什么，想她如果不穿警服也许更好看。
“行，这点没问题。”院长点头应允。
第一个犯人焦树林的家属很快就从北京来了，他去接见时我告诉他让他爸爸晚上九点来我病房。
“进得来吗？值班医生让进吗？两道门呢！”他瞪大了双眼。
“你用不着担心，也别问这么多，让你爸来就行了。”我胸有成竹地笑着说。第一道门卫是原来一四一团二队的黄中队长，那是一个从没打过犯人的老队长。他随着我们的合并也调到一支队工作，只是到一支队后降职作了医院门房狱警。他偶尔进来和我聊聊天，提到四队那些事时对我是一种赞赏钦佩的表情。他的儿子叫黄海，刚十六七岁。他天天跑进来找我玩儿，我今天会让他告诉他爸晚上放焦树林的爸爸进来的。
晚上，不是杨流河的班。八点时听到院长在通道里喊：“今天晚上我来值班，愿意看电视的可以到饭厅看电视。一定要安静。”
医院在天暖时天天可以在院子里看电视，天凉时值班医生嫌麻烦就不让看了。一听可以看电视，一冬天没看电视的犯人都高兴地跑去了，只有我和焦树林没去。小崽儿跑来要背我去，我一摆手，他刚想问我为什么不去马上又乖巧地点点头走了。
九点整焦树林的爸爸来了。这是一个典型的京油子，有着生意人的狡猾和眼光。我选对了人或是天助我吧，我还没开口他就说了：“在这种环境里，你能做到这些我心里就明白了。别的甭说了，就冲你能发出这样的信和让我到这里边来见你我就信的过你。钱我都带来了，就说说下一步吧。”
“一看您就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好，我就不说废话了。您把钱留下，在石河子等一到一个半月。这期间不要再来看他，以免引起别人注意。因为他还从没去过石河子医院看病，保外是必须经过石河子市医院开出的证明的。明天就带他去开诊断证明，后边还要有几道手续。办好后交给您拿回北京办当地接收手续，再回来接人。所以请您要等等，但也许快了用不了一个月。”我想一个月时间是足够了。说长点是留点余地。
焦树林的爸爸想了想说：“钱我留这儿，但我人不能在这儿等，我北京还有好多事要办。本来我也没想着来一趟就能把他接走。我先回北京，办好后你给我寄到家里。我马上办接收手续，然后坐飞机来。”
“那也好，省了您在这儿干等着急。”真没想到他爸爸这么痛快，我更有信心了。
“我下次来时你需要什么东西吗？”他站起来要走时又问我。
“不需要，谢谢您了。”
“甭客气，我还不知怎么谢你呢。”他诚恳地说。
“真的不需要。祝您一路顺风。一个月后见。”
焦树林送他爸爸出去后机灵地去看电视，院长来到了我的病房。我拿出两万块钱交给院长时，他的手有些发抖地把钱分别装进了四个兜里。这是他十年也不一定能挣到的啊。但也许使他哆嗦的更主要原因是这钱该不该拿吧？
这里的医生理发一般不到外面去理，都是叫犯人或他们自己之间相互来理。这样既省钱又不用跑路，理完自有犯人给打扫。也许是我这屋又撤掉了两张床没人的缘故，鲁科长近来理发时总是到我这屋来理。而且理完后就和我聊天，我有着充分的机会和他把这事讲明。
可有的人总是要把癞蛤蟆叫成青蛙。明明是癞蛤蟆但在他拿起的时候你要大声说这是青蛙，他就会文绉绉儿地拿起来。如果你说是癞蛤蟆，他即使心里再想拿，但碍于这种叫法，他也会忍痛割爱的。我看出鲁科长是这种人，让他从我手里接过这钱不是那么容易的。怎么办？如果他知道你看见过他拿癞蛤蟆会不会就不再装腔作势要面子了呢？对，可以这样，但要把自己看见他拿的那只赖哈蟆说成是洗干净的，小小的。这次我给你的是大的、但洗得更干净。我拿出一万元用报纸包好，又写了一个纸条包在里面：
家境不好，略表心意。
请为焦树林盖章。
鲁科长来了，他个子不高，胖胖的，带着一副眼镜，我仔细地透过那厚厚的镜片看到的是一双贪婪的眼睛。我心里有底了，聊天时总是往“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这方面拉。一开始，他还没在意，后来他有所察觉了。他盯着我的眼睛问道：“这夜草不会是天上掉下来的，得有人喂啊？”
“那当然，可喂的人要是杂了，这草就未免不精了。”我想到可能有人也和他这样做过，觉得不能再往下说了。嘎然而止，扯起了别的。
他没完全明白我这话的意思，我再说什么他所问非所答的敷衍着，心里还在琢磨这句话。
“鲁科长，焦树林儿也是我们一四一团调过来的，和我是好哥们儿，明儿有什么事您得多帮忙。”看他站起来要走了，我点了这主题：“这您拿回去看看。”
吴科长反应极快，向门外看的同时短粗的胖手已将报纸包揣进警服里，夹在腋下不慌不忙地走了出去。
一切竟是这么顺利，前后不到三个星期，焦树林今天就要走了。他是死缓改判无期又刚刚改二十年徒刑的犯人，他讲话，光为改判花的钱也不止这点儿啊！
我在给他办之前就对他讲过，可以对犯人说是我给他办的，但只能讲这一句，具体的什么都不能讲。
第二个也办成了，他叫汪小刚，是江苏籍犯人，家住徐州，也是死缓一步步改判成二十年的。他在江苏籍犯人中较有影响，一米八八的大个子，身体棒得很，喜好拳击。他临走时连连邀请我将来到徐州去玩儿。
我的病房门庭若市了，你来我往，川流不息。幸亏这病房没有门坎儿，有的话肯定踢破了。不光是住院的犯人，医生们也比以前更多地到我这屋来了。尤其是他们值班时，几乎整晚地呆在我的屋里。因为我有钱了，在我这儿他们可以尽情地吃喝，走时还拿上两盒“希尔顿”抽。
越是贫苦的地区，越要有相应严格的道德规范，越是贫穷的人，越要建立一种信仰。“人穷志不穷”是一种自我安慰不切实际的空话。当一个人快饿死时，那里放着一个窝头，写着严禁拿取，请问你拿是不拿。“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有没有？有，因为他家里还有两斗米或一个窝头。
人是不能没有信仰的，失去信仰的人头脑中就只有天性的“食、色”了，金钱就会完全占据着他的头脑。因为只有有了钱才能满足这“食、色”。再没有一套明确的道德规范，那他为了钱是什么事都可以做的。只要能捞到钱，可以不顾脸面，降低身份，千方百计，为所欲为。钱的威力太大了，尤其是在道德沦丧的社会。
我用钱玩儿转了这里的一切人。矮子国里的国王也不用太高，天天有酒，有“希尔顿”烟抽对这时大漠上的人已有足够的诱惑力。我用钱物铺路，让医生们为我的目的服务。我主宰着医院的一切，成了实际中的院长。犯人们更是视我为神，连想在医院多住些日子也来求我。
我身边只留下两千块，剩下的都放在杨流河儿那里，用完了再向他要。因为这里必定是属于监狱，说不定哪时就来一次清监。如果是医院例行的清监倒无所谓，因为我这屋他们是不会来清的，就是来也是走个形式。主要是怕劳改处狱政科的来清，那要是清出我这么多钱来可是说不清的。
这时的杨流河儿和我的关系真是铁瓷了，我们俩之间可以说是彼此不分你我，我对他是完全信任的。而且他不该问的绝对不多问一句，这就使我更加深了对他的信赖。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我已在这里住了一年半了。又到了炎热的夏季。
一天，一个来自人间天堂苏州、叫冯宝的的犯人来找我。他因拉痢疾刚住院几天，在此之前我看到过他。因为他每次从我门前经过时都放慢脚步犹疑不前，可能是看到总是有人就没进来。今天他似乎想好了什么，走了进来。
“大哥，有什么需要我帮你做的吗？”他穿着一身破旧的囚服，两手不太自然地在胸前搓鼓着。我知道他一定有什么话不好意思说，就微笑道：“你有什么话就直说，我能帮你就一定帮。”
“我还有两个月就到期了，实在受不了队里的苦，想在医院住到出监。可我这病来这里几天就好了，我怕马上就会让我出院。我不是怕干活，你不晓得前几天十队打死了一个人，我一想到回队心里就发抖。我家里从来不看我，所以我没钱，没办法和医生们搞关----- -”
“你不用说了，你会喂猪吗？在这儿喂猪你干得了吗，又轻省又可以随便出入。”我最了解家里没钱自己又没本事的犯人在队里的处境，更甭说听到这队里又出现打死人的事了。想起前两天院长和我聊天时说喂猪的高四儿要期满回家了，还没找到合适的人来喂猪，就自作主张地大包大揽了。
“那太好了，以后我出去混好了你如果还在这里，我一定——”
“行了行了，别拿嘴肏人啊，要这样儿我还不管了。”
“不要不要，我是不知怎么感谢你只好这样讲了，对不起我不说了。”他转身要走时我叫住了他：“你说说怎么打死人的？”
原来前些天，也就是九一年五月底，有个江苏籍犯人叫蔡业清的因出工回来后脚镣上有锯痕，中队长尹新把他叫到值班室。一整夜蔡业清的惨叫声没断，第二天早上就被盖上一块白布从小号抬出去了。过了两天劳改处来人说蔡是自己上吊死的，并且已经把尸体烧了，都没让他家人来看尸。
多么残忍啊，死后都让你不明不白。又一个冤魂，人不报天报。尹新，这就是你这劳改战线上标兵的先进事迹？你不会得好死的。
人在毫无能力反抗或报复时就剩下诅咒了，我像个巫婆，恶狠狠地咒着这些我无能为力去制止，又不甘心它横行的人和事。
冯宝留在医院喂猪，没事时就到我这里来坐坐。他很知趣，总是看到我这里没人时他才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