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下的小鬼儿（上五十六）

（五十六）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传来了唐山大地震的噩耗。几十万人就这样失去了生命。在灾害之前，有地质学家提出过警告，可在那个年代，皇上是不会关心百姓庶民的。除非是中南海要地震。我不由哀叹道：

长空尽黑云，大地浊气濒。

不思治国土，残伤同类频。

匪夷其所欲，唯权利益熏。

置国无宁日，迫人万马喑。

这样的暴君当道，这个国家很难蒸蒸日上了。我是一个罪犯，哪有权利谈古论今。只是身在这里，自然就会想着它的荣辱贫富，就像惦记着妈妈的健康一样。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号，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一个暴君走入了坟墓，一个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独裁者从高山之巅栽了下来，他将陷于地底，再不能贻害人民。

当神州大地沉浸在一片痛哭声中时，我想：人们哭的不是他的死，是在哭这心惊胆战、批判斗争的日子是否过去了；是在哭这么伟大的领袖、天才的马列主义革命家带领我们奔向幸福美好的共产主义明天都这么艰难、这么慢，那下一个没有他英明的领袖将会带给我们的，是否是比现在还要贫穷困苦、紧张乏味的生活呢？

人们越想越伤心，越想越难过。在痛哭的同时，翘首盼望着新的大救星。

我恨毛泽东。恨他剥夺了我们这一代人学习知识的权利，恨他搅乱破坏了我们哪怕贫穷但很安宁的学习环境，恨他强加给我们的思想，恨他让我们过早失去了或者说未曾有过天真，恨他让我们从小就看到了暴力野蛮、残杀和歧视，恨他剥夺了我们正常成长、公平竞争的机会。

他在我们幼小的心灵强行灌输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所谓的革命思想。

他让我们幼小的心灵严格地划分出了等级立场，让一些人觉得自己天生下来就比别人高尚，是当然的革命接班人；而另一些人天生就那么卑微，是被革命的对象。无论你属于哪一类人，你的心灵都在他的干预下扭曲地成长。

他使人们崇尚假大空，他教会全国人民高擎语录、山呼万岁，连老头儿老太太也要在他的神像下跳那从灵魂到肢体都扭曲了的、愚昧丑陋的“忠字舞”。

回想在那个荒诞的年代，中国出了几个科学家、出过几个对人类进步有贡献的人？尤其是我们那一代。他不只是毁了我们那一代人，他使得整个中国停滞不前。被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在那一段时期，世界上出现了多少发明创造！

人们终将明白，创新才是救星，解决问题才是革命。世界上会有永远解决不完的问题，不断地去解决就是人类的进步。

总结毛泽东的一生，就一句话：他根本不知道人活着是为什么，更不知道他自己是谁！

谁死了也挡不住时间的推移，没死的人依然在寻求、摸索着通往幸福的道路。“四人帮”的倒台，使人们把一切怨恨都撒到了他们身上。殊不知所以产生毛泽东、“四人帮”，是和这片土壤的养分分不开的。人们狂呼乱跳地喊了一段“毛主席万岁”后，又愣在了原地。

邓小平没有让人们再喊万岁，他大刀阔斧、实实在在地对这个古老腐朽的国家进行了改革，使人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他诚实地说到，现在的我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他的方向是对的，他唯一的错误是，过河时还穿着那套破旧古板的衣服，他不敢脱掉它有两个原因：一是毛的阴魂未散，在人们的心目中，毛泽东仍然是“四个伟大”。这时如果公然脱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可能会引起思想战线的混乱，影响“四化”的进展，他没想到这套衣服在沾上水后会造成多大的阻力。二是他还没有形成一套合适的、崭新的理论，如果脱掉那套毛的旧衣，他只能赤身裸体地过河。他不知道，那样会轻松得多。只要观念转变了，新的衣裳会随之而来，而且会实用、漂亮得多。

“解放脚”虽然难看，但它是妇女摆脱束缚、释放自己的必经之路。当女人们还原本来面目时，是那么地漂亮、实用——看看今天的女人们在社会中取得的成功、作出的贡献吧。

如果你认识到，一九四九年以后共产党的思想基础方针政策是那又臭又长的裹脚布，就把它丢掉吧！你会得到欢迎与支持。

社会的变迁对监狱的影响是慢一拍的，犯人们依旧盼着自己出狱的日子，在一天一天地熬着。毛泽东死后，整个团河农场的劳改犯全部要调到茶淀劳改场。

临调的前一天，弟弟和汪峙来看我了。看着逐渐成熟、可目光中胆怯未除的弟弟，和获得新生、令我自惭形秽的汪峙，我感觉到自己已经被时代淘汰了。出去又有什么意思呢？像汪峙一样，在别人异样的注视下，像踩平衡木似的低头行走于人行道两边的白线上？整个接见中我说了不到三句话，都是问的妈妈。

第二天全体犯人都集合好、就要出发时，指导员将我叫出队外，对我说：“沈猛，这几年你是从刀尖上走过来的。你很聪明，但这样下去很危险，对你没一点好处。我希望你不管怎样，都不要忘记你是一个犯人。否则，你即使到期的话都很难走出这劳改场。其实我没必要和你说这些，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想对你说。”

我明白他是善意的，但我同时也知道，我人还没到新的劳改单位，名字就已经过去了。

刚到茶淀劳改一分场十一中队，我便被叫到了队部，中队的霍指导员及中队长已在里面等我了。谈话的中心意思是：你的情况我们早已清楚，但在新的环境应重新开始。不要给我们找麻烦，那样也同时给你自己带来麻烦。你的胳膊不好可以不干或少干活，我们把你分在病号班，愿意出工就出，不愿意出就不出，总之只要你能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就行了，我们会尽量照顾你的。

我被招安了，我不顾其他人的愤怒叫骂，每天在病号班自得其乐地看书。这第二次的捆绑使我的左臂功能紊乱，肌肉极度萎缩。手像鸡爪子似的总是颤抖，手指会无缘无故地机械摆动。如果用左手抽烟，会经常掉在地上，天凉或沾冷水时就抽筋，有时能把手抽得僵硬地缩在一起。我怕再经历这么一次就彻底完蛋了，就决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这“病号班”只是一个称呼罢了。出工的话就不按病号的定量吃饭，不出工就按病号的定量——每天七两粮食，原来病号不病号是按粮食来定的。这七两的定量不知道是哪个文件或什么人指示的，抑或是这个队自己定的。因为有了保护胳膊的想法，我现在只好偃旗息鼓，对什么合理不合理、虐待不虐待都不往心里去了。我已经筋疲力尽，只能蜷缩在窝里苟延残喘了。七两粮食对于那时的我是可以度日的，好歹我只剩一年的刑期了，忍过这一年，就会柳暗花明。

过了几星期我才知道，班里的其他人没有一个有病，全都是以前各单位难于管理的、或者说是反改造尖子。我这才明白，原来这七两粮食是小号的定量，但因为没违犯监规，就没有借口关你小号。就算关了小号，也不能长期地关着，所以就来个扩大了的小号，美其名曰“病号班”。咳，管它叫什么呢，我既然决定了什么都不管，忍好这一年，就得说到做到，对此我没说一句话。

这班里有一个我在外面时就听说过的、曾提拎着三棱刮刀把赫赫有名的小混蛋从新街口一直追到西单的玩主，他叫程国辉。听他的名字，我想此人一定是高大的好汉。看到他本人，我才明白了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他是一个瘦得颧骨高耸、锁骨突出，整日低头行事、从不高声说话的人，看上去像个小老头。他原判十年，因在一监打架加刑一年。

那会儿的流氓已从文革前、初期的讲究流氓仗义演变成平常时候儿最仗义，关键时候儿卖兄弟，讲什么“玩儿的是腕儿，走的是面儿”了。对此我非常反感，我认为本来你做的事就是社会所不容的事，人是常人都鄙视的人，在这被常人给抛弃、都是同类人的小圈子里还耍小手段，就更没人味儿了。这种人一定是人品极坏的人，为此我从不与这种人说话。我觉得要不你就干脆改邪归正，彻底洗手不干了。否则就不要又标榜着自己的仗义、享受着小痞子们的进贡，指使着他们做你所不敢做的事，分享着他们用出卖灵魂到肉体才换来的一点物质利益，而又在关键时刻出卖他们来保护自己。可这种人在中国的流氓里是占绝大多数的。

程国辉不是这样的人，他敢作敢为。从不以老泡儿的身份去挤兑那些小流氓，也从不会因某个人如何有名或非常厉害而怕过谁。更不会让别人替自己做什么，实在需要的话，他会自己去做，基于他的为人，我和他成了好朋友。

还有一个犯人，我和他一共没说过三句话，但他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他叫杨志刚，个子矮矮的，很瘦。但他的胆量与勇气却和他的外表相反，而且为人非常仗义，如果他能走上正路的话，一定是个好手，因为他很有毅力，又很勤奋好学。

但是他没能把握自己，二十年后因为贩毒给枪毙了。用不正当手段轻易地获取钱财，会使人的欲望膨胀，在金钱面前，没有人会满足的。即便他的财产已经追上了李嘉诚，但他还想成为比尔?盖茨。金钱的诱惑能使人丧失理智，所谓利令智昏，人为了利益能做出自己在临死时都会觉得不可理解的事。

谁都会说钱是“生带不来，死带不去”的东西，可又有几人能真正把它悟透了呢？说了半天，得先悟透什么是人、该怎样做人。要是没悟透这一点，无论他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人，都会抱着遗憾和悔恨离开人世的。

牛凯是这个班里年龄最小的。他每天都在勤奋地学习英语，他常常被接见，家里每次都会给他送来大量的学习资料和小说，这使我得益匪浅。出去以后，他还到我家找过我一次，不知道他现在做什么，我想他应该是有所成绩的。

还有一个叫汪春阳，是个干部子弟。他的父亲在一九三八年参加了革命，在部队搞政治工作，是四十年的老革命了。他的妈妈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提审员。这都是有一次霍指导员在我们班里提到他的家事时我才知道的，指导员的意思是：他这种出身的人，和别的犯人不一样，他不应该进监狱。

听到这些后，我从心里与汪春阳建起了一条鸿沟。但他从没表现出像小旦儿们的那种优越感，也从不炫耀这些。相反，他常常说的是在冰场和嘎巴儿等一些院派的如何如何，与哪儿哪儿的一帮人碴架，拍了哪些婆子等，表现得比任何流氓还流氓，似乎不这样就不能说明他是玩主。现在想起来，他要是能写本书肯定能成王朔。

汪春阳为人比较正直，渐渐地，我对他有了好感。有一次他又提起了他与嘎巴儿的战斗史，本来他和牛凯在侃，因为牛凯也认识嘎巴儿。突然他转向我问：“你认识嘎巴儿吧？”

我摇了摇头，继续看牛凯家里送来的那套《约翰?克里斯朵夫》。他非常失望地刚要和牛凯继续侃，忽然又不甘心地扒拉着我说：“那也听说过吧？”

我看他这么执著，不好意思扫他的兴，便放下书，说：“嘎巴儿这俩字我是听你说后才知道的。我不是说他绰得不响，因为我从一九七一年初插队就没在社会上玩儿过，更甭说去冰场了。而且我七一年底就进来了，你说的这些都是七二年以后的事儿。我上哪儿知道去啊？那会儿我早啃上窝头了。”

他怔怔地看着我，说：“你都在监狱里呆了六年多啦？那你玩儿得够早的呀，你进来的时侯多大呀？”

“我从文革后不久就学坏了，要说真正算是玩儿的话，是十六七岁，进来时不到十八。”我向他大概交待了我的犯罪历史。

可他还不甘心，又问：“你们那会儿玩儿是怎么个玩儿法啊？去冰场碴架拍婆子吗？”

听他这意思，好像到冰场不是为滑冰，纯粹就是打架拍婆子去的。我不愿提偷的事，就和他聊起了去冰场玩儿的事：“听你这一说，这冰场的变化也大了，我第一次去冰场是一九六三年春节。那时我才不到十岁，是和我七哥去的。我七哥从小就爱滑冰、跳舞、弹吉他、拳击------这么说吧，凡是好玩儿的东西，没有他不会的，我刚才说的这些是他最拿手的。那天我们到了冰场后，他就把我交给了一个大姐，那女人当时大概有二十岁。”

“盘儿靓吗？”汪春阳问。

“别打岔，听他讲。”国辉也过来听了。我不知为什么今儿聊兴大发，就讲了下去：“那会儿我不懂什么样儿的算得上是盘儿靓，都是凭感觉，对我好的、亲切的，就觉得她漂亮。不过应该是挺靓的，最起码那些滑冰的小伙子们不停地围着她转，就说明她对男人是有吸引力的。我七哥把我交给这女人，是怕我影响他的发挥。他一米八五的个子，可他在双杠上腾挪翻滚的表现让你不敢相信，一米八五的人能这么灵活。只见他穿着跑刀，先在原地来个醉八仙，跟着用冰刀剟着冰地快速奔跑几步后，一只脚用力一蹬，迈开两条长腿，沿着冰场人们自然滑出来的跑道，像箭一样地滑起了大圈儿。他一会儿双手背后，一会儿一只手很有节奏地前后摆动，好似一只苍健的雄鹰在空中盘旋。不一会儿，他已经超过在跑道上那些暗地里较劲儿的参赛者一圈儿了，冰场上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 这使他更加得意。

我在那个大姐的教练下，也尝到了滑冰的乐趣，虽然刚滑了没一个小时就摔了不知多少跟头。尤其是我刚能独立自行滑上几步时，和一个同样是初学的小孩眼看就要撞上，我俩既不会停又躲不开，直直地抱在了一起。相互楼得紧紧地来了个老太太钻被窝，我俩坐在地上，哈哈地笑了起来。好容易不笑了，她一指我的鼻子，又笑了起来了，而且比刚才笑得还厉害。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爱笑，就说‘你喝了笑老婆尿啦，没完了’。她不但没停止，又一次指着我鼻子，笑着说‘你才喝了笑老婆尿了呢，还是黑尿’。直到大姐把我的口罩摘下来，笑着让我一看，我才明白那小女孩儿为什么笑。由于我老摔跟头，手套已经又黑又湿，我又不断地用它去揪沾在鼻子上的口罩，把口罩中间那块捏得跟用煤球涂过一样，怪不得她笑起来没完没了。我不好意思地将口罩装在了兜儿里，又滑了起来。这时有几个小伙子滑成一个小圆圈，把大姐和我圈在了中间。一开始我俩以为他们是无意的，可那圈儿越来越小，后来其中一个停在了那大姐面前。他对那大姐说：‘这小孩是你弟弟吧？’那大姐点点头，没说话。

‘咱们可以一起滑吗？’那人又问。大姐没有理他，四顾着找我七哥。这时七哥已经放慢了速度，悠闲地滑着，只是身后拉着四五个女人。她们一个拽着一个的衣服，向一条龙一样在跑道上转着，不时地还有人加进来，奇怪的是，全是女人。

‘沈庄，沈庄！’大姐闪开那人的纠缠，拽着我向跑道上滑去，边滑还边喊着。当长龙从我们面前经过时，她一把拽住了最后那女人的衣服，另一只手依旧紧紧地拽着我，我俩成了龙尾，只不过这龙尾的侧面多了个小纠纠。

大喇叭里反复播送的《步步高》、《彩云追月》的曲子停了，传来广播员甜甜的话音，‘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开放时间已结束。请朋友们散场，请不要拥挤，注意携带好自己的物品，再见’。时间跑得也忒快了，我恋恋不舍地又摔了几个跟头，才在大姐连抻带拽下最后一个出了冰场。换鞋时我看到那几个刚才纠缠大姐的人围住了七哥。

‘哥们儿，糖（女人）够多的呀，摧（读Cei）块儿吃（分我一个）怎么样？’

‘糖好吃，就是粘牙（不给）。’

‘行啊，那咱找个地儿说的说的吧？就菊花展那儿，敢去吗？’

‘行啊，只要是单挑儿，随你们去哪儿。’七哥走过来，将装着冰鞋的包递给我，说‘让这姐姐先送你回家’，接着他对大姐说，‘你把他送到家门口儿就行了，让他自己进去。我有事儿，你们走吧。’说完就随那几个人走了。”

“我肏，你七哥怎那么傻啊，一个人跟一帮人走？回头人家来个群摧，你七哥就傻屄了。起码也得带着冰鞋，到时侯拿冰刀当家伙儿用啊。”汪春阳急道。

“你懂什么呀，那会儿打架都忒规矩，说单挑儿就是一对一，没有仗着人多打一个的。带什么家伙儿呀，那会儿除了玩儿拳就是玩儿跤，哪儿像现在啊，就会动叉子。”国辉不想让春阳打断我，替我解释着。

“我想跟去看看，便对大姐说我要去厕所。刚一进厕所，我马上转过身偷偷儿一看，大姐没看着厕所，我便‘吱溜’一下，顺着林荫道的树后向菊花展那儿奔去。我躲在一座假山后边儿，屏息偷看着。

只见我七哥不慌不忙地脱去了外衣，挽起了袖子，两只粗壮的胳膊上条条肌肉清晰。他在红墙前边儿的一块空地上侧身一站，摆开了大开门的架势，这架势一看就是根本没把这几个人放在眼里。‘一、二、三、四。’我数了数，一共有四人向我七哥要糖吃。我看着这四个馋鬼，心说：一会儿你们就不要糖了，我七哥一小拳就能打你一斜歪顶，让你趴在那儿满地找牙。

他们中的一个矮胖子先走了出来，看他的架势，根本就不懂拳击。他倒是挺勇的，一个箭步窜到七哥面前，大肉头往下一扎，抡起了王八拳。我七哥只一个勾拳，就把他打了个四脚朝天。这一拳掏了他一个满脸花，躺在地上都不知道擦血。第二个一看自己哥们儿这么丢脸，二话没说就跳上前来。可还没等他站稳，我七哥左手一个刺拳打出，就在他躲闪的一霎那跟上一步，右手一个摆拳，狠狠地击在了他的左侧下颌上。他像一个木桩子似的直直地、鼻子着地栽倒了下去。第三个是一个中上等个、身材健壮的人，他比较沉稳，而且会点儿拳击。他一手稍稍在前，一手在后的用小开门的架势双手紧紧地护住下颌两侧，一脚前行一步一脚随后跟进的，还不时用刺拳佯攻着。我七哥警惕地抬起双拳，护住了下颌，也用刺拳与他周旋着。忽然七哥用一个直拳，击中了他的颧骨，没等他缓过神来，一阵雨点般的组合拳猛击他的两肋，拳拳结结实实打在了他的软肋上。没有拳套紧攥的拳头如同打铁的大锤，等他想起要护住两肋时，疼痛已经迫使他弯下了腰。组合拳突转上方，一拳打在了他的下巴上，他晃了几晃，没有摔倒。七哥跟上去又是一拳，重重地击在了他下颌的震动肌上，‘扑通’他栽在地上，起不来了，半天没动一下儿。我兴奋得刚要从假山后面窜出来欢呼，突然那四人同时向七哥扑来，我刚说不好，只见七哥往后一退，紧贴着红墙站了下来，使得他们无法从后面包抄，只能从正面进攻了。当他们硬着头皮冲上来时，士气已经没有了，只是碍着面子作最后的表现。七哥一拳一个，干净利索，使他们又回归了原位。我再也忍不住了，欢呼雀跃着跑了出来。

‘叫你们馋，有钱自己买糖去，跟我哥要，没羞！我哥要给也不给你们啊，还留着给我和弟弟呢！’

我七哥听着这没头没脑、驴唇不对马嘴的话，成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等他明白过来，才大喝一声：‘你是不是一直跟着，偷听我们说话来着？’

文革后六六、六七两年，我就再没去过冰场，六八年偶尔去过。那会儿有个女老兵儿，我忘了叫什么了，就记得她老穿一身儿将校呢，披肩发。有一次前额上还裹着雪白的绷带，在冰场上挺扎眼的，听别人说这是X大元帅的女儿，也不知是真是假。那会儿冰场上绰得响的是老独，蔡东北，京生，建国、建设，铁道部的邱刚、邱锐哥俩，公安部的占五一、华子和李小军、李少军哥儿俩。其实他们倒不一定是打架打出来的名儿，有的是因为他们老头儿有名儿，有的是因为在大院儿里人缘儿好。他们后来都当兵去了，不然今天没准儿也会和咱在这儿侃呢。这些都是院儿派的。玩主里在冰场有点儿名儿的像东城的邵雷、邵奇哥儿俩，南城大石桥的牛不点儿，西城的小混蛋，西单的梨白，豆儿朱，海淀的一唤，雪胜儿------多了去了。但这些人大部分全绰到这儿来了，就拿咱程国辉来说，当年一把刮刀追得小混蛋儿满街跑。谁横啊？强中自有强中手儿。卤水儿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只不过有的人爱扬名立万儿，有的人不屑张扬罢了。那会儿什么镇东城、镇西城的玩主多了。要说真横，还得说是公安局，把这些玩主都镇了，这不今儿咱们不管是老兵、院儿派还是玩主、流氓，不都得乖乖儿地在监狱里服刑嘛。”

说到这里我停了下来，结束了这侃大山的精神享受。汪春阳说：“以后你别把院儿派、老兵儿和玩主、流氓分得那么清楚，那是你们那会儿，如今早已是兵匪一家啦！”

 

我不知怎么会想起七哥，他是我同父同母的亲哥哥。我和他在一起接触过能有十天就不错了，总之在我的记忆里是没有几天的。我家兄弟姐妹是这样的，一共十男八女。大哥、大姐、二姐是我大爷的孩子，实际上，大哥是二大爷过继给我大爷的，因为我大爷没男孩。大哥死前在银川好像是教师。大姐后来也死了，二姐现还住在铜铁厂五号。二哥、三哥、三姐是我三大爷的。二哥如今已经九十了，耳不聋，眼不花，结实得很。 三哥退休前在北京针织总厂。三姐退休前在秦皇岛，是教师。四哥和我同父，是个老共产党员，解放前在燕京大学时就入党了，是共产党安插在父亲身边的地下党，他是在二零零四年死的。五哥、六哥、四姐、五姐是我二大爷家的。五哥在昆明机床厂是工程师，早已经退休。六哥退休前是北京大学党委搞宣传的干部。四姐在台湾，已经九十了，她和我妈妈同龄。零六年我弟弟去台湾时还见到她，很健谈。五姐退休在武汉，也近九十了。我父亲排行老四，他的三个哥哥都去世较早。他便把他们所有的孩子都抚养成人，才因此有了这么个排行。他的第一个女人在为他生了四哥后死了。第二个女人生了一个女孩，排行六姐，六姐一直和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她妈妈在她刚生下时就去世了，按迷信的说法，我爸爸克女人，一般的女人在他身旁活不太久。我妈妈是一九三七年和我爸爸结的婚，六姐一直是跟我妈妈长大的。她对妈妈有着和我们一样的感情，又和我们同父，我们因此就改叫大姐。我们同父同母的兄弟有四个，大哥沈庄，一九四零年生，属龙。二哥沈抗，五一年生，属兔。下面是我，五三年生，属蛇。我在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时，曾经以和马克思一个生日、和毛泽东一个属性在暗地里安慰自己，现在想起来多么好笑啊，人在贫乏时为了能有支撑点、建立一点自信，常会用一点巧合来安慰、欺骗自己和别人。再下面是我弟弟沈沉，五七年一月一日生，按公元年算属鸡，实际应属猴，和我爸爸一个属性。七姐沈七聪、是我二姐，三九年生，属兔。八姐沈慧、是我三姐，四五年生，属鸡。中间还死了一男一女，要是活着的话应该算是我的八哥和八姐。

我七哥从小不爱学习，就爱玩儿，凡是玩儿的东西他都会。由于小时侯营养好，又加上他喜欢锻炼，造就了他健壮的身体。我们四个男孩的身高也代表了我家的走势，要是炒股的话，谁买我们这股票就得赔死了——一路下跌。从一米八十五跌到一米八，再跌到一米七十七，最后跌到了一米七十四。我七哥十一岁时，我家开始没落，他很不情愿地从铜铁厂六号雕梁画柱的深宅大院搬到了后划为五号的花园、那本是养花暖房的三间大北屋。好在还只有自己的一家人，一千五百多平方米的大花园里有假山、亭阁、花草树木、喷水池。从小爱花的他觉得还不错，那丁香树的芬芳驱走了他对以前自己宽大卧房的留恋。

他对于这次的搬家是这样认为的。那是四九年的三、四月份，当时解放军要进攻上海。一天，门外停下来一辆摩托车，正好他要出去玩。他问坐在摩托车上的军人：“解放军叔叔你好，请问你们是不是找沈克？他是我爸爸。他不在家，要一会儿才能回来。”

那军人笑着说：“我要交给你爸爸一封信。”

是的，沈庄看到一个大大的牛皮纸信封，正中有两个又粗又黑的大字“绝密”，信口处还盖着红红的大圆印章。

“请交给我吧，我会转交给爸爸的。”他郑重地说。那叔叔笑了：“这可不行，这不是一般的信，必须要亲手交给本人。不然我就要犯大错误了。你不会让叔叔做违反纪律的事吧？”

“当然不会，那你能不能带我骑一段摩托车呀？”他又看见好玩儿的东西了。那解放军想了一下，说：“你认识南官房吗？咱们骑摩托去送一封信，送完了你爸爸可能就回来了。”

“南官房还不认识？就在定阜大街南边。走，我带你去！”说罢，他窜上了摩托车。

爸爸在接到信的第二天被一辆小卧车接走了，一连三天都没回来。妈妈有些焦急，准备到政府部门去找，正在这时，爸爸回来了。爸爸的脸色是那么难看，本想进爸妈屋的七哥，停在了外面。

“你怎么不说话？来，喝点儿舒心茶。”妈妈端着一杯茶，放到爸爸面前，关心地说。

“共产党要攻打上海，不知道听谁说我与汤恩伯有些交情，就把我找了去，非让我去上海劝降。那汤恩伯是何等恶人，早在一九四四年我随李宗仁视察各大战区时，就对他有所领教，那是一个杀人成性的魔王。那年，我们坐商船去武汉，那船长不知道汤恩伯来了，待知道时想到码头迎接，为时已晚。我们都走上了甲板，那船长便慌忙跑到甲板上迎接。一见面，汤恩伯就掏出手枪，我还以为他要吓一吓那船长，好让他以后注意，不要耽误了我们的军机大事，谁知‘砰’的一声，他真地开了枪！等我想阻止时，那船长已经倒在血泊里，一命呜呼了。我曾向李代总统讲述过此事，并请其转报委员长，此等乱杀无辜者，怎可重用？我不但和汤恩伯谈不上交情，而且是有龃龉。汤恩伯这种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不要说与他有怨隙，就是没有的话，也是不但劝降不成，反而会搭进无辜性命。可他们硬是反复说让我考虑，而且晚上还不让我回家。这使我十分恼火，与他们吵嚷起来，若不是周恩来出面，我恐怕今天也回不来。另一个可能就是，汤恩伯已经不在上海，撤离到重庆或台湾了，我去已没有意义，这才放我回来，简直是岂有此理！”爸爸说着，还不时地喘着粗气。

“既然已经回来了，就不要生气了。事情过去了就不想了。”妈妈劝着爸爸，其实她的声音也是那么空空的，让人觉得心里很不踏实。

没过几天，我家就从住宅搬进了花园。不久，那宅子里搬进一个解放军大官，据说是什么司令。

生活的变迁没能挡住爸爸的执着。扫盲运动时他找到了自己的价值，马上在自家的院子里办起了扫盲夜校，还亲自走街串巷，动员、说服人们到夜校来学习。当他一字一句地在黑板上写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并带着学生们大声朗读时，是那么地严肃认真。尽管家里的东西已让打小鼓的一车车拉去，换回来那极不等价的钱，入不敷出地维持着他的壮举。他都没去想一想日后的生活来源，仍旧用教鞭指着黑板，不厌其烦地高声朗读着“一人两手，两手十指”，似乎三民主义结合着共产主义，就快从这扫盲运动中来到了。沈庄也被这种卖物度日的举动感染了，他为了能去滑冰、看电影、买一把吉他、一付拳击手套、一张舞会的门票，可以随意拿着妈妈一个首饰，或顺手抄起一件狐皮大衣走进护国寺委托店或交到打小鼓的手里。那时，那些打小鼓的几乎踢破了铜铁厂五号的门槛。当这热烈的景象变成“门前冷落车马稀”时，当沈老先生抱着五岁的沈抗去龙头井买沈抗以往日日都能吃到的小笼包、掏钱的手慢慢地从那多日没换的马褂兜里空着拿出时，他尴尬地向小贩一笑，这才知道此时的他，已经不能满足儿子小小的要求了。

 

戎马一生凯歌旋，

枪林弹雨只等闲。

催马扬鞭笑倭寇，

捻灯执笔叹江山。

英雄浩气猎长空，

儿女情长缠心肝。

乱世不知何为苦，

一笼小包促汗颜。

沈庄再也拿不出一件能使打小鼓的眯起眼睛的东西了，他知道，那无忧无虑的日子没有了。看着大姐十五岁就参加了志愿军，二姐十七岁就去了职业排球队，女孩子们都自觉地分担起了家庭的重担，他也想寻找一条能够分担妈妈辛苦的出路。看到最小的弟弟沈沉刚一出生，爸爸就被打成右派抓走后，妈妈带着三个幼小的弟弟劳累的身影，他到街道政府去找工作。真没想到几天后，一个派出所的警察来家里通知他，说派出所把他作为社会闲散人员，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明天就可以去报到。

他在北京天堂河农场葡萄园干了两三个月的农工后，才发现身边的工友们都是由右派、坏分子和无业游民组成，想另寻它途却走不了了。此后他的一生都没能脱离这个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