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羊补牢
真实的记载如梦的一生---
（五十五）
沈抗已经二十五岁了，七年的艰苦磨炼将他打造成了沉稳刚强、老练豁达的男人。一开始他做矿医院医生，满怀热情地为工人同志们服务，逐渐地，他感觉到这个油矿医院没有他也照样能给工人们看病，而缺医少药的农村没有他却会回到过去那种情形。他给领导打了多次报告，要求重回农村去，领导认为他年轻，凭着革命热情的一时冲动，就好心地没有理睬。
这使他非常苦恼，虽然知道领导们完全出于一片好心。谁都知道在食堂打饭、吃着粗细粮搭配、有菜有肉的饭食，比蹲在柴灶前烟熏火燎做出来的、常年不变的高粱饽饽小米粥，要好得多；躺在安静的单人宿舍里，比躺在七人挤着的大土炕上舒服得多；坐在冬暖夏凉的医生门诊室里，比在黄土沟壑中风吹日晒、大汗淋漓地巡回在各个昏暗污浊的窑洞舒爽得多；明亮的灯光下欣赏着普希金浪漫的诗句，比在昏暗的油灯下翻找着偶然得到的医学小册子惬意得多；每月数着虽然不多但旱涝保收的钞票，比弓腰厥腚累死累活才能到手的、除去买粮后所剩无几的那点可怜的钱要省心得多------可他甘愿扔掉知青们都羡慕的一切，因为每当他想起那熟悉的小药箱时，一股激情就冲荡着心田。黄土高原上双双感激的眼睛、张张盼望的脸庞，土炕上痛苦呻吟的病躯，深夜里匆匆敲门的急叫，对面山腰窑洞中焦急的呼喊------使他夜不能寐。他是一个充满革命理想、誓为其奋斗一生的热血青年，他认为“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艰苦一些又算得了什么？他虽然奋斗了这么多年，都没能加入他从小就誓言要加入的共产党，可却始终以党员的标准要求着自己。
他对自己说：我出身在资产阶级的家庭里，身上不免印有资产阶级的烙印。虽然自己在自觉、深刻地改造着，甚至比很多党员们还努力，但党是需要对我这种出身的人进行长期艰苦考验的。自己一定要经受住任何考验，加入共产党，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毛主席说，共产党员要“哪里最艰苦就到哪里去”。我一定要回到农村，只有在最艰苦的环境里摸爬滚打，才能使自己成为光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正当他苦闷地等待着回村报告的审批、徘徊在十字路口时，看到了一件令他及其心痛的事。
一天深夜，一对农民夫妇抱着一个婴儿，从黄龙赶到油矿医院来为孩子看病。孩子得的是急性肺炎，如果当时能在本村打上一针退烧消炎的药就能好。可村里没有，他们眼看孩子烧得不行了，只好急奔到远在三百多公里外的油矿医院。这是他们所知道的方圆几百里内最大、最好的医院。可是，当他们打开孩子的襁褓时，孩子已经死了。一个生命，就这样死去了，只因为穷乡僻壤、缺医少药。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毛主席的话，和眼前发生的事使他一刻也坐不住了。在打报告要求回村的同时，他每天一下班就背起药箱爬坡下岗，奔走在几十里地以外的山村，去为广大贫下中农治病，往往到深夜才回来。
有人对他的行为提出了质疑，他是不是为了表现自己？为了捞取党票？护士长石玉琴在他出巡时，将药箱内的酒精棉球瓶子偷偷地拿走了，当他给老乡针灸时才发现。可这又能怎么样？用高粱酒擦一下银针，照旧驱赶着老乡们的病痛。
绝大多数的人是心地善良的，同情是人类的天性。他的行动感染了许多医生、护士，他们纷纷加入了这自发的山区医疗队。农民们被感动了，每天晚上，想要看病的人们知道今天医疗队要到本村时，他们为了节省医疗队的时间，都自觉地聚集在一个地方，秩序井然地等待着医疗队的到来。也就是这小小的医疗队，治疗了许许多多农民们平时能忍就忍的疾病，防止了许多重疾的发生。
当看了电影《春苗》后，他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此刻，他就如同一个崇尚武功、一心要练至武术中最高境界的痴儿，走火入魔了。他不顾领导和友人们的劝阻，毅然决然地回到了他阔别四年的黄土地。
一九七五年三月，当他又一次站在黄土高坡上时，激动得双手捧起一撮黄土，流下了感慨的眼泪。
从油矿医院辞职时，医院给了他六百元的退职费。六百元，这对当时的他不啻是天文数字。他赶到县城，给妈妈寄去了三百元。他只在汇款单上写了几个字：儿行千里母担忧。
字字都包含着他对母亲的感激、对母爱的思念。
汇完款后，到了一个小饭馆要了碗泡馍，想着吃点东西就去药店。刚要吃时，看到邻桌的两个复员军人正在戏弄一个要饭的老妇。他们把吃剩的泡馍倒在桌子上，让老妇趴在那儿舔着吃，还说：“你吃干净了我们就给你买一碗。”
“我肏你妈！你们他妈的还是退伍军人？”只见沈抗双目瞪圆，大喝一声，抄起身边条凳。硬是逼着那俩人给老太太道了谦，乖乖地给老人买了一碗热热乎乎的泡馍。
他奇怪自己从没骂过人的嘴怎么就骂得那么溜、那么狠？从没打过架的手居然敢抄起条凳、还举得那么高？
那俩人给老太太端过泡馍后，他有点后怕了，真要是打起来，还不把我扁成半烂孩？他扔下条凳，没敢去药店，在县城里转了几圈后，确认那俩人没追上来，才跑到药店买了二百八十元的药，背回了山村。
“红火虫又来了！”
“半烂孩回来了！”
乡亲们奔走相告着。全村的人都来到了知青的窑洞前，由衷地欢迎着农民们喜爱的北京娃。
当晚，一个病人难住了沈抗，病人得的是颈淋巴结核，当地俗称老鼠疮。如果不及时治疗，很危险，可以他现有的医疗条件，处理不了。他耐心地说服着老乡，一定要去大医院治疗，那老乡从怀中掏出一个包了千层万层的小布包。打开后拿出了五毛钱，说：“俺就这五角钱，不知道医院能不能给俺治。”
沈抗二话没说，拿出自己最后的二十元，塞给了他，千叮万嘱他明儿早上一定得出发去医院。
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使他悲痛万分，他认为周恩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不可多得的人物。如果能用他年轻的生命换回人民的好总理的话，他会在所不惜。他悲痛得连续几天寝食难进，常常一个人在黄昏时站在山坳中，反复地唱着《绣金匾》。
他感到周恩来的逝世给当前的祖国造成极大的损失。同时，似乎有一些心术不正的野心家在暗地里庆幸总理的去世，觊觎着总理的位置。他的感觉是正确的，这个猜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得到了证实。当时他作为延安地区的知青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时值早春，“四人帮”一伙在周总理逝世后，正紧锣密鼓地为他们篡夺国家政权积极行动着。“大寨”这面红旗是江青标榜树己的最佳招魂幡，这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召开，实则是“四人帮”试图全面夺权的一次演习。在会上，他们把本应以农业生产为主题的大会，强行变成了纯粹的政治议题，最终暴露出了真实的目的。在他们的授意下，大会提出了一个与本次会议无关，可以说在中央全会和人大会议上都不可能提到的问题——“你对张春桥接任总理有什么看法？”还让每一个人都表态。当问到沈抗时，他答道：“当前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总理逝世的悲痛中，我也一样，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我相信，人民能选出自己的好总理。”
他机智的回答虽然使提问者十分恼火，然而却无懈可击。他既顺利地逃避了“四人帮”走卒的围攻，又没有说违心的话。
作为延安地区的知青代表，他在会议刚刚结束后就马上离开了大寨，来到北京给各个中学的青少年们做“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报告，用自己的亲身体会讲述知青们是怎样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扎根农村干革命的。他的报告有根有据、思想明确、言辞生动、寓意深刻，打动了成千上万年轻人的心，使他们毅然决然地响应党的号召，服从分配，到北京郊区去插队落户。有一次，沈抗作完报告正准备离开会场时，迎面走来一个小姑娘，叫住了他。
这是一个弱不经霜、神情恬淡的女孩。套在身上的肥大绿军装显得她更加娇小，她面带微笑地对沈抗说：“沈抗同学，我可以这么称呼你吗？”
她礼貌的言辞，大方的表情使沈抗笑着答道：“当然可以，你有什么事吗？”
“听了你的报告，我被你坚定不移干革命、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行为深深地感动了。我也要去插队，但我不想在北京插队。因为我觉得要想真正地体验艰苦的生活，就要到最贫穷的边远地区去，尤其是革命圣地延安。正像你说的，那里的人民有着朴素的阶级感情、朴实的人生态度、高昂的革命斗志、不畏艰难的可贵品质。此刻，我的心已飞到了延安，感谢你使我找到了奋斗的方向。我决定，等你在北京的巡回报告作完后，我就跟你一起走，到延安去插队。”她说话的声音不高，神态也很平静。可她的语调是那么坚定，每一句都释放出胸中烈火般的热焰。
“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可这不是谁想去就可以去的，这要通过组织分配，我不能带你去。其实，在哪里插队都一样，只要抱着一颗赤诚的心，就会在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沈抗说的是实话，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确帮不了她。
“我不用你帮我别的事，只要把我带到你插队的那个村儿就行了。”她说得那么轻松，可沈抗却感到十分为难，他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才好。
“你不要为难，我不会说是你带我来的，一切手续我自己办，你只要带我到那里就行了。你哪天走？”看着她那天真里带有老成的模样，沈抗答道：“下星期一，可我还没来得及去买车票，不知有没有。”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家的地址？走的时候我好去找你。”她高兴地问。沈抗犹豫了一下，把地址写给了她。她拿着地址，高兴地跑了，突然她回过头来喊道：“你还没问我叫什么呢，我叫唐洁！”
下午沈抗在另一个学校作完报告回到家里时，妈妈劈头就问：“你不是说你们村全是男的吗？还说就你一个人回来了。你这么大了，搞对象很正常，干嘛还瞒着妈呀？”
这没头没脑、假气实嗔的话让沈抗如坠万里云雾。
原来唐洁下午就去北京站买了两张火车票，送到了沈抗家里，还与妈妈聊了会儿天，她刚走沈抗就回来了。
自此，沈抗身边多了一个瘦弱的小姑娘，不管到哪里、生活多么艰难，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大雪冰雹，这小姑娘从未离开过他。她那瘦小的躯体里包裹的竟是坚定的理念和刚韧的性格。
四年后，她做了我十分尊敬的小嫂子，为沈抗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后陕北发大水。沟壑中洪荒弥漫，迫使人们只能倚岗而居、足不出户。同来的同学麻孟路的妹妹麻孟贤在一年前也来到了延安插队，她是一个瘦弱的女孩，患有美尼尔综合症和先天性心脏病。正在这时，她的病发作了，四周都是漫天大水，能去哪里看病？
沈抗闻讯淌水赶来，七天七夜不曾睡觉，困得实在不行时就扒在炕沿上打个盹儿，每天给她推“毛地黄”，精心护理，终于使她战胜了病魔。
看到她好了，沈抗长出了口气，带着微笑睡着了。这一睡就是两天两夜，醒来时却站不起来了，左腿失去了知觉。
这时洪水已经退了，同学们把他送到了延安地区医院。当医生正在给他抽脑脊液时，突然来了两个警察，把这医生抓走了。因为这个医生在医院与一个护士通奸后产生了感情，将自己的老婆杀了。
可大针管还在自己的背上扎着，怎么办？这种情形很可能会造成脑干下陷到枕骨大孔，形成脑疝的话就会有生命危险。
自己拔！
当时他被安置在延安地区区委大院暂住，离这里十里地，他自己生生地挪了回去。这十里地的路，他整整走了六个小时，到了宿舍一头栽在地上，人事不知了。直到第三天才有人发现了他，马上又抬到了医院。医生给他开了硝基安定，叮嘱他要按时注射。这个药要四十分钟注射一次，连续注射四十天，注射这种药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会造成椎体外束状，致使全身肌肉抽搐。
医生要求他住院，可他把药全部带上出院了，每天给自己注射的同时，他坚持着给乡亲们治病。乡亲们不再让他走乡串户，能动的病人都尽量到他的炕沿前治病。谁不心疼这北京娃啊！
自回到村里后，他几年如一日，把自己的全部热情、精力贡献给了农民们。一次他在一个老乡家给病人治病时，突然自己犯病了，全身的肌肉都向一个方向抽搐，那痛苦难以描述。
村里来了医疗队，是北京积水潭医院的。洋医生们给这土医生治了病，叮嘱他两小时打一针安定。洋医生走了，土医生还要履行自己的使命。两年里，沈抗身不离安定。但即使躺在土炕上，他也坚持着给乡亲们看病。
农民们心里的小账本是有数的，各种由衷的赞誉不断向队里、公社飞去。一九七七年，沈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党旗下宣誓时，胸中澎湃，难以自持。党啊，你终于承认了我！入党后我更加有了责任感，这责任是责无旁贷的，我可以为人类的解放而牺牲。党啊，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你一声召唤，我将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然而，三个月以后，公社通知，免去沈抗的党员资格，说他入党审核要由省委批了才算。
一个优秀的同志就这样被关在了共产党“纯洁”的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