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羊补牢
真实的记载如梦的一生---
（三十四）
第二天天刚亮，一声哨音把我惊醒。仇头儿一边吹哨，一边用手里的藤条拍打着床板。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啪”鞭子已经抽在了我身上，幸亏隔着棉被，不算疼，不然肯定要留个大捋痕。
“还他妈不起来，刚来就偷懒！是不是昨晚没吃杀威棒啊！”仇头儿的小绿豆眼里放着凶光，又胖又黑的大脸几乎要贴在我脸上，一股酸臭夹杂着烟垢的气味冲进了我的鼻腔。我一骨碌爬了起来，一看所有的人都已在院中站好，便提拉着裤子跑了出去。
“还像以往一样，谁跑得最慢就让它来教你怎么跑快点儿！”仇头儿举着藤条说。
他笑着，我一看，还有三个工人手拿皮带或竹板，扶着自行车站在旁边笑，表情像过去茶馆里的老头儿们等着听侯宝林的相声开场。
原来，在这学习班里，五十岁以上的男人和所有的女人每天都要围着足球场打扫卫生，其他人要沿着球场跑道跑三圈，谁跑得最慢就要挨打。
跑步开始了，学员们争先恐后地向前跑去，一开始速度很快，一会儿就逐渐慢了下来，无论是快是慢总得有一个挨打的。骑车的工人一边喊“快，快！”一边用手中的家伙抽打最后一个人的后背。打得倒不很重，好像在玩儿一种游戏，打人者的脸上笑嘻嘻的。挨打的人似乎已习惯了，每一下打下来，只是微微地皱一下眉头，就赶快加快步伐，力争超过前边的人；被超的人也是疼得皱一下眉头，再去超另一个。
白毛儿国子瘦瘦的身子喘着粗气，已经挨了两次打，这一次他想超过蓝平。他憋了口气，想一鼓作气超过去，可他再憋十口气也超不过去了。他的嘴越张越大，只有进气没有出气，最后“扑嗵”一下，摔在了跑道上。
仇头儿下了车，使劲地抽着他，嘴里说：“每次都是你他妈的最慢，怎么？今儿还想装死啊！”
可是无论他怎么抽，白毛国子都一声不吭，也不躲。另一个工人杨师傅喊道：“老仇，别打了，他怎么直吐白沫呀？别是羊癫疯吧！”
仇头儿停住手一看：“哟，还真不是装的。”
他忙冲我们招着手喊道“快把他抬回去！”
我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大个子跑过去，把他抬了起来，进屋放到大通铺上。杨师傅对大个子说：“铁牛，掐他的人中！”
白毛儿国子睁开了眼，仇头儿对他喊道：“你他妈想吓唬我呀？”
从这天开始，仇头儿就不让他跑步了，让他和女人、老头儿们一起打扫卫生。白毛儿国子从小就有哮喘病，羊癫疯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了。反正以后他一看要挨打，准得抽疯，等到一顿打免了，他就不抽了。这令他躲过了很多次殴打和惩罚，成了他保护自己最及时有效的方法。
吃过早饭，我们围在用乒乓球台子改成的会议桌四周，开始交
待检查个人的“罪行”。这时体师的大学生们也来听，还常常会有两三个女大学生，上次那个运动发来得最勤。他们不爱听打架和偷鸡摸狗的事，就爱听那些杆儿犯（因男女之事被抓）和女学员们交待花儿事（男女关系）。这时他们手中的家伙就扔在了地上，目不转睛地听着；女大学生们每人手里拿份报纸或红旗杂志，很专心地看着，似乎并不爱听这些肮脏的事。可我发现，无论过多长时间，她们手中的报纸从不翻页，杂志也没翻过篇。有一次，我看到那个运动发手中的红旗杂志是倒着拿的，我还想：真不愧是大学生，可以倒着看字。后来才知道，她们根本没看，那不过是她们怕听到这些事引起心中的骚动，双手无所适从时的遮羞布。
杆儿犯们逐渐感到，当他们讲这些事时，从来没像那些小偷交待时不时地挨上几下打，讲得详细点还可以得到一根烟抽。这使得他们放松起来，陈述时不再磕磕巴巴、吞吞吐吐，有的还讲得绘声绘色，如同讲故事一样。
有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我们都叫她“死人骨头”，因为她白得很凄惨，让人感觉阴森森的。再加上她的那股妖气，很像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里的白骨精。她一讲那事时眉飞色舞、嗲声嗲气，引得顾头儿直流哈喇子。顾头儿可是学习班工宣队的队长诶！
她像是事先背好的，讲得有声有色，情节详细，形容逼真。肯定是头天晚上演练过，要不然她就是天生的演讲家。
第三天上午十点来钟，“死人骨头”正在演讲，仇头儿来叫我：“沈猛，到足球场去，你妈来了。”
我飞快地跑到足球场，看到妈妈扶着自行车向我这边望着，车后架上还夹着一个饭盒。
妈妈自从出院后就不能坐公共汽车了，因为我们搬的新家到她厂没有公共汽车，所以她每天只能走路去上班。为了白天能给我和弟弟做饭，她主动要求上夜班，可每天来回要走一个多小时。北京一到冬天，晚上的西北风刮得很厉害，都带着声儿，但她从没迟到早退过。我大姐从保定回来过春节，看到妈妈这样太累了，便把自己的自行车从保定托运回来，让妈妈上班骑。那是一辆双喜牌26加重男式自行车，大姐还给了妈妈一件皮大衣，从那儿以后，她再也不用穿小棉袄走着去上班了。
骑车快多了，但穿过小西天时有一个大坡，半坡还有一个九十度的急拐弯。那段路要捏着闸慢慢滑行，否则很危险。这么陡的坡她骑不动，下坡时又危险，所以每到这儿时就推着走。后来熟悉了，下坡时就不推了，她知道怎样捏着闸拐过这个弯。
一天，她回到家就笑呵呵地对我和弟弟说：“今儿我摔了一个大跟头。”
说着她笑得更厉害了。她很久没这么开心地笑过了，我奇怪她摔了跟头还这样开心，便问她怎么摔的，她说：“下坡时一转弯儿，看到前边有个老太太，手里拎着菜篮子，我一紧张尽顾了喊了，忘了捏闸，眼看就要撞上人家了，我一拧把，向旁边的电线杆子撞去。还真没撞着她，自己倒从车把上翻了出去。我心里一惊，生怕摔坏了不能去上班，站起来看看，没事儿。就是把饭盒摔得老远，里面的饭菜撒了一地。我一看人没事儿，就笑了起来，笑自己怎么不知道捏闸。再一看，车把拧了个个儿，完全冲后了。幸亏有个男同志骑车经过，帮我把车把正了过来，不然我都没法儿去上班儿了。到了厂子才觉得手疼，一看，挫掉了一大块皮。到医务室上了点儿药，厂医非给包上，干活时别扭，我又摘掉了。”
我赶忙拿起她手一看，还有点洇血，看她像个孩子似的傻笑，我心疼地说：“您还笑，疼不疼啊？”
“不疼，不疼，我高兴的是，既没撞到别人，自己也没摔坏。要是撞坏了老人或自己摔坏了，上不了班，该怎么办呢？我今年的全勤就达不到了。”原来她还想着全勤。
这时妈妈已经五十一岁了，还上夜班，对她身体太不好了，而且晚上骑车，走那大坡很危险，我郑重地向她提出：“今儿我得到你们厂去，您都这岁数了，还让您上夜班？”
“哎，这不是人家要求的，是我自己要上的。”她一着急说了实话。
“我知道了，您不就想给我俩做饭吗？不用您做，我会做。如果下星期您还上夜班，我非到您厂去不可。”
从那儿后，妈妈再不上夜班了。现在自己不在家，她一定又开始上夜班了。
我要怎么面对她呢？该如何向她解释呢？她得多伤心啊。我停住了脚步，不知道对她说什么好。
“小猛，过来呀！”她向我招手，亲切地喊着我的名字。我怯怯地向前挪着脚步，小声地说：“妈，您怎么来啦。”
“学工都结束三天了，你还没回家，我去学校一问，才知道你来这里了，就来看你。你还好吧？”她说着把我拉到怀里，小声地问我：“有没有挨斗挨打呀？可不许有抵触情绪，要接受一切教育。我给你买了包子，还热着呢，快吃吧。”
她打开饭盒，端到我面前。
“妈，我不吃，您拿回去给小沉和您自己吃吧。我不饿，在这儿吃得挺好的。”在我印象里，小时候我从没挑过吃的，只要能吃饱就满足了，至于好不好吃我无所谓。我虽然也知道好东西好吃，但从不会主动要求，但此刻我是真地不想吃。
妈妈拿起一个，塞到我手里说：“吃！你不吃我倒生气了。以后我不能常来看你，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想到咱们和别人不同。记住这一点，你就会知道该怎样做了。我来看你，你就得让妈妈高兴，来，吃！”
“好，妈，我吃。”我大口地吃完了所有的包子。看我吃完，妈妈盖上饭盒，说：“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也懂事儿了，我不想多说，只想让你记住，不要因为一时而毁了一辈子。”
妈妈亲了我一下，骑车走了，她没有再回头看我。我看到她在快转向大门时用右手抹了下脸——妈妈哭了。
妈妈在来这儿之前，先到了学校，刚进大门就听到大喇叭里在说：“沈猛出身于反动的资产阶级家庭，从小受着资产阶级思想的荼毒------”
她想了想，还是进了学校，说明了来意。贺大头对她说：“你就是沈猛的母亲吗？毛主席说得好，‘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难怪沈猛仇视干部子弟，腐蚀拉拢女红卫兵，还写歪诗向人家示爱，这和你们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对你们这样儿的家庭没有过批判吗？还是侥幸漏掉了？”
“我今天是来看孩子的，你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到我们单位去调查。请你告诉我，我的孩子在哪里，我要见他。”妈妈斩钉截铁地打断了他无理的盘问。贺大头被这软钉子噎着急不得恼不得。
“贺师傅，您找我吗？”就在这时，柳云推门而入。
“谁说我找你了，没有！”他把柳云推出去，恼羞成怒地对妈妈说：“人我们已送到青少年犯罪学习班去了，你可以走了。”
“那好，请你告诉我地址。”妈妈走出去，站在门口问。贺大头“砰”地关上门，又打开说：“我不知道，你去问派出所吧，到了那儿也不会让你见的。”
妈妈没有再说什么，默默地推着车走出了校门。她刚要左转去派出所，只见柳云站在路边问：“阿姨，您好。您是沈猛的妈妈吗？”
妈妈点了点头。
“学习班就在体育师范学院里边，从这里出路口左转，向西一直走两站地就是。我叫柳云，请您代我向沈猛问好。沈猛是好人，您也是好人。”她说罢，哭着跑回了学校。
妈妈猜到她可能就是我写诗的对象，她看着这哭着离开的女孩，摇了摇头，去北太平庄饭馆买了包子，就来看我了。
妈妈是柔中有刚的女性，从没有在任何困难和压力下低过头。不管自己受到多大的委屈和不公，也从不向别人诉说。一切她都自己抵挡、承受。而她的欢乐却从不保留，总是慷慨地让大家分享。
伟大的妈妈呀，我愧对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