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羊补牢
真实的记载如梦的一生---
（二十四）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快占领了全国各地。大串联取得了丰硕成果，全国各地向北京学习。在这千载难逢的时刻，谁不想来北京玩玩、到各大城市转转呢？坐火车、坐汽车、乘轮船都不要钱。只凭左臂上的红袖章，就连吃饭住宿都是免费。这对那些偏远县城集镇的学生来说，真是畅游神州的极好机会。他们中的大部分，甭说北京，就是省城也没去过。这下好了，汽车满了，火车满了，轮船也满了。挤不下了也要上，从窗户上爬，从船舷上跳。谁敢阻拦？谁敢破坏革命的大串联？哪一个敢制止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小将们“高山敢上，火海敢闯”，更不用说什么火车、轮船了。看那汽车，里拉外斜地在公路上挪；火车气喘吁吁地在铁轨上捯；轮船侧棱着膀子在水中泡；从保定、天津到北京，走路都不比坐火车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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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所到之处必须热情接待，供应吃住。于是礼堂、食堂成了旅店，教室、办公室成了宾馆，有人甚至住进了医院。大街小巷，公园商店，大厦广场上，到处是红卫兵小将。吃饭时，大笸箩大筐地往外抬着馒头、米饭、猪肉、粉条、大白菜------不用人发，自己盛，自己拿，想吃多少吃多少。结果遍地馒头、米饭、菜汤，苍蝇铺天盖地而来，蛆虫满地乱爬。大礼堂，教室或会议室就是大通铺。小将们无论男女，睡觉时一个个就地而卧。虱子、跳骚占据了北京，如果你身上没虱子、跳蚤，那就没参加过串联。这些小动物们也开了眼，千里迢迢地睡在了伟大的首都。
看着那么多的粮食扔在地上，我想：要是给我点该多好，就不用发愁自己和弟弟的吃饭问题了。如果自己有个红袖章戴在胳膊上，不就可以随便去拿这些吃的了吗？我现在特别想拥有一个红袖章和一个红卫兵证件。
咦，小辫儿刘！他怎么也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还大模大样地拿筐里的馒头，盛桶里的菜。这里是十三中啊，他比我还小一年级，怎么成了中学红卫兵啦？
小辫儿刘是我们刘海小学的，小时侯他头前边推得光光的，只在后脑勺留下一撮头发，还编成小辫。我们踢球时，他老在旁边看热闹，捡捡球，从来上不了场，我们都叫他小辫儿刘。
今儿他早看见我了，故意不理我，成心从我眼前走过去拿饭。他扭着矮墩墩的身子，晃着圆圆的脑袋，大摇大摆地从我面前来回走了几次。看我还不理他、只盯着大筐里的馒头，他便停在我面前，举起手中的馒头问我：“要不要？”
我看了他一眼，故意扭过头去，其实心里很想要。他转到我眼前说：“我见过你好几回了，你不就想拿几个馒头吗？这还不好办？你加入我们的组织，胳膊上戴袖章，兜儿里揣证件，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怎么样，来不来？”
他把馒头往我怀里一塞，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卫兵证件，打开让我看。嘿，还真是他的照片，写着刘造反。
“你不是叫刘广富吗？”我看着这名字，疑惑地问他。
“是啊，我以前叫刘广富，现在改名刘造反。这样儿的名字这前儿（眼前）最吃香。以后别叫我小辨儿刘了啊，那是‘封资修’。听见没有？”他一本正经地说。
我上四年级时和他同年级，但不是同班，等我们上五年级了他还留在四年级，所以我们一直不称呼他的大名，只叫他小辫儿刘。
这红卫兵的证件和袖章吸引了我，便小声地问他：“出身不好的你们也要吗？”
“嘿，你真够傻的。你上学时不是学习挺棒的吗？怎么现在这么笨啊？”他扒在我耳朵上，神秘地说：“出身随便填。你就写革干——不，高干，你像高干的孩子，我还填革干呢。”
“革干？你爸不是登三轮儿的吗？人家不查呀？”我担心地说。他笑着说：“查？谁查呀？咱们司令就是我们院儿的土鳖。走吧，跟我找土鳖去！”
土鳖在文革前是流氓，偷东西、打架、欺负女孩。凡是别人不耻的事他都做。文革刚开始破四旧时被剃了阴阳头，铰了瘦腿裤，戴了大牌子游街，后来就再也没出来晃过，怎么这会儿成了司令啦？
“是什么司令呀？”我问小辫儿刘。他指着左臂上的袖章，一字一句地对我说：“首都红卫兵第四野战兵团铁骑纵队，土鳖是纵队司令。你眼神儿不好啊，光看见馒头啦？”
还真是，我刚才光顾着想怎样能拿到馒头，真没注意他的袖章。原来他戴的是红绸子袖章，比一般袖章要宽，“铁骑纵队”四个又大又粗的字在正中。不知道小辫儿刘在家背了多少遍，才记住这冗长的名称，不然就凭他认得的字，我敢说有一半他念不下来。
我还是拗不过馒头的诱惑，心说，管他什么人当司令呢，先把袖章和证件弄到手再说。
“那好吧，你再给我一个馒头，我就跟你去。”
“馒头算什么呀，你等着，我再给你拿俩。”他说着转身走向大笸箩。
“喂，小孩儿，是红卫兵吗？有证件吗？”一个正在往笸箩里添馒头的大师傅停下来问小辫儿刘。小辫儿刘不慌不忙地掏出证件，在那人眼前一晃，拍着胸脯说：“不但是，还是四野铁骑纵队的。”说着收回证件，拿起两个馒头大摇大摆向我走来。到我面前他没停，冲我使了个眼色向外走去。我跟在他身后，心想这证件太有用了，今儿我一定要弄到手。出了十三中西门，他把馒头给了我就往他家走。我说：“你们总部在哪儿啊？”
“在北海，不过今儿土鳖在家，去他家就行。”
“那你等会儿，我马上就回来。”我抱着馒头，飞快向家中跑去。到家把馒头往笼屉里一放，对小沉说：“饿了你就吃，都吃了也没关系，我明天还能拿回来好多。”
小沉惊异地说：“真的，哪儿来的？”
“我现在是红卫兵了，是有证件的红卫兵，可以随便拿馒头。”
我忽然想到证件需要照片，我没钱去照像啊！找旧的。我叮了哐当地翻箱倒柜，找了半天也没有合适的照片。好容易找到了一张我们兄弟三人小时的合影，很清楚，便装在了兜里，一出院门又飞跑起来。
从尚勤胡同到我家也就三百米，加上找相片总共不过七八分钟，小辫儿刘却等急了，看我跑来，才放心地说：“我以为你拿着馒头就颠（跑）儿了呢，我都跟土鳖说好了，他在家等着呢。”
“土鳖”长得就像土鳖，矮矮的个子，黑了吧唧，五官倒挺团结，紧紧地缩在一块儿。脖子非常短，好像脑袋直接从脖腔里长出来的。他比我大四五岁，是北海中学初三学生，他穿着一身人字呢黄军装，戴着一顶军帽。一看我们进来了，他把帽子往后脑勺推了推，对小辫儿刘说：“我还以为丫不来了呢，快让他填表，都三天了你他妈才发展了一个人。”
“别着急，大哥，明儿还能找几个人来，向毛主席保证！”小辫儿刘点头哈腰地说着，接过一张表格给我。
敢情这铁骑纵队就一个司令一个兵。嗨，管它呢，先填表再说。我接过来，认真地填写着。出身这一栏我想了半天，填了“工人”，心想这不算瞎话，我妈就是工人。填好后递给了土鳖，他连看也没看，转身从他家一个破箱子里拿出一摞袖章，抽出一个给我，又递给我一个别针，说：“拿别针儿别上，从今儿起你就是铁骑纵队第一分队长。要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毛主席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决不许临阵退缩，听见没有？”
我愣了一下，还没弄明白我怎么就成了第一分队长，更不知道毛主席指的是哪儿，一看土鳖正瞪着我，就大声说：“是，决不退缩！”
土鳖满意地拍了拍我肩膀，说：“行，篡儿（脑筋）还挺亮（聪明）。噢，对了，还没给你证件，明儿你拿张相片来，我好发给你证件。”
“我带来了。”我把相片递给他。我想今天就拿到证件，这样就有吃的了。
他看着我的照片，直皱眉头，小辫儿刘凑过去，踮着脚尖一看，说：“这相片哪行呀，得一寸头像。”
“我没钱照相，再说照了还得等好几天才能取。能不能先凑合用这张？”我很担心，几乎要求他了。
“这样吧，我今儿先给你一个，等你照相后再换新的。”他说着又从破箱子里拿出一摞证件，从中拿出一个，用剪子把我的头像很巧妙地从哥哥弟弟中间分了出来。他手很巧，剪下的头像和一寸照大小一致，不细看的话看不出是从合影中铰下来的。他把相片贴好，从一个小方硬纸盒里拿出一枚公章，沾了印泥，小心翼翼地放在证件上，然后双手握住使劲地按了一下。呵，好漂亮的印章，红鲜鲜的，清清楚楚地盖在了我照片的左下角和证件上。我伸手想去拿，他拦住我的手说：“别急，先让它干一下儿。”
“大哥，他刚来就当上了分队长，你看能不能给我个官儿啊？”小辫儿刘带着醋意说。
“你呀，门插棍（官）儿。”土鳖说着还在小辫儿刘的后脑勺上扇了一下。
我收好证件，又看了看臂上的袖章，心满意足地对土鳖说：“司令，我先走了。”
“先别急，以后不用叫我司令，就叫大哥。咱们是哥们儿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到关键时候别装孙子就行了。”他从兜里掏出两张一块钱的纸币，递给我说：“明儿你照相去，你那相片儿一看就是小孩儿，咱这证件得正规点儿，照完了赶快拿过来找我，听见没有？”
我退给他一块，说：“照相只要三毛七，用不了这么多。”他笑着说：“你丫还真老实，都拿着吧。我还不知道照相是三毛七，剩下的是给你留着花的。只要你跟着我，保你丫不缺钱花。”
小辫儿刘跟着我出了院门，他挑着大拇哥对我说：“怎么样？我大哥够意思吧！”
“是挺好的。”我说
“那给哥们劈点儿吧，见一面儿分一半儿嘛。”他冲我挤挤眼，我不明白什么叫“劈点儿”，就问他：“什么劈点儿啊？”
“我肏，你丫也忒抠儿了吧？给我一块钱啊。”小辫儿刘看上去有点不高兴了。
我这才明白劈就是分，他要我分给他一块钱，我赶快掏出钱来，给了他一块。小辫儿刘乐得眼眯成了一道缝，忙不迭地说：“成，哥们儿，够意思。那明儿咱还上十三中，我找你去。”说完他转身走了。
我高兴地哼着“拿起笔做刀枪”这首红卫兵才能唱的歌向家中走去。回到家看见小沉正在看小人书，就对他说：“明儿我带你去动物园好不好？”
“太好了！可我们哪儿来的车钱和门票钱呀？”他担忧地问。
“有。明儿咱先去白雪照相馆，我照张一寸照片，照完相咱们就去。”我算过了，门票儿童是五分，两个人共一毛。弟弟坐车不要钱，我有红卫兵证件，也不花钱。还可以买两个面包、两瓶汽水，一共六毛，剩下的那三分可以给弟弟买一根冰棍。好久没带小沉玩儿了，明天又是礼拜日，第一次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钱，正好可以用这些钱过一个愉快的星期天。
第二天我们先去照相馆，得知要三天后才能取，我把收据叠好，放在裤兜里。我和弟弟上了11路无轨电车，这路车的终点站就是动物园。检票时售票员看我戴着红袖章，连问都没问。本来我还有点担心那照片，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现在各条战线的人都把对本职工作的负责精神转移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中，天天有那么多戴红袖章坐车的人，谁有耐心去挨个检查证件呢？也检查不过来啊。
到了动物园，我见买票的人挺多，就叫弟弟在动物园大门前的花坛边等，扎进了人群去买票。如今，做什么都不像以前那样，按先来后到排队了，一切都没有秩序，也不会有人来维持。你有力量、有高招，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我玩命地往售票口挤着。
“哎哟，你踩我——哟，沈猛！是你呀？”我踩到了一个人的脚，他刚一喊，看到是我，高兴地叫着。是粟小刚！我的同班同学。他是五年级下半学期从别的学校转来的，和我同班几个月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这是停课以来我俩第一次见面。
“你也想买票啊？”我对他说：“你到外边等我，我帮你买一张就行了。”我看他个子小，就自报奋勇地说。
“不用不用，咱们一块儿挤，劲儿更大。”他不肯退出去。
我们俩使劲向里挤去。忽然他塞给我一个东西，紧张地说：“快揣兜里。”我正要低头看，他身边的一个妇女一把抓住他：“唉，我的钱包呢？你偷了我的钱包！”
人们把他围了起来。他个子很小，我看不到他了，低头再看，手里是一个钱包。这时听到他的哭声：“我没偷，我怎么会偷你的钱包儿呢？”
“我左手一直捂着兜，刚才后边一推，我松了一下，钱包就没了。只有你一直紧贴我，不是你是谁？”那女人说着就翻他的身上，翻了半天没有，粟小刚哭得更委屈了。
“我看这小孩不像小偷。”旁边的一个男子说。是的，粟小刚长得挺好看，总是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我也不相信他会偷钱包。
“我找我妈去！”粟小刚看那女人开始犹豫不决，便喊着钻出了人群。他明明看见了我，但只在经过我面前时小声地说了句“就站这儿等我”，便一溜烟地向西跑了。
我把钱包掖到裤兜里，这时，一个看起来十六七岁的大孩子站到了我面前。要说个儿，他也就比我高一点，身子倒满结实。
“孙子，你丫干嘛打我弟弟？”他挑着眉瞪着眼，向我喝问着。
“谁打你弟弟啦？”我莫名其妙地说。
“你丫还他妈不承认，我弟弟就在那边儿呢。走，咱过去对证！”他指着动物园对面的铁道说。
“走就走，你肯定认错人了。”我理直气壮地跟他走到了铁道边，那里根本没人。我问他：“你弟弟在哪儿呢？”
“这儿呢，这就是我弟弟！”只见他低头从铁道边拣起了一块大石头，向我举着：“你这小佛爷！”
我往后退了一步：“什么小佛爷？你认错人了，”
“你丫还不承认，我看见那小屄个儿偷出来递给你了。你蒙别人行，蒙得了我‘西外赵’？我在西外晃了多少年了，佛爷洗得多了，今儿你丫不把那钱包儿给我，就花（打破头）了你丫的！”
原来“佛爷”就是小偷儿，“洗佛爷”就是把小偷的钱抢走。“西外赵”一定是他的绰号了？我明白了，这小子想贼吃贼。
“哼，你瞎了眼了！什么‘西外赵’，我还‘东外赵’呢。给我也得给粟小刚，还轮不到让你占便宜！”我毫无惧色地对他说。
他举起手中的石头，向我头上砸来。我闪身躲过石头，同时飞起一脚踢中他的小腹。“唉哟”一声他蹲在了地上。我冲上去骑在他身上，挥拳如雨，他忙乱中又摸到了一块石头，打着了我鼻子，血流了他一身。我连擦都不擦一下，继续猛击他的脸。他的头上、脸上到处是包，眼睛肿得什么也看不见了，满脸是血，有他的也有我的。我手都打木了，便站起来用脚踢他。
“大哥，别打了，我服了！我不是晃（大流氓）儿，你是、你是晃儿！”他再无还手之力，一个劲地给我作揖，哀求着我。
“好汉不打躺下的”。我想起水浒中的好汉，停住了手。看他比我大那么多，却这么没骨气，我轻蔑地说：“滚蛋吧！”
他一骨碌爬起来就跑，刚跑出去几步，又站住了，回过头来点头哈腰地说：“哥们你哪儿的？咱们交个朋友，我看你才这么点（小）儿就这么鲁（勇猛），将来一定能绰起来（有名声）。你绰号叫什么？怎么称呼？”
我虽没听说过这些流氓术语，可他这话的意思我还明白。心想：谁是你哥们儿，我才不会和你们这些流氓小偷一样呢。于是我没好气地对他吼道：“快滚！要不再让你尝尝我这正脚面。”
我一抬腿，他吱溜一下，转身就跑，一边跑还一边喊：“好，好！我滚，我滚！”
看着他跑去的背影，我觉得自己像景阳岗上的打虎英雄武松，神气极了。只不过没有八抬大轿来抬我，我打的也不是虎，是一只癞皮狗、社会渣渣，我却不知道，自己也正在一步步地向这种人走去。
我回到动物园，还没过马路，粟小刚就跑过来说：“你跑哪儿去了？我还以为你想眯货（把偷的钱独吞）呢。哟，你鼻子怎么流血了？”
我向他要了张纸，把鼻子擦干净后，告诉了他刚才的事，然后我掏出钱包，递给他说：“别当着我弟弟的面儿提这事儿啊！”
他打开一看，足足有二十五块钱，高兴地说：“今儿我请客，咱先到广东餐厅去撮一顿好不好？”
我急着找弟弟，头也不回地说：“我弟弟没准儿都急了。”我一眼看到小沉正在焦急地东张西望，眼泪还挂在腮边。我急忙跑了过去，粟小刚也追了过来。他看小沉哭了，从兜里掏出一大把牛奶糖，塞到小沉兜里说：“别哭，别哭，咱仨一块玩儿去，你想吃什么我都给你买。”
小沉从来没吃过这么多糖，而且还是牛奶糖。他不哭了，剥了一块放到嘴里，又剥了一块给我。粟小刚买了三张门票，我们进了动物园。
到了里边，粟小刚又买了许多吃的，分成了三份，说每人拿一份喂动物玩儿。这会儿的动物园没人管，以前可不允许游客喂动物。这下，我们可欢了，尤其是小沉，他高兴得一蹦一跳地到了猴山。一会儿扔块糖，一会儿撒一把爆米花、花生，招得猴子们都往他那里跑。他又扔了一块糖给一个小猴子，突然窜过来一只大猴子从小猴子手里把糖抢跑了。他对我喊道：“那只大猴子真坏，咱们就不喂它，专喂那些小的。”
我说：“这些动物是没有脑子的，他们看到好吃的就抢着吃，不像人，大的知道让着小的。”
说完后，我觉得人也不是都这样，刚才那人不就想以大欺小？只有自己强壮了，才不怕任何人欺负。
我们又到了大狗熊那里。看上去憨笨的大狗熊其实很聪明，它不断地向你作揖、乞求你给它点吃的，当你扔下吃的，它嘴一张就吃了进去，又轻松又准确。然后又拜着向你要，逗得我们不断地把吃的扔给它。
接着我们到了北极熊那里。这边的游客很少，粟小刚看看四周没人，拣起一块砖头，绕到围墙下面进出的大门上方，等待北极熊出来。一会儿，有一只北极熊从洞门口露出了前半身，站在那不动。粟小刚用砖头使劲地向它砸去，正好砸在了它鼻子与眼睛之间的地方。这只大北极熊疼得“噢”地一吼，一下子窜起来一丈多高，看样子就像要窜出围墙，吓得我们撒腿就跑。我们跑出很远回头一看，它没窜出来，这才停住了脚步。
“你干嘛拿大砖头打它呀？”我责怪粟小刚。
“我没想到砸中它鼻子，本想逗它玩来着。谁知道它这么厉害，差点儿窜出来。”他心有余悸地说。
“我不想玩儿了，想回家。”小沉脸色还没缓过来，后怕地说。
我一看太阳都落下去了，就说：“好吧，咱也该回去了。”
出了动物园，粟小刚说：“咱们撮一顿去。”
我们到了动物园对面的一个小餐厅，他问我们俩：“想吃什么？”
“肉包子、馅儿饼。”小沉饿了，流着哈喇子说。我们要了十个包子，六个馅饼，三碗鸡蛋汤，个个吃得肚儿圆。出了餐厅分手时，粟小刚拿出十块钱，对我说：“咱们连玩带吃，一共才花了五块钱，这二十块钱咱俩一人一半儿。”
我说：“我不要，你留着吧。”他急赤白脸地说：“要没你，这钱早让那晃儿给抢走了。再说咱们一块玩儿，本来就得劈一半儿。要不显得我也太不仗义了！”
他把钱硬塞在我手里。
我不敢相信我突然有这么多钱了，这能买多少东西呀！得先看妈妈去！
还没进家门，就看见小辫儿刘等在那儿了。他一看见我就嚷：“你丫跑哪儿去了？我找了你好几趟了。”
我问：“有事儿吗？”
“土鳖说让我带你去总部找他，这会儿他保准急了！”
“明儿再说吧，这会儿天都黑了。我们家没人，我弟弟怎么办呢？”我拉着小沉往院里走，他拦住我说：“不行，天黑也得去，土鳖让我今儿一定得带你去！”
我想了一下，说：“那好吧，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一进屋，我把那十块钱压在褥子下，对小沉说：“你叫小冬儿来陪你玩，就在家玩儿，别出去，我一会儿就回来。”
到了北海，小辫儿刘拿出证件给看门的看了下，说“上总部去”，就大摇大摆地带着我往里走。我纳闷地问他：“北海不是早就不对外开放了吗？怎么还能在这里设总部儿？”
小辨儿刘晃着脑袋说：“这不是小菜一碟儿嘛，咱是铁骑纵队，谁不怵咱呀。土鳖多牛啊，挑这地儿绝了！土鳖说这叫‘姨夫当官，万福------万福——’”
“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吧？”我看他说不出来，就提醒他道。
“对，对，还是你学习好、知道的词儿多。反正那意思是倍儿棒！要是有人想砸咱总部，保证让他攻不进来。”说着我们到了总部。
总部坐落在白塔西边的半山腰上、一个顺坡而上的小院。进门后有一条羊肠小道，顺着陡峭的台阶上去才能到达总部屋里，还真是易守难攻。五间屋子雕梁画柱、异常典雅，只是屋内的气氛让人感觉阴森沉闷。屋里空荡荡的，只有正中这间屋里放着一张办公桌和一把椅子。土黄色的桌椅和这紫檀花梨的雕梁、隔断、屏风显得很不协调。靠墙角还立着一杆大旗，旗身团缩在一起，隐约露着“纵”字的半边。挨着墙边，还立着几根斜着削尖一头的钢管扎枪和几根垒球棒。
土鳖正坐在椅子上，两只脚放在桌子上，手里摆弄着一把精致的匕首。见我们俩进来，他头也没抬，阴阳怪气地说：“昨儿我还以为你是把好手儿呢，敢情今儿一天都没露面。你丫上哪儿晃去了？”
我不喜欢他这腔调，就没说话。
“大哥问你呢。”小辫儿刘捅捅我。
“早上去照相了，照完相带我弟弟上动物园了。”我不情愿地说。
土鳖抬头看着我，忽然他站起来，走到我身边说：“你衣服上怎么有血呀？”
我低头一看，可不是嘛，左胸前有几块干了的血迹，我不想和他说这些事，就说：“这不是血。”
“你丫蒙傻屄呀？哥们儿都玩儿了这么多年了，血迹再看不出来我他妈就甭玩儿了。你告诉我，是谁打的，大哥我给你出气去。看我不打瘫丫的！”土鳖瞪着我说。
“沈猛，你就说吧，没事儿，咱有什么事儿都用不着瞒大哥。”小辫儿刘也想知道我这血是怎么回事。
我想了一下，没提粟小刚，把西外赵的事说了一遍。
“谁？西外赵？你丫没吹牛屄吧，你把西外赵打跑了？丫可是老晃儿了。”土鳖不相信地看着我。
“他自己说他叫西外赵，要不我都不知道有个叫西外赵的人。”
“你丫行啊！他不叫西外赵，这是他的绰号。以前丫还洗过我呢——”土鳖发觉说走了嘴，看看我俩又补了一句：“让我给丫花了。行了，你没吃亏就行了。还是说说咱们的事儿吧，我听辨儿刘说你们学校有辆平板儿车，我想叫你把那板儿车蹬出来。”
“要它干嘛？”我不解地问。
“现在《北航红旗报》特抢手，我想去拉一车来。可没车，人抱的话，能拿几张呀？”土鳖在屋里来回走着说。
“看门的石老头儿不认识我，不让我把板儿车蹬走，所以大哥想叫你去，石老头认识你。”小辫儿刘插嘴说。
我觉得这事好办，就答应道：“行，明儿我找你去，咱俩去学校。”
“别‘明儿’啊，这报纸都是连夜印出来的，一大早好出手。最晚明天早上八点，就得把报纸摆在新街口了，这车现在就得去拿，然后直奔北航，等第一批一印出来咱就拉走。”土鳖耐心地向我解释着。
“可我家就我弟弟一个人哪儿行啊！”我有点急了。
“我肏，你弟弟都九岁了，你们院又那么大，怕什么呀？”小辫儿刘说。
“这可是你头一回参加咱组织的行动，你不会戴着袖章、拿着证件，就为了往家里拿馒头吧？”土鳖那让人讨厌的声调又来了。为了证明我不光为拿馒头，我一狠心说：“好吧，咱现在就去。”
“这还差不多。”土鳖高兴地说。他从桌上拿起那把匕首，插进腰间的皮套里，用肥大的军衣盖好，又把袖子上的臂章挽上一半，说：“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