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狱中狱，囚中囚（4）

经过一番大张旗鼓的调查，监狱只给刘建平一个不痛不痒的处理，对此我极为不满。8月28日出禁闭室后，我立即给杨海、高军生两人写信，将刘建平殴打我一事告知他们，并通知我的家人，请他们在外面配合，一定要为我声张正义。我在给杨、高二人的信中提出：

1、以我父母的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司法部、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司法厅、省监狱管理局等机关，要求对刘建平无故殴打胡亚明一事进行调查，作出公正的处理。

2、利用二人在报界的私人关系，制造舆论声势，迫使当局对此事作出公正的处理。

3、将此事报告国外新闻媒体和人权组织，如VOA、BBC、FAR、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亚洲人权观察、国际大赦组织、中国人权等。

4、以我父母的名义聘请一名律师，我要对刘建平提起民事诉讼，索赔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

5、为确保我的生命安全，请着手为我办保外手续。

 

我视杨海为知己，因此首先向他求助。但是信发出后却似石沉大海，没有掀起一点点涟漪。我又紧接着给高军生写了封信，这封信却落到安全局手里，害得我和帮我传递信件的难友赵延军双双关进禁闭室。我写给父母的信安全送达，这是我将消息捅到外界的惟一途径了，因此我在信上什么都没说，只说因病住了一次院，这次病很重，几乎生命不保，请父母于9月25日来一趟，我想与他们见一面。25日是五中队接见日，我害怕父母其他时间来五中队干部借故刁难，特别叮咛务必在25日这天来。事实证明，我的顾忌并非多余，监狱确实想封锁消息，只因找不到任何借口，才极不情愿地让我与母亲和妹妹相见。

母亲接信后心急如焚，不知我得了什么要命的大病，当时就要买票北上。父亲比较冷静，他从我反复强调须于9月25日前来推断出我不是得病，而是发生了其他事情。80高龄的奶奶听说朝思暮想的孙儿出事了，急得一病不起，但她老人家仍拖着病休到到当地一名半仙那里求了一瓶神水，让母亲给我捎来。9月25日上午，母亲和妹妹如期而至，同来的还有妹妹的一位朋友。监狱起初以母亲未带介绍信为由，想阻止她们与我相见。母亲反驳说，她来了四、五次，每次都只须持身份证就行了，从来没听说过还要介绍信，你们是不是借故刁难。而且，别的家属也没有带介绍信呀！监狱理屈词穷，只得以妹妹的朋友不是我的直系亲属为由，将她阻挡在外面，只准母亲和妹妹进来与我相见。据个别同情我的干部透露，监狱不敢让那个小姑娘与我相见，因怀疑她是我家人请来的记者。由此可见，他们内心里是多么虚弱啊！其实，那个姑娘是来与我相亲的。据妹妹说，她常在闺密中间吹嘘我如何英雄了得，一来二去，居然有一个叫黄蓉的小姑娘暗暗喜欢上了我，吵着要到渭南见我一面，妹妹也有意撮合我们，这次就顺便把她带来了。可惜由于监狱从中作埂，我竟未能与她见上一面。

母亲和妹妹刚刚走进接见室，乍见亲人，一时间百感交激，已多年未掉一滴泪水的我竟失声痛哭。

“明儿，你咋啦？”母亲踉踉跄跄奔过来，抱住我哭得泣不成声。

“妈，这帮畜牲差点将我打死。”提起那天晚上的事情，我仍然激愤不已，不管不顾大声喊道。

“谁？谁打你啦？”母亲一时没明白是谁打了我。

“就是这帮管教干部。”我指着就在附近的五中队干部说。见到这种场面，好几个人悄悄蹓走了，只有王福祥和李新来仍十分尴尬地留在原处。我只有愤怒，没有害怕，大声武气地将8月7日晚发生的事情简略述说一遍。母亲和妹妹气得浑身发抖。正说着，监狱长张敏忠走了进来，我说：“妈，他就是我们的张监狱长。”

母亲“噌”地站了起来，质问张敏忠：“张监狱长，我儿子在这里犯了什么错误，为啥差点被你们打死？”说实话，我的母亲从来就不是什么勇敢的女人，她甚至有点胆小怕事，特别是见了当官的，往往吓得话都不会说，但是为了儿子，她豁出去了。

妹妹也穷追不舍：“我哥被打得内脏出血，我们要求立即体检。”

张敏忠虽然见多识广，仍然招架不住我母亲和妹妹连珠炮式的质问，他抽身便往接见室外面走，边走边说：“你们一家人先谈，等会儿到我办公室来，我再向你们解释。”

当时，王福祥在旁边不知趣地饶舌道：“你们说打得内脏出血了，有什么证明？”妹妹哪里将这样一个小角色放在眼里，白了他一眼，不客气地回敬道：“有病没病自己不知道？还需要什么证明？你是什么东西，我跟监狱长说话，要你在这里多嘴？”王福祥气得脸都青了，想发作，却被妹妹典雅高贵的气质镇住了，他搞不清妹妹的来路，只得打落牙齿往肚里咽。

张敏忠走后，妹妹坐不住了，她说：“妈，你和哥再坐一会儿，我去找张监狱长。”

也许，每一个哥哥在妹妹眼里都是最完美的男子汉，尤其兄妹之间的年龄差别较大时，更是如此。我6岁那年，妈妈给我添了一个妹妹。看到刚出生的小妹妹粉嘟嘟的小脸，我喜欢得不得了，从此爱上这个小猫一样温顺的小妹妹。在童年的记忆，妹妹是个甩不掉的小尾巴，无论是小河里捉鱼虾，还是竹林里同小朋友打泥巴仗，总是有妹妹小小的身影。在小妹妹的眼里，哥哥既是她的依靠，也是出气筒。受小朋友欺侮了，一句：“哥，他欺侮我，打他！”做哥哥的就得乖乖去把那个小不点吓唬一番。不高兴了，就朝哥哥发脾气，甚至打哥哥，哥哥绝对不敢还手。妹妹慢慢长大了，真是女大十八变，越长越好看，成了远近闻名的小美人。妹妹能歌善舞，同她的夏之蕾姐姐一样，自幼就做着明星梦。1989年的那场学生运动，对年仅16岁的她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不清楚，但是夏之蕾的死和我随后被捕入狱，确实对她的打击很大。从此，本来是乖乖女的妹妹，再也不能安静地坐在教室里学习，抽烟、喝酒、逃学、早恋，变成了让爸爸妈妈伤心的小太妹。17岁时，正高二的她，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缀学经商。同我当年一样，妹妹也搞起了服装生意。当时，大舅妈已退出服装界，但我当年的伙计陈娟已站稳脚跟，在服装界打出了一片天地。陈娟不忘旧情，给予妹妹很多帮助，妹妹很快就展露头角，20岁时，已成为拥资数十万元的小富姐。妹妹虽然有了钱，但是个人生活却很不幸福。她几乎克隆了我母亲的年轻时代，也是在未满20岁时就非婚生子。然而我的母亲虽然付出了五年的等待和心酸，毕竟最后等回了她最爱的男人，而妹妹却遇到一个骗子，那个男人骗了她几万元后就跑了，甚至孩子出生时也没有露面。此后，妹妹独自抚养孩子，她和妈妈来看我那年，儿子已经4岁了。

妹妹走后，母亲只是对着我哭，我安慰母亲：“妈，别难过，你下午到西安去找杨海或高军生，将这件事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帮助我，这帮畜牲就有得受了。”

“儿呀！胳膊扭不过大腿，我们在外面告他们，你在里面就要受罪。打已经挨了，只求今后平安就行了，咱们再忍一年，出来以后再说，啊！”母亲怕我在里面吃亏，想息事宁人。其实，监狱最怕将这件事捅出去，母亲的这种态度，反而使他们没了后顾之忧。

同母亲谈了一会儿话，接见时间就到了。妈妈再三叮咛我不要惹事，她说要亲自去找张监狱长，请他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母亲和妹妹与张敏忠监狱长谈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她们回去后，爸爸又给张敏忠写了封信，主要内容也是要他保证我的生命安全。张敏忠接到爸爸的信后，亲自下令将我从五中队调到十中队。十中队是一年前成立的老残中队。如果没有这次调动，我的这本自述可能就没有机会写出来。当然，将我调到十中队，名为保护，但暗中对我的监视更紧了，他们仍然怕我将挨打的消息捅出去。当时中美两国正在讨论克林顿总统访华事宜，这是1989年事件后，西方大国领袖首次正式访华，中方非常重视。为了营造出人权状况已经明显改善的假象，中方甚至主动将重刑在身的头号政治犯魏京生送到美国去，如果这时候我的事情被捅到外界去，将会无情地把这些假象撕得粉碎。中队特别安排两名犯人对我24小时贴身监视，他们什么都不做，每天的任务就是陪着我，甚至连我上厕所也要求他们紧紧跟上。不知是中队干部没有领会上头的意图，还是监视的人失职，这种监视一开始就流于形式，随着我刑期的缩短，甚至连这种形式上的监视也不存在了。

写给杨海的信石沉大海，写给高军生的信被安全局截获，母亲又不愿事情扩大，没有去找杨、高二人。我的总总计划都落空了，但我仍不死心，又给妹妹写信，要她打将这件事打电话告诉VOA，或者直接捅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但同样不见回音。以我们兄妹之间的感情，妹妹不惜为我冒任何风险。她没有照我的话去做，很可能是没有收到我的信件。我在这里忍不住要对美国政府和VOA发几句怨言，他们历来以人权的保护神自居，但我被无端殴打一事，他们既不谴责中国政府，甚至懒得在电台上报道。这一切，仅仅因为我是一名无名小卒。如果是魏京生、王丹碰到这样的事，不闹得全世界沸沸扬扬才怪呢！从此，我对美国政府和VOA所谓保护人权的真实意图产生了怀疑，对自己多年来的所作所为也深感不值，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的思想上发生了重大转折，我甚至放弃了对民主、自由形式上的追求，我决心成为一名恐怖分子，以暴力报复这个王八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