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地狱之门（1） (图)

早在1992年底，我已写完本书的前十章。当时，刚刚发生的不少事情仍然萦绕于怀，激荡着我的心。92年12月2日，我们一案四人从第一劳改支队（西安砖厂）转送到省二监，先在入监队接受入监教育。监狱的管理方法较劳改队文明，牢头狱霸欺压、打骂新犯人的事情很少发生。入监队没有生产任务，每天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监规条例和法律条文，一周只有一两天由管教干事讲课，其他时间都是自己学习，只要背会了监规条例，也可以在课室上做其他事情，比如看与法律相关的书籍，写申诉状等，管事犯人一般也不会干涉，学习环境相对宽松。我刚进看守所时，曾创下半天背会监规条例的“奇迹”，各监狱的监规条例都大同小异，因此我到二监后，也只用了半天时间就将监规条例背会了。小组的管事犯人见我顺利背会监规条例，又是大学生，就不再要求我每天同一帮新犯人集体背诵监规了。除了管教干事主讲的政治学习必须参加外，我都留在号室自己看书学习。面对如此宽松的环境，我迫不及待要将早在看守所就已经构想好的一个个故事写出来。我的内心充满激情，一个个文字如泉水般自动从笔尖喷涌而出，数万字的稿子仅用了十五、六天就完成了。去年（1997年）10月我因病住院，翻出旧日的稿子，发现那些曾让我激动不已的文字 ，显得十分稚嫩，而且学生生太重。我抱病将其重写了一遍，删掉不少与主题无关的文字和章节，也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断断续续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98年新春前夕才最后完成。这十余万文字耗尽了我的心力，我再没有力量继续写下去了。元宵节之夜，我做了一个梦。夏叔叔、之蕾和我坐在一个庭院中饮酒赏月，之蕾的形象模模糊糊的，看不真切。

“亚明，听说你正在写一本书，完成得怎么样了？”夏叔叔关切地问。

“写了一半，剩下的准备过一段时间再写。”我说。

“爸，不要管他的事。他呀，干什么都是三分钟的热情。要是有恒心，也许早就成大诗人了。”之蕾语带讥讽。

“之蕾，不要把人看扁了，要不是把我关进来，我成不了大诗人吗？”我对之蕾的话很不服气。

“哼！谁知道呢？现在这种状况，怎么说都由你。”之蕾仍然不依不饶。

“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吵了。蕾蕾少说两句，亚明早点将书写完，不就皆大欢喜了么？”夏叔叔见我们又要吵起来了，赶紧打圆场。

从梦中醒来，正是万籁俱静的夜半时分，我忆起多年前的中秋之夜，我和之蕾站在家乡望江楼上依栏赏月。望着一轮明月和清冽的锦江水，我的诗兴大发，连连吟咏了几首诗。突然，一直安静地观赏风景和听我吟诗的之蕾对我说：“亚明，看你今晚的兴致很好，我出个上联，你来对下联，好么？”

“请！”我虽不是吟对高手，但对什么天对地，日对月，风对雨之类的玩意儿还略知一二。

“好！我们即以眼前的景色为题，你仔细听着，我的上联是：望江楼上望江流千帆归尽少一舟。”

这是一个很难对的上联，我冥思苦想很久，仍然想不出一个合适的佳对。正当我准备悬白旗认输时，突然脑子里灵光乍现，想起老家有一座望丛寺，寺内有个听鹃亭，才勉强对出一个下联，挽回一点颜面。

“有了，请夏小姐指正。我的下联是：听鹃亭下听鹃啼万鸟飞绝留二帝。”

“我的上联讲的是一个历史典故，说的是唐代诗人元稹与西蜀才女薛涛的故事，不知先生的下联有什么讲头。”之蕾笑吟吟地看着我，好象我立即就要出乖露丑了。

“小生不才，小姐联中的掌故也还略知一、二，对的下联当然也有讲头了。所谓二帝，指的是古蜀国的望、丛二帝，其国都就在我的老家郫县城。望帝死后化为啼血杜鹃，想来小姐也知道这个典故。后人为纪念二帝开创西蜀之功，为其立庙，名曰望丛寺，寺庙至今尚存，寺内有一亭曰听鹃亭，据说古蜀国君臣思念望帝时，常于此亭聆听杜鹃啼鸣。我以古蜀旧事对盛唐风月，小姐以为如何？”我洋洋得意看着她。

“嗯！你的下联固然有点道理，但是并非佳对。”她很不客气地说。

“我知道！那就请小姐来个佳对啊！”我将她一军。

“老实说，我也想不出更好的下联了。”

 

在元宵佳节之夜，先是梦到之蕾，后来又没来由想起多年前的一件往事。之蕾无论生前生后，始终很关心我，我只要在事业上取得一丁点成功，她都会十分高兴，并给我最大的鼓励。当然，如果我表现出一点懈怠之情，她也会狠狠地批评我。如果没有她，我决不会考上大学。今天，当我寻找总总借口欲停下已写了一半的书稿时，又是她及时鞭策我，要我早点将书写完。我胡亚明此生从未完成过一件正正经经的事情，这本《荒漠独行》，无论好坏，就算写出来没有人看，为了之蕾，我也一定要将它完成。

从今天起，我将把已经发生的故事全部写出来。之蕾，我知道你在天上看着我，我不会辜负你的期望的。

 

1992年9月24日，接到省高院终审裁定的第三天，我们一案四人随其他刑事犯被送到陕西省第一劳改支队（对外称西安砖厂）。当时，中国关押服刑犯人的场所分成监狱和劳改队两大系统，一般来说，监狱只收押判处15年以上的重刑犯和反革命犯，劳改队则收押判处15年以下的普通刑事犯。两者本质并没有什么两样，但监狱管理较严格，也较正规，一般从来工业劳动。劳改队的管理相对松散一点，很多时候直接管理者并不是狱警，而是委托犯人管理，一般从事农业劳动。由于劳改队臭名昭著，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1994年12月底，中国颁布一部《监狱法》，所有劳改所场全部改称监狱，因此我曾呆过的那个第一劳改支队后来就改成了西安监狱。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提。这个对外称西安砖厂的劳改支队，又被称为一厂，在西安闲人中可谓大名鼎鼎，有句闲谚（我自创的词汇，意谓闲人谚语）云：“坦白从宽，一厂背砖；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该闲谚既形象地描绘出共产党政策的欺骗性特点，也点明了一厂劳动的艰巨。我没有在一厂参加过生产劳动，但是曾亲眼目睹犯人穿上厚厚的棉衣、棉裤，再用凉水浇透后，钻进砖窑将还冒着热气的砖搬出来。每个人只能在里面呆几分钟就得出来，否则会被烤死在里面。出来时，被凉水浇透的棉衣、棉裤已被完全烤干了。一般用土窑烧砖，烧好后要从窑顶浇水，需要自然冷却三天到一个星期，但是劳改队为了加快生产进度，只封窑一天，就强迫犯人进入还没有冷却的热窑里搬砖。如果说这种繁重的劳动还只是对身体的摧残的话，劳改队险恶的生存环境和牢头狱霸的穷凶极恶则会对人的心智造成极大的伤害，甚至扭曲一个正常人的人性。初进一厂大门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至今想起来，我仍然心有余悸。

从五处看守所送到一厂的一行共36人。下车后我们被带到一间挂着布帘的房子，排队在外等候。三人一组被叫进室内，脱得一丝不挂，一个医生模样的人为我们检查身体。他先看我的舌苔，又翻开包皮瞧瞧，然后命我撅起屁股，将指头伸进肛门捣鼓着。这些检查本来也没有什么，但我总觉得他的动作很猥亵，很下流。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个所谓的“医生”，也是一个犯人，而且还是一个强奸犯。顺便提一句，犯人也是很瞧不起强奸犯的。这个强奸犯入狱前是西安某医院的医生，竟置医德于不顾，多次猥亵、奸污女病人。他给年轻女病人量体温时，竟然将体温表插进人家阴道里。入狱后，仍然恶性不改，见着长得靓一点的年轻犯人就会缠着不放。我不知道监狱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人给新入监犯人检查身体，纯粹是为其搞流氓活动大开方便之门。

检查完身体，有人将我们带到入监队，就算正式入监了。我感到奇怪的是，整个入监过程，竟然没有看到一个穿制服的监狱警察，负责接待的全部都是犯人，现场指挥的是被称为大值星的犯人头。犯人头是个三十多岁的青年人，长得倒还文质彬彬的，也应该喝过一点墨水，对我们这些新来的人也还算客气。他的那些手下用“如狼似虎”来形容，仍然谦虚了一点。他们对我们横挑鼻子竖挑眼，稍不如意就拳脚相加，对我们随身携带的稍好点的衣物，则“好心”地代为保管了。不过，这些还只是见面礼，真正的大礼还在后面。入监队共9个小组，我们同去的一共36人，刚好一个小组4人。我被分在第一组，徐伟等被分在另外的组。犯人小组长将我们领到小组后，勒令我们先蹲在门外，然后一个个叫进去“过堂”。小时候看《水浒传》，新到的犯人都要先打一百杀威棒，重则丧命，轻的也要卧床三个月。要免去这一百杀威棒，只有一条路，找关系疏路子，给管营大人送银钱打点。宋江发配江州时用的就是这一招，因此过堂时管营大人就说：“大祖皇帝有旨，新到配军一律先打一百杀威棒。看这厮面黑人瘦，定然染有风寒之疾。来呀。先记下一百杀威棒，押下堂去，待日后处理。”这一关过去，日后也就不了了之了。这个赵匡胤也着实可恶，欺侮孤儿寡母，夺人江山不说，还定下如此一个臭规矩，遗毒后人。这帮流氓恶棍虽然不知道赵太祖何许人，却将他老人家一百杀威棒的圣训承继下来，并且发扬光大，翻新出更多的花样。据不完全统计，陕西省数十个监狱、劳改队，每年都有十多人在过堂时命丧黄泉。

在看守所时，我已听到过不少关于“过堂”的种种残酷传闻。虽然看守所也时常打人，别人打过我，我也打过别人，但凭良心说，五处看守所的管理还是比较规范的，这种打斗都还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我在那里呆了两年多，仅有一人被打死，而且还是被看守打死的。五处看守所之所以死人较少，一方面是那里基本能足额供给伙食，在押人员大多数都能吃饱，不存在为争一口饭吃将人打死的情况。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那里关押的全都是重刑犯人，十人中至少有三人将被判处死刑或死缓，剩下的也是一些将被判处15年到无期徒刑的重刑犯。人在生命即将走向尽头时，反而格外珍惜生命。一些文学作品上将死刑犯都描绘成随时准备作垂死挣扎的凶恶之徒，只能说这些作者完全不了解生活。事实上，大多数即将或已被判处极刑的犯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爱惹事，有些人甚至表现得十分忍让和克制。当然，对这样的人，也没有人会去主动招惹他们，毕竟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鬼门关，你把他惹急了，他不会介意拉一个垫背的。但是大多数被判处死刑的人，除了偶尔会表现出非常沮丧和狂燥外，大多娄时间都能与号子里的人友好相处。真正爱惹事生非，动辄与人以命相搏的亡命之徒是那些年龄较小，刑期又短的犯人，三、五年的徒刑他们根本不在乎，进监狱权当到犯罪学校进修，出去后手段更多，心也更狠。我曾同一个死囚犯在即将上路的前夜作过一次长谈，我能感觉他对人世的留恋和强烈的求生欲望。

“刘哥，明天就永别了，兄弟敬你一杯。”我将酒杯递到他嘴边，他张开嘴，我将一杯酒全倒进了他嘴里。死囚接到最高法院的终审裁定后，为防意外，都会被锁在一块特制的床板上，名曰“背板”。所谓特制的床板，其实就是在一块比较宽大的木板上加四个可以上锁的铁环，人躺上去后，四肢被固定在铁环里，除头部可以左右活动外，全身都不能动弹。这块特制木板上还挖了一个洞，受刑人即使大便也不能除掉固定四肢的铁环，只能通过这个洞解决。好在这个过程并不太长，最高法院的终审裁定下来后，死囚犯一般第二天就会上路，也有极少数要等两三天甚至一个星期的。在等待死亡的过程中，除了精神备受折磨，身体所受的折磨也是苦不堪言的。除了“背板”这一关任何一名死囚都不能逃避外，看守所对即将上路的人也往往表现出很人性的一面，只要有钱，甚至可以请看守代买一些平时禁买的东西，比如白酒、某种名小吃等。也可以指名要求某个与自己关系较好的犯人陪伴自己，我与刘某相处几个月，上路前他就指名要我去陪伴他。当然，很多文学作品上描写的上路前看守所提供一顿有酒有肉的送行饭，我不了解其他看守所情况，但在西安五处看守所绝对没有。

“刘哥，有什么事尽管交待，兄弟定不负所托。”几杯酒下肚，我也动了一点真情。

“兄弟，你我不是一路人，但哥哥我喜欢与有文化的人打交道。你是读书人中的皎皎者，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又讲义气，今后必成大事。不过，哥劝你出去后再不要搞政治了，没意思，而且也把共产党不能咋样。凭你的本事和为人处事，干啥啥成。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去偷去抢，也比别人偷得多，抢得多。哥这一辈子坏事干了不少，但真正值得一提的也没有一件。娶个老婆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对她毫无牵挂，我只希望儿子不要走我的路，但跟着那个卖屄的货也难保不吃枪子。唉！啥都完了。”他眼里泪光滢滢，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

“刘哥，伤心事不说也罢，喝酒。兄弟出去后如果有能力，啥事可以不管，大侄子的事却一定会过问，决不会让他死在共产党手里。”我不知哪来的豪侠之气，好象真有本事不让他的儿子重蹈老爹的覆辙。不过，对一个即将到阴司报到的人，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兄弟，有你这句话，哥死也冥目了。感谢之类的话就显得太俗了，满上一杯，哥敬你。”

“刘哥，兄弟有句话不知该问不该问？”

“随便问，哥明天就上路了，还在乎什么？”

“你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唉！”他长叹一声，“不瞒兄弟，哥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活下去，可惜共产党不会放过我。只为几万元就把命丢了，想想真不值啊！”

“刘哥，听说你在社会上混得挺猛的，在分局时也令许多人闻名丧胆。但同你相处几个月，发现你并没有传闻的那么凶嘛！”我发现不少死囚犯临死时反而变得胆小怕事了，一心想从他身上探究出答案。

“不瞒兄弟说，过去我确实天不怕，地不怕，耍横充好汉，觉得那样活着才过瘾。自从判处死刑后，把一切都看淡了，只要共产党给我一条活路，犯法的事真的再也不干了。兄弟，再给哥灌一杯，喝得昏沉沉的，明天上路时就不害怕了。”

他的话让我陷入沉思。我一惯主张以重典治乱世，邓小平1983年的“严打”，我从内心里是赞成的。但是从那时起，每年都要杀掉成千上万人，不但未能制止犯罪，挺而走险的人却越来越多。中国一年处决多少犯人，谁也说不清，但是一个人口六百多万的西安市，每年判处死刑的大约200人。西安市是犯罪率较高的城市，200个死囚中外地人占三分之一强，如果以全国平均一千万人处决50人计算，中国一年大约杀掉6000人。我的这一数据虽然是推算出来的，但也不是完全的胡说八道，我看到过一份1994年国际大赦组织的报告，据该组织估计，中国每年判处死刑的人数在10000—12000人之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既然杀掉如此多的人仍不能使居高不下的犯罪率降下来，就应该改弦易辙，探索新的治国之道了。可惜当政者不明其理，只知一昧采取高压手段。83年“严打”后，几乎年年“严打”，近年来又冒出什么“春季严打”、“秋季严打”、“专项严打”等名目繁多的名词。在我看来，他们除了“严打”外，再拿不出什么新鲜玩意儿，简直有点黔驴技穷的味道。当然，多杀几个人，解决活体器官移殖的渠道，不但有更多的高官得以延长垂死的生命，也能为国家多赚几个外汇。这可能是那些被处决的死囚们，最后为社会做的一点贡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