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蝉变（中）

编辑室单调、泛味的生活，很快将我变成一个平庸又无情趣的人。我本来就胸无大志，脑子里仅存的一点亮丽思想，如破皮球内的空气，“吱”地跑光了。我原本还算犀利的思辨力和时常灵光闪现的思想火花，淹没在犯人那些平庸而枯燥的来稿里，要命的是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我在这样的生活里麻痹自己，忘掉暂时的痛苦，我惟一的幻想就是尽快出狱。

我并不甘愿沉沦下去，小霖是我们班惟一的研究生，仍时时有种紧迫感，她说：“真怕再虚度光阴，见了老同学不好交待。”我年近三旬，却一事无成，将来见了老同学，总不能说：“如果不坐牢，我……”坐牢不能成为借口，历史上有多少人在狱中成就一番大业啊！文王拘而演《周易》，一部引发欧洲人探险热潮的《马可.波罗游记》在狱中写成，陀斯妥耶夫斯基服十年苦役，留下一部传世名著《死屋手记》。我胡亚明虽不是才华横溢，但还认得几个字，文章写得也算通顺，为什么不将自己构想的故事写出来，给后人留下一点东西呢？

我头脑里有好几个构想，每个构想都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我的第一篇小说是个三万余字的中篇，根据武则天和白马寺住持薛怀义的传说写成，里面有不少赤裸裸的性描写，是一篇地地道道的黄色小说。只给一两个人看过后，即付之一炬。我胡亚明还未堕落到写黄色小说为生的地步，虽然我的内心世界比较肮脏，但表面上还是堂堂正正的民主斗士，这件事传出去，不仅有辱自己的名声，还会给整个民主事业抹黑。共产党会抓住把柄，大肆宣传说：“看呀！所谓的民主斗士就是这号货色。”我不追求民主，但也不能玷污追求民主的人，我有责任维护他们在群众中的圣洁形象。我重新拟了一部长篇小说的提纲，计划写三十万字，用一年时间完成。这部小说若能如期完成，胡亚明将会成为文坛上最明亮的星星。

 

1998年夏，北方某市的前学生领袖刑满出狱。9年的牢狱生活彻底改变了他，他已不再是那个慷慨激昂、满怀理想主义的青年 ，他胸膛里熊熊燃烧着复仇的火焰。他出狱的第一件事是要找到当年送他进监狱的校保卫处处长，他要清算一笔陈年旧帐，为自己，也为死去的战友报仇。

他终于找到了仇人的家。然而仇人已在五年前追捕逃犯时中弹身亡，妻子也改嫁他人，只留下一对十五、六岁的儿女，与年迈的老母亲相依为命。他以故人身份骗取了老太婆的好感，留其过夜。他留下来是为了将仇人的女儿强奸，然后杀掉一家三口，以雪郁积9年的心头之恨。当晚，他潜进了女孩的房间，却发现姐弟二人赤身相搂而眠。他仿佛明白了什么，冷笑一声，从房间退出，不辞而别。

在一列南行的火车上，他与一位漂亮的女孩相遇。该女是某市警校的女学员，利用暑假到广州看男朋友。他的大名当年在某市名燥一时，当时刚上小学的女学警还依稀记得9年前发生的事情，对他满怀崇敬之情。他已年届三十，除了脸上多了饱经磨难的风尘感，英武不减当年。他深知自己的外表和传奇经历对一名没有任何社会阅历的少女的吸引力，一路上他搞得少女昏昏乎乎的，未到广州就投到了他的怀抱。

他和少女遍游广州的风景名胜，花光少女身上的钱后，他将少女骗到一家暗娼房，以三千元的价格将少女卖掉，然后偷渡到了香港。

回归大陆仅一年的香港，虽然繁华依旧，却难掩败落之象。世界金融风暴袭卷全球，中国维持十几年的高速增长的经济泡沫一戳即破，国有大中型企业大批倒闭，成千上万下岗工人挣扎在贫困线上，人民币大幅度贬值。香港经济也是芨芨可危，股市低迷，房地产不振，港币与美元汇率挂勾难以继续维系。港府向中央政府求援，然而中央政府自顾不暇，答曰：“根据《基本法》精神，香港实行高度自治，中央政府不好插手香港内部事务。在香港特区政府的领导下，香港人民一定会渡过难关，建设一个更加繁荣倡盛的新香港。”看到今天的香港，他想到了昨天的上海。二、三十年代，上海曾是亚洲第一金融中心，曾几何时，上海衰败了，她的地位不仅远远不能与香港相比，甚至也不能与东京、汉城、新加坡、台北、曼谷等城市相比。谁能知道五十年后的香港是个什么样子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五十年后，亚洲第一金融中收决不是香港。

他流落到香港，无钱、无身份证明、语言也不通，只得靠偷盗和抢劫为生。九年的牢狱生活，他学会了各种各样的作案手段，并练得一身好功夫。在一次同当地流氓的冲突中，他的不凡身手和心狠手辣深得黑道老大赏识。老大将他带回寓所，得知他是大陆某市的前学生领袖，刚刚出狱流落至此。老大如获至宝，为其摆宴，留在身边帮忙。老大身边杀手无数，但却没有一个象他这样智勇双全的。现在的黑道早已不是旧日的打打杀杀，做点走私生意了。他们表面上做的都是正当生意，实际上毒品、军火无所不染。他是一名天生的犯罪天才，一切歪门邪道的生意都做得得心应手，他的地位在集团内迅速上升。一年后，当初不名一文的他已踏入香港上流社会。

在一次舞会上，他结识一位富家小姐。这位小姐长得很像他死去的女友，他早已死去的温情被激活了，他爱上了这位富家小姐。但是富家小姐对他骨子里的流氓习气看不惯，拒绝了他的爱。他深感受到了侮辱，欲将小姐先奸后杀。他撕掉小姐的衣裙扑了上去。小姐用一双无助的眼睛望着他，他在这双无助的眼睛里软了下来。他黯然而起，满脸羞愧离开了房间……

 

这篇小说的故事结构很好，情节跌宕，有凶杀也有爱情，写成后定会成为畅销小说。我仅用几天时间就写了一万多字，但我对小说中准备描绘的事情实在没有任何生活体验，只能硬着头皮往下写，又写了一万多字后，实在写不下去了，只能缀笔。就这样，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只留下一个提纲和二万多字的草稿。再后来，我又雄心勃勃准备写一部《1989年西安学运史》和《中华十二国史》，并为这两部书收集了不少资料。编辑室的图书室保存了不少旧报纸，这些报纸对89年的那段历史的记载比较公正，我翻阅旧报纸时顺便收集了不少资料。可惜的是监狱检查犯人的私人物品时，将这些资料全部收走了。因为都是从报上剪辑下来的，他们看后只说我不适宜保存这些东西，没有追究我的任何责任。《中华十二国史》没用有写成，则完全是因为懒。阅读历史书籍时，我发现西藏、台湾、蒙古，还有新疆、东北地区、云贵地区等长期以来同中原地区的联系并不密切，上述地区唐以前都建有自己的政权，与中原政权保持敌国之礼，西藏、台湾直至明末时仍各自为政，这与共产党宣传的这些地区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完全是两回事。我决心写一本书，析清中华各地区的历史脉胳，批驳共产党的“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领土”的谬论。我曾鼓吹过“将中国分裂成十二个国家”的理论，因此就将书名定为《中华十二国史》。我这本书是写给五十年后争取民族自决的各民族领袖看的， 为他们提供民族自决的理论根据。可是当我着手收集资料时，发现工程太浩大了，不是我的能力可以完成的。我一下子泄了气，只得将希望寄托在比我更有才华，也更有恒心的人身上。《中华十二国史》，将改变中国的历史，本书的作者，必将被后人视作戈尔巴乔夫似的英雄人物，他的英名将流传千古，与日月同辉。我的浅薄和懒惰，使我不可能成为改变历史的英雄，如果能唤起后辈英才完成我的未竟事业，我也就很满足了。

在编辑室几年，想写大部头的宏伟计划一件也没有完成，留下来的数十篇散文还值得一读。我中学时的作文就写得不错，经常被老师作为范文拿到班上宣读。上大学时，我的主要精力用在写诗上，偶尔也写一、两篇散文，朋友们评价说，我的诗固然清丽、婉约，但散文更显功夫老辣。我的散文追求一种平淡如水的境界，文字不作任何雕琢，看似信手拈来，其实字字皆呕心沥血而得。我的那些文章，大多发表在自己掌握的那份油印小报上。监狱虽然是文化沙漠，但仍有不少痴迷文学的人，他们看了我的文章，拿着自己的习作，虔诚地找上门来，“请胡老师措点”。我这个人有点好为人师，别人两声“胡老师”一叫，就烧得分不清东西南北，还真是那么回事的给人家指点写作之道。其实我写文章全凭感觉，对创作理论一窍不通，哪里有资格指点别人。我云山雾里谈一通“文章好坏，全在一个情字”后，告诉我的学生，只要多看多练，自能悟出其中道理。学生问我推崇谁的文章，我说散文写到登峰造极的有梁实秋、周作人，这两个在共产党眼里都不是什么好货色，但他们确实是一代散文大家，小说大师当推沈从文和郁达夫，其他人的文章都不值一提。鲁迅呢？鲁迅也不值一提吗？学生问。鲁迅？鲁迅天赋是有的，可惜精力都用在制造“投枪、匕首”上了，因此没写什么好文章。不过，他的《狂人日记》还是很不错。我答道。有几个天份较高的学生，如蔡跃军、周永乐等投到我的门下后，竟然在劳改局办的一份小报上发了文章，于是我的名声大振，求我指点的人越来越多，那架势直追七十二贤云集孔门之时。只是我的学生都是些流氓、强盗、杀人犯。不过这些人投到我的门下也不完全是冲着我的名声，因为监狱规定，凡在劳改局的小报上发一篇文章，当月考评记为优秀。这可是比发一百元奖金的诱惑还要大啊！

我长期困惑不解的是，监狱这个惩罚人的地方，居然还有一个教育科。教育科除了主办前面我提到的那份油印小报外，最主要的任务是主管全监的“三课”学习。所谓三课，即政治、文化、技术，教育科仿照学校的班组设置，根据犯人的文化程度，将犯人编入不同的班级，进行强制学习。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件有利犯人，有益社会的好事情。其实不然，监狱安排犯人学习，只是为了将犯人的空余时间占满，使其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没有时间去惹事生非。至于你学得是否认真，有没有成果，没有人管你，监狱需要的只是学习这种形式。监狱干警的素质普遍较差，平均文化程度也就是个初中毕业，他们根本不懂如何教育人，对违反监规的犯人，惟一的教育方式就是打。监狱干警的职务父子相传，有的一家夫妻、父子、兄弟姐妹全在监狱工作，长期与犯人打交道，加之本人又没有受多少教育，身上自然染上不少坏习气。对他们的管理方式我以后还会谈到，现在先谈谈所谓的“三课”教育。

“三课”教育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集体手淫。谁都知道这样的教育没有任何成果，但每年仍要将这个过场走完。教育科装模作样编班，指派教师（从犯人中挑选文化程度较高的作为教师），确定开学日期，犯人也装模作样学习。到期末，教育科又确定几道考试题，让犯人背，然后集中到一起考试。犯人互相抄袭，监考人员假装没有看见。这样的考试，试卷千篇一律，为了比较出高低，评卷人员只能根据答题是否漏、掉、添字，标点符号标错没有，答题中的序号是大写还是小写，与标准答案是否一致等等这些可笑的标准。“三课”教育的终极目的就是将犯人培训成没有思想的人，你要真的用心学习了，他们反而不高兴。有的刚入监犯人不明就里，以为监狱真的想将犯人培养成有用之才呢！等挨了几次戳后，才明白只需认认真真将学习的戏演好就行了，千万别当真，当真就会惹人不高兴。因此有犯人刚进来时上的是初中班（这是狱中最高的班级）。几年后退到小学班，十几年后，当他快要出去时，就跑到文盲班去了。事实上，一个初中文化程度的犯人进到监狱后，十五、六年后，他也确实认不到几个字了，也只能上文盲班了。我前面已经说过，长期的监禁生活，人的智能会发生可怕的退化。一个聪明、伶俐的年轻小伙子被判处长期监禁，他的青春和智力像一片桑叶，被时间这条饥饿的蚕慢慢吞食，二十年后，当初的小伙子变成了龙钟老人，他的脑子像一把生锈的钝刀，变得又蠢又笨。被判长刑的人，完全靠着出狱这个信念支撑着，才熬过十年、二十年的漫漫刑期，但是出狱后能干什么，却已顾不得多想。大多数被判长刑的人，出狱后已基本成为废人，如果没有亲人的照料、帮助，晚年的生活都非常潦倒。他们已丧失了养活自己的能力，甚至连干坏事的能力都没有了。共产党宣传说中国的重新犯罪率很低，针对死缓、无期犯而言，确实如此，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再去犯罪。但是被判十年以下的短刑犯，百分之九十出狱后都会重新犯罪。再次走上犯罪道路，往往比第一次更疯狂和猖獗，当然下场也不会好，不是被判处死刑，就是被判处长期监禁，在狱中了此残生。如果都象宣传的那样，犯人出狱后都成了各种专门人才和致富能人，那中国的几百万在押犯人，岂不都成了社会的中坚和栋梁？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法，谁相信呢？

我在前面已谈到长期监禁生活对我的损害，你们将我初入监时写的东西与手中这本自述比较，就能得知我受损害的程度。可以这样说，我现在写文章的水平，顶多相当于我的高中时期，而我现在看的书，积累的知识，并不是高中时的我可以比拟的。我在写这本自述时，在狱中呆的时间只有八年，而我身边的犯人，有的已呆了十五、六年，甚至二十多年。我看他们，多少都有点神经质，那些刚入监的犯人，看我也有点神经质。不过，用不了几年，他们就会变得同我一样，遇到亲人来接见，反而觉得亲人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很多年以前，我看过一本小说，一个正常人被关进疯人院，那些疯子看他很不顺眼，最后一致起来，将他迫害致死。在一个所有人都发疯的世界里，谁最清醒，他在众人眼里就疯得最厉害。

我是一个疯子，如果我不疯，决不会赤裸裸地将自己暴露在众人面前，让大家将我的内心世界看得一清二楚。你们能够认清我的本来的面目，应该感谢共产党判了十年徒刑。不然，我也许会永远保持一副正人君子的面目，欺骗大家一辈子。认清一个人和毁掉一个人，孰轻孰重，众人自有公断，我不便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