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蝉变（上）

1993年2月17日，我从入监队分配到监狱教育科小报编辑室，1996年4月18日离开那里，被贬到五中队，我担任了三年二个月的一份狱内油印小报的编辑。这三年的生活，相对平静安稳，同时也是我体力、记忆力急骤下降的三年。

我到编辑室的第三天，从《新民晚报》上看到一则简短的消息，得知王丹、郭海峰已于2月17日获准假释。2月17日？不就是我下队那天吗？我搞不清王丹的获释同我有什么关联，但我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并将此恩泽波及于我。当时，北京正在申办2000年奥运会，当局释放几名知名政治犯，企图赢得国际舆论的好感。这是共产党的一惯的作法，但与我无关，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抓抓放放都不会引起国际舆论的注意，因此共产党也就不会去做赔本的买卖。不过，共产党妄图释放几名政治犯就申办上奥运会的想法也太天真了，早在1991年3月，我就梦到2000年奥运会在悉尼举办，北就是不可能申办上的。10年之内，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可能申办上奥运会，这是上帝决定的，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都无关。如果我的预言错了，请把这本书摔在我脸上。

所谓的监狱小报，是一份四开的油印小报，每月出两期，加上我共3个编辑，我们负责编辑、刻版和印刷，有一名监狱干警负责稿件把关，他的职责相当于报社总编。对于编辑这样一份油印小报，我虽然没有什么经验，但是也不是一件太难的事，而且以前的几名老编辑也给我很多帮助，使我很快就适应编辑室的工作了。特别是惠黎明，他手把手地教我刻字、排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说起这个惠黎明，也算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是当年轰动三秦大地的马燕秦跳舞案的乐队成员，被判处无期徒刑，由于始终拒绝“认罪”，我入监时仍然没有改判成有期徒刑。马燕秦案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地地道的冤案，但是当年却仅仅因为跳舞，竟然有三人被判处死刑，三人被判处死缓，两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还有更多的人被判处1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这件案子的起因是，一个叫马燕秦的中年妇女，在将跳舞视为搞流氓活动的年代，经常组织家庭舞会，1983年“严打”开始后，公安机关将马燕秦及三百多个参加过其家庭舞会的同时收审，一时间成为轰动三秦大地的头号大案。由于案子实在太大，牵涉人数众多，案子一直拖到1984年才结案。据说，如果在“严打”高峰时判决，至少枪毙十几人。从这件案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司法制度简直如同儿戏，仅仅因为跳舞就有多人被判处死刑，这恐怕在世界司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荒唐事了。

由于我自己的努力，以及几名老编辑的帮助，我很快就学会了如何编辑那些狗屁不通的稿件，而且我也学会了排版和刻字。说实话，这些工作一旦上手后，做起来其实非常简单，因此我的工作应该说非常轻松。可以这样说，我一个月真正用于工作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星期，应该说我有很丰富的空余时间。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好好利用这些空余时间，除了断断续续读了《史记》、前后《汉书》等有限的几书史书外，大量的时间都被我白白浪费了。较舒适的环境滋生了我身上的惰性，象许多坐办公室的职员一样，一张报纸一杯茶，一天的时间也就打发掉了。编辑室有十几份报纸，我的灵感和斗志，在翻阅报纸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消磨掉了。据说北美大草原上本来有很多黄羊，也有很多狼。猎人们为了羊的生存、繁衍，大量消灭狼。没有狼的草原，黄羊成倍增长，结果种性退化，又大批大批死亡，直到物种灭绝的边缘。为了羊的生存，人们只好再把狼引进来。现在人类的处境同没有狼的黄羊差不多，没有生存竞争的压力，增长速率过快。本世纪初，世界总人口数不足十亿，一百年时间，人口增长了六、七倍，现已突破六十亿大关。同一百年前比，人的体力、智能普遍下降，如果下个世纪再不发生毁灭性的天灾人祸，人类的灭亡只是迟早的事情。因此我认为真正促使人类进步的力量是：战争、瘟疫、天灾。上帝创造了人，他降福于人，同时也降灾于人。

我到编辑室后，一位姓马、负责那份小报的干部对我比较关照。他许诺说，只要干得好，他负责给我申请减刑。为了这个承诺，我还真把监狱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干，把一份四开的油印小报办得有声有色。95年初，监狱给我记了一功。所谓记功，是监狱对犯人一种考评制度。目前，中国的大多数监狱都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对罪犯日常改造的考评制度，分为月考、季考、半年和一年，每月给所有犯人的改造情况打分，分成优秀、良好、一般三个等级，一般不评级，两个良好折合一个优秀，六个优秀折合一个表扬，两个表扬折合一个记功。如果有特殊贡献，也可以直接给予表扬或记功。所谓特殊贡献，比如抢险救灾、发明创造等。至少获得一个记功，才能够申报减刑。一般情况下，一个犯人如果要想获得减刑，至少得在监狱呆满一年，实际减刑批下时已是一年半以后了。我个人觉得这套考评制度比较科学，在实际操作时也可以最大限度限制某些有钱有关系的犯人年年都能获得减刑，有些犯人却从来不能得到减刑。当然，在实际操作时，也可能产生弊端，比如可以以所谓特殊贡献的名义，直接给某个犯人表扬关或记功，也可以月月给某个犯人评优秀，这样也能达到给某个犯人快速减刑的目的。当然，有这样一套考评制度，毕竟有了评判根据，大多数狱警也不敢明目张胆地乱来。我有了这个记功，也就意味着我具备了减刑的资格，如果监狱不给我申报减刑，我可以找他们评理。我的辛苦总算有了回报，我仿佛看到重获自由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

监狱每年召开两次减刑大会，一次在春季，一次在秋季。我是在95年春季大会上记功的，如果不出意外，应该在当年的秋季大会上减刑。在秋季大会上，与我一同记功的犯人都获得了减刑，我却被排除减刑名单之外。我不名就里，在老犯人的点拔下，脑子才开了窍。原来记功后并不等于自动有人给你减刑，你应该主动到中队主管干部那里表示孝心，中队通过了还有狱政科，监党委，只要有一关没有通过，所谓的减刑美梦也就会破灭。最后是法院，法完点头、盖章，减刑裁定书送到手里了，才算万事大吉。至于减多减少，就得看下了多大的本钱，打通了几个关节。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原来减一次刑还这么麻烦。

开完秋季减刑会的第二天，我请人购买了一条红塔山香烟。带着这条烟，我敲开了中队主管改造的王干事的办公室。

“王干事，上次与我同时记功的人这次都减刑了，唯独没有我，我想不通。”我将手中的烟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开门见山地说。

“这次名额有限，你的事情又比别人麻烦，中队研究放到下次。我正想通知你，没想到你就找来了。”不知道是不是一条高档香烟的作用，平时非常严肃的王干事态度好得出奇。

“中队准备给我申报几年？”我又直接了当地问。

“这个还没有研究，不过我个人倾向于给你多报点，这样回旋的余地大一点。”说话间，他有意无意地瞟了眼桌上的香烟。

“到时候请王干事多多美言，我也是聪明人，该怎么办，我自有分寸。”该说的话说完后，我知趣地告辞出来。

有了王干事的承诺，我仿佛吃了定心丸，已经冷却的热情又重新燃烧起来。我写信给父母，告诉他们我减刑有望，但需要一笔钱疏通关系。母亲接信后，立即携款与妹妹一起赶到渭南。在接见室，没法在众目睽睽之下将钱转移到我手里，我只好请母亲将钱交给杨海，请他在外面帮忙。我认为既然法院是最后把关的部门，我在这里投下一枚重磅炸弹就行了，又何别在其他地方花冤枉钱呢？所谓“伤其十指，没如断其一指。”只要将减刑报告送上去，减多减少还不是法院说了算？我的这些想法没有错，事实上许多人走的也是法院这条路。但是我寄予厚望的杨海坚决不肯去行贿，也拒不接受母亲交给他的钱，我的全盘计划被打乱，只好在狱中寻找中间人，作最后的挣扎。

母亲和妹妹是95年10月20日来的，我以为杨海收到钱后就会立即采取行动。等到11月28日郑保和、高军生来探视我时，才知道杨海拒绝采取任何违法活动。我一下慌了，中队的减刑材料已报到监党委研究。据可靠消息，中队为我报了两年，如果及时活动，这两年还能保住，不然很可能被抹掉半年，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现在，我必须尽快找人到法院活动，只要打通这一关，就还有最后一线希望。

我很快就找到一个在法院有点关系的中间人，我以10%的高息向人借了三千元交给他。凭良心说，这位中间人非常义气，他为我办事，主要还是出于同情。后来事情未办面，他将三千元如数退还给我，我为了感谢他，硬塞给他五百元。

那一次，范志荣已经答应帮忙，并拍胸脯保证给我减三年。当时，监狱还未将材料报到法院，得到这个消息我欣喜若狂，如果真的减三年，97年3月就可以出狱了。中间人让我写一份犯罪情况的简历给范志荣，因为托他的不只我一个，怕到时候搞混了。我想有道理，立即写了份简历给他。

范志荣见到我的简历后，说了声“这块骨头我啃不动”，将已经接到手里的钱退还给中间人。但是他同时表示，虽然帮不了我的忙，却也决不坏我的事，只要监狱将材料报到法院，无论多少，他都放马过关。

范志荣范大庭长万岁！虽然他索要钱财，贪得无厌，但这个人多少还有一点良心，他自知不能帮你也就不收你的财礼，这比那些来者不拒的贪官污吏何止强了百倍。范志荣的心也不是太狠，他通常只收三、五千元。只要他讲信誉，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大多数犯人家属也不在乎这几个钱，因此也就不会有人去告发他。这正是范志荣比其他贪官聪明的地方，他把持刑二庭十余年，聚敛钱财百万，最后全身而退，坐享晚年的富贵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