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最后的战斗（2）

约会的时间很快就到了，我先赶到学校报道。在校园转了一圈，竟然没有碰到一个熟识的朋友，觉得很无聊。既然无事可做，就到交大去一趟又何妨？我可以见机行事，不一定参与他们的活动嘛！赶到交大时，徐伟正在门口焦急地等我，他将我带到一间学生宿舍。我进去时，室内坐了十来个人正抽烟、喝茶、谝闲传（陕西方言，闲聊之意）。

“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西大的胡亚明！”他将我介绍给大家。

“这位是交大的言震，这次活动的招集人。”徐伟给我一一介绍室内各人，“这位是吴双印，交大著名的民运理论家；这几位是西工大的江楚瑜和游宏宇、陕机院的汤致平、西军电的刘兵、政法学院的……”

好家伙！看来阵势还不小嘛！室内这些人几乎囊括了西安所有重点高校的学生。我以为“六四”枪声已使人们变得胆颤心惊，或麻木不仁了，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朋友，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甘愿坐穿牢底，献出生命。相比之下，我的内心就十分龌龊了，我总是患得患失的，甚至我一开始参加这场运动，就抱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最爱的人在那场血腥屠杀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除了每日喝得醉薰薰的外，为她做了点什么呢？徐伟说得对，我纯粹是在亵渎烈士的英灵。不知为什么，在家里时我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但是面对室内一张张热情的面孔，我顿时将一些世俗的想法都丢到了一边，心中的豪情被再次点燃。

“我们开会吧！”我同朋友们一一握手后，言震宣布开会，“首先，我们热烈欢迎胡亚明同学参加今天的聚会。亚明是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的诗作曾风靡西安高校；亚明更是一位真正的战士，几个月前的那场民主运动，他叱咤风云，表现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不屈的斗志。现在请亚明讲几句。”

言震刚开始介绍我时，还比较客观，说什么诗作风靡西安高校，虽然有点夸张，也还不太离谱。后来的调子却越拔越高，说什么叱咤风云，卓越的领导才能，这哪里是我，分别就是盖世无双的大英雄嘛！虽然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但是马屁拍过头了，我还是有点警觉的：这样可着劲吹我，他们想干吗呀？因此当言震让我讲话时，我还在想，这家伙该不是学碧眼儿孙权一样，想将我象曹操一样架到火炉上烤吧！但是我有什么地方让他们看得起，要费这么大的劲呢？我左思右想不得要领，根本没有注意到言震要我讲话。

“亚明，说几句吧！”他见我没有反应，再次提醒我。

“不，不，还是你讲吧！我还不知道今天的会议的性质呢！”我赶紧推辞。

“随便讲讲，我们本来就没有规定具体内容，谈谈你最近的感想也行。”看来，这个言震是一心要将我推到前台了。

“好！我就随便说几句。”我也不好太拒绝他，只好站起来，礼貌地朝大家点点头，“我首先纠正一点，我不是什么才华横溢的诗人，更不是什么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学生。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我同在座的诸位同道一样，拥有未泯的良知和难以割舍的爱国情怀，我愿意追随诸位，尽拳拳赤子之心，将祖国建设成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今天的会议我本来不准备参加。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爱国运动被镇压后，我的情绪一直不太好。我在外地过了一个多月的逃亡生活，回到西安后，又得知我一位儿时的朋友在那场惨案中被夺走了年轻的生命。一个多月来，我过着以泪洗面的生活，我甚至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徐伟找到我时，我整天以酒浇愁，他要我来参加这次聚会，但是我对一切事情都不感兴趣，因此一口拒绝了。但是几天来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更有一个声音强烈地召唤着我，因此我赶来这里同朋友相会。那召唤我的就是我朋友的在天之灵，她叫夏之蕾。我提议向她和所有的死难者默哀三分种！”

朋友们面朝北京，垂首致哀。

“谢谢！朋友们，让我们团结起来，完成烈士未完成的事业吧！”我含着热泪说道。我说这话时，完全是发自肺腑，并没有半点作伪。我的话也在客观渲染了当晚的悲剧气氛，会场里很快就唏嘘不止。大家争相过来与我握手，安慰我节哀顺变，我如潮的悲痛冲击着心海，它翻滚着、咆哮着，我已经痛不欲生。

“朋友们，我们再不能沉默了，烈士的鲜血决不能白流。”言震也是个很会把握时机的人，“为了重建‘陕西省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我们开会讨论了几次，一直没有结果。我们再不能浪费时间了，不然最后一点热情将熄灭在我们的冷漠里。今天，我们必须有一个结果。”他拿出一份事先起草好的章程（草案），让大家传阅、讨论。

 

陕西省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章程（草案）

一、最高宗旨：结束独裁，推进民主；力争人权，实行大选；发展经济，扬我国威。

二、组织原则：

1、实行理事会负责制，各校派两名代表组成理事会，理事会负责制定本会章程、纲领以及其他重要决策。理事会定期召开，由轮值会员担任理事会主席。由理事会选举三至五人组成常务理事会，负责处理本会日常事务，原则上同一会员单位的两名理事不得同时进入常务理事会。

2、以校为成员单位，各校自行决定其组织形式。成员单位的负责人应报理事会备案。

三、本会近期的任务，主要是通过理性、合法的途径，呼吁当局：

1、重新评价“六四”运动，向死难者家属赔礼道谦，并予以经济赔偿，追究惨案制造者的刑事责任。

2、重新评价赵紫阳的历史功过。

3、实行新闻自由，政府和政党不能直接控制新闻机构，现有的由国家控制的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应逐步转归私人或中立组织控制。

4、解除党禁，立即在全国实行大选。

5、军队国家化，取消军队内各级共产党组织，现役军人不得担任各级政府公职，以“国防军”的名称代替“中国人民解放军”。

6、司法独立，法庭必须行使独立审判权，取消各级“政法委员会”和法院、检察院内的各级共产党组织，法庭组成人员不得有任何政党色彩。

7、停止执行“治理整顿”方针，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私有制、股份制取代公有制。

8、注重教育，增加教育经费，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保证18周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无人失学。

9、进一步提高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消除农村贫困状况，取消不合理、无人道的户籍制度，人民有迁徙自由。

 

我非常赞同言震提出的主张，但是很显然，这些主张只能是很美丽的海市蜃楼，因为在目前的中国没有一条能实现。不要说现在，就是再过50年，能有三分之一的主张得以实现，就是中国人之福了。当然，我不会笨到公然在会议上把我的这些想法说出来，我要听听别人的意见，如果大多数人都表示支持，我当然会附议大家的意见。

“我同意这个单程。”游宏宇站起来说，“但对一个比较松散的学生自治组织来说，不宜提什么章程和最高宗旨，那样显得政治性太强了。我建议改章程为宣言，将最高宗旨取消，仅保留最后九点，其实那九点就是最高宗旨的详细阐述。到于组织原则，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了，不必见诸文字。”宏宇当时看似平淡无奇的建议，却使不少人日后免除了牢狱之灾。如果直接按言震的原稿记录下来，很可能被官方作为“反革命组织”的纲领性文件，而这次会议也会被定为“反革命组织”的成立大会。后来，因受西大“民救会”事件的牵连，参加这次交大会议的大部分人也被当局逮捕，但当局认为新成立的“高自联”还算不上“反革命组织”，除我和徐伟外，其他人关押一段时间后全部释放了。

以后的发言，都和宏宇的建议差不多。

“你的意见呢？”言震问我。

“我服从多数。”

于是言震提出的草案被改为《陕西省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宣言》，九点主张原封不动保留下来。接着选举常务理事，言震、吴双印、胡亚明、汤致平、江楚瑜当选。言、吴都是交大学生，打破了同一学校不得有两人当选常务理事的规定，但是鉴于两人对“高自联”的重新成立贡献重大，因此大家对这一结果都没有意见。会议决定由言震负责组织和安排会务，也就是事实上的秘书长，暂定每周至少举行一次常务会，我则负责宣传工作。

交大会议标志着在运动中曾很有影响并实际起着领导作用的“高自联”重新建立，但是它们不完全是一脉相承的一个组织。原“高自联”是在运动中建立的一个战斗性组织，结构松散，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政治主张。运动结束后，其领导人或者被逮捕，或者外逃，已经自动解散了。重建后的组织，虽然仍是一个比较松散的联盟，但是提出了明确的政治主张，并准备在时机成熟时成立与当局分庭抗争的政治组织。但是当时正值运动后的低潮时期，市公安局和国安局派员进驻各校，成立甄别小组，对学生进行大清洗。因此“高自联”重建后，除开了十来次会议外，并没有开展任何具体的活动。

大概是在交大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有人提出，在目前的形势下，搞街头革命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我们的主要力量应该放在宣传群众上，将民主理论灌输给普通群众。“六四”的失败，主要是群众没积极行动起来，而群众没有行动起来，主要是绝大多数人并不懂得民主为何物。我们不可能指望在中国一夜之间实现民主和自由，这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台湾从“二.二八”镇压到开放党禁，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时间。我们普通民众的素质和平均教育水平都比台湾低得多，这个过程可能会更长，大概需要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也就是说要到下个世纪中后期，我们才有可能达到台湾目前水平。当然，整个世界的民主大潮可能会推动中国的民主事业加速度向前发展，那么这个过程会大大缩短。无论如何，没有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中国不可能完成民主化进程。因此，我们这批人注定只能成为先行者，在有生之年不可能享受到民主的胜利成果。我们能做的事就是宣传和启蒙群众，当然，我们在宣传群众的同时，还要注意培养一支真正赞成和拥护民主的中产阶级，他们才是民主事业的中流砥柱。中国从辛亥革命到“六四”运动历次民主革命的失败，皆因缺少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队伍。这位同学建议，我们应该放弃急功近利的想法，必须有个长远的规划。

根据那位同学提议，我们决定创办一份刊物，刊物暂时定名为《新时代》。为了让这份刊物能够如期出版，会议决定由言震带人南下广州，搞一批挂历和明信片回西安，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筹集一笔必要的启动资金。我作为宣传部负责人，则留在西安，筹备出版《新时代》。

从那位同学的发言中，我得到了完全不同的启示。中国的不民主、贫困、民众素质低，其根源都是这个庞然大物太大了，不要说共产党治理不好中国，就算是国民党仍然统治整个中国，今天在台湾出现的那种民主气氛，也显然不能在中国出现。虽然历史不以假设，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国民党那样的独裁政党，决不会自动放弃特权。墨子的大一统思想贻害几千年，历代统治者认为那种高度集权的统治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古圣先贤就是如此教化的。我认为要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分裂中国。现在的中国应该按照历史情况、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等分裂成至少12个国家。

这是一幅分裂后的中华各政权的政区草图（图略）。

东三省是满族聚居区，历史上曾建立过满州国。这里民风纯朴，文化背景相似，可以单独成立“满州共和国”。

原内蒙古自治区独立为“蒙古共和国”，如果当地人民愿意，他们可以与现在的蒙古国合并成立一个更大的国家。

历史上党项人曾在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陕西和甘肃部分地区建立了强大的西夏政权，党项人虽然已经不存在的，但这两省一区无论从文化背景还是人民的风俗习惯都非常相近，可以恢复成立“西夏共和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不用说了，按民族自决原则，直接成立“东土耳其斯坦”。

新疆如此，西藏独立的理由就更充分了，干脆再大方一点，不仅将现在的西藏自治区交给藏族人自决，将整个大藏区都交给他们，也就是说将西藏、青海、四川省西部、云南省西北部等凡是藏人居住的地方都交出去，任由他们成立一个“西藏共和国”。

云、贵、川三省成立“西南共和国”。

两广和海南岛成立“南粤共和国”。

闽、浙和江西省部分地区成立“东闽共和国”。

台湾、香港、澳门现在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政权，直接独立建国就行了。

大陆其余地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继承主体，成立“中华共和国”。

如此一来，在中国现在的版图上，就建立了相对独立的12个共和国，这些国家各自都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和民风习俗，分裂后人口压力减轻，政府更能集中精力搞好各自的国家建设。

历史上，中华文化高度繁荣和发展皆在分裂分治、群雄割据时期。战国七雄争霸是历史上第一个天下大乱阶段，诸子百家应运而生，为后世哲学体系奠定了基础。第二个割据阶段是南北朝时期，佛学东渐，也是我国第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后世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基本定型。五代十国到蒙元入主中原，是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天下大乱阶段，这一时期科学技术高度发展，我们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此后中国基本处于高度集权的封建王朝统治下，明、清两代发展到封建王朝的极致，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也被完全扼杀，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民族也就从此走向没落。应该说中华民族同西方世界拉开距离，也就是从大一统完成开始的。

国小好治理，世界各国的发展史都说明了这一真理。欧洲的面积同中国差不多，人口也七、八亿，如果欧洲是一个统一的、高度集权的多民族国家话，恐怕日子也不会比中国好过多少。所幸他们的先人在那块土地上建立了几十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虽然各国之间发展差异很大，但是总体发展水平却比其他洲高很多。再以美国为例，如果这块土地上不是有50个相对独立的州，而是只有一个类似中国的中央集权国家，她能创造出如此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吗？

我将以毕生精力推动中国的分裂分治。作为第一步，就是支持台湾和西藏独立，接下来是香港和澳门独立，并最终促使中国分裂成12个或更多的主权共和国。

 

（长篇自传体小说《荒漠独行》恢复更新了。从本章开始描写亚明入狱及狱中悲惨的生活，决不浪漫，只有沉重、痛苦和变态的情欲，以下章节揭示人性的软弱和坠落。欢迎继续支持，更多章节请点击我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