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最后的战斗（1）

时间如夏日的暴雨，洗涤了广场上残留的血迹，更洗涤了罩在人们心头的悲哀。人们总是健忘的，更何况他们真诚地相信，死的不过是一群暴徒而已。暴徒们夺枪杀人，卫士们忍无可忍，才被迫自卫的。

之蕾你是暴徒么？柔柔弱弱，见人杀鸡也害怕的女孩，也是暴徒么？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过：“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当时的国务院发言人袁木深得戈培尔真传，他在记者招待会上信口雌黄、颠倒黑白，矢口否认天安门广场曾发生过流血事件。当外国记者指出他们手里有几千公尺录相带为证时，袁木竟然厚颜无耻地说：“录相带也可以假造嘛！”照袁木的说法，那些死去烈士的名字也可以是编造的了。如果我跟袁先生说：“我有个叫夏之蕾的朋友，6月4日在北京中弹身亡。”袁先生肯定会说：“不会吧！据我掌握的资料，6月3日晚和次日凌晨，北京没有死一个学生，你这个朋友该不是编造出来的吧？”看了袁木的记者招待会，我曾愤怒地写下这样一句话：“袁木十年内必将受到人民的审判！”现在十年限期将到，虽然他已在政坛上消失多年，但却丝毫没有受到审判的迹象。然而被欺骗了几十年的中国民众，却养成了盲从的习惯，他们宁可相信袁木所说的娓娓动听的谎言，也不相信血淋淋的事实。我对民众的智慧和判断力从来就不大相信，我认为所谓的民主，不过是将一群愚民的思想汇集起来，铸成一个更大的愚蠢而已。愚昧无知的中国人不配享有民主！

之蕾死得太冤枉了，她绚丽的花季才刚刚开始，却永远定格在22岁那一刻。她本该有个美丽的未来，有个温馨的家，一个体贴的丈夫和乖巧的孩子。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在那个炎热的夏夜消失了，她如花的青春，淹没在共和国的红色风暴里。我想为她写一篇祭文，但我悲愤的笔却写不出一个字。后来我想起周作人先生为悼念倒在北洋军阀枪口下的刘和珍和杨德群两位先烈而写的挽联，于是以血和泪写下：

暴徒？暴徒？只见柔弱女子喋血街头！

胡说！胡说！何来钢铁卫士陈尸首都？

袁木先生一方面坚决否认天安门广场曾发生过流血事件，另一方面又自相矛盾地承认戒严部队镇压反革命暴动的行动中，打死了三十多个暴徒。根据中国官方一惯的“成绩夸大百倍，错误缩小千倍”的定律，那次行动至少死了一千人。多少年来，由于中国官方对在那次行动中死亡人数严格保密，国际社会对“六四事件”中究竟死了多少人，从几百人到上万人的说法都有，国际上一般认为死了几千人。据说曾参与“六四镇压”的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生前曾对前去拜访他的友人提到，“六四事件”共打死600多人，共有2万人被捕。我在监狱服刑时，一位曾参与那次镇压的某部团长，退役后当了监狱管理员，我有次同他发生冲突，他恶狠狠地咒骂道：“象你这号东西，天安门广场上成千上万拿机枪扫、坦克压！”当然，一个低级军官在那种情况下说出的话并不足以为凭，但是可以间接证明当时确实死了很多人。至于说有多名戒严部队士兵被暴徒打死，并悬尸天桥的说法，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个骗局。熟悉部队生活的人都知道，士兵在战时是不允许单独行动的，即使单独行动，赤手空拳的暴徒又怎么能够将全副武装的士兵打死，并悬尸街头呢？这显然是当局为了激起善良百姓的愤概之情，而玩的一出苦肉计。那些悬挂天桥的尸体，可能是某个不愿向群众开枪的士兵的，也可能是狱中囚犯的。了解二次大战史的人都知道，当年希特勒欲进攻波兰，却苦于找不到借口。为了挑起战火，他下令从监狱里找了几名囚犯，给他们穿上波军服装，让他们从波兰一侧进攻德国边境上的一座电台。德国边防军开枪打死了这些身穿波军制服的囚犯，然后宣称德国遭到波兰侵略，于是悍然发动了对波兰的侵略战争。在抗日战争时，中国驻淞沪守军也玩过类似的把戏。“二.二八事变”前夕，中国守军无意中打死两名日军士兵，为了避免一场不必要的武装冲突，驻军长官下令找来三名待决死囚，穿上中国军装，然后让人站在被击毙的日军士兵尸体旁，用日本兵的步枪将囚犯打死。这一切安排好后，中国驻军通知中外记者到现场采访。由于是中方主动通知记者到现场，记者看了现场的情况后，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日军无故寻衅，并打死中国士兵，中国守军奋起自卫，将来犯之敌击毙。这两件事，一件是为了侵略别人，一件是为了制止武装冲突，却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死囚这一招。戒严部队的那些将军们，都熟读兵书和中外战争史，对这类以桃代李的事例不可能不了解。对他们来说，找两个不听话的士兵或狱中待决的死囚，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共和国卫士”被暴徒打死并悬尸天桥被中共一手控制的媒体爆炒后，激起广大善良百姓的愤概之情，许多本来支持学生的人也转而支持政府的镇压行动。很多年以后，还有人对我说，你们当年搞的运动，一开始还是不错的，但是后来就开始胡搞了。对这些善良的言辞，我能说什么呢？

小佳给沉浸于悲痛中的我极大的安慰。我们到九寨沟旅游时，她父亲已为她在西郊某家制药厂找了份工作，回到西安后，她就到厂里上班了。为了安慰我，她对其父母说，为了加班方便，厂里为她提供了一间宿舍，于是搬来同我住到一起。她还劝我到外面走动走动，多和过去的朋友联系，尽快从不愉快的事情里拔出来。

又是一个细雨纷飞的黄昏，小佳去上夜班了，我独自对着之蕾的遗像，象几年前送她去上大学时那样，一杯一杯地饮酒。很晚了，有人敲响了我的房门。小佳回来了吗？我醉薰薰地拉开房门—

“是你？”徐伟捧着一束洁白的花站在门外，“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

他不说话，缓缓走到书桌前，很虔诚地将白花放在之蕾遗像前，恭恭敬敬鞠了三躬。

“谢谢！”我真诚地向他道谢。徐伟是个很率真的人，他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有着孩童般的执著，他对所有的民主斗士也怀着无限的崇敬。正因为如此，我在他面前总有点自惭形秽，因为我对民主和自由既不执著，对之蕾以外的民主斗士也缺乏应有的崇敬。

“亚明，你就是以这种方式纪念烈士吗？”他指着桌上的酒瓶，不满地问。

“我能做什么呢？”我点燃一根烟，狠狠地吸了一口。

“亚明，烈士流血，我们不能只是流泪，我们要行动起来，同专制政府斗争！”徐伟很激动，很有力地挥手。

斗争？谈何容易，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已经彻彻底底地失败了，我们这些革命中的逃兵又能怎么样呢？不少人爱将“六四”和“五四”两次运动相提并论，其实这两次运动的后果截然不同。“五四”将科学和民主的思想传播到中国，那次运动虽然暂时失败了，却将民主的火种播撒下，并孕育了一大批思想家，“五四”思想影响几代人。“六四”镇压却扼杀了刚刚萌牙的民主思想，“六四”后的中国，只讲金钱，不讲理想。运动中的骨干分子，或流亡海外，或被关进监狱，也有人放弃理想投身商海。当时，这些后果还不是十分显著，但是民众显然已厌倦了街头革命运动。再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毫无理想的国度里推行民主，不但没有人感兴趣，反而会遭致各种嘲笑。我进监狱后，不少人很不理解地问我：“你不为名，不为利，判这么长的刑，值吗？”当然不值，不值又为什么要参与进去呢？我也说不清，可能是性格使然吧！我每做一件事总想让各方都满意，因此不能断然拒绝一些建议，最后落得一个悲惨下场。

我很想回绝徐伟。之蕾已经死了，难道还要让我也搭进去？她临终时让我照顾夏叔叔、阿姨和小弟，如果我遇到什么不测，怎么对得起她的临终重托呢？但是这些话我一时又说不出口，我不想被朋友骂着懦夫。

“亚明，过几天交大有个聚会，有几位朋友想见你。”徐伟道道出了这次来访的目的。

“我不想去！”我一口回绝。

“不想去？”徐伟喊了起来，“你这个懦夫，我一直非常敬佩你，将你视为最好的朋友。你的朋友夏之蕾的事，李小佳都对我讲了，她要我劝劝你，不要让悲伤消磨了意志。你以为这样就对得起牺牲的夏之蕾吗？她的在天之灵也会为你羞愧的。胡亚明，下个礼拜我在交大等你，去不去是你的事，但是我不希望我的朋友是个只知明哲保身的懦夫。”

徐伟走了，我再次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中。几个月前，他劝我出来领导大家时，我身上多少还有一点豪情。但是今天，我只感到身心无比疲惫。上一次出来领导大家，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我都会成为同学们心目中的英雄，这也是我站出来的原始推动力。而这次，不仅没有众星捧月式的欢呼，等着我的只有冰冷的监狱。现在想来，我当时确实不应该再次走上与当局的对抗之路。事实上，当局当时也试图缓和与学生的对立情绪，比如当局已经放弃大规模逮捕学生的行动，对一些卷入不深的学生，只要写一份认识深刻的检讨书，当局保证不再追究，可以回到学校继续上课。我刚回到西安时，整天惶惶不可终日，生怕那一天就会被抓进去。我曾试图和小佳逃到海南去。那时海南刚刚建省，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渡过琼州海峡，到那片热土寻找发展机会。但是随后学校传来消息说，经过市局驻校工作组的甄别，我属于那种陷入不深，还可以挽救教育的学生，只要写一份检讨书，就可以回校上课了。我当时对一纸大学文凭和毕业后的铁饭碗仍然看得很重要，如果能回校读书，并且顺利毕业，当然比到海南闯荡更具诱惑力了。我刚刚写了检讨交到学校，徐伟又来劝我从事危险的秘密活动，我本来可以坚决拒绝，但是我那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性格，竟让我开不了口。

当然，让我不能完全拒绝除了性格因素外，也有政治投机的成份在里面。“六四事件”后，主要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国内对立情绪仍然十分强烈，在李鹏的治理整顿保守政策下，国内经济非常低迷，逃到国外去的一批政治精英和西方世界的观察家都预言中共撑不过5 年，那批政治精英甚至组织了临时政府，准备随时回来执政。事实上，当时的国际形势也为这些判断提供了充足的理由。特别是东欧形式的迅速发展，更让人有理由相信，共产主义即将土崩瓦解。波兰最大的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在中国“六四镇压”不久，即取得议会和参议院选举中的巨大成功，8月，团结工会顾问马佐维耶茨基受命组阁。我从小就是一个很野心的人，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不可能对我的判断没有影响。因此，我明知只要再次出头，监狱可能就是我的最后归宿，但是如果拼着最多5 年的监狱生活，却可能在未来的政治排位中占据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我又何乐而不为呢！有人讲每一个男人最喜欢搞的事情有两件，一是搞女人，二是搞政治。我是一个庸俗的男人，当然也不例外。

虽然有一千条理由支持我重新出山，但是也有更多的理由反对我再去冒险。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不想辜负之蕾对我的临终重托，她临终时要求我照顾她的爸爸妈妈，如果我进去了，哪怕只有三、五年，这样的托付也会成为泡影，那样她的在天之灵也不会安息的。另外，我也不想辜负小佳的爱。也许我在精神上更爱之蕾也一些，但是小佳毕竟是我现实生活中的爱人，更何况我们已经有了夫妻之实。小佳也有许多让我难以割舍的优点，她美丽、温柔，更难得的是重情重义，即使我亡命天涯，她也不舍不弃，心甘情愿跟着我吃苦受累。这样的女孩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已经是比大熊猫还宝贵和稀少的珍稀动物了，被我这样一个俗人碰上，如果还不懂得珍惜，简直对不起上天的垂爱。

站出来，还是做一个缩头乌龟，这是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这天晚上，我一边喝酒，一边试图将这些乱七八遭的问题理出一个头绪。小佳第二天下班回来时，我已醉得人事不醒了。

 

（长篇自传体小说《荒漠独行》恢复更新了。从本章开始描写亚明入狱及狱中悲惨的生活，决不浪漫，只有沉重、痛苦和变态的情欲，以下章节揭示人性的软弱和坠落。欢迎继续支持，更多章节请点击我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