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美丽和葛尔红：从圣路易到中国

项美丽和葛尔红：从圣路易到中国           
-- 与中国有关联的两位犹太名女人：海明威妻子与邵洵美小妾


我所居住的圣路易（St.Louis）位于美国的正中央，是密西西比河与密苏里河两条大河汇集之点，因其地理位置与临河之利，在历史上曾十分风光过，现在却不再时髦了。今年整个城市忙着庆祝1904 年世界博览会的一百周年纪念，企图重振往日风骚。1904年的世界博览会，仍旧是如今已没落的这个城市里，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光荣史。那时的圣路易是纽约及费城以外的美国第三大城，人文荟萃，是一个风华熠熠的年代。而成长在那个年代的人，也难免不沾染上那风华中庞然的世界宏观，而活出了充满前瞻气息的生命样式。我最近读到的两位女作家，就为这外放博大的生命姿态做了最透彻的见证。

玛莎·葛尔红（MarthaGellhorn）和艾米莉·哈恩（EmilyHahn）前后三年之隔地出生于上世纪初的圣路易，就在世界博览会结束后的几年哈恩出生于1905年，葛尔红出生于1908年，两个人都来自德裔的犹太家庭，在圣路易这个城市里成长受教育，她们的故居只有数条街之隔。离开圣路易之后，两人周游世界以四海为家，在那保守的年代，她们以单身女子之身遍行了非洲、欧洲、亚洲，也都到过中国，写过有关中国的作品。尤其是哈恩，她曾在上海香港前后住过8年，她的几本畅销书写的都是中国，其中包括了《宋氏姊妹》（TheSoongSisters）、《我所知的中国》（ChinatoMe）、《香港假期》（HongKongHoliday）、《中国，恍如昨日》（ChinaOnlyYesterday）。这两位充满生命力的女作家也都享有高龄，葛尔红活到90岁若不是她走了自绝之路，可能可以活的更长 ，哈恩则活到93岁。这两人辞世前后只有一年之隔 葛尔红去世于1998年，哈恩1997年 。 

“喜爱人文却憎恨人类”

葛尔红最为人知的恐怕是她曾为海明威第三任妻子的事实。反讽的是，那却是她自己最不愿别人提起的一段生平事迹，和她相熟的人都知道，绝对不能在她面前提起海明威，否则必引起她的暴怒。而海明威对他这位性格独立，不为大男人主义淫威所胁制的第三位妻子也是余恨未消，因为葛尔红是海明威所有的女人中唯一主动离开他，让他尝到被弃滋味的女子，大男人主义成性的海明威似乎一生也不能摆平这项“屈辱”。而在海明威所有的女人中，也只有葛尔红有着几乎可以与他平起平坐的文学成就。尤其在采访文学上，海明威后期因为自我的过分膨胀，他报道二次大战的文字，一般评者都认为远不如葛尔红。


图：葛尔红三十年代摄于巴黎

葛尔红自西班牙内战起，一生采访过八个战争，最后采访巴拿马战役时，她已年逾八十。战地女记者本就是稀少动物，葛尔红却是其中常客，进出战火之中，有如家常便饭。她的战地采访文字以描述小市民的处境著称，是政治与战事夹缝中的人间故事。她自己也曾宣称她对所谓的战争的策略问题没有丝毫的兴趣，她的兴趣在人。

葛尔红因采访中日战争而在 1941年和海明威一起到过中国。在重庆访问了蒋介石及宋美龄，同时又在友人的安排下见到了周恩来。她的中国经验写在半自传性的《我和另一伴侣的旅程》（TravelswithMyselfandAnother）里。葛尔红并不喜欢中国，和她所钟爱的非洲与墨西哥相比，中国在她笔下成了一个真正可怕的地方。平日四海为家可以随遇而安的她，却完全不能适应中国，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想早早离开。倒是随行的海明威对战时的中国喜爱异常，成日喝酒吃他极爱的中国菜，看着葛尔红坐立难安，刻意调侃她，说她“喜爱人文却憎恨人类”。葛尔红对宋美龄也一无好感，把她描写成了一个粗厉的恶婆。对蒋介石见她时不戴牙齿也曾大书特书 有趣的是哈恩在她的重庆之旅中，也写到了蒋介石见她时没有牙齿的情况 。

海明威说她“喜爱人文却憎恨人类 ”其实离真相不远，葛尔红有多年深居非洲的丛林，拒与他人往来。她一生虽然爱情故事不断，晚年却孤独一人，与一些崇拜她的年轻人为伍，在伦敦过完余年，最终是因得癌症而走上了自绝之路，她一生拒绝在美国居住，而对她的出生成长的圣路易，除了经常回来探视母亲外，一无缅怀之情。

她的中国名字叫“项美丽”

艾米莉·哈恩较为中国人所知。她的中国名字是“项美丽”，那是她的“中国丈夫”邵洵美为她取的名字。项美丽于1935年和她的姊姊到达上海，本也只打算小居数月，没想到一待就待到了1943 年。到中国之前，她曾只身前去比属刚果，在黑色大陆的中央住了二年。和葛尔红一样，她周游世界，阅历广博，且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一生出版过52本书，且有数百篇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但是身为女人，一生独立且成就如此之高的项美丽，却和葛尔红一样，最终还仍要“因夫而贵”。人们所记得她们的，仍旧是她们所曾有过的引人非议的爱情故事。


项美丽摄于高中毕业时

我能找得到有关项美丽的中文资料，当然都是谈她如何成为邵洵美的妾的事迹。毛尖女士写的《邵洵美和项美丽》一文里，谈到东西方对这个爱情故事不同的着眼点，说得十分贴切。中国人写的传记里爱强调邵洵美的财富和挥霍，并刻意强调这位白人女子只是一位中国男人的“妾”，好似其中有说不出的得意。在项美丽的自传及英文的传记中，她绝不是一个“被养着”的女人，她不但一直在经济上供养着邵洵美及他的妻小，并对邵洵美反复向她索钱有过多次的描写，完全颠覆了中国男人“养妾”的怡然自得。 毛尖又说在白人男子指项美丽传记的作者KenCuthbertson的笔下，邵洵美却成了被“西方女性所欲望的‘美人’”，毛尖引了传记中长段对邵洵美容貌的描写为证。这个观察自有其意义在，不过此处可能有点误引了。那描写邵洵美容貌的段落，并非Cuthbertson的文字，而是出自项美丽自己的一篇小说，所以大概并不能算是“白人男子”的观点。不过依循毛尖女士的取向，对照中英文的资料来看这一桩越国的爱情故事，我们的确可以发现两者不但在事件的记载上有着极大的出入，在情绪上更突显了许多东西方各自的一厢情愿。这些有趣的对比，可能值得另写专文讨论。

项美丽在到中国以前已有不少文章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也写过几本小说，但她真正成功地建立起文名，却始自《宋氏姊妹》一书的出版。这本书的得以写成，完全靠了邵洵美的牵线。邵的一位亲戚是宋霭龄的闺中好友，经由那位亲戚的引介，项美丽得以和宋霭龄见面，并由宋霭龄劝服了另两位姊妹让项美丽写她们的传记。她花了几近两年的时间在香港与重庆两地和宋美龄共处了长段的时间，三姊妹中除了宋庆龄外，另两位都和她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和葛尔红不同，项美丽对宋美龄非常有好感。她在自传中描述宋霭龄对她的情谊，读来也十分动人。因为对宋氏姊妹正面的描写，使项美丽在美国极受左翼分子的攻击。

《宋氏姊妹》于1940年在美国出版，立刻造成轰动，到底那时美国有关中国的书籍并不多，美国人对中国的知识也十分浅显，《宋氏姊妹》的出版样本寄到香港时，项美丽赫然发现封面那个大大的“宋”字居然印颠倒了，出版社急忙重新装订才没闹出一场大笑话。《宋氏姊妹》之后，项美丽又将她在上海重庆以及后来香港的战时经验写成了另一本畅销的自传《我所知的中国》。


图：项美丽与宋氏姐妹

和葛尔红一样，项美丽拒受传统制约，两人又都是才貌双全，自然一生绯闻不断，但她一生真正浪漫且彻骨铭心的爱情，应是和英国少校鲍克瑟（CharlesBoxers）之间的恋情了。他们两人之间爱情的惊世骇俗，绝不输于她和邵洵美的关系。有多少人的一生可以缔结两桩如是可以入书入戏的爱情

鲍克瑟在战前即驻守香港，早在《天下》杂志中读到项美丽的文章，对她颇为仰慕，到上海时也特别前去探望她，当日却因其它杂务干扰，两人只匆匆相见无缘多谈。项美丽多年后在自传中写到送走鲍克瑟那一刻，自己没来由地觉得怅然。鲍克瑟回港不久就结婚了。

两人后在香港重逢时，鲍克瑟的婚姻虽已出现裂痕，但仍是已婚之身，所以他与项美丽不久之后即展开的恋情并不为舆论所容，等到项美丽怀孕的消息传开，那就真的成为丑闻一桩了。战事急转直下，香港沦陷，鲍克瑟伤重生命危急，后又成为战俘，数年生死不知，项美丽和女儿回到美国后痴痴等待，一场一幕，真可拍成一部高潮迭起如歌如泣的电影。这对恋人最终克服万难，缔结了长达50余年的婚姻。

作品之外不平凡的一生

葛尔红与项美丽两人的生命有太多的平行处，但除了在文坛互闻声名外，两人却可能并没有过什么真正的交集。在我找到的资料里，两人唯一见面是1941年，葛尔红与海明威在香港等着去重庆时。那时项美丽未婚怀孕的消息尚未完全公开，海明威曾自愿出来承担他是“孩子的爸爸”，好使鲍克瑟免受军法制裁。

除了在政治上左右不同的倾向之外，葛尔红与项美丽文风也很不同。葛尔红的文字犀利严苛，几近冷峻，但对境况大局时有一针见血的灼见，所以她的文字常被收入各种语录。项美丽的文字则舒展铺陈，有很大的亲和力。而且她又有几近暴露狂的自白倾向，周围人事一网写尽，不给作传者留下任何空间。这也和葛尔红对私事的洁癖形成强烈的对比。

两人对故乡圣路易也有迥然不同的态度。葛尔红对圣路易有着极大的反感。项美丽对圣路易却一直有一份难忘之情，晚年还曾回到故居凭吊一番，那是80年代的初期正是我自己迁居到圣路易的时候，圣路易已是今非昔比，她那一度是圣路易最高级住宅区的故居所在，已沦为贫民窟，老房子被一划为四，供四家共住，但她仍写了一篇长文，怀想她在圣路易所度过的快乐童年。

现在读葛尔红与项美丽作品的人不多了，即便是在和她们有深厚关系的圣路易，她们的书也少有人借出图书馆。2003年CarolineMoorehead写了一本厚达五百页的葛尔红传记，对葛尔红的一生做了非常详尽的记载，是一本极为优秀的传记作品。也许这本书可在读者群中激起一些对葛尔红作品的兴趣。当然，这两位作家在本质上是和新闻挂钩的叙事体作家，她们作品的生命自然与时事同起同落，不过她们文字中所表现出的优异文采，即使是时过境迁，仍有很大的阅读价值。但不可讳言的是，多数人对她们的向往，仍是她们在作品之外所活出的不平凡的一生。从她们传记的题目里，如《勇者无事》（NothingEverHappenstotheBrave）、《美丽的放逐》（TheBeautifulExile）、《没人说别去》（NobodySaidNottoGo），我们就几乎可感到她们生命的质地———火热的生命力，不畏惧的精神，与拒绝不经思考地默守成规。她们在生活与作品中所表现的独立精神，也早已远远地超越了那女性主义尚未萌芽的年代。

（摘自《万象》2004年7月号，苏友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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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邵洵美，1906年-1968年，民国时期著名作家、出版家、翻译家、诗人、文学家。邵洵美是“新月派”之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民国四才子之一。亦与作家刘呐鸥、穆时英同为“都市现代派”代表作家。浙江余姚人。

邵洵美早年诗酒朋侪，與徐志摩、郁達夫、林語堂、沈從文等人過從甚密，有“孟尝君”之称。晚年醉心于书法、绘画、篆刻，亦有所造诣。徐志摩與陸小曼結婚時，他為徐志摩、陸小曼作了一幅一隻壺一只杯的畫，題字為：“一個茶壺，一個茶杯，一個志摩，一個小曼”。


歐内斯特·米勒·海明威（英文：Ernest Miller Hemingway，1899年7月21日－1961年7月2日），美國記者、作家以及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小說家之一。海明威出生于美国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市郊区的奥克帕克，晚年在愛達荷州凯彻姆的家中自殺身亡。海明威的一生感情錯綜复杂，先后结過四次婚，是美國「迷失的一代」（Lost Generation）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作品中对人生，世界，社会都表现出了迷茫和彷徨。

1939年至1960年期間，海明威在古巴定居，并称自己为「普通的古巴人」。在這段期間海明威写下了闻名於世的代表作《老人與海》。古巴革命胜利以後，海明威曾与古巴革命的领导人菲德爾·卡斯楚会面。在2002年11月11日時，卡斯楚親自出席了海明威故居博物馆的落成仪式。

在海明威一生之中曾榮獲數個不同的獎項：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授予银制勇敢勋章；1953年，以《老人與海》獲得普立茲獎；1954年，《老人與海》又使海明威獲得诺贝尔文学奖。海明威辭世之後，美国现代图书馆在2001年所评出的“20世纪中的100部最佳英文小说”中，他的两部作品《太阳照样升起》（The Sun Also Rises）与《永别了，武器》名列其中。

海明威的写作风格以簡潔著称，對美國文學及20世紀文學的發展有極為深遠的影響；他的很多作品現在仍舊是極具權威性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