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mboo seven
喜欢象竹林七贤那样生活......追寻精神与身体的自由。
这本书，听说过很久了。上次回北京，从爸的书架里拿出来读。他说因为是禁书，还买的是盗版。里面所有的照片都模糊不清。但是还好，文字是清楚的。我不读还好，拿起来就放不下了。
想看章女士的这本书，也是因为见过她一次。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朋友。至今记得她。她是北大某个外语系的美女。长得有一种特别的文弱。皮肤浅白，眼睛老有点迷离的样子。但是她在北大想是小有名气，因为当年一冲动,剃过一次光头。在北大那本纪念百年校庆的书里读过她一篇文章，觉得比起其他文章，特别个人化和女性化一些，绝对气质独特。她本人也有那么一种什么都不在乎的态度。我很留意气质特别的人，因此对她印象一直不浅。
她是章女士的女儿。因为认识她，当年做记者的时候要找人采访，才被她和其他朋友推荐，去找她的妈妈。
当时章女士没有名气，只是艺术研究院的戏曲研究专家。但是她的愤青气质叫至今难忘。一个女人，曾经坐牢十年，面对我这样一个想要探讨女性话题的小女孩，她满肚子的话，恐怕有无从说起的感觉罢？
她当时对我说过的话，我十年后才真的懂得......那是另外的话题了。
若干年后，忽然知道她写的书被禁了。想，是不是那个我见过的章诒和？是不是我曾经的朋友的母亲章诒和？是的，就是她了。章伯钧先生的女儿，没有第二个了。
章诒和女士和母亲李健生，１９６４。
对于中国的文革和文革以前的事情，我知道得很少. 关于＂反右＂，就更是一无所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详细地写了＂反右＂，这本书才被禁？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那个＂文革＂或＂反右＂之前的世界，可能已经永远地失去了。
我曾经非常困惑，为什么在现在的中国，人们没有对贪婪和欲望的节制，为什么艺术如此猸俗，产品如此丑陋。我曾经从艺术中见过中国古代的辉煌，曾经在去国很久的旧北京老人身上, 见过某种我从未见过的礼仪和风雅。怎么回事？那个具有无可比拟的高雅趣味的中国，做事情精益求精的中国，人人讲究礼仪的中国，在哪里？
看过这本书。我才知道，这个世界，在不久之前，曾经存在过，作者所描述的＂反右＂，就象是一场对旧的世界的摧毁，新的秩序建立了，很多人的权力和地位变化了。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旧的世界被消灭了，可能是永久的消灭。
政治给人带来的阴影，给人性带来的不可恢复的毁灭, 是如此残酷。有时候让我不忍心再读下去。
我对政治一向不感兴趣。父亲曾经对我说，不要碰政治。学一门自己的技术，到哪里都不怕。读了这本书，更印证他的话。在中国，近代的政治动荡，摧毁了多少家庭，死亡了多少生命。最最糟糕的，则是政治的动荡对整个民族的曾经优秀的品格的彻底涤荡。
这本书写了不多的几个人物，他们都是＂反右＇时期在作者身边的人物，也几乎都是大右派。从作者的父亲章伯钧开始，到另一个大右派罗隆基。还有＂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康有为先生的女儿康同璧（她是唯一不是右派的人物）。。。每个人物，作者都用生动的笔触，写下与他们之间的，非常私人的交往。交织在一起，就是一个大时代的素描，一个旧世界被摧毁的图画。
在这本书中所描写的人物中，张伯驹是个特别的人，简单说，他是个＂公子哥儿＂。这个词，在今天不是褒义的。但是他的视物质财富为粪土的品格，在今天实在是令人惊叹的。在他出场之前，作者是这样描述他的－－
“谁是张伯驹？”
父亲说：“此人大有名气。他的父亲张镇芳，曾当过直隶总督和河南都督。他本人入过军界，搞过金融，最后成名在诗词文物。你看的旧小说里，形容才子不是常用‘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吗？张伯驹正是这样的人。他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人称为‘民国四公子’。家中的收藏，多为罕见之物，那是他用大洋、金条、首饰乃至房产换来的。别看爸爸有字画五千多件，即使都卖掉，也未必抵得上他的一件呢。”
“真的吗？”我不是不相信父亲，而在是我的脑袋里，想像不出有什么东西能这样地值钱。
“你从小背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吧？”
“这是李白的诗。”
“张伯驹就藏有李白的真迹，叫《上阳台帖》。他把这个帖送给了毛泽东。”
“你的罗伯伯（指罗隆基）不是常爱唠叨‘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么？这诗句是谁写的？”
“杜牧。”
“对，张伯驹就收有杜牧的字。”
“你知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吧？”
“它是范仲淹《岳阳楼记》里的，我们中学的课本里有。”
“张伯驹藏有范仲淹的手卷。”……
父亲一路说下去，我听着，听着，仿佛觉得他不是在陈述某个事实，而是在编造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王国，该是什么样子的？想必张伯驹是风流倜傥，器宇轩昂；想必他家是墨香四溢，金玉满堂。
可父亲又说：“我们去他家，这些东西都看不到了。”
“为什么？”
“因为张伯驹把这些最好的藏品，捐给了国家。我们只能见到文化部长沈雁冰发给他的一张奖状。”
父亲认为：张伯驹此举虽行于一时，其事却足以传后。
我继续追问：“爸爸，那张伯驹曾经担任过什么职务？或做过什么工作呢？”
父亲笑了，说：“他曾是盐业银行的董事。其实公子哥儿，就是他的工作。”这个回答让我吃惊不小。
父亲随即解释：“别以为说个公子哥儿，就等于游手好闲啦。小愚，你要知道中国文化很有一部分，是由统治阶层里没有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张伯驹就在玩古董字画中，玩出了大名堂，有了大贡献。”
张伯驹 夫人潘素
在后来的章节中，作者和张的太太潘素习中国画，得以和张近距离相处。她把张的特立独行写得极其生动。比如把捐赠国宝级书画的奖状挂在家里不起眼的地方，比如带作者和他的妻子去吃西餐，宁愿从地安门快步走到南池子，也不坐公共汽车。比如为了买一张古画，躺在地上不起来，直到他的妻子答应变卖首饰，帮他买画为止。他曾经向作者解释，变卖家产，用价值百万的黄金买古画，只是为了让国宝不流入外国。
张虽然向国家捐献了价值连城的书画，仍然被划为右派。对此，书中有讨论－－
。。。 。。。
父亲说：“共产党可以不需要我们这些搞政治的人，但需要科学家、艺术家。1956年因为文化部和中国美协有轻视国画的倾向，我联络努生（罗隆基），再拉上李任潮（即李济深），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个问题。后来又与叶恭绰、汪慎生、王雪涛、徐燕荪等人，一道发起成立北京画院，为的是把国画创作和研究独立出来。结果凡是与此事有关的画家，除齐白石外其余一概划为右派。叶誉虎（叶恭绰）是我把他拉到北京画院当院长的，不想也给这位老先生戴上了帽子。你和京剧院的叶盛兰，叶盛长兄弟、李万春等人，也因为参加农工（即中国农工民主党）或参加农工组织的鸣放座谈会，也都划了右派。总之，这些事使我的罪疚心情，永难消却。但我很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你捐献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到作用？”
张伯驹摆摆手，打断了父亲的话头：“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讲这些话。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那时，到我家做客的，已多为同类。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还是北伐名将黄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没有一个像张伯驹这样泰然、淡然和超然的。社会主义政治课教给我们对待挫折的一句豪迈的话语是：“跌倒了，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可跌倒了的张伯驹，怎么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没跌倒，所以，张伯驹不必“爬起来”，而我父亲，罗隆基，黄琪翔，就要“爬起来”，他们自己也很想“爬起来”。
父亲听罢翘起大拇指，赞道：“张先生，真公子也！”
就是这样一个散淡的公子哥儿，却是最讲义气。在章伯钧死后，他的妻子李健生女士独自住在永安里。在旧友里，张倒是第一个前来探望的。
母亲说：“自搬到建国门，我就清静了，谁都不知道新地址。可是，你能猜想得到吗？是谁第一个来看我？”
我从亲戚系列里，说了一长串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农工”系列里，挑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民盟系列里，拣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说：“如果这些人，都不是的话，那我就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来咱们家呢？”
“我想你是猜不到的，就连我也没想到。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拣米准备焖晚饭。忽听咚咚敲门声，我的心缩紧了。怕又是造反派搞到咱们家地址，找上门来打砸抢。我提心吊胆地问：‘谁？’门外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这里，是不是李健生大姐的寓所？’她的话带有江浙口音，我一点也不熟悉。忙问：‘你是谁？’门外人回答：‘我是潘素，特地来看望李大姐的。’我赶紧把门打开，一看，果然是潘素站在那里，我一把将她拉进门来。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她身后还站着张伯驹。几年不见，老人家身体已不如前，头发都白了。脚上的布鞋，满是泥和土。为了看我，从地安门到建国门，不知这二老走了多少路。”
听到这里，我猛地从床上坐起，只觉一股热血直逼胸膛——
我是在关押中接到父亡的电报，悲恸欲绝。一家骨肉，往往相守以死，而我却不能。狱中十年，我曾一千遍地想：父亲凄苦而死，母亲悲苦无告。有谁敢到我那屈死的父亲跟前，看上一眼？有谁敢对我那可怜的母亲，说上几句哪怕是应酬的话？我遍寻于上上下下亲亲疏疏远远近近的亲朋友好，万没有想到张伯驹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如今，我一万遍地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全部社会关系中，究竟占个什么位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着多少分量？不过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是看看画，吃吃饭，聊聊天而已。他怎么能和父亲的那些血脉相通的至亲相比？他怎能与父亲的那些共患难的战友相比？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关照与接济的人相比？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坠逝，如浮云飘散。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在这时却悄悄叩响你的家门，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递来抚慰与同情。
母亲又说：张伯驹夫妇在我家只呆了几十分钟，恐怕还不及他俩走路的时间长。
母亲要沏茶，潘素不让，说：“伯驹看到你，便放心了。我们坐坐就走，还要赶路。”
张伯驹对母亲说：“对伯钧先生的去世，我非常悲痛。我虽不懂政治，但我十分尊重伯钧先生。他不以荣辱待己，不以成败论人。自己本已不幸，却为他人之不幸所恸，是个大丈夫。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看看。现在又听说小愚在四川被抓起来，心里就更有说不出的沉重。早前，对身处困境的袁克定，凭着个人的能力还能帮上忙。今天，看着李大姐的痛苦和艰辛，自己已是有心无力。”
“张先生，快莫说这些。伯钧相识遍天下，逝后的慰问者，你们夫妇是第一人。此情此义，重过黄金。伯钧地下有知，当感激涕零。”话说到此，母亲已是泪流满面。
母亲问潘素：“这些年，张先生受到冲击没有？”
潘素说：“伯驹因为两首金缕曲，和小愚一样，成了现行反革命。关了八个月，最后做了个‘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遣送舒兰乡下。人家农村不收，才又回到北京的。我们什刹海的家，也不像个家了。抄家时红卫兵，造反派，街道居委会串通一气。凡能拿走的，都拿走了。房子拿不走，就叫外人搬进来住。四合院一旦成杂院，日子就难了。你家来什么人，你说什么话，家里吃什么东西，都有眼睛盯着。”
母亲则叮嘱潘素：“如有机会，就给伯驹先生弄点好吃的吧。年岁大了，身体要紧。”
告辞的时候，张伯驹握住母亲的手，说：“李大姐，我们都得活下去。”
倍受感动的母亲，送他们夫妇一直送到建外大街。街灯，一盏盏地亮了。他们的背影，在渐沉的暮霭中远去……
这样一个散淡的公子哥，这么有文化修养的旧文人，对保存中国文化有着如此巨大贡献的人，竟落得如此下场。读到此处，不禁心酸。这就是社会，文化，权力更替的时代里面的悲剧。也许任何时代都有这样的更替，都有这样小人物的悲喜剧上演，可是，在反右和文革中，被毁掉的中国文化，可能永远也回不来了，或者，需要几代人的重建，才能恢复。。。
最后，作者对张伯驹先生和中国的政治风波有此描述－－
母亲的叙述，令我心潮难平。革命吞没人，尤其像中国的各种政治运动和‘文革’，其吞没与消化的程度，因人的硬度而不等。当然，知识分子往往是其中最难消化的部分。张伯驹自然属于最难消化的一类人，而他的硬度则来自那优游态度、闲逸情调、仗义作风、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饱满个性与独立意志。他以此抗拒着革命对人的品质和心灵的销蚀。任各种潮汐的潮涨潮落，张伯驹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过着他那份生活。张伯驹的一生见过许许多多的昂贵之物。而我所见到的昂贵之物，就是他的一颗心，一颗充满人类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
另一个我喜欢的章节，是＂最后的贵族＂－－描写康有为先生的女儿，康同璧女士，和她的女儿罗仪凤。这篇文章，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旧时的真正有风度和有教养的女人。这母女两人，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但是，在文革之中，所有的，女人的天然的爱好，她们都不得不放弃，尤其是罗，不得不亲手毁掉她所珍爱的玫瑰花，高跟鞋。对于同是女性的我来说，这是难以理解和难以想象的。在这一章中我也读到了作者写到的，一个女人对文革最凄厉的控诉，它是从罗仪凤的嘴里说出来的－－
罗仪凤爱香水。
她对我说过：“香水好，就连装它的瓶子，也是美的。”由于都知道她的这个喜好，所以从她读燕京开始，人们在送她礼品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上等香水。她把最好的香水作为藏品，装入一个木箱。“文革”爆发，这个木箱再没有打开过，就是说，她把香水“戒”了：不搽，不闻，不看。
后来，她把箱子送到我家，对母亲说：“这里面都是最好的香水，有的比黄金还贵。你有两个女儿，她们可以用。”
母亲执意不收。
罗仪凤想了想，说：“算我寄放在这里，总可以吧？”
母亲答应了。那么喜欢香水的她，自己竟一瓶不留。从此，她不提木箱的事，直到死。
罗仪凤喜欢鞋。
我一直以为在她的服饰穿戴里，最讲究的部分就是脚下的一双鞋。她穿鞋要配衣服，配季节，配场合，配情绪。一句话，把鞋穿到了审美的境界。所以，她的鞋既是用品，也是藏品。红卫兵抄家、破“四旧”的时候，她不知该如何处置，又舍不得把它们丢掉。
情急之下，她把我的姐夫找来，急切切地说：“红卫兵在‘勒令’中，只规定不许穿高跟鞋。你看，咱们是不是可以用锯把所有的鞋跟儿都锯掉？”姐夫听后，同意了。
夜深人静，罗仪凤把鞋子统统翻出来，几乎堆成一座小山。她又找出了锯子。先是姐夫一个人锯，后来是两人一起对拉。十几分钟，却连一只鞋的后跟儿也没锯掉。罗仪凤累得满头大汗，急得满脸通红。北大物理系毕业的姐夫观察发现：罗仪凤的鞋均为进口货，别看后跟儿纤巧如一弯细月，可内里都有优质钢条做支撑。他擦着汗说：“国产锯怎么对付得了进口钢？罗姨，我们这样干个通宵，也锯不了几双鞋。”
罗仪凤坐在地板上，瞧着那些八方买来、四季穿着、一心收藏的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最后，她屈从了现实，放弃了审美，把鞋扔了。一双未留。
罗仪凤爱花。
她家的庭院里，栽有一片法国品种的玫瑰，还有十余株品质极高的榆叶梅，排列于大门两侧。五十年代的春日，一位副总理级的高官驱车路过东四十条。那繁密似火、浓艳似锦的榆叶梅，绽露墙外。花树之盛，引得他驻足而赏。后来，他的手下工作人员，含蓄地表达了首长意思。待花谢尽，罗仪凤让人把所有的榆叶梅连根挖出，送了过去。一株未留。
康同璧 ，罗仪凤母女，１９６２。 这张里面，右边的应该是罗仪凤。
一个冬日的夜里，我住在康家。恶梦把我惊醒，开了床头灯看表，已是半夜三点多了。一片寂静中，仿佛觉得有仙乐从天上飘来。细听，那仙乐是一首小提琴独奏曲。再细听，那声音是从罗仪凤的卧室传出。顿时，我睡意全消。月亮穿过窗帏，投下寒冷的光波。我躺在狭小的床上，忘记了外面的疯狂世界。“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尽管自己知道此时此刻，是绝对不该叨扰她的。但我难以克制涌动的心潮，不由得推开了通向她卧室的小门——
罗仪凤见我光脚散发，立在她的床头，惊恐不已。原本就没有血色的脸，刹时变的灰白，灰白。她的双手下意识地抱住一个有整块青砖大小的东西。那东西在月光映射下，闪动着金属的光泽。我想，美妙的音乐该是从这里流淌、蔓延开来。恰恰在这个时侯，小提琴旋律戛然而止，从“砖头”里传出的是英语。
我问：“罗姨，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的一种收音机。”
然后，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她也不知道该向我解释些什么，二人相对无语。沉默中，罗仪凤突然爆发出无比的激愤，她下颚骨发颤，眼睛像火一样的红了起来。她把“砖头”护在怀里，用一种类似诅咒的口气，说：“小愚，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也是个无能的人。我无夫无子，这辈子只剩下一点儿爱好。我喜欢鞋，现在鞋都扔掉了。我爱花儿，可那些美丽的玫瑰是我在1966年夏天被抄家的夜里，流着眼泪亲手用开水浇死的。现在，花儿没有了。我爱香水，香水没有了。我爱音乐，音乐没有了。我爱英文诗，诗也没有了。我从来没有、也不想防碍共产党，可共产党为什么要如此侵害我？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我家来说，是釜底抽薪；对我个人而言，是经脉尽断哪！”罗仪凤仰望夜空，力图抑制住心底的悲与痛。但我还是见到了她的泪水。灯下，她的泪水像玻璃一样剔透。
待情绪稍有平复，罗仪凤反倒起身送我回屋，并问我：“要不要吃点安眠药？”
后半夜，我一直在琢磨康氏人家，索性不睡了。父亲说过，她们母女是真正的贵族。我想，这些昔日贵族活在今天，日子太难，心也太苦。康同璧常说自己的处世原则是“以不变应万变”，然而，现实却在逼迫她们做出“顺适”。出于教养，也出于经验，她们的“顺适”往往表现为一种不自觉其努力的努力。这种努力和共产党员努力“改造世界”，当然其内涵各异。后者的努力是向外、向外、再向外，具体说就是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前者的努力，是向内、向内、再向内，具体说就是努力于自省，自律和克己。努力的核心内容便是：忍。在云诡波谲世事不胜其变幻的年头，谁都得忍。强权下的老百姓，以其渺小而忍。那么，康氏母女所代表的老派家庭的忍，又体现出什么呢？是阅历太多、见事太明的无可奈何？还是抹杀自己、无损于人的智慧生存？——年轻的我无法判断，但罗仪凤的哭诉，却让我深深懂得：这种“忍”，原来是最可痛心的，其内里，有着怎样的悲凉与沉重。因为任何分寸的“顺适”，都要毁损或抑制天性。想到这里，我暗自发誓：这辈子决定保卫自己的天性，决不“顺适”。而后来的情况竟是——我为这样的决定付出了几乎一生的代价。
＂保卫自己的天性＂，不象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人那样隐忍，不象大多数中国人那样＂顺适＂，在人性扭曲，压抑的中国社会，是多大的一个决心呢？
但是她这样说了，这样做了。在我见到她的时候，她还是这样。尽管已经有了牢狱十年的经历。（有的象她这样勇敢的中国女人，在那个年代，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
相信今天她也还是这样。从她写的书，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些时而平静，时而如火山迸发的语言，告诉我她的内心仍然洋溢着愤怒和激情，尽管有很多人会说，这是对共产党的不满和发泄。我知道，不是这样的。虽然我只和她有一面之缘。她是一个内心倔强，充满了生命力量的女人，有着难得的不屈不挠的灵魂。这样的灵魂，应该多一些，再多一些。
书中其他的章节也非常易读好看，作者的笔调充满激情，把那个人性扭曲的时代写得栩栩如生。对于我和象我这样对那段历史不了解的人来说，是难得的阅读经历。对作者来说，可能无异于把自己充满快乐与悲伤的整个回忆世界都倒出来，重新经历一次。我无法想象，经过十年的牢狱生活，丈夫死去，再次回到独自一人生活的状态，她是怎样地完成了这部把血和泪水都深藏其中的著作。
我深深为那些旧时的文人们感动，也知道了中国那个辉煌的旧时代是曾经存在过的。也许, 更多的是存在于人们的心里。
也许因为这本书，这个消失的世界，有朝一日还会回来，回到人们的心里。。。。至少，我这样希望着。
你关于罗仪凤的那两张照片里，第一张里面没有罗仪凤，是她在燕京的好友，Daisy郭（就是陈燕妮《上海的金枝玉叶》里面的女主角）和康同璧的合影。第二张照片里左边是罗仪凤，右边是Daisy郭（她中文名叫郭婉莹）。罗仪凤的样子和章诒和在书中描写的非常的接近 -- 板瘦的身材，深陷的眼窝。
章的文字里也有一种含蓄的幽默，让人回味良久。比如说到张伯驹的奖状放在不起眼处之事，让她想起柳xx将与老毛的对赋放在家里最起眼处。她的评论大致是，将最重要的东西放在最重要的地方，原也很应该；但将最重要的东西放在最不重要的地方，那就不容易了。未有一句具体褒贬之词，但在她和读者心中谁高谁低，自是一目了然。
一定找来读读——那个消失的世界，和那些风流人物。
这让我想起《飘》来，不过章的这本书记录的是一个真实的旧世界。
《往事并不如烟》有大陆版本和海外版本两种。不管哪一种，都讲的是实话，所以被禁止。
今天这篇文章让我有了说几句的冲动: 章女士的这本书是偶然读到的. 当时对她本人没有任何认识. 但开卷后便无法放下, 读后因无法买到海外版, 于是从网上打下整本书, 寄给在中国的母亲. 她也是读后万语千言无法入眠.
张先生和潘女士的一篇让我哭了又哭.生于红旗下的我, 可以说从小就被洗了脑, 更兼于有些历史被人为的抹掉, 使真相更加难辨.
寄居海外的这些年开始逐渐发现和审视自己生长过的祖国和那场六十年前的革命. 那场革命所带来的后果对中国文化的毁灭可以说是致命的.
希望历史终会还原事实的真相. 希望亲爱的祖国母亲, 父老乡亲平安幸福. 希望中国不再有浩劫. 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个情操高尚的人,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生活.
喜欢你的博客, 谢谢你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