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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水，人生如梦，已经习惯了养猪的爸爸又回到学校教书了。
七二年的春天，我该读五年级了。红土岗上没有五年级，五年级要到八里路外的署埔李家去上。署埔李家是大队部所在地，有小学和初中。
照例，奶奶又要对我叮嘱一翻。要好好读书，用功听讲，认认真真学本事。不许跟人吵架，更不许跟人打架，我们这样人家，跟别人打不起呀，孩子。被人骂几句，没什么了不起。被人骂了，又不会掉一块肉，忍一忍就过去了。与人打架，轻则伤筋动骨，重则你死我亡，千万不能打。奶奶的话你听懂了吗？
奶奶用竹筒给我带饭。我要走读了，中午不能回家，只能吃家里带去的冷饭。临走的时候，奶奶又托付二狗，要我们相互照应。二狗呀，你比XX大，就是大哥了；他要不懂事，你就管一管，奶奶拜托你了。二狗比我大两岁，高我一年级，那时已经读初一了。
开学第一天，天空下着细雨。我右手撑着沉重的油纸伞，左手提着带饭的小竹筒，肩上斜背着奶奶手工缝制的小书包，行走在泥泞的小路上。
斜风细雨，从领脖子衣袖子往破旧的棉袄里钻。走在泰龙江宋村边的田畈上，我脚一滑，摔了一跤，手中的小竹筒掉了。小竹筒滚进了路边的田里，我哇的一声哭了。二狗赶紧帮我捡起了小竹筒。还好，田里没有什么水，小竹筒在嫩绿的红花草上，沾了些水和泥土，里面的饭菜并无损坏。我抱紧小竹筒，小心翼翼，继续行走，好不容易才来到署埔李家。
走进五年级的教室，里面大部分人都不认识。教语文的老师姓李，二十几岁。我已记不清老师的容貌了，却清楚记得他的发音。那天学的课文，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课文里的字大都学过，他的发音却和以前老师的大不相同。这时我明白了，同一个字，有洋腔和土调之别。比如战字，红土岗的徐老师读＂凳＂，李老师读成＂站＂。再比如胜字，徐老师读＂兴＂，李老师读成＂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上午上完三堂课，就是午休时间。住在附近的同学回家去了，我捧着小竹筒，细嚼着冰冷的米饭。
下午接着上完两堂课，就又回家了。回家的路哇，依旧泥泞难走。那时正值早春，白天日子短，走到家里天就快黑了。我满身都是泥土，很不开心。
不开心的还有弟弟妹妹。有些活本来是我干的，我干不了了，就得由他们分担。奶奶哄着他们，说哥哥要学本事，学到了本事，日子就好过了。
周末爸爸回到家里，要带我去他那里读书。我很高兴，实在不愿意起早贪黑走那条弯弯曲曲满是泥泞的乡间小路了。
爸爸检查我的作业。开学第一周，复习造句，还未写作文。造句我是懂的。所有的作业都是大红钩钩，心里很高兴。爸爸指着一道造句题问我，这个句子是怎么造的。我一看，那个句子，根本没有用上那个关键词组。看着那个不应该的大红钩钩，我的脸红了。
星期一，爸爸带我去远行。我已经忘掉了那个具体的日子，却清楚记得那天的情景。
一大早，奶奶煎了好吃的荷包蛋，我吃得很饱。
先走十几里小路，来到一个叫硬石岭的火车站，买了张二毛钱的小孩票，就在候车室等火车。
老远的听到火车响，我就跑出去看。火车哭吃哭吃地叫着，由远而近，顺着铁轨，朝车站缓缓驶来。爸爸紧紧盯着我，不让我靠站沿太近。上了火车，似乎没有感到车动，车已经呼哧呼哧的走了。不一会，就看到路旁的小树向后飞去。以前我连拖拉机都没有坐过，这次可算露了脸，以后和小朋友说话，底气足了，头也可以昂得高一些。
火车到了贵溪，我们下车了。贵溪是县城，有洋楼洋房。洋楼洋房就是两三层楼的平顶房子，不需要瓦片盖顶。洋房大气，直直的挺立在那里，不象老家的土墙土瓦，歪歪斜斜的挤在一起，小里小气。那里的厕所，都是水泥地，我在乡下，还没有见过有谁家用水泥地呢。
出了火车站，有一家国营饭店。因为还要赶路，爸爸买了几个包子馒头。先吃馒头，真好吃。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东西。接着再吃包子。啊，里面有肉，新鲜肉，太好吃了！不过年不过节的，有新鲜肉吃，真是太新鲜了。
吃完包子，来到西城坐渡船，那时的信江，只有一条铁路桥，是过火车用的，桥的两头，都有当兵的把守。铁路桥也靠西边，临近我们过河的地方。靠近南边，有座浮桥。从西边过河，就得靠渡船了。摆渡的人，用一根长竹竿撑着船，一次可过一二十人。坐船的时候，有个人认得爸爸，到城里卖小猪来了。猪卖完了，正赶着回家。船到了岸，大家下了船。那个卖猪的，手推的独轮车空着，非要让我坐。我有点累，就坐了上去。小车吱呀吱呀的，很好玩。大概走了十来里地，又要坐渡船过河。还是那条信江，不过对岸是金沙渡口了。到金沙渡口，不过河也是可以的。但河道如弓背，那样得多走十几里路。两渡信江，行路如弓弦，省路省时。过了金沙，再走两三里路，就到了东湖山彭家。
学校在彭家大祠堂里，有七个班，也是七个年级。彭家很大很大，有几百户人家吧。到了学校，老师们都笑着和我说话。我胆小怕生，问一句答一句，土头土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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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山彭家祠堂很大，座北朝南。祠堂后面紧接着有个大宅院，宅院的主人哪里去了？不得而知。老师的办公室就在大宅院里。大队干部也在大宅院办公。
东西两侧各有一扇门进入宅院，进门就可看到铺满青石的天井。天井的西侧是厨房，老师们雇了一位老人做饭。天井后面是大厅。大厅两侧的房间，西侧给老师集体办公，东侧给大队干部办公。大厅后方并排有五个房间，我爸和李祖耀老师合住在正中的一间，俩人的床挨着床，各自用蚊帐隔着。李老师只是中午睡个午觉，他太太在附近教小学，晚上都回家吃住。西面和东面各有两间。西边靠东住的是毛初芳老师，最靠西的一间住着另一位李老师。东边两间归大队部所有。大队部有一台收音机，一部手摇电话。收音机当时是奢侈品，经常播放流行的样板戏。大队有一通讯员，大家叫他木崽。大队要开会，他就去各村跑腿下通知。木崽大我六七岁，无事的时候，就跟着收音机练歌。他的歌唱得很好，他唱的样板戏可以乱真。
学校总共有十位老师。公立老师六个，赤脚老师四个，没有校长。三位男赤脚老师都姓彭，女赤脚老师先生也姓彭。 毛初芳老师是教导主任，负责学校的业务。彭月发老师是赤脚老师，又是贫宣队员。在城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农村里就由贫下中农领导了，所以彭月发老师是政治方面的负责人。他为人随和，不怎么管事，只教低年级的政治课。彭金火老师也是赤脚老师，二十上下年纪。他会画画，会唱歌，写得一手好字，拉得一手好二胡。据说有个叔叔逃往台湾，算是有政治污点。还有一位姓黄的老师，住在当地农民家里。年龄最大的熊老师住在附近的一个村子。
熊老师应该五十多了吧？对十岁的我来说，应该是奶奶级别的了。当然我没叫她奶奶，同样喊熊老师。熊老师并不显老，只是在儿童眼中，五十实在是叫人敬畏的年龄。熊老师是从南昌下放来的，每月拿九十多块钱工资。那真是个天文数字，谁听了都得吓得吐舌头。更叫人吐舌头的还是她先生，每月拿一百多块。熊老师的先生是工程师，当地一项很大的水利工程就是他设计的。那是一道大水渠，从两个山顶横空而过。熊老师对我很好，有好吃的，总会让我尝尝。在新鲜的黄瓜里洒点白糖，那真是香甜无比。黄瓜在乡下并不稀奇，白糖却是稀罕物，是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乡下人难得见着。
熊老师教初二的语文。熊老师教书很特别，爸爸对她很推崇，那时爸爸教初一的语文。熊老师教学生写作文，就是从报纸或杂志找一篇好文章做范文，让学生依葫芦画瓢，模仿着写。模仿多了，慢慢就心领神会，会写文章了。
毛初芳老师教我们算术，曾经是我爸的学生。小时候家里穷，不肯供他读书，我爸费了不少口舌，做了不少工作，他才能够继续学业，对我爸心存感激。班上有个董进元同学，人很顽皮，十四五岁了吧。算术不错。毛老师说，不比我差，解应用题的时候，理解力比我强。董进元也是家里穷，只读了二个学期的五年级，还没有毕业就弃学了。因为那一年，要改成秋季入学了，五年级要多读一个学期。十四五岁的小孩，可以顶大半个劳动力，家里没法等他读到小学毕业。
李祖耀老师教语文，是我们的班主任。李老师提议，每个学生掏两毛钱，用来买小人书，供大家阅读。那时的小人书有：一块银元，半夜鸡叫，东平湖的鸟声，三打白骨精，……。捧着小人书，我如饥似渴，爱不释手。读书真是太有意思了，那么多动人的故事，根本用不着找大人讲，自己读着更入迷有趣。这时我才明白过来，以前听的很多故事，书上都是有的。老早要听故事，只能求着大人讲，现在知道去找书。书中才有读不完的故事!
严格说来，以前在家只能算上课，不能算读书。上课和读书，就像上班和工作，是有区别的。在家里上课，上午三堂课，下午两堂课，其它时间得看鸡，砍柴，讨猪草，基本上没有时间读书。晚上借着昏暗的麻油灯练写几个生字，诵读一两篇语录，一天就算功德圆满。再说也没有书可读哇。那时也认不了几个字。所有的字都是口口相传，没有字典，不会拼音。
现在好了，课外之余有时间，不认得的字有人问，而且很快学会了查字典，阅读能力突飞猛进。也就是这时候，我们在学汉语拼音。学会了汉语拼音，就更如鱼得水。只可恨图书太少了！
学汉语拼音，是有笑话的。有个笑话是这样的：有位老师去进修拼音，回来后给学生上课。他教大家拼读江字。江字当地读成GANG，和刚才的刚同音。拼音是JIANG。老师说：鸡------羊，鸡------羊------刚。本来该是鸡------羊------姜的，可是人人都知道那得念刚呀。
我本人也闹过笑话。刚学会拼音，查字典不需要按边旁部首了，非常得意。我跟木崽说，什么字我都可以很快在字典中找到，要他考考我。他想了一下说，就查一下双人徐吧。徐土话念成＂齐＂，我用QI去字典中查。把读QI的所有字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最后红着脸按边旁部首查才找到了。这时才懂得，徐不读齐，而是XU。
我的同桌是李红梅。圆圆的脸蛋，漂亮的衣裙。她爸爸是医生，住在金沙渡口。刚开始我们有说有笑。后来同学笑话我们，才明白男孩和女孩是不应该好的。怎么办呢？用粉笔在桌子中间划一条线，我们的三八线！下课也相互不理睬了。
第一个学期上到一半，班上来了一个新生。个不高, 和大家都很熟。他姓孔，刚从拘留所出来。这么小的年龄，怎么会进拘留所呢？原来他调皮，爸爸打了他，就在一本书的空档写下了打倒XXX，他用XXX代表他爸。千不该，万不该，他写在了非常错误的地方。那是一本语录书，他写在领袖像下面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威力无穷，小小年纪就被关进了拘留所！
三学期的五年级一晃而过，我们小学毕业了。
恰恰这时候学校要调整：很多学校都不规范，缺少合格老师，不具备办中学的条件。这里的老师就很缺乏，学校的中学部被裁掉了，要合并到岭脚中学去。我爸也要调到西洋中学。西洋中学在西洋丁家，我的初中要到西洋丁家去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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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鸿塘到贵溪有一条公路。公路蜿蜒曲折，到了西洋丁家一段，却变得笔直起来，由西向东。贵溪在东面，离西洋丁家大约三十里地。说三十里，是指沿公路走。真要走路，就走小路，那样能近不少。西洋丁家在路的南边。路北有一个生猪收购站，附近农民上供国家的猪，都送到这里。从收购站往东走几百米，有一个大水库，也在路的北面。夏天炎热，大家就到水库里洗澡。一个个赤身裸体的，公路上行走或坐车的人们，可以免费欣赏。
收购站里有一收购员，姓张，叫水水，三十上下。农民把猪送来，他得圈养几天，然后会有车来，一下全拉到县城。月头月尾，会杀一两头猪。这里是公社和大队部所在地，那里的干部，就在那里买几斤猪肉。有时碰上开大会，要有会餐，会临时多杀几头。收购员是个好差事，水水领三十多块的月公资，吃得白白胖胖。
杀猪的时候，会有不少人围观，小孩居多。乡下人没啥乐子，看杀猪也算一种娱乐。水水套上围裙，有两三个壮劳力做帮手。几个人把猪往台子上一按，猪大叫，拼命挣扎，水水拿起尖刀，往猪脖刺去，猪血往备好的盆子里流。血流尽了，放进一个大木盆，用开水烫毛，然后再用快刀刮尽猪毛，开膛破肚，干净利落。
卖猪肉的时候，才是水水大显身手的时候。给谁肥肉，给谁瘦肉，全靠他手中那把快刀。那时肥肉金贵。说肥肉金贵，不是说一斤肥肉比一斤廋肉价钱更贵。单价都是一样的，但人们更愿意要肥肉，因为肥肉可以熬油，做出来的菜香。白白的肥猪肉，多少人翘首以盼。水水的身价因此高贵起来，很多人都想巴结他。
水水一月就忙碌几天。余下的时间干吗？读书，打牌，玩麻将。水水读的书大都残缺不全，无头无尾，书页泛黄。牌友和麻友，大都是当地的干部。大队和公社的都有。赌钱吗？有时真赌!
我和水水相识。他有时会和学校里的年轻老师互通有无，交换各自辛苦觅得的禁书。
打麻将好玩，也不难，规则可繁可简。有人要出去方便，有时会让我们代抓牌，无关紧要的时候，还可代玩几把。他们玩麻将，我往往可乘这个空档，瞄一眼他的禁书。那些书真不一般，比我当时能接触到的有趣太多。
故事离奇古怪，往往到了精彩之处，就让你下回分解。撩人逗人，叫你心急火燎，茶饭不香。没办法，有时就得厚着脸皮求他。
公路路面铺一层碎石子，有专门的养路工人打扫。时不时的会有一两拖拉机或汽车经过。汽车都是东风或解放牌的敞蓬车。司机大都和水水熟悉。有人要进县城，往往托他的面子，公路边一站，看见有车过来，他招一招手，车就停下了。他嘟噜几句，司机就同意他的朋友上车，捎带到城里去。车子扬起一阵尘土，跑了。
西洋中学实际上还是中小学，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还得到外地去上。校舍是一家大地主的私宅。大地主是被镇压了呢，还是逃走了，不得而知。
学校前面有块空地，空地西边筑起一个土台，一人来高。空地算是操场，是平常做广播体操的地方。要开批判大会，土台就是主席台。挂牌子的，戴高帽的，就在台上亮相。
“不忘阶级苦！”，
“牢记血泪仇！”，
……
口号声此起彼伏。
操场兼做露天影院。要看电影，就在土台子上挂起银幕。天未转黑，就有人扛来板凳，占好位子。电影片子不多，翻来覆去就那几个。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小兵张嘎，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了。
那时看完电影，都要学几句俏皮话。
“你的，什么的干活？”
“我的，八路的干活。”
“你的，死拉死拉的有。”
到了后来，大家就自由发挥了。
“我的，修地球的干活。”
“我的，杀猪的干活。”
杀猪的干活，多好。有一段时间，水水都快成了小孩子的偶象。谁都不愿修地球的干活！修地球苦，杀猪有吃有喝，干净体面，肚子里油水十足。那时市面上流行一种布料，是一种叫尿素的化肥口袋，由日本进口，得有面子才能买得到。那布料做成的裤子，风一吹，就象一面旗似的哗哗作响，据说非常凉快。水水就有好几条那样的裤子。多叫人艳羡哪！再配上一件白白的的确凉上衣，谁都觉得一辈子没有白活。
那时流行李铁梅的唱词：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做水水那样的。
那一阵子，水水真的很拽！
4
我读初一的时候，已经知道：这个世界上，至少有三个人周末很无聊。
哪三个人呢？黄老师，刘胜学，和我。
黄老师教初二语文，四十多岁，个高且精瘦。他家在铅山县，很远很远。除了寒暑假，一般都不回家，偶尔会去贵溪县城玩玩。
刘胜学那时在志光读高一，大我两三岁，我们都叫他胜仔，因为他爸这么叫他。他爸是我们学校的校长，因此他周末回到西洋丁家。他爸是个转业军人，爱打猎。有一天潜伏在水库尾巴的草地里，等着打水鸭子。结果走火了，把自己的眼睛给熏黑了。
我呢，因为爸爸周末有时回家，有时外出，常常一人在校。
那时还用煤油灯，连收音机都算奢侈品，学校里没有。学校里有一副象棋，一副军棋和一副跳棋。这三样东西，我一个也不会。
黄老师常和胜仔下象棋，我自然是最忠实的观众。看着看着，慢慢看出了点门道。知道相象走田，马走日，车和炮可以横冲直撞，将帅和士仕就只能在宫里呆着。当然，拐脚马费了好大劲才弄明白。
他们有时也下军棋，那样我就升为裁判。一方为红，一方为白，各自先排兵布阵。地雷与军旗一般在最后一排。最终目的是挖掉敌方的军旗。
排兵布阵完毕，总得有人挑起事端，打响第一枪。我就判断谁大谁小，以大吃小。司令最大，工兵最小。己方司令可吃敌方军长及以下，军长可吃敌方师长及以下，等等，己方工兵可以挖敌方地雷。如果一方是炸弹，就同归于尽。如司令军长被炸，一定捶胸顿足。如果班排长工兵引爆炸弹，那就功德圆满，求之不得。这种玩法比较有趣，需要记性和判断能力。比方说，你出动的是军长，而对方把你给吃了，对方那子一定是司令，你就得想方设法用炸弹炸它。当然，对方并不一定知道吃了你的军长。如果两子同时拿掉，对方可能是军长，也可能是炸弹。大家虚虚实实，玩心理战术。
军棋还有比较简单的玩法，就是把棋子打乱，随机的背朝天排好在棋盘，然后大家依次翻子，这种玩法不需裁判，基本靠运气，我比较爱玩。
如果黄老师忙，胜仔就找我玩跳棋。这小子机灵，老利用我的棋子巧妙搭桥，蹦蹦蹦的就把他的棋子跳到目的地。然后我就惨了，自个一步一移，愚公移山。如果胜仔忙呢，黄老师就找我下象棋。让我两车，或者让车马炮。
那时我粗通主席的战略思想，知道保存实力的重要。主要是敌进我退，敌退我扰，打不赢就跑。慢慢我体会到黄老师的老奸巨滑。用当时流行电影的话说，就是:不是我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我的主力军一离开主战场，他就将我的军。虽然我车马炮全在，可鞭长莫及，保护不了它们的将帅。后来虽然明白这个道理，还总是故伎重演。可见主席思想早已深入我心。
谁都看得出，三人之中，我就是小萝卜头。比方说吧，如果是我牵头，找他们中的一个玩，往往得碰钉子。他们大都用忙来搪塞。虽然他们都端着白开水，无所事事。反过来呢，我就是手头有天大的事，只要他们邀我，一定有求必应。因此我很少主动邀请。看到他们无所事事，就故意在他们面前晃悠，说不定好事就来了。
有时他们都不在，我的朋友丁来根就会来找我。我们的玩法就更没有技术含量。同常都是，他在黑板上写：打倒XXX，XXX是我的名字。然后，我就该把我的名字擦掉，换成他的名字。有一次我别出心裁，把打倒二字擦掉了，后面加了万岁二字。丁来根盯着我半天，说，你是个小反革命! 怎么就是小反革命了？看他一脸的严肃，我却摸不清头脑。他说，你知道谁是万岁？你也可以万岁？他这一说，我就明白过来，脸都吓白了。这小子读书不行，老要抄我的作业。这几句话却在情在理, 我好几天都得讨好迁就他，怕他告发。
我那时喜欢儿童文学，有一本书，我把它当成宝贝，胜仔非要借去看。他看完后，非但不说好，反而在其中留下文字，说是无趣无味，哄骗小孩。我生气，就在日记中编了个顺口溜骂他。爸爸看了我的日记，说有点押韵，不错。那时我不耐夸，这一夸，我就把当时能找到的人民日报，江西日报上的所谓诗歌都背下来，大都是七亿人民七亿兵，紧跟主席干革命之类。当时要有唐诗宋词什么的该多好，我的文学修养一定可提高一个档次。现在倒有唐诗宋词，可是记性差了。恨不相逢未嫁时呀。
初一的那年暑假，我回到家里。后来爸爸带回一个炸雷：胜仔被公安局抓了。他和几个同学策划一个反革命组织，他是其中一个头目。我吓了一跳。
那个老赢我棋的胜仔，是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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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过后，学校里发生了两件事：第一， 学校里调来了新校长，姓董，胜仔他爸已调往它处。 第二，公社里的小型发电站已建好，每天天黑发电，到晚上十一点停电，这样，我们基本上告别了煤油灯时代。
自然而然，我升初二了。初二的数学老师是叶志勇。叶老师二十六七岁吧，毕业于上饶师专。他师专毕业时，正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他说，有一天晚上，遇上了敌对的造反派组织，幸亏及时钻进了下水道，不然真有性命之忧。听他讲打派仗的故事，常常心惊胆跳。那时太小，很多的疑问老是没有答案。比方说，下面两条语录常叫我不知所然。
第一条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第二条是两个凡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就拿造反派来说，两派都说，誓死保卫毛主席。这样，他们不可能成为敌人啊。因为，如果是敌人的话，就不可能有共同的目标。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嘛。既然有共同的目标，又何至于不共戴天，打得死去活来？另一个困扰我的问题是：苏美争霸，说明他们是敌人，苏修是我们的敌人，美帝就应该是我们的朋友呀。敌人的敌人应是朋友才对，不是吗？怎么美帝也是我们的敌人呢？这些问题都太深太难，我的小木瓜脑袋无法想得明白。
还有，记得以前林副主席是永远健康，主席才是万岁，这个实在难以理解。永远应该不比万岁短吧？永远健康，就是永远没病没灾，红光满面，既有质又有量，那可比万岁强太多。万岁只是指活得长，质量上完全没有提及，很可能有个伤风感冒什么的。象植物人似的活一万岁，有意思吗？健健康康活到永远，那样才好啊。为什么林副主席反而永远健康？
叶老师给我们讲几何。叶老师教得好，我一下子就爱上了它。几何教人讲道理。先假设几条没有异议的公理，再加上几条大家都认同的逻辑，其它结论都依公理和逻辑而来。谁都得讲道理，光凭权威可不成。比方说，证明两个三角形全等，得有理有据，不能说看起来一样，所以全等。也不能说两个三角形很像，太像了，所以相似。书上的题目，我都做了。有些证明题，需要添加辅助线，我也想得出。不少同学都不喜欢几何，觉得太难，我常常纳闷，几何难吗？学相似三角形，能够利用太阳的阴影测树高，真有趣。
大家都说，老三届厉害，基本功扎实，我们不能和他们比，至少差一个档次。我心里不服气，难不成他们有三头六臂？书上的题目我全会，再厉害还能怎样？后来才明白，我们书的内容还不到他们的三四成。换句话说，就算我们的书能拿满分，也不过他们的四成。
我们班总共只有四个女生，分别是：丁小琴，李书莲，饶根秀和李小英，其中丁小琴成绩最好。她们都比我大。丁小琴已经有了相好。他是大队开拖拉机的，他爸爸是公社开汽车的，都是吃香的行当。大家都叫他义仔，我也这么叫。按理我是不能这样叫的，因他大我不少。他的媳妇既然是我同学，他只能认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当时出了一部电影，叫闪闪的红星，彩色的，轰动一时。可惜只能在城里放，大家都望洋兴叹。后来，托丁小琴的面子，她公公用敞篷的解放牌汽车把我班学生和老师载到县城，大家才看到了梦寐以求的电影。电影院真好，除了有靠背椅，还有冷气。窗帘一拉上，天就立马黑了，比夜还黑！第一次看带颜色的电影，还在想，这颜料都怎么涂上去的呀？看到潘冬子刀砍胡汉三，大家欢声雷动，拍手叫好。看完电影，大家都说：我胡汉三又回来啦!
那时批林批孔，大字报铺天盖地，声势夺人。我亲眼目睹老师们是如何写大字报的。通常都是找份报纸，挑出其中一篇文章，除了头尾改改，其他部分照抄。比方说，人民日报说，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你就把这部分缩小一点，换成信江两岸，就成了贵溪县了。从那时我就明白了大字报的写法，对以后的作文不无小补。
爸爸周末进城，有时也带我去。走二十来里路，还能对付。到了城里逛逛书店，吃一碗阳春面，或者肉丝面，算是开洋荤了。有一次往回赶路的时候，口渴得紧，路旁又找不到水井，快受不了了。爸爸想起一个朋友，杨树环老师，在柏里中学教书。于是我们找到杨老师家。杨老师热情好客，给了我一个红红的苹果。那是我第一次吃苹果。又香又甜的红苹果！
从杨老师家出来，爸爸告诉我，杨老师是右派。杨老师是我第一个亲眼见过的右派。想起他给我苹果时笑嘻嘻的模样，心里一股暖流。
多么和蔼可亲呀，右派原来是这样？
6
学校里一个姓丁的小学老师病了。丁老师是本村人。先是行走不便，然后不便行走，再后来就卧床不起，瘫痪了。
我去看过他。家里人把他推到户外，晒晒太阳。丁老师苍白如纸，骨瘦如柴。好好的一个人，几个月工夫，就变得如此疲弱不堪。
丁老师有个儿子，三四岁吧。别人问他，你爸会不会好哇？他总是信心十足，清脆响亮地回答：会，会好的！
大家都夸，这孩子真聪明懂事！
这又让我想起了奶奶打我的那一耳光了。此时此刻才弄明白，当时奶奶无非想从我口中，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口中，听一个好彩头，吃一颗定心丸。就这么一点小小的心愿，我竟不肯满足她。
我真的太值得那一耳光了！
有一段时间，外面谣言四起：以后升学或招工，可能要恢复考试，择优录取。爸爸说：“要那样就太好了。不过就算真那样，你也得有心理准备。我们家的情况，成绩比别人好一点点是不行的。要好很多才有希望。别人考六十分，你考七十分未必管用。你需要八十分九十分。”听起来虽然叫人泄气，但有考试总比没有强。
七三七四年，中国出了很多风云人物：黄帅，张铁生，张玉勤。张玉勤是个悲剧人物，因为外语没学好，写了一段顺口流：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样干革命。结果受到批判，自杀了。这些人和事虽然离我们千里万里，却照样影响我们的命运。
七五年的夏天，我初中毕业了。毕业以后，干什么呢？
我当时十三岁。 十三岁的小孩，除了继续读书，还能干吗？ 但高中有名额限制，并不是想上就上。这时升学不再考试了，要推荐。由谁推荐？是同学呢，还是老师？一共多少人可以升学？全都不清不楚。
到底能不能上高中呀？
回到家里，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7
树上的知了不厌其烦地叫着：知道知道知道……
我却不知道能不能上高中。
对爷爷我本来没有什么感觉。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他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这时有点怨恨他了。他是解放前病故的。真是一个财迷心窍的守财奴。历史给了这么好的机遇，却白白让它溜走了。为什么不变卖田地，把自己的病看好？难道田地比性命还重要？要是把田地都变卖了，即使病依然不好，至少可以留给后人体面一点的成份啊。这时就佩服痞子祖祖了。
一直没弄明白，痞子祖祖为什么叫“痞子”。痞子祖祖剃一个光头，说起话来笑嘻嘻的。他一笑，眼睛就迷成一条缝，额头就出现几条沟。很和蔼亲切的一位老人，看不出一点痞子劲。
痞子祖祖是隔壁邻居，我们两家墙挨着墙，他在我家西边。解放前他家颇有些田地。但他好赌，临解放时，把家里的田地全赌输了。奶奶老拿他做反面教材，告诉我们赌博的危害，要我们远离赌博。我却不以为然，觉得奶奶观念老旧，跟不上形势。痞子祖祖输光了田地，没过上几天穷日子，就碰上了解放, 成了响当当的贫农。贫农，多么光荣的金字招牌呀，不比几亩烂田几间破屋值钱得多？贫农，那是无形的财富，庇荫了他家好几代人。
贫农虽很高贵，但还有更加高贵的成份，那就是雇农。二流子是村里唯一的雇农。我曾经非常混蛋地想，要是二流子是我爷爷该多好，那样我就不用为上高中犯愁了。
二流子是人背后叫他的外号，当面可没人敢这么叫他。解放前好吃懒做，常干些偷鸡摸狗的无本买卖。都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他可是哪里的草都敢吃。父母的，兄弟的，左邻右舍的，全吃。最后惹怒了村里众人，被赶出了村子，流浪在外。谁知反而因祸得福，成了响当当的雇农。解放后回到村里，谁都惧他三分，用他自己的话说：“有毛主席撑腰，谁敢对我说个不字？” 谁家要是丢了东西，最先怀疑的就是他。可谁也对他没办法，他有毛主席撑腰嘛。要不是人缘实在太差，怎么也得当个干部。
记得小时候，有一天大家在玩捉迷藏，有人躲进了他家的柴禾堆，碰巧他从田里回来。他黑着脸，把锄头从肩膀上取下来，呼地往地上一砸，说：我一锄头脑砸死你们。可把大家吓坏了，玩得正起劲的小伙伴们顿时做鸟兽散……
还记得高我一级的二狗吗？他本来在署埔李家走读，后来因为学校调整，署埔李家的初中给裁掉了，他得到十几里外的地方寄宿。我们村小，读书的没几个，很容易被外村人欺负。二狗出身富农，经常有人拿他出气，他受不了，初中没读完就退学了。以前他中午都不睡觉，常去吊青蛙什么的，现在不行了。中午总得小睡一会。他说，干农活真累。干完一天活，骨头都要散架。读书好哇，作田命苦。听了二狗的话，我更加渴望读书！
但我却无能为力，只有耐心等待。
我不在家的时候，早上都是两个弟弟看鸡。现在又归我和大弟了。看完鸡，吃完早饭，就去拣稻穗，都是收割时落下的。我们兄妹四人，每天能拣不少。拣来的稻穗，放到屋顶上去晒，晒干了再脱粒。一个夏天下来，可以有一担谷子。
夏天的日子长，活儿累，可是天气热，一时半会又睡不着。于是吃完晚饭，就会拿个大蒲扇，端把小椅子，在村前的樟树底下乘凉，大人就围在一起说古，小孩就竖起耳朵听。我有自己的心事，常常独自到旁边的竹林中，看做梦的蜻蜓，听沙沙的风声，望月圆月缺。
我焦急等待，忧心重重，痛苦难熬！村里的大喇叭，每天都走着同样的流程：早晨东方红，中国出了个大救星；晚上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晚上早晨相互否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不间断。
每天早晨我都憧憬，爸爸会带回好消息；每天躺下又自我安慰，等明天吧，有明天就有希望！
九月一号是一个分水岭。离这天越近，心里就越着急。如果到了九月一号还没有消息，一定是凶多吉少。
广播里突然评起水浒来了。评水浒，批宋江，大家都有点纳闷。宋江不是梁山好汉吗？怎么也得罪了主席？宋江既然得罪了主席，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还未读过水浒，通过广播知道了，宋江个矮，皮肤黑，家里是地主。是个小吏，架空晁盖，后来坐上梁山第一把交椅。我有心事，宋江是不是投降派，对我关系不大。我关心的是爸爸能带回好消息。
我要读书！
就这样等啊，等啊，越等到后来，越茶饭不香, 度日如年。八月三十一号，正要绝望的时候，爸爸回来了。爸爸说，明天带我去报到。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吃晚饭的时候，爸爸说，丁小琴已决定结婚，不读高中了。项宝良要上共大, 李财生打算学手艺, 还有两个同学成份不好，已决定回家务农。结果呢，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那个度日如年的夏天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