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六九年春天，爸爸带我去报名上学。学校就在村前的红土岗上，离家有二三里地。红土岗上孤零零的立着一排平房，靠东边的几间是养猪场，西边的几间做教室。
学校只有两位老师，都姓徐，负责四个年级。碰巧只有我一人上一年级，老师为了省事，直接让我上二年级了。那时语文就是背语录，算术就是背口诀，不用特别费力。
年长的同学告诉我，养猪场的糠很甜，能吃。我不信。那时乡下吃米，都是到石碾坊碾，或者到水碓里去舂，糠几乎就是稻谷皮，很粗糙，连鸡都不大愿吃，人根本咽不下。他们下课带我去看，米糠很细，像粉似的，根本不是家里的那种糠。跟着他们学，我用舌头舔了舔。不错，真的有甜味。于是下课时，都去抓一把糠吃。不久就被饲养员发现，大骂：兔崽子们，跟我的猪争吃的。从此米糠里就掺和了乡下的那种粗糠，不好吃了。
二年级和三年级共用一个教室。面对黑板，左半边是二年级，右半边是三年级。当老师给一个年级上课的时候，另一年级就默读，默写或做作业。我有时也偷听三年级讲课。那时他们上珠算课。珠算就是打算盘，不少人都头疼。学珠算通常从三个六开始。什么是三个六呢？就是从１加２一直加到36，最后答案是666，简称三个六。三个六有好处，就是最后结果如不是三个六，肯定有错。不少人啃吃啃吃，最后总差一点，只好卷土重来。更难一些就要一直加到100。
黑板上挂着一个大算盘，老师边背口诀边示范。口诀是这样的：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退六进一，……
我对口诀只记了大概，但对我以后学习却大有帮助，轮到我学珠算时一点也不难了。
我虽读二年级，三年级却有两个同学叫我难忘。一个叫一钵饭，另一个叫谁更大。
谁更大是个女孩，人看着不傻，却总弄不清谁大谁小。你问她，有两个人，一个六零年生，一个五九年生，哪一个年龄大，她总告诉你六零年生的大。她的理由很简单：60比59大。
一钵饭是男孩，个子高大。
那时我们一天有五堂课：上午三堂，下午两堂，中午回家吃饭。一钵饭家里较远，因此中午总带一钵饭到学校吃。钵比一般的碗都大，他的饭堆得比山还高。
每天早上，他要先放牛，牛吃饱了，他就骑在牛背上，悠哉悠哉赶到学校。到了学校，将牛系在一棵树上，旁边放一把干稻草，就去上课了。下午放学了，照样先放牛，然后悠哉悠哉骑回家。
一钵饭名气很大，连大人都知道。大家编排他：每天带一钵饭，到了学校就吃，饭吃完了，就该放学回家了。这么说他，主要是那饭真是吓人的多。其实很少有人见过他吃饭，他吃饭的时候，我们都回家了。
放寒假了，我去给外婆拜年，在她那里住了些日子。外婆也不识字，但坚持要我每天学习，我就每天背一篇新课文给她听。
每篇都是这样开头：毛主席语录。然后才是不同的语录。外婆不高兴了，对我说，怎么天天都是同样的东西，因为她只记得毛主席语录这一句，认为是我唬弄她。我不服气，说明明不一样吗，外婆为啥非说一样？
以前每年外婆都要到我家住些日子，妈妈没了，外婆就不再到我家来了，我也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去看望她。
外婆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妈妈是她宠爱的小女儿，妈妈没了，外婆的头发白了许多。
2
小彦随父母下放到我们村。小彦的父亲姓丁，母亲姓李，都是正牌的大学生。他们是从南昌下放来的。南昌是江西的省会。村里人除了我爸去过省城，其它人最多到过县城。在村里，我爸算是最有学问的人了，但他只是初中肄业。大学生，大家扳着手指往上算，比我爸还高好几级，大知识分子呀。小彦她妈后来到我们学校教书。她从一年级教起，从未教过我，我那时已上三年级了。
小彦上面有三个姐姐，她最小，比我还小二岁。我们和她一起玩，跟她家别人却不很熟。除了她和她最小的姐姐，她家其它人都听不懂我们的话。小彦行，不久就能当翻译了。我爱和她一起玩，主要是觉得她好看。她的穿着很特别，打扮和乡下人不一样。乡下那些与她年龄相当的男孩还穿开裆裤，她就经常笑话他们，老用小手刮刮脸。不知穿开裆裤是为了省布，还是为了方便，总之是挺羞人的。
小彦的爸爸骂她的时候，总说她讨厌。那些被她羞过脸的男孩子有时就故意气她，叫她讨厌。他们不停地说：
小彦讨厌
讨厌小彦
小彦小彦
讨厌讨厌。
小彦听了就会哭。我不喜欢她哭，她笑的样子更好看。
收割稻子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捡失落的稻穗。一根一根的捡，捡到够一把，就用稻杆扎起来，放到带去的小篮子里，再捡下一把，然后一块带回家。小彦也学着捡稻穗。但她将捡到的稻穗交给公上，就是交还给生产队里。我们觉得她奇怪，她却觉得我们自私。过了一些日子，她也不交公了。她家养了几只小鸡，她要带回家喂鸡。说来很好笑，她们一家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我们却将她教育成了自私的人。
比小彦家晚些日子到我们村的，还有四个上海女知青，分别姓端木，陈，张和杨。大家叫小陈，小张和小杨，唯独不叫小端木，而叫端木玲玲。小张较矮，玲玲较胖。小陈和小杨个高，小陈白晰晰的，小杨黑瘦瘦的。
小张活泼，村里让她教我们唱歌。唱东方红，唱国际歌。乡下人愚昧，刚唱完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马上又唱中国出了个大救星，没有人觉得不妥。当然广播喇叭里也是这么唱的。全中国人都这么唱，包括最最聪明的那批人。唱到英特纳雄耐尔，谁都不明白那是什么东东。有一段日子，广播里老骂苏修，骂北极熊。我一直以为，苏修就在村子后面的那些群山后面。有时上山砍柴，就会踮起脚尖向北望，以为能看到北极熊。
有一天，小陈站在水塘里洗衣物。可能时间久了，有几条蚂蟥爬上大腿，小陈感到腿痒痒的，低头一看，吓坏了。她大喊大叫，又蹦又跳，想把蚂蟥抖下来。老天爷，蚂蟥是不可能抖下来的。最后还是一个小不点男孩帮她抓了下来。小不点好心，还要顺着大腿往上看，看里面还有没有。小陈红着脸，大家都笑了。过后有人使坏，问小男孩还看到了什么。
高高黑黑瘦瘦的小杨，平日话不多，好像总有心事。很出人意料，她却早早的草草的嫁给了邻村一个农民，当时的大队会计。
四人之中，端木玲玲干活最踏实，最能吃苦，没什么心计，社员中口碑最好，很快被调到公社当什么干事去了。
几个知青在农村，学到了什么呢？一定发现了，红旗飘扬了二十几年的农村，农民的日子依旧清苦难过。有些人家，一年到头，一件像样的衣裤都穿不上。平日没有肉食，清汤寡水。干活辛辛苦苦，过得饥肠饿肚。
天高云淡，何时还我故乡？春来冬去，梦中常回故里。
小张最健康好动，却最早以有病为由回了上海。其次是小陈，回城的理由不清楚了。端木玲玲七七年考上大学走了。小杨家里没有背景，别人都回城了，她却回不了，常常以泪洗面。不到三十岁的小杨，弯腰驼背，神情萎顿。
小彦一家也走了，先是到了贵溪县城，然后回到了省城。
3
农民每年都要按规定向国家上交一定数额的粮食。
我们一年种两季水稻。收割完毕，就会选在不太忙的日子，把粮食送到收购站。在离村十几里处，有个叫硬石岭的地方，那里有个收购站。崎岖的山路上，独轮车吱呀吱呀的响。村里的壮劳力顶着似火的骄阳，挥汗如雨。农民将晒干的稻谷用麻袋装好，一麻袋有一百来斤。一辆独轮车，左右各放两袋。一车有四五百斤，一天跑两趟。有时安排一个前面拉车的，就会一边放三袋。通常得十天半月才能将公粮送完。
七零年夏天，还是用老法子交送公粮，秋天却换了新花样。
还记得红土岗上修的公路吗？红土岗上的公路早已修好，真正启用却是七零年的事了。那年秋天，大家奔走相告：拖拉机来了，看拖拉机哟，看拖拉机去哟！
拖拉机是个新鲜事物，奶奶再三告诫：不能在拖拉机前面等着看，不能在拖拉机后面追着看，也不能在拖拉机两侧太近看，只能站在远远的地方看。奶奶怕拖拉机压着我们。这些限制实在太大，心里虽然不高兴，却不敢违背奶奶的意思。惹得奶奶伤心，奶奶就要抹着眼泪，我们就得跟着哭。有些胆大的孩子，趁着拖拉机减速，偷偷爬上拖拉机的拖斗，神神气气地站在那里，看了实在叫人眼红。
拖拉机来到红土岗上，是来收公粮的。由于公路没有通到村里的仓库，大家就用麻袋装好稻谷，再用独轮车送到红土岗上，然后集中装上拖拉机。这样就省事多了，两三天功夫就将公粮拉完了。
公粮一拉完，队里的仓库就基本上空了。大人就开始担心，茫茫冬日，日子可怎么过呀？家家户户的余粮都不多了！
晚秋时节，连着十几天，老天都阴沉着脸，断断续续飘着细雨。家里的干柴用完了，湿漉漉的柴火弄得满屋子都是烟。奶奶咳嗽着，用衣袖抹一抹眼角的泪水，说：“家里的米缸都见底了，叔叔又还在外面的水利工地，天又不见晴。要是路不滑，也可让你和弟弟去姑姑家一趟，先要些米面回来。”
这时候，就听见弟弟妹妹喊姑姑，不一会，就听到姑姑喊妈。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姑姑给我们挑来了小半担米，还有几斤腌好的咸猪肉。姑姑脱下雨衣。奶奶可高兴了，给姑姑捞了一碗稠一点的稀饭。姑姑看见了，把饭到回锅里，搅拌了一下，再从中给自己盛了一碗。喝完稀饭，姑姑就走了。
年关近了，在外面兴修水利的壮劳力都回来了，家家户户都快没粮了，这时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毛主席给大家送粮过年来了。老百姓兴高采烈，敲锣打鼓，感谢毛主席雪中送炭，大家有返销粮买了。
什么是返销粮啊？就是老百姓可以向国家购买一定数额的粮食。平常都是老百姓交公粮，现在老百姓没米下锅，国家就下拨一些粮食卖回给农民。国家卖给农民的粮食，是陈粮，十四块六一百斤，农民卖给国家的粮食是刚收割的，九块六一百斤。一进一出，差价五块，大斗进小斗出，但凡有一点办法，谁也不愿吃返销粮啊！
伟大领袖很关心百姓生活，教导大家：闲时吃稀，忙时吃干。老百姓也很听话，总是搭配芋头红薯南瓜白菜。芋头煮饭，白菜煮饭，红薯熬粥，南瓜熬粥，一个冬天就熬过来了。
那时过年是件大事。再穷的人家，都要有几个荤菜。家境好一点的，还能杀一两只鸡。
七零年的年关，家里很不景气。年三十一大早，我帮叔叔往独轮车上装劈柴，叔叔要推到余江城里去卖。叔叔边装边骂：这年头怎么越过越不像日子，自家烧湿柴火，好劈柴却要拿去卖。烧着湿柴火的奶奶照例咳嗽着，好半天都缓不过劲来。我对奶奶说：奶奶，等我长大了，要挣好多好多的钱，专门去买别人的劈柴烧。奶奶抹着眼泪笑着说：好哇，奶奶就等那一天呢。
那天的年夜饭吃得很晚，在别人家的爆竹声中，我们早早睡去。
开春的时候，大家的米缸又见底了。
听，欢天喜地歌功颂德的锣鼓又敲响了。
4
吃早饭的时候，住在村西头的发妮奶奶来到我家。
奶奶放下碗筷，问：“发妹子，吃过了？”
“吃过了，”发妮奶奶说：“牡花姐，今天上面要来检查。”
“晓得了，妹子走好。”
发妮奶奶走了。奶奶匆匆喝完照得见人影的稀饭，拿起家里的大扫把也走了。
奶奶先去打扫村里的公共大厅，接着打扫村前的那块空地，然后再扫村头村尾的几个角落。那些都是村子的门面，上面来人，都看得见。每次上面有人来，奶奶都会尽心尽力，将它们打扫干净。
小彦不懂事，说：“XX的奶奶老做好事，是活雷锋。”
我的脸红到了脖子根。
奶奶不是活雷锋，是地主分子。打扫公共场所，是她份内的事，虽无报酬，和好事却一点都不沾边。那是一种侮辱人的活，每次发妮奶奶来传话，都好言好语，和颜悦色，怕伤着奶奶。奶奶却不在意，觉得生活或许本该如此，哪朝哪代没有受屈的人呢？谁碰上了，都得受着。人命大不过天嘛。
这么逆来顺受的奶奶，据说也曾对天长哭：老天爷呀，连要饭都不许，还要不要叫我们活呀？！
那是我出生以前的事了。四九年的时候，爷爷得了重病，舍不得卖田卖地，走了。留下了我爸，我姑和还未出世的叔叔。爸爸那时正在余江读书，初中尚未毕业，只好中途退学。
那年爸爸十六岁。当时家里有两个长工，其中一个姓黄，住在靠西的邻村宋家，另一个住在靠东的邻村何家。
回到家里，宋家的长工黄爷爷对我爸说：小东家，今年田里收成不好，我家租种你的地，可不可以让点利？爸爸年纪小，不知道让利的具体意思，问他。他说，就是能不能晚交一点租，少交一点租。爸爸想，家里又不缺粮食，晚交一点，少交一点，有什么关系，就答应了。黄爷爷说，小东家和老东家一样厚道。好人有好报，虽然老东家不在了，你家照样能发达！
爸爸当了几天家，就解放了，家里的田地也被分了。爸爸因为年青，地主分子的帽子，就给了奶奶。
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偏偏这时候爸爸病了。大腿溃烂，后背生疮，不能行走，卧病在床。家里没有吃的，奶奶牵着姑姑，背着叔叔，四处要饭。奶奶人缘好，每次出去，都能满载而归。然而好景不长，奶奶要饭的事被土改官员发现，他们不干了。说：地主分子不许要饭。
奶奶哭了，问天问地，天地不语。
这时原来的长工黄爷爷已做了当地一名小官。他得知了我奶奶的情况，托人捎话：嫂子别怕，有我在，不会饿死你们。他白天把粮食偷偷放到我们邻居梅花奶奶家，晚上，梅花奶奶再悄悄地送给我奶奶。人间有真情，每每说起这些，奶奶都流着眼泪说，他们都是我家的恩人呀，孩子。
妈妈刚走的时候，有好心人问，小妹妹舍不舍得送人？爸爸还在外地养猪，家里只有奶奶和叔叔。奶奶说，自家的骨肉，不到万不得已，哪能轻易送人？再苦，还能苦过刚解放那年？妹妹尚未断奶，家里又没有什么好吃的，奶奶就厚着脸皮，在别人喂奶的时候，让妹妹去噌几口。还是奶奶人缘好，喂奶的人家，往往也惦记我妹。
一天吃完晚饭，奶奶收拾好碗筷，喂完猪食，关好鸡屋的小门，又坐到了简陋的饭桌上。浑暗的麻油灯把奶奶瘦削的身影映在灰暗的土墙上。我帮奶奶把细麻线传进了针眼里，奶奶又开始纳鞋底了。
奶奶老了，眼神越来越不行了，但却不肯闲着。老是念叨着：老了，老了，该回老家啰。
灯芯花越来越大，灯却越来越暗，奶奶拿起针挑起灯花，然后眯起了眼睛，用手使劲按了按额头。
奶奶说：灯花这么大，是不是有贵客要来呀？
说到这里，奶奶又念叨开了。家里的咸鱼咸肉都没有了，鸡蛋也没有几个了。来了客人拿什么招待呀？
说着说着，奶奶说，瞎子祖祖好久没来过了，不知身体好不好，会不会是他要来呢？
奶奶又说，明天你去姑姑家借点咸鱼咸肉吧。说完又自言自语道：说是借，猴年马月才能还呀！
姑父是篾匠，菜篮，箩筐什么的，都会做。乡下有门手艺很不错，帮人做活，除有不错的工钱外，还可以在别人家吃饭，省下自己的口粮。因此姑姑家的的早饭常有干饭。我家就不一样，早上都是稀饭，可以照得见人影。作手艺还有一个好处，有些人家拿不出工钱，有时愿意用猪肉折算。那时的猪肉可金贵啦。姑姑家常有些咸鱼咸肉。我也就常到姑姑家借。
瞎子祖祖是谁呀？还记得杨家敲钟的老人吗？瞎子祖祖就是他。
瞎子祖祖并不瞎。左眼角上有个很大的黑痣，左眼白眼球稍多一点，但右眼视力却不差。他是余江县人，和我家并不沾亲带故。在杨家给老师们做饭的时候，爸爸叫他“细细”，就是叔叔的意思。现在不做饭了，常常会卖一些油印的年历月历。那些年历月历，都是手写的，里面注明哪天哪日是什么日子。一般五分钱一张。
瞎子祖祖是我家的恩人，奶奶尤其看重他，他先后两次救过我爸的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次爸爸寻短见，把绳子拴好，脚底的垫凳都已踢开了，瞎子祖祖看见了，死命抱住我爸。
一天下午，太阳还老高老高，大路上走过一个老人。奶奶眼神不好，却会认人。奶奶说，那是不是瞎子祖祖呀？我一看，一个老头拄着拐棍，吃力地行走着，正是瞎子祖祖呀。奶奶说，快去，叫瞎子祖祖家里来。瞎子祖祖不肯，不愿麻烦我们。奶奶不依，一定要他到我家吃饭，第二天再走。
瞎子祖祖苍老多了。家里日子也不好过，老是和儿媳合不来。身体不好，还是硬撑着出来弄些外快，比在家看脸色强。其实私自买卖日历月历并不合法，但大家都心知肚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人计较。是呀，谁愿意去为难一个体弱的老人呢？
看着瞎子祖祖苍老的身体，奶奶狠心杀了一只鸡。
5
沿大路往西走两里地，会碰到一个叫宋家的村子。宋家分前宋和后宋。后宋有几十户人家，前宋有十几户人家。前宋后宋隔着几百米宽的一片水田。从后宋过前宋有一条东南方向的大路，直接通往学校。
我们上学，同常有三种走法。最近的一种走法，就是沿田间小路直奔正南，先到红土岗上，然后沿一条往南稍稍偏西的蜿蜒小路直接到学校。这是最常走的路。第二种走法，就是走田间小路，路过前宋，插到宋家通往学校的大路。第三种走法，是沿我们的大路奔西走，先到后宋，再由后宋到学校。这种走法有点绕，很少走。由于后宋有一个国营小商店，有时顺路买点火柴肥皂之类的小东西，会走这条路。
那时上学，我们村人多的时候有七八个人，算得上浩浩荡荡了。
一天中午，我们经过前宋。有一个苍白的老人在自家门前坐在有靠背的椅子上晒太阳。我们当中有几个坏小子，喊：“徐德，拐子，徐德，拐子。”老人的一个儿子，怒气冲冲跑出来，看看是谁喊。大家一窝蜂的跑。
我和弟弟也跟着跑。
这一跑，糟了。
下午放学回到家里，奶奶阴沉着脸，桌上放了一个打人用的小竹条。奶奶要用家法了，奶奶要打谁呀？
奶奶叫住我和弟弟，问我们，中午干过什么好事。中午干好事？没有哇。奶奶提个醒，问有没有喊“徐德拐子”。我们不承认，说没有。
奶奶说，我老了，没有力气了，打人也打不疼。今天我不打你们，只跟你们讲道理，你们要不爱听，你爸爸回来了，让他教训你们。你们听不听道理？
奶奶我们听。
那好，你们仔细听。
奶奶问，徐德，是你们叫的吗？当地习俗，小孩对长辈直呼其名，就是骂人。我们说，我们没叫。要叫，你们得叫祖祖，知道吗？知道了，奶奶。
奶奶又问：拐子，是你们能叫的吗？你知道他是怎样成了拐子的吗？徐德祖祖以前可不拐，是被人活活打拐的呀。
奶奶说，徐德祖祖对我家有恩。要知恩图报，不能恩将仇报，懂不懂？懂了，奶奶。
刚解放时，你爸爸卧病在床，整整一年，那一年，徐德祖祖没少看我们。后来爸爸能下地了，就去山上砍柴。柴晒干了，就挑到余江去卖。后来县里招老师，是徐德祖祖报的信。当地当官的阻拦，不让爸爸报，说我们家是地主。徐德祖祖帮着出点子，报上名，考上了老师。没有徐德祖祖，你爸爸就还在田里种地，哪有现在这么体面？（奶奶糊涂，爸爸现在在养猪，不怎么体面了。）
徐德祖祖有学问，解放时还当老师，也受人尊敬过，到后来才被批斗挨打，给打坏了。
奶奶讲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故事。
你们为什么喊徐德拐子？
奶奶，我们没喊，是别人喊，他们说他是坏人。
说是坏人，就是坏人啦？就可随便骂啦？你奶奶不也是坏人吗？你喜欢别人骂吗？你们自己会骂吗？你爸爸也当过坏人，别人打了，你不也知道哭？
将心比心啊，孩子。奶奶没读过书，不识字，没有你们有本事。但奶奶懂的道理，你们不能不懂。不懂做人的道理，不行！书不能读到狗肚子里去！
奶奶平常都是教我们，吃饭的时候，大人没捧碗，不能先捧碗。长辈没动筷，不能先动筷。好菜不能拼命吃。自己吃完了，要叫别人慢慢吃。很少这么语重心长讲一大堆。
我们一下子长大了不少。
6
家里有一把精致的尺子，是竹篾做的，上面的刻字非常工整。那是妈妈裁衣服用过的尺子，我一直以为是店里买的。
有一天，爸爸对着那把尺子发楞。爸爸说：这把尺子，是炮炮做的。我的心一阵发紧。
炮炮是当地小孩骂人的话。小孩骂人，通常如此：
“你欺负人，会不得好死。你是炮炮。”
“是你欺负人，你才是炮炮。”
“你是炮炮。”
“你是炮炮。”
……
炮炮是徐德祖祖的大儿子，聪明伶俐，书读得好。在县中读书时，老在年级中拿第一第二。九十年代，从外地调来一位县委书记。书记一来，就打听他的一位同窗好友：读书的时候，他们老是轮流拿第一第二，既激烈竞争，又相互爱惜。那位好友就是炮炮。他还不知道，炮炮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
炮炮高中还未毕业，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回到了老家。那时他爸爸已经被批斗了。他爸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当过基层的一个小官。刚解放时还没大事，还当上人民教师。后来革命越来越激烈了，理所当然成了阶级敌人。文革暴发，他爸首当其冲。健健康康的一个老人，硬是活活给打成了拐子，没法站立。
他爸被打成了拐子，革命群众并未罢休。毛主席的革命群众，想象力非常丰富。不能抬着拐子去游街哇，那样岂不变成抬大轿，美得你。他们想出了更好的点子：让炮炮顶替他爸游街示众。
年幼的炮炮承受着不能承受之重。
一天游街， 经过邻村泰龙江宋的时候，炮炮一头栽进了路旁的古井。
炮炮那年才十六岁。
7
通常，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把家里的鸡抬到田里去，让它们吃些跌落的谷粒和小虫子。看看天色不早，再将鸡赶回笼子，抬回家。吃完早饭，就得去学堂了。
学校在家前面的红土岗上，离家有两三里地。我们一天上五节课：上午三节课，下午两节课。中午回家吃饭。
下午两节课过后，大家作鸟兽散，各自回到自己的家里。可是日子还早，太阳一点也没有要下山的意思。我们就不能闲着了，有时去砍柴，有时讨猪草。那时家家户户都得养一头或两头猪。不养不行，因为国家有指标，一年或两年，要向国家上交一头猪。家里人口多的，一年就得上交一头。养两头有几个原因：第一，家里逢年过节，就靠这一头猪，只养一头，自己就没有吃的。第二，一头猪不好养，有点像独生子，娇气，不易长膘。有两头，它们就得抢着吃，反而长得快。偶尔也有养三头的。超过三头，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得割掉了。
养猪耗费粮食。人都没有足够吃的，猪自然没有好伙食。家家户户都有一块自留地，种的菜也只够人吃。于是猪的饮食，就是米糠以及人吃剩下的饭菜和洗锅水。洗锅水常有，剩饭剩菜却既不常有，也不够多。于是我们得讨猪草。
何为讨猪草？不是拿着一个盆子，求爷爷，告奶奶：各位行行善，给点好猪草。没有这么浪漫。我们得挎着竹篮子，到野外的田地里，低着头，弯着腰，一棵草一棵草地拔，手头上攒了一把，放进篮子里，再去攒下一把。攒满一篮子，在村口的池塘里洗干净，带回家，放进锅里和水煮。富裕一些的人家，就会多加一把米。
讨猪草不难吧？可是草不给你面子。不是什么草都行。长得茂盛的草，猪往往不吃。猪爱吃的，它就那么稀稀拉拉地长着。要讨一篮草，可费工夫了。什么东西一费工夫，就显得沉闷无趣。
无趣的日子如何打发？于是就有人发明了埋花。埋花是这样的：比如说有五个人吧，一个作庄家，其它四个去拔草。作庄家的干什么呢？他（或她）挖五个小坑，其中一个放花，其它四个空着，再用土盖上。然后让其它四人每人各挑一个坑，剩下的归庄家。谁的坑里有花，那些草就归他。赢家就是下一轮的庄家。依此类推，循环往复。其实应该叫猜花更为贴切。庄家的唯一好处，就是不需要拔草。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发明，时光过得却快多了。有时赶上运气差，天都快黑了，篮里只有小半篮草，这样回家是会挨说的。怎么办呢？那时时兴一首歌，歌词大意是：人民公社人人夸，咱把公社当自家。这时候，就胡乱拔几把红花草，放到篮底下，上面盖一些讨来的猪草，遮人眼目。红花草嫩，猪爱吃。但红花草是集体的，主要是用来沤肥。这时候，没办法，就只好把公社真当自家了。
村前有一棵古老的樟树，旁边有两片小竹林。晚风吹来，小竹林沙沙作响，小青蜓在竹叶上睡觉，颇有一些诗意。天气好的时候，大家会搬着小板凳出来乘凉。樟树底下蚊子不多，年纪大一些的，就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伴着皎洁的月光，我们听着听着，就该回家睡觉了。
一天就这样过去，象流水一样。
8
后宋在当地算是大村子了。后宋村后有个很大的晒谷场，隔半月一月的会在那里放一场露天电影。电影是当时最高级的娱乐了，一有电影，方圆十几里的人都会去。虽然翻来覆去总是几部老电影，大家还都乐此不疲。乡下的生活实在太单调了！
后宋还有一个大礼堂，装得下几百人。有时下雨了，碰巧有电影，就会在礼堂里放。每年正月，各地的宣传队来了，都在礼堂里演出。虽然水平不咋的，还总会博得满堂喝彩，尤其当演员里有大家熟悉的人。那时大家就不是单单看戏了。
“那是何家某某的大女儿，长得多好啊。”
“是啊，演得也不错。有了人家了吗？”
“那个小伙也不错，那不是江家某某的儿子吗？刁得一扮得真像，演活了耶。”
“是啊，这小子平日也挺刁的。”
戏演完了，大家意犹未尽，还要求再表演一个。台上的说已经没有节目了，或者是太晚了，台下就起哄。观众扯着嗓子喊：“一，二，三，快快！时间，宝贵！”于是台上让步了，再表演一个小节目。完了演员们就收拾道具，卸了妆，再去吃生产队里准备好了的夜宵。
一九七一年的秋天，一个星期六下午，附近几个村的社员要在后宋开大会。
通常星期六下午没课，我和长寿决定绕道到后宋，也去看看热闹。乡下的热闹太少了。
到了后宋大礼堂。大礼堂居然有人把守。
“哪个村的？”
“卢家。”
“几岁？”
“十岁。”
“去，去去，不到十一岁不许进，回家去吧。”
农村里讲的都是虚岁。这是干什么哪？弄得这么神秘。以前看戏看电影都没人管，这是怎么了？我肚子还饿着，本来就没想非进不可，就回家了。还得吃午饭呢。吃了饭，还得去讨猪草。
长寿和我同龄，比我晚一年上学，所以比我低两级。这小子鬼精，越不让进，越觉得这热闹有看头，非看不可。他在外面遛了一圈，再回去的时候，就凭空给自己长了一岁。
礼拜一上午，上课铃还没响，班上有个同学，指指划划，骂骂叨叨。教室里面有幅画，是林彪和主席的合影，兄弟俩都穿着绿军装，笑得很开心。他说：这个林秃子，当面笑里藏刀，背后却下毒手。骂谁呢？谁是林秃子呀？顺着他的手指，才知他骂的是林副主席。
敢骂林副主席，真是胆大包天，那是永远健康的副统帅呀，毛主席最最亲密的战友。我说，好哇，你骂林副统帅。
这位同学，一下子激动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骂，你是个小反革命，还不让人骂林秃子。我一下子给弄昏了头。林秃子？反革命？明明你才是反革命嘛！这时教语文的徐老师走进教室，把所有有林彪的画像都取了下来。徐老师告诉大家，林彪是隐藏在党内的反动派，早在井岗山的时候，就怀疑红旗能打多久。毛主席想治病救人，可他已无药可救，直到自取灭亡。这时我才明白，林彪真是林秃子了，不再是大家敬仰的副统帅了。毛主席最最亲密的战友，原来一直想谋害主席。真是太可怕了，太不可思议了。刘少奇是睡在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林彪又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主席的日子真不好过。他们这样坏，主席还选他们做接班人，好心没好报，真是农夫和毒蛇呀。整整一天，我都在担惊受怕。好险，差一点成了小反革命，老早为什么没有看出他的秃顶来？
原来周六的社员大会，讲的就是林彪这件事。我一直奇怪，叔叔去开会了，回来怎么不跟我说说？更加奇怪的是，长寿也没有同我提起。他明明知道我没有瞧成热闹，那可是显摆的大好时机呀。我比他高两级，就经常在他那里显摆。吓唬他珠算有多难，造句如何高不可攀。作文嘛，更是难于上青天。
为什么弄得这样神神秘秘？为什么大家守口如瓶？
接下来的好多天，老师要帮我们肃清林彪的流毒，简称林毒。
林毒很多很广，一时难以肃清。比如，“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是林彪说过的，我们以后不能再说了。四个伟大，也是林彪提的，也不宜再提。再比如，林彪还说过：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也不可再传播。
林彪说过很多话呀，我们都不可说吗？我们又如何知道，哪些话是他说过的，哪些不是呀？这真是太为难了。
大家都说，林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我们还可以挥语录，喊万岁吗？不让挥，不让喊，这日子还怎么过？幸好，万岁照常喊，语录依旧挥。
林彪这事真是太精彩了，小朋友们也开始兴高采烈讨论起来。
林副统帅，谋害主席，自己却摔死在温都尔汗。温都尔汗在哪里呀？一定离我们后山很远。主席是什么人哪，你一个秃子，也不照照镜子。主席多厉害，你肚子里想什么，里面有几条蛔虫，主席能不一清二楚？你跟主席耍阴谋，能耍得过吗？大家一致认为：这世界上，谁也不可能斗得过主席。
从此林彪就成了坏人。既是坏人，就可人人喊打。大家纷纷表示，要将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一个人已经死了，如何还用打翻在地，又如何还能翻身，当时不清不楚，不明不白。
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事多了。比如，林彪这事跟我爸就有关系。
一个养猪的，能跟林副统帅有关系？
能！
世上万事万物都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这是毛主席的辩证法。
我爸已经养了几年猪了，可以算是半个养猪专家。爸爸本来是教育人的老师，因为刘少奇的关系，挨了革命群众的打，成了养猪的。这下好了，又因为林彪的关系，爸爸要再次当老师回去育人了。养猪和育人的角色不断转化，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无比强大。
后来爸爸告诉我，他能当上老师，还真的和刘少奇有点关系。他卧病在床一年后，终于能下地干活了。他上山砍柴，晒干了挑到余江县城去卖。有一天卖了干柴，用零钱买了一本书，是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爸爸读完后，知道自己属剥削阶级，弄明白了家里的田地被人分了为什么合情合理。后来他想方设法报名考上了老师，就用上了修养中学到的东西。他痛批了自己的剥削阶级背景，发誓要为革命事业作贡献。(我没读过黑修养，未能具体核实内容，存疑。)
这次爸爸被分配到了金沙中小学。金沙中小学在东湖山彭家。
9
过年在乡下是重头戏。
连着好几年，家里都没有过过像样的年了。奶奶说，今年过年，得好好操办操办。爸爸回去教书了，这就是大喜事，要庆贺庆贺。过年要杀两只献鸡，我们每人都能吃上大鸡腿。
乡下讲究鸡肉鱼蛋。没有鸡，过年就欠缺点什么。杀两只鸡？我们两眼都放光！开天辟地的大喜事呀，我们兄妹扳着手指盼过年。
奶奶说的献鸡，实际上是阉割过的鸡。献只是发音，具体如何写，不得而知。暂且写作阉鸡吧。
乡下鸡分几等：公鸡，母鸡，阉鸡和小鸡。通常都是自家攒鸡蛋孵小鸡。孵出的小鸡，长得半大，才能分清公母。公的一般只挑一只大的帅的留作公鸡，剩下的就请师傅阉了，养着做肉鸡，就是大家说的献鸡，母鸡留着下蛋。逢年过节，家境好的，都是杀阉鸡。公鸡一般不杀。公鸡别看个大，其实很轻，没什么分量。母鸡要留着下蛋，就更不杀了。阉鸡实在，小的一只能有三四斤重，大的有五六斤重。上海来的知青喜欢老母鸡，我们都奇怪：老骨头老肉，有什么好吃的。
离过年还有些日子。越盼年早来，它就越按部就班缓缓而来。
家里那时养了十来只大鸡，七八只小鸡。养鸡需要粮食，偏偏那年头粮食奇缺。人都很少吃的，哪来多余的粮食喂鸡呀？很多时候，鸡就吃些粗糠拌青菜叶。光吃粗糠青菜，鸡不容易长大。怎么办呢？
每天一大早，我和弟弟就把鸡从土砖砌成的鸡屋里抓进鸡笼里，然后把鸡抬到收割完的稻田里，让鸡吃些收割时剩落的谷粒和地里的小虫子。把鸡弄到野外觅些野食，我们叫看鸡。既然叫看鸡，就得看着鸡，不能把鸡弄丢了。
好好的鸡，怎么可能会弄丢了呢？鸡会丢，主要有三个原因。
往天上说，那时天上有老鹰。老鹰高高飞在天上，眼睛锐利无比。一不小心，它能急冲而下，抓住小鸡，腾空而去。所以我们手上得拿根小竹竿，时刻准备着。
往地下说，地上有黄鼠狼。黄鼠狼个虽不大，却是家禽的天敌。手上有根小竹竿，也算是有备无患。
还有，就是不要和别人家的鸡弄混了。好在家家户户，对自家鸡都了如指掌。看到不是自家鸡，就会把它赶出去，让它回到自己的鸡群。
我们家的那些鸡，都有各自的名字。给鸡起名字，不求浪漫，但求实用。貌似芦花者，就叫芦花鸡。全身乌漆发黑的，就叫乌鸡。又大又白的鸡，就叫大白鸡，简称大白。等等等等，诸如此类，一家老小都能明白是指那只鸡。
家里有只芦花鸡，是母鸡的模范。它能连着下四五天蛋，然后歇两三天，又连着下四五天蛋。家里的鸡蛋，有一小半是它下的。下完蛋，它绕着鸡窝转半圈，“咯咯”叫两声，奶奶听见了，会抓一把谷子扔给它，算是奖赏。没有听见，它也不再叫了，默默地到屋外去，到草丛里或是瓦片底下寻找吃食去了。
与芦花鸡相对的，就是大乌了。大乌个大，全身乌黑，下完一个蛋，得歇好几天。它下了一个蛋，动静可大了。绕着鸡窝不停地转，故意炫耀，“咯咯咯咯”叫个不停，吃完奶奶给的奖赏，还要“咯咯”，“咯咯”的叫。奶奶不耐烦了，只好拿起扫把去轰它：“去去去，几天才下一个蛋，还好意思叫个不停。”
几个月前，我们把家里的模范母鸡芦花鸡给弄丢了，一直耿耿于怀。芦花鸡丢得蹊跷，一直都搞不清如何丢的。那只聪明能干的芦花鸡呀，一直是我们心头的痛。
那天一大早，我们照例把鸡抓进鸡笼里。和往常一样，在母鸡的屁股后掂一掂，以确定有没有蛋。然后说：“奶奶，今天大乌，大黄都有蛋，芦花鸡还有蛋！” 说完话我和弟弟就抬起鸡笼走了。头天晚上就计划好了，东面畈上刚收割完几亩田水稻，我们要把鸡抬到那里去。
东面畈上有家里的一片菜园子。菜园旁有一条小溪，我们叫小港。小港宽处有丈来宽，窄处却只有几尺宽，使点劲就能跨过去。小港岸边有些小灌木丛。奶奶吩咐了，趁看鸡的空档，给菜浇点水。水就从小港里取。再顺便摘几个南瓜花。家里好久没有吃象样的菜了。缺油少肉的，大家嘴里不说，可一看到清汤寡水的饭菜，就提不起精神。奶奶说过多次了，要给我们做点好吃的。这不，最近的母鸡下蛋比较勤，奶奶归功于我和弟弟。奶奶要给做南瓜花炒蛋。
碰巧这天只有我们一家在东面畈上，不用耽心和别家的鸡弄混了，天上也没有老鹰的影子。放鸡的田里，南面是尚未收割的稻田，东面临近家里的菜园，西面和北面是小山岗。因此只需盯住西面和北面可能出现的黄鼠狼，就平安无事了。给菜浇完水，摘了几个大南瓜花，我和弟弟边看鸡，边捡一些失落的稻穂。田里失落的稻穂挺多，我们每人捡了好几把，捆在一起带回家。这是额外的收获了。想着中午有南瓜花鸡蛋，心里充满了阳光。
看看天色不早，我们把鸡拢起来，往鸡笼里赶。
不好，我和弟弟同时发现，芦花鸡不见了。聪明能干的芦花鸡呀，到底去了哪里？我们东找西找，一点线索也没有。没有黄鼠狼呀，没有老鹰呀，我们“咯咯”呼唤着芦花鸡，哪里有一点影子呀？我们顿时泄了气了。我们情愿不吃鸡蛋，可不能没有芦花鸡呀！
到了吃早饭的时候，奶奶等不到我们，迈着小脚找来了。看到我们哭丧着脸，也帮着呼唤了几声，知道没有希望了，忙着安慰我们。回到家里，我们沮丧到了极点。
芦花鸡是在东面畈上弄丢的。由于这个缘故，害怕触景生情，好久我们都不去东面畈上了。
水稻差不多收割完了。天气慢慢变凉。一天早上，我们又把鸡抬到了东面畈上。我们起得早，太阳还在东面的群山之中打盹。山脊上先露出一片红霞，随后红日冉冉升起。先是红彤彤的，象半个小盘子，慢慢越来越大。当一个完整的大盘子置于山顶之上时，鲜红色就变成了金黄色了。天也突然大亮起来。
几只大雁朝南飞着。我们称大雁为“水鸭”。我和弟弟同时喊着：
水鸭崽，
不成行，
落到港畔上。
水鸭没有理睬我们，继续它们朝南的行程。这时我突然想到，好久没看到成群的大雁了。早几年，时常能看到成群的大雁，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又是一字形，向远方飞去。然后又想起，我们也很久没见过老鹰了。
自从芦花鸡丢了，我们变得格外小心。我和弟弟，总得有个人全神灌注地盯着鸡群。
家里的菜园里新近栽了一些白菜，我得给它们浇点水。菜地里有些杂草，我也给它拔了。然后割了些韭菜。奶奶又要犒赏我们了。韭菜炒鸡蛋。我特别关照弟弟，千万要小心盯着鸡啊。
突然，弟弟说：哥，我们家的芦花鸡！
“什么？”，我问。
“芦花鸡!”，弟弟答。
芦花鸡？我不知他说些什么。
顺着弟弟指的方向，一只母鸡带着十来只毛茸茸的小鸡，正从北面的小山丘上向我们走来。那只昂首挺胸的母鸡，不正是我们丢失的芦花鸡吗？
有如失散的士兵找到了自己的部队，又象是遇见久别重逢的老友，芦花鸡带着它的小部队，飞快地向我们走来。
回到家里，奶奶甭提多高兴了。尤其是那些毛茸茸的小鸡，可爱极了。
思前想后，我们也明白了芦花鸡失踪的道理。
那一天，芦花鸡要下蛋。等不及回家，它自个就去找地方了。谢天谢地，没有遇着黄鼠狼。独自在野外呆着，有吃有喝的，日子比家里还舒适些。下了十几个蛋，就自作主张把它们孵成了小鸡。要是在家里，那些鸡蛋要么已换成了零钱，要么早成了吃食，哪有这些可爱的小鸡仔啊。
从此以后，芦花鸡更是咱家的宝贝了。
芦花鸡失而复得，真的是喜从天降。 吃完早饭去上学，一整天都精神气爽。
这一年是我们家的幸运之年，家里养的一头猪也格外争气，能吃能睡长得特别好，一年的功夫就接近两百斤。有这样一头大猪过年，自然是喜庆无比。
农民除了要向国家上交公粮，还要向国家上交生猪，也就是至少一百六十斤的活猪。上交多少按人口摊派。家里人口多的，一年就得上交一头。我家人口不多，两年上交一头。梅花奶奶家也是两年上交一头。
头一年家里上交了一头猪，这年就不用再交了。梅花奶奶家这年养的猪要上交，就计划从我家匀出去几十斤猪肉过年，下一年我家的猪要上交，就从梅花奶奶家拿回等量的猪肉过年了。当时的邻里之间，常用这种最最原始的交换方式互通有无。
过年的鱼如何解决？
村里有三口大水塘。每年开春的时候，生产队里会买些鱼苗放到水塘里，快到过年的时候，就会选择好日子把水塘里的水用水车车尽，过年的鱼虾，就由三口水塘解决。
通常都是先车干一口水塘，把里面的鱼虾淘尽之后，等塘里的泥土比较干了，再把塘泥挑出来，算是上好的肥料。然后蓄满水，再去车干另外的水塘。为什么要这样呢？不能一下子车干三口水塘，洗衣洗菜得有地方。
水塘里的鱼都不太大，大的鲤鱼草鱼有四五斤重，鲢鱼一两斤重。鱼是按各家人口数量抓阄分配。我们家六口人，往往分不到大的鲤鱼草鱼，大都是一两斤重的鲢鱼。鱼虽不大，过个年却是绰绰有余，足以胜任。
终于过年了。
大年三十，我们早早吃上了年夜饭。鸡肉鱼蛋摆满一桌，奶奶喜气洋洋，连连说，吃，吃，大家敞开肚子吃，想吃啥就吃啥，吃完年夜饭，大家就又长一岁了。家里杀了两只鸡，有四只大腿，奶奶留下两只，做待客用。另外两只，一分为二，分给我们兄妹四人。鸡腿是鸡身上最值钱的部位，我当时并不懂事，根本没有想到请奶奶吃。
吃完年夜饭，就去放鞭炮。我们家几年里头次放鞭炮，自是新奇无比。
更加新奇的是，我们兄妹四人，每人都头一次得到五分的压岁钱。
那个亮闪闪光灿灿的五分钱银毫子呀！
天黑下来，大家陆陆续续到了村里的公共大厅，那是大家守年夜的地方。大人小孩，穿着干净整齐的过年衣裳，聚集在大厅里。大厅挂着生产队里的大汽灯，明亮如昼。小朋友拿出各自的压岁钱，争相炫耀。有人的压岁钱是崭新的角票子，神气无比。我一点都不羡慕他们，因为我知道，压岁钱越多越不可靠。大人往往要代为保管，最终鸡飞蛋打。
除夕之夜，一年难得的热闹之夜，有锣有鼓，很多人都熬到天亮。
我也熬到很晚，然后怀揣着亮晶晶的银毫子，睡得香甜香甜。
想起我的芦花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