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妈妈走得很突然。
妈妈走时我七岁，两个弟弟和妹妹分别是五岁，三岁和一岁。
妈妈走了，我家的天就塌了。奶奶哭，我哭，弟弟妹妹跟着哭。
六十多岁的奶奶，用她疲弱的肩膀，艰难地撑起那片塌下来的天。
奶奶一天到晚忙。洗衣洗菜，淘米做饭。妹妹小，饿了自然要哭。奶奶就得停下手中的活，舀一小勺暗红色的沙糖，匀匀搅拌在温温的米汤中，喂给妹妹吃。有时糖没了，妹妹哭得凶，奶奶就会到村里也养着小孩的人家，求正喂奶的婶婶们匀两口。奶奶马不停蹄，忙了东头忙西头。就在这时，我学会了给奶奶打下手，往灶里续添柴禾。
一开始我心贪，拼命往灶里添柴禾，反而将火给灭了。奶奶抽出一小把柴禾做示范，让我明白了并不是柴禾越多火越旺。起初奶奶不放心，再三叮嘱我小心，千万别把灶里的火星带出来，烧了房子。
我没有让奶奶失望。有时她太忙了，不得不给我更大的自主权。奶奶把蒸饭的甑放到锅里，放好适量的水，叮嘱我到时候再烧火，教我如何鉴别饭蒸好了。饭蒸好了就停火，再多烧就是浪费了。有时为了不浪费，少烧了一灶火，结果就成了夹生饭。
奶奶真是太忙了，难得有空闲。一有空闲，奶奶就坐下来哭，怨我妈。
奶奶幽幽地哭，幽幽地落泪，幽幽地诉说着妈妈的不是：“柳儿呀，你心肠太狠了呀。你这么轻轻悄悄地走了，留下几个没妈的孩子，你就一点都不牵挂吗？你把孩子全留给我，我可是快要归天的人了呀。你就下得了这个狠心。你这一走，老天爷都不忍心收我了呀。我是一个苦命的老太婆，你的心肠太狠了呀，……”
奶奶一哭，我就跟着哭，也觉得妈妈心狠。
2
妈妈走时，是生产队的社员。我们隶属黄柏公社，署埔大队，全称就是黄柏公社署埔大队卢家生产队。妈妈姓胡，名柳凤。在那以前，妈妈是小学老师，在源头李家教书。开始只有我和大弟，妈妈独自带着我们。村里有一个老婆婆，帮着照顾弟弟。妈妈上课的时侯，弟弟就送到老婆婆家里。我跟妈妈去教室，听小朋友们读书唱歌，有时也跟着咿咿呀呀凑热闹。
源头李家什么样？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四周都是青山，东边村角有个小水塘，水塘清澈见底，看得见里面的鱼虾。
源头李家是个小山村，才几十户人家。只有一间教室，妈妈是唯一的老师。妈妈不光教小孩，也教大人。教大人绣花，教大人唱歌跳舞。村里人见了妈妈，问：
“胡老师，吃过了没有？”
“吃过了，你吃过了吗？”
“还没哪，我想做双布鞋，有没有好看的鞋样？”
……
乡下没有理发馆，头发长了怎么办？
乡下人管理发叫剃头。隔一段时日，剃头师傅就来一次。想理发的人家，自己烧好水，排着队等着，边等边聊天。剃头师傅吃派饭，轮留在各家吃。派饭不派我家，因为我妈是老师，是外乡人。妈妈过意不去，一定要请一次。
饭做好了，叫我和弟弟去叫师傅。弟弟跟着我，跌跌绊绊。
我说：剃头西服七饭。（剃头师傅吃饭。）
弟弟说：剃剃服服饭饭。
回家我跟妈妈学着说，弟弟说剃剃服服饭饭，好笑不？
妈妈说，你乖，弟弟傻。
我听了心满意足。
……
家里有一台缝纫机，妈妈自己会做衣服。做衣服的时候，妈妈拿出一本裁剪书，看好式样，然后就用粉笔在布料上划好条条杠杠。接着用剪刀剪，最后就是用缝纫机了。
用缝纫机的时候，手脚并用。脚踏踏板，机子哒哒哒哒地响着，手却不停地移动布料。有时停下来，剪一下线头，又哒哒哒哒响起来，一件衣服就这样做成了。
在一旁看热闹的大人，指指划划，七嘴八舌。
“胡老师，你太厉害了，什么都会，都是咋学的？”
“咋学的？跟书学的呗。”
“不用跟师傅学？书还能教这个？”
“能，等你的娃读好了书，很多东西都能跟书学。”
“那我得让孩子好好读书。”
……
3
那时爸爸在杨家教书。杨家和李家相距不远，隔着几里山路，我们经常在两村之间走动。从杨家到源头李家有一条羊肠小道，穿过后山蜿蜒而去。我呢，总要争脱爸妈的怀抱，跑几步，摔几跤。摔疼的时侯，刚想哭出声，妈妈说：宝贝真勇敢，摔跤也不哭。只好忍痛不哭了。妈妈又说：宝贝乖，路不乖，路上的小石子不乖。这样就更受用了，我又蹦蹦跳跳走起来。
快到李家的时侯，绕着山脚是一条小溪，小溪上有一座小石桥。桥下流水潺潺，唱着歌，跳着舞，绕着弯儿向远处奔去。小溪的两旁，长着高高的大树。大树上的鸟儿高兴地鸣叫，无忧无虑。过了小石桥，走过一片水稻田，就到了源头李家。
杨家和李家同属凌家大队，归志光公社管辖。杨家比李家大很多，有几百户人家，是大队部所在地。村子前面有一条东西向的大路。大路北边是一条人工挖出的小溪。小溪流水有时很急，时不时的会激起一朵小浪花，村民都在小溪里洗衣洗菜。夏天天热，天黑下来后，就会有人在那里洗澡。大路南边是一大片农田，有些农田种水稻，有些农田种油菜。种水稻的农田，头年秋天就会撒下红花草籽。开春的时候，红花草开花，红红绿绿的，很美。那时油菜也开花了，到处金灿灿的，非常好看。农田再南边，就是硬石岭水库。水库很大，水汪汪的，映照着蓝天白云。天空中飞过几只大雁，水面上飘着几只野鸭，风刮起来，涟漪阵阵。
杨家的东西两头，各有一个小村子，分别住着十几户人家。靠西头那一个，叫杨前，离杨家有两里地；靠东头的叫栌东，离杨家不到一里地。一东一西两个小小村落，一起衬托着杨家的宏大。在十岁前，那里是我心目中最大的村子。
姑父姑姑住在杨家。村子的东头，有一个大祠堂，爸爸的学校就在祠堂里面，有小学，有初中。学校有个敲钟的老人。到了上课下课时间，他就摇晃着一个铃铛。铃铛叮铃铃地响着，大人小孩就一窝蜂似的跑进跑出。
敲钟并非老人的主要任务。老人是老师们雇来的伙夫，要给大家烧水做饭。祠堂座北朝南，西边不远处有口水井，附近的村民都在那里挑水喝。在水井的西南边几十米处有一棵很大的樟树。樟树正南方三四十米处，有一个典型的农家小屋，姑父姑姑就住在那里，我是姑姑家的常客。
杨家有个国营小商店，爸妈在那里给我买过一支小驳壳枪。乌黑的驳壳枪，下面有个小扳机，上面有个地方可以放由红色纸条卷成的圆圆的小纸筒。红色的小纸条上密密排着鼓鼓的小圆苞，圆苞里面装的是黑色火药。扳动小扳机，小纸筒就转一下，就会弹出一个小东西敲在小圆苞上，接着就会“啪”的响一声。连着扳动小扳机，就会发出一连串“啪啪啪”的声音，很好玩。火药味也好闻。那是我记忆中最高档的玩具了。后来驳壳枪坏了，我就再也没有碰过这么好的东西了。
杨家很有趣，会时不时的放露天电影。我看不懂电影，但是喜欢热闹，喜欢电影里嘈杂的声音。看电影的人真多啊。那么多人，眼巴巴盯着挂在两根木竿子上的白布，白布上就出现了人影。白布上的人似乎更多更热闹，大家向一个什么人献花，然后喊啊叫啊的，有意思。这是我看电影最初的印象。后来我猜想，那可能是当时的刘少奇访问东南亚的场面。
过了不知多长日子，放电影的白布上越来越热闹了。有人站在高高的城楼上，向大家招手，楼下的人象疯了一样，蹦啊跳啊的，挥着手中的红宝书，扯着嗓子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林副主席健康永远健康。
源头李家本来平静如水，慢慢也有了变化，变得热闹有趣起来。先是有一天，有家人的大门贴上了封条。他们家在外面空地搭茅草房。我觉得很浪漫，是大人玩过家家。有小朋友说，他们家是坏人，不让住自己家里了。我不知道何为坏人，只是觉得好玩。
接着妈妈的教室发生了变化，墙壁上好玩的东西多了。墙壁上贴满纸张，都差不多模样：上面贴着主席的画像，底下是歪歪纽纽的小字。估计是大家写的决心书之类。
妈妈开始教大人跳忠字舞，绣领袖像。妈妈还教我背语录。吃晚饭的时候，听到门口有脚步声，我就会兴奋起来。只要脚步进了门，我就自动背语录，喊毛主席万岁，祝林副主席健康。路人就夸我聪明，妈妈就虚心地笑笑，我就很开心。
慢慢半夜也热闹起来。锣鼓震天，欢声雷动。最高指示来了，大家呼啦啦涌向祠堂。
忽然有一天晚上，一伙人拿着梭标枪，喊着口号闯进我家。妈妈牵着我的手，抱着弟弟，站在一旁。那伙人东翻西翻，凶神恶刹。原来爸爸也成坏人了。这时才明白，做坏人原来一点也不好玩。做了坏人，那些好人就可以随意在你家打砸抢。
家里越来越少人来了，我也不大有机会背语录了，妈妈也不像以前那样开心地笑了。
这一年二弟出生，爸爸又被人批斗，妈妈很难带我们三人，将我送回老家跟奶奶一块住了。
4
老家就是卢家，是个很不起眼的小山村。二十几户人家，百十号人口，十几栋参差不齐的旧房子歪歪扭扭挤在一起。房屋大都座北朝南，村后是座高几十米的小山，山后依然是山，连绵不断。村前一片水田，然后是一条东西向的大路。说是大路，实际上宽不过三尺，高不过一米，但在当地确实是首屈一指的大路了。大路南面是更大的一片水田，再南就是一大片红土岗了。
回到老家，我又见识了几件新鲜事。先是有一天，有几个年青人头戴高帽，脖挂木牌，身上张贴了不少扑克牌。原来他们聚众赌博，正在接受批斗。奶奶痛狠赌博，说赌博就是败家，从小就对我进行教育。奶奶说，隔壁痞子祖祖家里原来很有钱，就是赌博败了家。后来我懂事了，才知道痞子祖祖其实家败得好，败得是时候。正是败了家，才成了响当当的贫农。不理解为什么奶奶老拿痞子祖祖做反面教材，痞子祖祖绝对是赌博成功的范例。我曾一度惋惜，我爷爷为啥就不败了家，给我家挣个好成份。即使爷爷不赌钱，还是有机会破财的。他那时病重，舍不得卖田卖地，为此我后来还怨恨过他。爷爷是个要钱不要命的财主，四九年就病故了。
又有一天，来了一伙人，在我家的房门贴上了封条。当时我家的小屋是这样的：进大门是饭厅，饭厅左右各有两个睡房。左边两间睡房是我家的，右边两间是堂叔家的。大厅也是一样，左半边是我家的，右半边是堂叔家的。我家那两间睡房被帖上封条，不能住了。吃完晚饭，我们把饭桌挪开，在泥土地上铺上干稻草，草席铺在稻草上，就这样席地而睡。我很开心，感觉是在过家家。房里的木床都很高，爬上爬下很费劲，我不喜欢。睡地上多好，奶奶却说我:傻孩子，地上湿气大，睡久了会得病。奶奶又告诉我，千万别自己撕封条，那样奶奶就得被抓去挨打了。
接下来的事也很有趣。有几个结婚不久的人家，家里的家具被人抬出来砸了。因为家具太花哨，是四旧。砸碎的木床有很好看的雕刻花纹，嵌入了亮晶晶的镜子。新家具被砸了多心疼啊，但是谁也没有法子。老人们哭着，嚎着，不管用。一批一批的革命小将来了，到了谁家谁倒霉，拦也拦不住。
二狗的爷爷是富农分子，常被人用粗绳子牵着出去游街，接受批斗。有一天上午，照例头顶高帽，被牵了出去，再也没能活着回来。那天傍晚，他被人用翻转的竹床小跑着抬了回来，还是没能赶到家就咽了气，只能算是死在外面。竹床是乡下人夏日乘凉的小床，翻过来就是个单架。乡里的规矩，死在外面是不能停在村子公共的大厅里的，只能停在野外的社祠公里。社祠公是一个很小的瓦房子，建在几棵高高的树下，阴森森的，是给故人献祭的地方。社祠公也是四旧，已被砸碎，不过阴晾依旧。二狗一家哭哭涕涕，披麻戴孝，叫人心碎。
二狗的爷爷除了会种地，还是乡下郎中。附近乡里人有个小灾小病，都请他治。他有一个绝活，能用草药治疗蛇伤。有人被毒蛇咬了，公社医院没法治，就来找他。他到地里田头，挑选几种野草，在嘴里嚼嚼，在小碓子里小瓦罐里舂舂捣捣，敷在伤口上，嘿，居然就见好了。四周乡里，不少人都得过他的救治。
这样一个于世无害的人，竟活活给打死了。
那一次，我们大队总共打死了八人。
有一天晚上，我被轻轻的说话声吵醒。睁开眼睛，发现爸爸和奶奶小声说着话，正要喊出声，奶奶捂住我的嘴巴，叫我别出声。奶奶叮嘱我，有人问爸爸，就说不知道，说爸爸没回来。原来爸爸从关押的地方逃了出来。爸爸从家里拿些钱和粮票，要远行。
天还没有亮，爸爸就走了。
5
爸爸沿着山路往西急走，天快亮的时候，意外碰上了舅公祖祖。狭路相逢，爸爸硬着头皮打了招呼。
舅公祖祖是奶奶的堂弟。爸爸叫他舅舅，我应叫他舅公。祖祖就是爷爷的意思。叫舅公祖祖，意思好像有点重复，其实不然。当地人称呼内外有别，非常讲究。如是妈妈的舅舅就叫舅公，爸爸的舅舅就该叫舅公祖祖。舅公祖祖读过私塾，能说会道，爸爸有不懂的问题，会向他请教。
舅公祖祖有个哥哥，比他大九岁。住在叫窑上李家的村落。直到十八岁，舅公祖祖还一字不识。家里有些薄田，兄弟俩又很勤快，人也长得体面，日子挺过得去。日出而耕，日落而息，天天重复大致相同的日子，没有觉得有什么不适。
一天早上，兄弟倆推了一车农作物去余江城里去卖。兄弟倆走在路上，迎面碰到了一个老者。老者背有点驼，看着有点面熟，是附近村落的一个落第秀才。匆匆打过招呼，大家各奔前程。忽然后面飘来一声叹息：可惜了一表人才。
什么意思？舅公祖祖年青气盛，气呼呼转身问个究竟。老者忙说，“小哥别怪，没有别的意思。兄弟俩相貌堂堂，干活也是好手，要是能识文断字，那就更锦上添花了。” 舅公祖祖看着干瘦老头，待要发作，做哥的喝住了他。兄弟俩默默赶路，半天没吭一声。末了，当哥的说话了。
“兄弟，老哥已经年纪大了，你想不想争口气？”
“争什么气？”
“一字不识，终归不是体面的事。等会我们卖东西，能不能算清帐目，还没底呢。你能不能为咱兄弟挣些脸面？”
“哥，我也十八岁了，是不是太晚了？”
“是有点晚，比我总好一点吧？你要是有志气，家里的重活我包了。”
回到家里，舅公祖祖下了决心，要跟那位秀才读私塾了。从三字经读起。舅公祖祖天资不差，进步神速。后来遇到一位北大的学生，暗中要比试高低。舅公祖祖说：那个北大生一句话都说不完整，辩才远不如他。从此他更自信了。后来当了个保长之类的小官。由于口才好，一般的小官司都能赢。后来解放了，还当了几年老师。再后来，由于解放前做过小官，算有历史问题，被革了职，送回原籍，成了受管制的对象，一有风吹草动，总要受些冲击。
打完招呼，爸爸匆匆离去。
6
非常不幸，还没到锦江镇（余江县下的一个城镇），爸爸就被人围堵，五花大绑送回杨家。后来奶奶断定（实际上是猜测），一定是舅公祖祖告了密。奶奶没有亲弟弟，和舅公祖祖很亲。从此奶奶心里有了疙瘩。
奶奶把疙瘩埋在心里。爸爸恢复工作后，舅公祖祖还常到我家，奶奶依旧尽她所能，给做好吃好喝的。每当我捧着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看着一桌丰盛的菜肴，听着舅公祖祖有说有笑，小脑袋就会想：这位和蔼可亲的爷爷辈长者，真的会是告密的人吗？
爸爸被押回杨家，奶奶心急如焚。她带我去杨家看望爸爸。爸爸手镣脚铐，血迹斑斑。奶奶看了心疼。
回到家里，奶奶偷偷求神拜佛，托祖宗保佑。奶奶六十多岁了，又不识字，能想到和做到的只有这些。
奶奶不识字，不懂医，却没少给我看病。小时隔三差五的会有个头疼脑热，说些胡话。当地偏僻，十几里之内没有医院，有了病不方便治疗。奶奶坚信人有灵魂，病了就是灵魂出窍，离开了躯体。我一病，她就循循诱导，问我在哪里摔了跤，或是在哪里被什么东西吓了，因为这些都是可能将灵魂吓出身体的外因。有没有野狗追着咬？是不是见了毒蛇等怪物？找到了外因，就让我回忆出事地点，接下去就好办了，她要给我叫魂。等到太阳快要落山，奶奶牵着我到可能的出事地点，在那里念念有词，说完了就拉着我往回走，边走边说：魂儿呀，魂儿呀，过桥过窟不用怕，跟我孙儿回家吧。就这样一直牵着我的手领我到家。我每次都给奶奶长脸，过不久病就好了，因此奶奶深信她的办法灵验。
一天下午，奶奶带我在村头玩。村头有一棵古老的樟树，旁边有两个小水塘和两片小竹林，中间有一块空地。村前的大路上拥过一群人。有人戴着高帽，挂着木牌，垂头丧气被粗绳子牵着；有人挥着拳头，喊着口号，耀武扬威斗志昂扬；有人敲锣，有人挥鞭，热热闹闹朝村里走来。奶奶抱着我正在张望，我眼尖，一下子看见了爸爸。
不知那些人和爸爸有什么深仇大恨，下起手来一点也不心慈手软。手起鞭落，伤痕累累。奶奶不忍心看，抱着我悄悄走开。到了无人的地方，奶奶哭着问：宝贝乖，他们下手那样狠，爸爸会不会被打死呀？我哭着回答说会的。没想到奶奶突然给了我一个巴掌，我摸不清头脑，不知道说错了什么，想哭又不敢哭。奶奶哭着对我说：不会不会说不会，爸爸命大过百年。
奶奶很少打我，我却永远忘不了这一耳光。
7
爸爸在杨家教书，很是心满意足。放电影的时候，妈妈会带我到杨家来，先到姑姑家吃饭，然后再去看露天电影。天气好的日子，爸爸晚上会赶回源头李家。爸爸腿长，走路花不了很长时间。
老师虽然不是一个很高贵的职业，却很受当地百姓敬重。在他们看来，能识文断字真是很了不起。
“老师好！”
“老师早！”
“老师吃过了吗？”
“老师去哪呀？”
几句简单淳朴的寒暄，叫人听了心暖。
爸爸的学校共有十几个老师，学校不很规范，老师有时要兼任教书以外的职务。爸爸兼任总务，管理一些简单财务。有一位姓彭的老师，偷拿了学校的蚊帐，爸爸变着法子讨了回来，彭老师从此心怀不满。
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夜之间，学生可以打老师了，老师突然变臭了。
彭老师嗅觉灵敏，报仇的日子到了。他向造反派报告，说我爸是某某反动组织的成员。于是造反派严刑拷打，要从我爸这里打开缺口，建立奇功。无中生有的罪名，打死也不能认啊，爸爸一开始硬扛着。毛主席的红卫兵，打起人来又毒又狠。爸爸忍受不了，喝了农药，被学校敲钟的老人救了。老人两次救过我爸，在奶奶心目中地位很高。
企图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这还了得！革命群众不仅不手下留情，反而更往死里打。爸爸受不了折磨，屈打成招。造反派欣喜若狂，要顺藤摸瓜，将反动组织成员一网打尽。
同伙还有谁？
谁是介绍人？
那个某某组织，完完全全是无中生有的呀，哪里会有介绍人？可是，没有介绍人，自己就成了发起者和创始人，那可罪加一等。怎么办？这时爸爸已经明白，所谓的反动组织，全是彭老师一手炮制的。爸爸灵机一动，说介绍人就是彭某人。
造反派如获至宝，彭老师却大祸临头，从举报的英雄一下次变成了介绍人，可真是有口难辩。那是个轻信的年代，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任何指控都不需要真凭实据。兴高采烈的彭老师一下子跌到了十八层地狱，所受的苦难可想而知。
文化大革命高潮过后，彭老师质问我爸：我的祖宗，我啥时候成了你的介绍人啊？
爸爸反问他：没有你的诬陷，哪里来的反动组织？说你是介绍人，一点也没冤枉你呀！
彭老师默然。
8
（这是爸爸以前讲的故事。）
他们说我们有一个国民党的地下组织，我是组织部长。因为我的特殊身份，被单独关押在一个房间。其他人都是十几个人挤在一起。想不到，这样对我反而有利。如果十几人关在一起，就不容易逃了。由于一直有逃跑的想法，身上早藏有些应急的钱和粮票。
一直在观察那些看护人员的动静和规律。吃晚饭的时候，他们会回家吃饭，中间会有一段时间没人紧盯。关我的房间窗户是铁条钉成的，非常结实。看守人员回家吃饭，把房门一锁，很放心。
那一天，给我留下你姑姑送来的饭菜，看守又回家吃晚饭了。吃饱饭，我试着用手扳了扳铁条。不知哪来那么大劲，铁条有弯动的迹象。我死命用劲，铁条间的缝隙越来越大，居然可以爬得出去。这时已夜色茫茫。外面行人不多。往何处逃呢？
可以逃的地方，无非是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往东或往西，都要经过临近的村子，除了水田，没什么遮拦，很容易被发觉，不可行。往北是山，源头李家就在山后，山里很容易藏身。往南是一片平原，有上百亩水稻田。更南面就是硬石岭水库了。东南方向，是塔桥农场的地界，那里是一大片梨树。塔桥农场是国营农场，和当地农民联系就不那么密切了。只要能平安走过村前那片水田，进了梨树林，就好办了。问题就在那片水田，很容易被人发觉。比较稳妥的逃法，就是向北，躲进山里。
当时我想，往北其实没有出路。虽然容易藏身，但只要被人围困在山里，是没有办法走出去的。只有东南方向，才可一搏。这样虽风险较大，但却可能远走高飞。因此我决定走一步险棋。
借着微弱的星光，我机敏的隐没在夜色里，朝东南方向疾走。
不多会儿，就听到村里喊声大作，“xx逃跑了，xx逃跑了，……”。四处火把明亮，照耀着向后山跑去。我心安了一些，知道做了个明智的选择。
路上几经惊吓，终于到了省城南昌。（中间很多细节，挺惊心动魄的，我记不清了，省略若干字。）
一到南昌，饭都不敢吃，忙着打听公安局所在。到了公安局，接待人员问我何事。我说我要来坐牢。
接待人员笑了，挺严肃的说：“胡闹！国家的牢房，哪里是你想坐就能坐的？”
“我不是胡闹，我是国民党特务，是反革命。”
“是谁说的，有判决书吗？”
“是革命群众说的。”
“群众说的，有证据吗？”
“没有，他们不需要证据呀。”
“这就是胡闹，没有证据，哪能随便坐牢！回去吧，回去跟他们说清楚！”
“求您了，我不能回呀，回去只有死路一条啊！您看我满身的伤痕，我会被打死的呀！”
“求也没用，国家的牢房不随便让人坐!国家有国家的尊严！”
“您看这样好不好，我先在牢房里呆着，您们再去调查核实。到时证据充足了，您们就不需要再费功夫抓捕我了。”
看到我有些胡搅蛮缠，接待人员找领导去了。
领导出来了，再问了问一些情况，然后说：“你不是南昌市人呀，我们是南昌市公安局，只能处理南昌市的问题，你得找省公安厅。”
我担心了，说：“我是打听到这里来的呀，哪里是省公安厅呀？”
“你别急，我派人送你去。”
到了省公安厅，他们又重复同样的问题。我又是一样的回答。
快到下班时间了，办事人员说：“你有介绍信吗，有钱和粮票吗？”
“有钱有粮票。但没有介绍信。我是逃出来的。”
“这就好，我跟他们交代一下，今天晚上，你先在招待所住下，有事明天说。”
第二天，他们给县公安局打了电话，把他们说了一通，要他们派人来接我回去。
我害怕，说，“您们别把我往死里送啊！”他们说：“放心，不用怕，国家已有新政策，文化大革命快结束了。再也不能随便关人打人了。”
我回到了贵溪县城。县公安局又打电话到了大队。大队的造反派欣喜若狂，马上派了两个头头来到县城。见到我的时候，拿着又长又粗的麻绳，要五花大绑捆我回去。县公安局领导看到了，大发雷霆。
“你们就知道胡闹！你们就知道瞎搞！告诉你们，这事省里都知道了，害得我们挨了一通臭骂！回去后，你们要保护他的安全！出了意外，拿你们是问！要负法律责任！听明白没有？！”
两个头头吐了吐舌头，乖乖的把绳子扔了。他们灰头土脸的，对我说：你小子厉害，闹到省里去了。怎么没到北京找毛主席呀？然后又互相说：奶奶的，我们倒成了他的保镖了。我们不能这么回去。这样回去，会出人命的！
他们商量好，一个人先回，得沟通沟通，说明目前的情况，免得我被愤怒的群众伤着。另一个人陪着我，不能出意外。他们既害怕我出事，又感到委屈。本以为是将我捉拿归案，却不料反成了我的保镖，心里实在不是滋味。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也不过是别人的棋子啊，也只能听从摆布。
回到了杨家，我不再挨打了。没过多久，又被分到了五七农场，叫我养猪。我爱读书看报，学习掌握了一些养猪的方法，懂得如何配饲料，猪养得很好。功劳当然归领导，我得些实惠，有了充分的自由。我把如何种养水浮莲写成小册子，他们拿去领功邀赏。
养猪和育人，对我来说都一样，不挨打的日子就是天堂。
9
一九六八年春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妈妈不再在李家教书，回到老家种田来了。
以前家里只有奶奶，叔叔和我，这时妈妈带回两个弟弟和最小的妹妹，一下子热闹了很多。我和大弟也出息了：已经懂得相互推搡和吵架了。我当时很委屈，觉得妈妈很不公平：妈妈不教我如何骂弟弟，单单教弟弟如何骂我。妈妈教弟弟骂我，是这样的：
红头发红，
吹火筒。
因为那时我头发是红色的，红头发吹火筒，红上加红。
我很伤心，老想不出骂弟弟的好法子。
那年我六岁，很幸运抓到过一条小泥鳅，妈妈逢人便夸，巴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儿子会抓泥鳅了。
村子有条南北向的小路，直通村前的大路。小路东边有口水塘，是村里最大的水塘。水塘四周种有柳树，水塘岸边铺有青石，是大家洗衣洗菜的场所。其中一棵柳树，粗粗的树干斜刺刺的伸向水塘中央。树干上长了一簇蘑菇，妈妈想法子采了下来，给家里做了一道鲜美的菜肴。
妈妈回到老家，成了忙人，老有人找她读报念信，很受人敬重。自然，妈妈干农活就不如别人那样得心应手了。
那年秋天，队里在村前的红土岗上修公路。红土岗上长满一人多高的小松树，矮小的灌木丛，以及长满杂草的小坟包。这些都是拦路虎，必须挖掉铲平。提起挖坟包，奶奶心里瘆得慌，总担心会有报应。
六九年春天，春节过后不久，一天下午，太阳还老高老高，妈妈从工地匆匆回来，边走边说着胡话，见了奶奶也不打招呼，径直进了房间。奶奶奇怪，也跟了进去。只见妈妈躺在床上，眼珠泛白，赶紧请人抬到鹰潭医院。
奶奶说，一定是遇到脏物了。什么意思？就是挖了人家的坟，被鬼附身了。（挖坟的人很多呀，为啥单挑我妈？）
当天晚上妈妈病就好了。因为不知病因，医生建议留院观察。妈妈不干，说已经好了，非得回家，家里还有吃奶的妹妹。
中午回到家里，晚上病又犯了，再抬到医院，已经晚了。
妈妈就这样突然走了。那时爸爸还在外地养猪，急急忙忙赶回家里。
妈妈是从医院走的，也就是从外面走的，不能停在村里的公共大厅，只能停在野外的社祠公里。我们披麻戴孝，看着妈妈躺进坟墓。
妈妈的坟墓在半山腰上，座北朝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