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浪
恰似远来的红叶，怀着一片赤子痴心，或思乡长啸，或感时叹咏，或壮哉抒志，或相思寄情，无不聚于晨空的笔端，无不融于柳浪的书笺。
商人去了哪里？ ZT
商朝灭亡之后，惨遭灭国之痛的商人的去向一度成为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至今仍有多种说法争论不已。有的学者认为商人在箕子的领导下东渡朝鲜，对古朝鲜半岛进行开发治理，为古朝鲜的发展和形成国家做出了贡献；有的学者认为一部分商人在征伐东夷的将领攸侯喜的率领下，越过茫茫的太平洋，到达美洲，并在美洲安居下来。学者认为，“印第安”几个字的发音类似“殷地安”，表达了商人对幸福安定生活的向往。这些对商人去向的种种猜测，虽然一时无法解开历史之谜，却颇能引起人们的兴趣。
箕子众率定居朝鲜
周灭商后，周武王劝箕子归顺周王朝。箕子缄口不言，不愿为周王朝服务，还要求远离让他伤心的故国，到遥远的北国去。武王非常佩服箕子的操行，便向箕子询问应该怎样顺应天命来治理国家。于是箕子写了一篇文章《洪范》给武王。箕子在《洪范》中详细地总结了商朝的腐败以及商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劝诫周武王一定要实行德治。武王为了表达对箕子的敬佩之情，答应了箕子的请求，将朝鲜作为箕子的封地送给了他。箕子要去的这个地方，就是朝鲜半岛。
箕子的封地，包括今中国辽东半岛的东部与今朝鲜半岛的北部。从古代中国与古代朝鲜的历史记载以及考古、民俗资料都可以证明箕子与箕氏王朝开发朝鲜的历史。中国记载箕子开发朝鲜历史的书籍主要有《尚书大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记》和《尚书大传》都记载了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的事。如史记《宋世家》云：“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之也”，《朝鲜鲜于氏奇氏谱谍》也载?“武王克殷，箕子耻臣周，走之朝鲜，殷民从之者五千人。”
箕子带着商代的礼仪和制度率众从朝歌出发来到朝鲜半岛后，一部分不愿做“亡国奴”的殷商遗民也纷纷追随他离开中原。他们在朝鲜半岛，与当地土著居民和睦相处，并相互交流、相互通婚，将中原地区较为先进的耕作技术传授给他们，使朝鲜很快从原始氏族部落进化到奴隶社会，并为后来形成一个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箕子还被那里的人民推举为国君，建立了商人的流亡政权，同时也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个信史记载的王朝“箕子朝鲜”，并得到周朝的承认。箕子在朝鲜建立的箕子王朝历经８００年，因建都的地方就在今天的平壤，因此平壤也被称作“箕城”。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箕准被卫满篡位后又南下立国２００年，开发了半岛的南部。今天的朝鲜民族，也可以说是箕子的后代，今天的朝鲜文化，其实就是殷商文化的遗留。箕子远走辽东，把中国文化的阴阳、八卦、五行、天干、地支等观念带到高丽，所以韩国现在的国旗，用的就是《易经》八卦中的四卦：“乾、坤、坎、离”分别代表天、地、日、月，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箕子死后，朝鲜人民建庙纪念他，平壤市内至今仍有箕子陵，据说还是平壤的一大胜景。１９９６年秋天，韩国宗教界知名人士佛心道文到郑州办事，还专程赴淇县箕子庙认祖归宗，表达自己深深的敬意和怀念之情。
印第安人，弃国远去的殷商移民？
周武王攻破朝歌，商纣王鹿台自焚。这时商军统帅攸侯喜率领的商朝主力军１０万人，在林方、人方、虎方等地的１５万人以及作战工具涕竹舟、涕竹笋等突然全部失踪，下落不明，成为千古疑案。
２５万殷商军民到哪去了呢？然而，几乎就在商军民失踪的同时，在中美洲的尤卡坦半岛突然兴起了一股具有强烈殷商文化色彩的奥尔梅克(Ｏｌｍｅｃａ)文明。商军民的失踪和奥尔梅克 文明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据考证，殷商末年，商纣王致力开辟东夷、淮夷、虎夷（人方、林方、虎方）等地。大约在公元前１０４５年，殷历正月间，殷纣王由山东人方回殷都朝歌过年，甲子日这一天，周武王率大军渡过孟津，纣王的军队因征伐林方而留在了东夷，仓惶中只好将７０万奴隶武装起来，试图抵挡周武王的精锐部队，双方大战于牧野。之后，商朝灭亡。
殷商还处在我国的奴隶制时期，根据当时的习俗，战败的一方要整族沦为奴隶，为战胜者服务，受他们宰割，这当然是商人所不能接受的。因此，商朝灭亡之际，留在东夷的商军民为了逃避沦为奴隶的悲惨境地，便决定东渡。
从攸侯喜所率军民留驻东夷人方的地理位置看，“人方”处在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隔海相望。由于中原地区已被周朝的军队所占领，由陆路向北再向东已不可能，所以，商军民夺海东渡便是唯一的选择。
综合古代美洲出土文物和印第安传说推断，当年商人是这样东渡美洲的：进攻东夷的商军和军属殷民面临亡国被围困的险境，商军统帅攸侯喜和摩虘侯决定，组织商军民越海东渡，东迁日出之国。他们将２５万商军民和东夷百姓，分作２５部族，分五路行动，每路中都有方夷舟师领航。大约每五族由一个王族率领。这五个王族即飞鹰族、飞虎族、飞龙族、飞蛇族、乌兔族。为行动方便，分别由攸侯喜和摩虘侯率领泛海东渡。东渡大军可能分成帆舰队和涕竹舟船队的混合编队。军官和贵族及黄金、玉器、珠宝、粮食、工具、武器、给养等，乘帆舰；军属平民和士兵乘涕竹。就这样，２５万军民浩浩荡荡地从安徽、山东两地放舟入海。最初的航向可能是直接向东方航行，过日本三千诸岛抵达扶桑墨池汤谷日出国。入海后，由于海流和海风等缘故，便分成五路前进。其中有一部分人因途中船毁不得不登陆，还有一部分没有来得及上船或船上装不下的军民沿海岸线步行逃生。一部分船队经过“天之浮桥”到达秘鲁和中美洲，一部分向南跨岛再向东，另一部分乘舟向北穿过朝鲜海峡、日本海峡、千岛群岛、鞑靼海峡、阿留申群岛、阿拉斯加到北美洲，然后再南下；还有一支从山东半岛出发后登朝鲜半岛，进入东北夷肃慎、猃狁所在的东北亚，穿白令海峡、阿拉斯加，再南下，沿途设置标志，以方便后面的殷族前进。各路大军先后到达南、北美洲，而以中美洲人数为最多。胜利到达彼岸的殷民，分别得到侯喜王发放的粮食和种子，同胞兄弟姐妹以及同乡辛勤劳作，慢慢地在当地繁衍生殖并且最终安定下来。２５部族兄弟为了永远铭记东渡美洲的艰辛，便在墨西哥西海岸盟誓，表示永远同生死共患难。
关于商人东渡美洲的历史，虽史料记载不详，但也有一些传闻似乎可以提供一些线索：
研究中国古代航海史的房仲甫先生说，１９８３年，北京大学邹衡教授赴美洲讲学，有一次参加一年一度的印第安人节日晚会，会上邂逅了一位印第安人中学教员。这位教员亲切地对邹教授说他的祖先是殷人。邹衡先生很奇怪，便问他为什么不说是汉人或是唐人，而单说是殷人？他回答说：“我们是世代相传的。”
在此之前，关于殷人东渡的历史已引起了相关学者的注意。１９１０年，清政府派外交官欧阳庚赴墨西哥，著名学者王国维和罗振玉曾拜托他到美洲后设法调查“华侨中有无殷人东迁的痕迹”。调查虽然没有进行，但是当地的殷福布人自称殷人的后裔，殷福布酋长对欧阳庚这样说：“这些印第安人是中国血统，殷人后裔，叫殷福布族，是三千年前从天国经天之浮桥岛到这里来的。”
所谓“天国”，不但告诉我们殷福布族人来自何方，更清楚地告诉我们，印第安文化中和殷商文化中都有共同的祭天信仰。至于“天之浮桥”则更具体指明了殷人东渡美洲的航路。打开世界地图，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东海经朝鲜海峡，到日本列岛，经千岛群岛，经堪察加半岛南端，到东太平洋的阿留申群岛，直达阿拉斯加，在地图上，恰如连接亚洲和美洲的一条浮桥岛！其间岛与岛的距离，大都不过十到二十海里，真正是一座北太平洋上的浮桥。而在这浮桥岛南边不远处，就是著名的长年向东流动的黑潮暖流和太平洋暖流。殷人东渡大部分应成功到达辽东和朝鲜，但是二十多万军民放舟入海，被风暴卷入海流或迷失方向随波逐流的舟船肯定不在少数，也许他们就是这样驾舟船漂过茫茫的太平洋，到达美洲，在墨西哥海岸定居下来的。
今天中美洲尤卡坦半岛居住的玛雅人，自称是“三千年前由天国乘涕竹舟经天之浮桥诸岛，到科潘河畔种豆麦的农民。”而前面提到的殷福布人，也自称为中国血统、殷人后裔。他们身居异乡，思念故国，每日相见，起床、吃饭、睡觉时必说“ＹＩＮＤＩＡＮ?殷地安 ”祝愿故国殷地安泰，致使“殷地安”一时成为口头禅，通行于中美洲。近年有学者公布了考古学家在奥尔梅克文化遗址拉文塔祭祀中心地下数英尺沙中发掘的１６尊雕像和６块玉圭，再次提供了中国殷人入美洲的证据。１６尊雕像高约七八英寸，玉圭上所刻铭文介于大汶口文化和殷墟甲骨文、金文之间。玉圭文字阴文契刻，刻写方法与甲骨文相同。线形方块字自上而下书写，与甲骨文结构方式和书写习惯相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块玉圭上铭刻着殷商列祖列宗的名字。由此可以推测，今天住在墨西哥与美洲其他国家的印第安人、玛雅人和拉文塔人等，可能就是３０００年前越海东渡的中国殷商人的后裔。
商人，从一个部族到一个行业的称谓
对于商人的去向，由于史料的欠缺尚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是，在商朝灭亡之后，必然还有大部分商人留在了中原地区。据史籍记载，西周建立以后对降周的商民进行了分封。仅在原商朝旧址宋国就分封了殷民六族，然而商人并非从此过着自由而幸福的生活。著名考古学家唐际根先生说：“从甲骨文来看，商族人并不称自己为‘殷’。甲骨文中只有过极为少数的‘殷’字，是作为‘针砭医疾’之说，与后世大量出现的‘商’字根本不成比例。”我们只能这样解释，商国湮没之后，战胜商国的周人将商人称之为“殷人”。我们无法考证失去家园的商人是否乐意自己被称为殷人，但３０００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从这一称呼中体察到它所发散的鄙夷蔑视的气息。商族人不仅经历着失国的苦痛，还隐忍与背负着精神鄙视带来的巨大的心灵伤害。他们失去了话语权，失去了政治地位，甚至失去了曾为“商人”的历史资格。但他们自强不息以自己善于经商的传统为生，以行商坐贾为业。当时的人们看到，从事物品交易的人群几乎都是商族人，于是就呼之曰“商人”，以区别于周围的“周族人”——久而久之，“商人”成为一个特定的称谓，具有了泛指意义。他们从事的行业也自然成了“商业”。
这不是坊间的无由猜测，郭沫若、吴晗、李亚农等著名史学家都认同这种观点。从甲骨文来看，商人有全民族经商的传统，早在商朝立国之前，商人的祖先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驯养牛马用于远距离经商。《易·系辞》对此记载道：“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后世商王非常尊崇王亥，在他祭祀时隆重到一次用掉三百头牛。安阳迄今出土令人咋舌的一系列国宝中，有来自南海的龟板、来自新疆的和阗玉、来自马来西亚的贝壳、来自长江中上游的铜矿等，这些出土的文物距离原产地相当遥远，是商人善于经商的有力证据。著名的殷墟妇好墓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堆贝壳，总数近７０００枚。据考证，贝壳就是商代的货币。一个世纪以来，在殷墟发掘中出土的贝壳数以万计。《诗经·商颂·玄鸟》说，商武丁时“邦畿千里”，殷商时代先民的活动范围东至山东海阳，西达陕西中部，南抵湖南宁乡、常宁、江西清江，北迄冀晋以至内蒙。那时候，商族人赶着马车牛车，带着工具、生活用品、农产品，通过四通八达的道路，去换取各地的特产，互通有无。商朝宫廷占卜用的龟板、贝壳等物，就是从遥远的南方运过来的。早期的交换形式是以物易物，发展到后来贝壳成为货币，商人的经商活动更加频繁。３３００年前的商国首都，成为当时世界东方唯一拥有３０万人口的大都市。商亡之后，商族遗民分散到了全国各地，同时他们也把经商的传统带到了全国各地。商人在“失国流离”乃至于“绝地逢生”困境中存活于民间，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经商传统。
德国著名经济学者利希霍芬说：“世界上有两个公认最聪明的民族，同时也是最善于经商的民族，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中国人。”中国人经商的活水源头就是商人，中国人骨子里经商的天分和基因从殷商时代就开始被激发了出来。而今“十亿人民九亿商”的市场经济年代里，甚至有人夸张地说，如果殷商人的时代不结束，那么中国今天的商品经济将不仅仅是这样的程度。对中国商人乃至世界华商来说，古都安阳的意义与古城耶路撒冷对整个基督教徒的意义在程度上是相当的。
汉字有点错， 应该是----极不成熟
看来鸡不成熟，还有弯路要走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