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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第十年 专访副总干事

(2011-09-29 12:26:52) 下一个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第十年。入世十年给中国带来诸多变化,得益于贸易的增长,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随之而来的并非都是好消息,中国商务部不止一次表示中国已经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截至2010年,中国已经连续16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5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最多的国家。

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WTO副总干事Alejandro Jara接受本报记者专访。Jara从事贸易政策工作已经长达35年,在成为世贸组织副总干事之前,他是智利驻WTO的代表,参与过和中国的双边谈判,当时就期望中国能早日加入WTO。

Jara用“惊人”来形容中国入世十周年表现,他认为中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在WTO内部的平稳融合,并发展成为主要参与者。
对于WTO眼下最大关切——多哈回合谈判,他坦言谈判现在已经进入僵局,今年已经无法完成。虽然区域合作的加强导致人们对多哈回合谈判的热情降低,但Jara依然认为WTO有它不可代替的地方。“有些事情不能仅通过双边来解决。”他说。


每个贸易措施都会涉及政治

《21世纪》:中国加入WTO已经有十年时间了,你如何总结中国在过去十年的表现?

Alejandro Jara:对于中国的表现有很多衡量的方式,我想用一个词:惊人的。我从未见过哪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融入了一个复杂的系统。融入的过程很顺利,但也不是说没有问题。毫无疑问,中国的贸易实现了巨大增长。贸易越多,问题也就越多。不想遭遇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要进行贸易。
中国不仅贸易实现了增长,也更多地参与到了WTO的体系中来,在参与和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机智、建设性、创造力和活力。中国已经成为WTO的主要关键国家。

《21世纪》:中国已经从新手发展成为主要关键国家了?

Alejandro Jara:15年前,WTO的核心国家是美国、欧盟、加拿大和日本;四年前是美国、欧盟、印度和巴西;现在有五个,多了一个中国。有人甚至提出了G2的概念。

《21世纪》:你认同G2的概念吗?

Alejandro Jara:对于G2、G4、G5这些概念,我提不上是赞同还是反对。WTO是一个多边机构,它的决定是基于各方共识。不管讨论的形式为何,只要它有助于建设共识,都是受到欢迎的。但大家要看到问题所在,是谁的问题,并努力解决问题。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达成共识的效率。

《21世纪》:中国商务部方面认为,中国已经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国,你赞同吗?

Alejandro Jara:对于政府实施的措施,尤其是限制贸易的措施,并不关乎合法与否,这些措施都经过授权。从数字上来说,中国是受这些措施影响最多的国家。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采取这些措施的国家主要是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国、欧盟。

《21世纪》:不久前,WTO驳回了中国对美国轮胎特保案的上诉,你怎么看此案?

Alejandro Jara:我们有一套争端解决机制,秘书处负责实施这个机制,我不能回答具体案例的问题。

《21世纪》:你是否认为这个案例有政治因素牵涉其中?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奥巴马是为了转移国内政治压力发起了轮胎特保措施?

Alejandro Jara:从不同程度上说,每个贸易措施都会涉及政治,无论是好是坏。如果你告诉我某个案件和政治有关,我也不会惊讶。最终做出决定的都是政治人物,他们有政治责任,政治因素会牵涉其中。

《21世纪》:鉴于全球经济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的趋势,你是否对此感到担心?

Alejandro Jara:我们注意到了全球经济放缓的问题,这意味着更少的消费、生产、投资和贸易,这会导致失业率增加这种社会灾难。我们看到经济已经出现一些复苏的迹象,但这不会自动提升就业率,这便造成了问题。失业率带来了保护主义的压力,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每个地方。我们看到了一些限制性政策,它们可能影响了一两个经济体,但事实上从全球范围的贸易来说,这只是占了世界贸易的一小部分。

第二,大部分这些措施都已经被WTO协议所预见,因此这些措施在某些情况下并不能得以实施。它们都在控制之下,因为它们会受到挑战。虽然看到更多的限制政策在被运用让人不安,但是其实并不比过去多。

《21世纪》:WTO能阻止贸易保护主义吗?

Alejandro Jara:WTO能帮助政府不做愚蠢的事情。


多哈回合今年无法完成

《21世纪》:今年原本是多哈回合谈判结束的期限,你现在对它感到乐观吗?

Alejandro Jara:不同政府和团体在去年举行了高层次会谈,各国领导人和部长都在说希望今年能够结束谈判。我们在日内瓦进行了很多努力,希望能够使之成为可能。现在的结论是,我们不能在今年完成了。这不是乐观、悲观的事情,现实就是我们不能在今年完成了。不是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而是因为一些关键政府认为它们内部的分歧太大,又找不到化解分歧的途径。我们需要建立程序,找到推动各国前进的基础,进入谈判的最后阶段,这还需要一些时间。

《21世纪》:你是否认为多哈回合谈判已经陷入僵局?

Alejandro Jara:是的,因为我们无法进入谈判的最后阶段,我们未能达成共识,尤其是在一些关键国家中,比如美国、欧盟、中国、印度和巴西。

《21世纪》:完成多哈回合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Alejandro Jara:你需要找到平衡。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我们试图第一次实现农业贸易的自由化。这意味着消除、减少很多农业方面的补助,尤其是在工业化国家。为了使之成为可能,你需要找到平衡,使农业方面付出的代价能够从其他方面得到弥补。现在这种平衡还没找到。没有人能够得到他想要的所有东西,可能需要比他们事先准备的付出得更多。在这一过程中,各方需要表现得更加灵活和富创造力,也需要现实主义。

《21世纪》:有人认为坏的协议总好过没有协议,也有人认为宁可不要协议也不要一份坏的协议,你会选哪一个?

Alejandro Jara: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取决于不同人的眼光。因此,对一方好的协议可能对另一方却是坏的,对一个国家农业来说坏的协议可能有助于它的服务业和工业。

《21世纪》:你如何评价中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扮演的角色?

Alejandro Jara: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开放了它的经济,它还可以做得更多,如同它在双边问题上如建设自贸区表现的那样。中国从多边贸易体系获得了很多好处,它也在成为一个重要的投资者。中国需要做的是建设更好的市场、更好的规则。中国不仅要为多哈回合谈判做出更多贡献而努力,也需要追求它自己的利益。中国已经表现出了积极、建设性的一面,现在只需要继续如此,在成员国之间寻找共识。

《21世纪》:区域性合作正日益受到重视,地区合作的加强是否导致人们对多哈谈判期望值降低?

Alejandro Jara:两个国家之间或者是国家群体之间讨论自由贸易协定,这样的例子会越来越多,因为这些国家想实现贸易自由化,打开市场。其次,这些国家不想遭到歧视。打个比方,韩国和美国开始谈判,欧盟也会紧随其后,因为他们担心失去韩国市场,这样一个接着一个。这些并非坏事,因为这有助于实现经济自由化。不过意识到另外一些事情同样重要,有一些事情出于政治原因不能通过双边来完成。当你面对一个对农业实行高度保护的国家,你不能实现贸易和农业自由化,你唯一能做的是在WTO寻找解决方案。

《21世纪》:现在大家经常会讨论对国际机构进行改革,你是否认为WTO需要像IMF那样进行改革?

Alejandro Jara:WTO是一个新的机构,它于1995年在关贸总协定的基础上建立。我们在15年前才重新改造了自己。其次,多边贸易体系传统上就是灵活的,它一直在演变。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程序和实践可能出现,打破过去。但现在我不认为WTO需要改革,现在一切都还好。其实几乎每个星期我都能看到小的变化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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