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忆1962年伊犁逃亡

亲历者忆62年伊犁逃亡

1959年秋，作为“右派”份子，我被“流放”到新疆。翌年10月，被新疆教育厅调派到塔城。

　　塔城距乌鲁木齐千里之遥，紧靠中苏边界，晚上可看到苏联那边的灯光。这里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有维吾尔、哈萨克、蒙古、达斡尔、回、俄罗斯等少数民族。城里有三所中学，其中两所是民族中学，我所在的塔城三中是一所汉族中学。校长是一位和善长者，对我很客气，生活待遇与其他教师一视同仁，教师对我也很友好，看不见异样的脸色。跟教育厅比，判若两个世界。

　　校长为安排我的工作颇感为难，他坦诚地对我说：“你现在的处境怎么敢叫你教语文，可不可以改教数学?”我如实相告，我没有这个能力。于是只好安排我到教务处，做些了解教学情况的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听课。听课后要跟上课教师交换意见，还要向教导主任汇报。

　　这样，我不成了管教师的人了吗?显然与我身份不符。再有，我虽然从教育厅调来，但对教学是一窍不通，怎敢对别人指手划脚?因而给我心理上造成很大压力。没办法，只好热炒热卖，找来几本教学法书籍，记了些新名词，煞有介事地和同事们商讨起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问题。不过，这时我已吸取教育厅的教训，牢记不要“乱说乱动”的训示，交换意见也好，汇报也好，我总是挑好的说，抹得上下都满意。生活教会了我圆滑世故。

　　过了三个月，精简下放运动从自治区发展到地市县级，学校也属精简范围，领导要求每个教师都要写申请，表决心，我当然也不例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递交了申请书。不到半月，学校宣布我的申请已被光荣批准，而且是唯一被批准的人。

　　感谢校长这位好心人的苦心运筹，可能是怕直接点我下放会使我感到难堪，才搞了这个人人写申请的庄严过场。其实他们心中早就有数，我这个被教育厅视为多余的人，在这边陲小城也是一个多余的。

　　我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只要头上有这顶帽子什么不幸都可能随时降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我的直接上司教导主任是位心地善良的老大姐，积极为我张罗下放地点。她爱人是塔城县蚕书记兼十月公社党委书记，她说就到她爱人那个公社去，日后也好有个照顾，而且那里还有自治区科委几个下放汉族干部，可以住在一起作伴。自从打成右派以来，这是第一次遇见这么关心我的人。

　　老大姐的关爱大大缓解了我被抛弃的孤独感。我振作起精神，用发给我的最后一笔三个月工资，买了几十本农业科技书籍，决心弃文务农，在广阔的田野上去重写自己的青春。从那天起，我就和单位彻底脱离关系，一无所有，成为赤条条的一介农夫，我的生活阅历也从狭小的单位扩大到纷繁万象的下层社会，让生命去接受更惊心动魄的考验。

　　十月公社离塔城40多里，我落户的新光大队一队是个农业队，离公社又有20余里。村子坐落在一个山口前，背倚巍峨雪山，面临波状莽原，用今天眼光看，那是一处风景绝佳的旅游胜地，但当时我是一穷困潦倒的流放者，哪有闲情逸致去欣赏美景!我被安排到生产队长家居住，主人是哈萨克族，能说简单的汉语，夫妇俩加一个小女孩，三口之家。男主人剽悍爽直，女主人文静温柔，夫妻性格迥异，但相处甚得。

　　他们待我如亲人，照顾有加，劳动安排拔草等轻活，能干多少干多少，伙食不是牛奶煮面条，就是炖羊肉，比在单位强多了，不到一月，我就红光满面，精神焕发。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他根本不在乎我的贱民身份。我如实告诉他我是右派，他说公社已经通知过他了。他问我什么叫右派，我觉得简单几句汉话回答不了他的问题，就打比方说：“右派分子就是你们这里从前的巴依(哈语”地主“音译)。”

　　他笑了笑，摇摇头：“不，你不是，你不是。”在这个憨厚纯朴的哈萨克人面前，语言显得多么苍白，习惯用政治概念图解世界的人怎么也无法理解表现在平民百姓身上那博大的胸怀。

　　我吃住在他家，大队每月只给他家拨一份我的口粮，其他什么都没有，我已是没有工资的人，不可能交伙食费，而他们根本就不在意。我不好意思白吃白住，唯一能为他们做的事就是劳作之余帮助他们带带小孩。孩子只有一岁多，正呀呀学语，我用汉语教她叫“爸爸”、“妈妈”、“叔叔”，哭闹时为她拉拉小提琴，这孩子具有哈萨克人特有的音乐禀赋，只要一听到琴声就不哭了。

　　孩子也很亲近我，收工回家，老远就向我扑来，抱着我“叔叔，叔叔”叫个不停。在这远离故乡、亲人的边塞山村，在受够世人白眼的屈辱之后，这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人间至情温暖了我那颗冰凉的心，改变了我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偏执态度，相信人性的火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不会熄灭。

　　1962年春天，塔城地区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边民外逃苏联的“伊(犁)塔(城)事件”，我目击了这次重大事件的一个侧面。

　　4月的边疆，风和日丽，冰雪解冻，大地复苏，草原吐绿。牛羊走出圈棚在牧场上转悠，蛰居一冬的农民忙着准备春耕，草原一片宁静。一天，村子里突然热闹起来，三五成群的陌生人骑着马这家站站，那家停停，好像商量着什么，离去一拨，又来一拨。这反常现象引起了我们几个下放干部的警惕，担心是不是要出什么乱子，便悄悄去向平时相处甚好的年轻人打听。

　　他们说，明天一早他们就要回老家了，到苏联去。他们解释说，他们父辈原来是苏联人，是30年代苏联搞集体农庄时逃到新疆来的。傍晚，我的房主人从公社开会回来，告诉我，公社开会布置明早集体越境到苏联去，问我跟不跟他们一起走。我感到事情太突然，太重大，沉思良久，无言以对。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犹豫，不再谈这事，就进里屋去取出一个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十多张十元的人民币，说：“这钱在那边也用不上，就送给您吧。”我推辞不过，听他也说得在理，就收下了。我也拿出在乌鲁木齐工作时买的一件灯芯绒茄克衫，脱下身上的毛衣毛裤、皮鞋，尽其所有，全部送给了他，以感谢他们夫妇对我的兄弟情谊。晚上他们收拾东西，通宵未睡，我在炕上辗转反侧，彻夜不眠，何去何从，难下决断。

　　半夜时分，村子开始喧闹起来，鸡呜犬吠，牛哞马嘶。走出房门一看，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套车，装东西，能带走的只有衣被等物，牲畜、家具、农具等大宗家产都毫不可惜地舍弃了。队长套好自家的车，便去组织各家各户准备上路。一时间，呼儿唤女，扶老携幼，车轮转动，首尾相接，庞大车队浩浩荡荡开出村子。像归去的游子，像出征的战士，走得那么匆忙，去得那么从容，没有一丝眷恋，没有半点戚容。这大概就是游牧民族的豪爽天性吧。

　　村子里的人都走了，只剩我们几个汉族下放人员，不得不聚在一起商议去留，多数人主张走，我主张去边界看看再说。于是我们立即套了一辆马车，尾随而去。走到与其他村落交汇的路口处，只见各路车队越来越多，每到一个路口，又加入一支两支车队。

　　上了通往边界的公路以后，马车、牛车、人流形成多路纵队，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只能缓缓蠕动。年轻人的歌声笑声，小孩的啼哭声，赶车人吆牲口的叫骂声，此起彼落。这景象只在过去描写战争的影片里见到过。平时只要一个钟头就可到达边界的路程，这天竟走了整整一天，下午5点才到达边界。

　　想象中的边界一定森严壁垒，其实完全不是。沿我国一侧看不到一根界桩，一个哨所，一兵一卒。脚下一条约莫十多米宽的干涸小河就是边界。那时中苏关系尚未破裂，我国边界一侧完全不设防，号称和平边界。

　　对面景象就大不同了，过河就是一道铁丝网，网后是一条20多米宽的松士带，据说兔子跑过这里都会留下脚迹，更不要说偷渡者;松土带后是边防公路，装甲巡逻车间隔几分钟就驶过一辆，如临大敌。今天与往日不同的是苏联一侧边界铁丝网拉开了一个大缺口，后面是黑压压一大片临时搭建的帐篷，看样子早就做好了接待逃亡者的准备。这边的车队越过小河就从这个缺口进入苏联。

　　我们几个人想到对岸看个究竟，也跟着车队进入了铁丝网。这里车马喧嚣，人头攒动，高大的苏联军官，威严地虎视着人群，不时用马鞭指指点点，大声呵斥着什么。过了一会儿，有军人来给饿了一天的逃亡者分发面包，是苏联电影里见过的那种切成块的黑面包。有个汉族小伙子不识好歹，拼命往里挤，站在一旁维持秩序的军官，扬手就是几皮鞭，抽得小伙子抱头钻进了人群。

　　那军官趾高气扬，怒目圆瞪，挥鞭打人如打牲口的神态，深深刺痛了我的自尊心，老大哥的形象在我心中顿时一落千丈。我马上问同伴见此情景有何想法，是去是留?几个原先决心逃异地的人这时都改变了主意，同声回答：回去!我们立即驾车离开了这个只呆了半个钟头的国度。

　　这次难忘的经历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民族感情。不管自己怎样受过同胞的凌辱，一旦面对异国民族欺负自己的同胞时，会不由自主地忘却宿怨，认同自己的民族。由此，我也联想到教育理论上的一个严肃的命题：抽象的道德理念，只有融入活生生的情感体验，才可能转化为有血有肉的道德行为。

1962年，新疆有6万人叛逃到前苏联。91年后他们看中国发展的很好，许多人要求回来，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我们本来是中国人。然而遭到了有关方面的婉言谢绝，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中国国籍。离开羊群的羊不会活下去，离开祖国的人不会有永久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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