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追忆抗日英雄阎宝航：从基督徒到红色特工【图】

女儿追忆抗日英雄阎宝航：从基督徒到红色特工【图】





　阎宝航

　　从基督徒到红色特工

　　——我的父亲阎宝航

　　对今天的很多人来说，“阎宝航”是个相对陌生的名字。从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到国民党高官，直至成为中共潜伏在隐蔽战线的一位特殊人物，阎宝航的一生充满了种种传奇色彩。但因为各种原因，他的故事却长期被遗忘于主流的历史宣传中。直到几年前以阎宝航为原型的一部电视剧热播，一段往事才渐渐清晰起来。由此也让我们看清，为了今天这个政权的诞生，有多少已知和未知的无名英雄。

　　阎明光是阎宝航的三女儿。1991年，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她创办了“阎宝航社会公益基金会”。已年逾八旬的阎明光老人至今还在为基金会的事务四处奔波，在她看来，这是纪念父亲最好的方式。

　　口述◎阎明光   主笔◎李菁

　　　　从基督徒到社会名流

　　1995年11月1日，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举行了一个特别仪式：驻华大使罗高寿将叶利钦总统签署的“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授予我父亲阎宝航及他领导的情报小组。大哥阎大新代替父亲接受了勋章。这是一个沉甸甸的荣誉，尽管它迟到了半个世纪，但对父亲的在天之灵却是极大的安慰。

　　从父亲留下的照片看，他给人的是一个宽厚儒雅、风度翩翩的学者形象，其实父亲出生于辽宁海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出生的1895年，正好是屈辱的《马关条约》签订的那一年，他的一生也因此打上浓厚的时代烙印。

　　因为家庭贫困，无力供其上学，直到12岁他还在村里为人放猪。但是父亲的求知欲极强，他经常偷空到村里的私塾馆窗下听课，日积月累，竟也能熟练地诵读课文，爱惜人才的私塾先生便免费接纳了他。就这样，父亲在村里接受了几年的旧式启蒙教育。1913年，父亲考上奉天两级师范学校，这是当时东三省的最高学府。他不仅学习成绩非常好，还长于各种运动，是学校足球队、篮球队的队员。

　　当时在沈阳，有一个来自西方的组织——基督教青年会，它也是当时关外东三省最大的一个民众组织。青年会经常举办智力讲演、科学讲演等活动，吸引了包括父亲在内的青年学生，他也很快成为活动骨干。1918年，父亲加入基督教青年会做干事，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是美国人普赖德，他非常欣赏我的父亲。

　　青年会在沈阳算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组织，由此也吸引了很多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青年，张学良就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位。青年会有一个不错的网球场，张学良特别喜爱在此打网球，由此两人得以结识。父亲比张学良大5岁，他经常陪张学良参加青年会的活动，比如学习英文或是舞会，也介绍少帅结识了不少西方友人。张作霖当时对我父亲也非常赏识。

　　父亲年轻时崇尚“教育救国”。1918年4月，从师范学校毕业的父亲在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和几位同学一起，在一座废弃的破庙里创办了“奉天贫儿学校”。学校免费接收失学儿童，也免费供给课本与文具，使很多贫苦子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这是东北首创。在社会各界帮助下，“奉天贫儿学校”越办越好，声望也越来越高。后来发展成拥有6个分校和一个试验工厂的完善的教育机构，父亲因此也成为在沈阳有名的社会人士。

　　“贫儿学校”也得到了张学良和郭松龄的关注。张学良不但自己慷慨解囊，还让奉军中的高级将领带头捐资。郭松龄也对学校特别支持，他的夫人韩淑秀不但捐款，而且做义务教员，所以父亲与郭松龄夫妇的关系也特别密切。1925年冬天，郭松龄举兵反奉失败，郭松龄与韩淑秀被张作霖就地枪杀。父亲得知这一消息曾潸然落泪。为避免受牵连，他曾到一位国际友人家中躲避，后由于张作霖并没有牵扯其他人，他才又复出。

　　1927年，在张学良赞助下，父亲去英国爱丁堡大学读社会学。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和在伦敦大学教中文的舒舍予——也就是后来的老舍也结下深厚友情。父亲借留学之机曾去丹麦考察，我就在这期间在沈阳出生。老舍跟父亲建议说：就叫这个孩子“丹麦”吧！所以“丹麦”成了我的小名。我记得小时候动不动就有大人喊我唱个丹麦歌，其实我也不会，我就唱些乱七八糟的英文歌，后来大人又嫌“丹麦”麻烦，改成了“丹丹”。

　　1929年，父亲学成回国，此时总干事普赖德要卸任回国，他便劝说父亲接替他，出任总干事。过去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总干事都是外国人，父亲是第一个担任此职的中国人，这也是非常少见和难得的。在父亲的领导下，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发展得特别快，张学良赞助他一笔钱重新改造，将青年会一个小楼盖成4 层大楼。青年会的旧址现在还保存在沈阳。

　　　　政治之路

　　父亲在基督教青年会时，完整地读过《圣经》，他也在普赖德领引下接受了洗礼，那时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我们几个孩子出生时都按基督教传统接受洗礼。但后来，随着东北时局的变化，父亲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活动，他的人生之路也慢慢开始变化。

　　父亲回国时，日本人在东北频频制造各种事端，父亲利用他的社会影响力开展反日活动。他们成立了“东北国民外交学会”，多次与日本交涉，也进行反日宣传。那时日本浪人在“南满”铁路沿线设立吗啡馆，贩卖海洛因等毒品。父亲出面组织了“辽宁省拒毒联合会”，由他出任会长，以基督教青年会为阵地，组织学生协助警察搜查毒品。1930年，他在奉天小河沿将3次查获的海洛因487包、烟土400两，总价值近百万元的鸦片当众焚毁，还邀请各国驻沈阳领事前往现场观看，唯有日本领事不到场。父亲的举动大快人心，沈阳人称父亲“今天的林则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晚，父亲在半夜里听到枪炮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与其他几位群众领袖来到英国领事馆打探消息，英国领事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建议他去日本领事馆交涉，父亲等人于是又来到日本领事馆。当时日本领事馆对日本关东军的行动也不全然掌握，日本领事林久治郎正好到关东军的驻地接受指令，留在那儿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父亲的身份，让他们在那儿等。父亲等人后来觉得形势不对，悄悄溜走了。

　　日本人占领沈阳后的第二天，日本军警到东北国民外交协会搜捕抗日分子，并悬赏5万大洋拿阎宝航的人头。9月23日晚，父亲乔装成牧师，由奉天迫击炮厂的英国工程师泰尔斯开车，把他们几个人带到皇姑屯车站，然后接去北平。

　　日军进城时，沈阳老百姓纷纷出城避难。母亲带着大姐、二姐、大哥、二哥还有我，5个孩子，她自己已有9个月身孕，一起逃到沈阳东郊教会办的坤光女中躲起来。当时沈阳城内风传日本人要抓阎宝航的家属，气氛十分紧张，但牧师说也无法长时期提供保护。

　　大姐明诗后来告诉我们，有一天晚上半夜有人来敲门。原来是父亲的好朋友、开表店的赵世涛大爷，他猜到我们会躲到这里，所以找过来。母亲担心我们一大家子跟着赵大爷走会连累赵大爷，但赵大爷非常仗义，还是坚持用马车把我们送到皇姑屯车站。但是到了车站以后，发现那里人山人海，到处是要到关内逃难的流民。车厢也早挤得水泄不通，根本上不去。赵大爷情急之下一下子跪下了，说：“同胞们，这是抗日英雄阎宝航的家眷啊！”这时奇迹出现了：车厢里自动让出一条路，很多人把行李扔出窗外，伸出双手，把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扶到车上。

　　当时我只有两岁，没什么记忆。大姐后来回忆：中途我们这节车厢被卸下来，以减轻负载，夜半荒郊之下这节车厢的人就坐在地上等待，每当远处有火车开近的声音，坐在地上的人就举火呼救。直到后来最后离开沈阳的一个火车头，挂上我们这节车厢徐徐前进，才最终到了北平车站。到了之后听说前列火车中途遇到土匪抢劫，想来我们全家也是万幸。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很多人流亡到了关内，父亲成为东北政治力量的代表，他也利用自己这种身份，呼吁国民党抗战，早日收回东北。到了北平，妈妈生下肚里的孩子，也是我的小弟，父亲为他取名“明复”，意为早日光复东北。

　　也许同为基督徒，宋美龄对我的父亲十分信任。1934年，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他和宋美龄亲自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会长和指导长，父亲则在宋美龄的推荐下出任书记兼干事，还曾和蒋介石共用一个大办公室。1935年，父亲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实际上是大副官的角色。据一些老人回忆，当时有一些达官贵人，他们的夫人要想见蒋夫人，都要先在我父亲那儿登记、打电话，然后我父亲请示蒋夫人。在别人眼里，他是蒋宋身边的红人，再加上他是张学良的好朋友，就连中统、军统头目戴笠、徐恩曾、贺衷寒等对他也都要高看一眼。

　　　　旷世之情

　　张学良晚年曾对我和明复说：“你父亲很能干，他到蒋先生那儿做事是我介绍的。”回首父亲的一生，张学良是对其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扮演着张学良的高级幕僚角色，张学良对我的父亲也十分信任。“九一八”事变后，父亲知道张学良内心很苦闷，他们几个东北军领袖经常与少帅一起商讨收复东北之事。

　　1936年11月初，父亲以视察新生活运动为名到了西安。其间，他和张学良还进行了一次长谈，张学良向他明确表示不想参加内战，也透露自己和共产党联手的想法。父亲从西安回到南京不到半个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便爆发了。

　　那一段时间，父亲与高崇民、卢广绩等几位东北军领袖一直奔走于各方，为和平解决此事，也为营救张学良而努力。

　　12月28日，戴笠通知父亲，说宋子文请他到南京近郊北极阁公馆。父亲后来回忆：“到达时，宋子文已在大客厅相候，见面就说：‘我与蒋夫人和张副司令已经商量好请你去西安一趟，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副司令有一封信带给杨虎城先生，让他把那批马丁飞机放回来，抗战还需要这批家伙，不要损坏啦……我已从上海包妥一架专机，明天你就动身。’……我转进小会客厅时，张学良已在候我。大事当前，无暇寒暄。当我提及宋子文叫我去西安一事，他说：‘我们商量过了，你去一趟吧，我这里有封信你带给杨虎城先生，把飞机给他们放回来。’我问道：‘宋子文让我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你几天内就回去，你对这有什么把握吗？’沉默了一会儿，他说：‘我这次举动是为了国家，也为了领袖，他们对待我怎样我不在乎。’我也沉默了……”

　　宋子文、宋美龄一再向父亲承诺说，一定会放汉卿回西安，他们愿意以自己的声望作保证。就这样，父亲受宋子文、宋美龄委托，带着张学良的亲笔信又飞到西安，说服东北军、西北军放回被扣下的50架飞机和陈诚等国民党要员。但张学良却仍未被释放，这让他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从西安回来后，父亲曾四次去奉化见蒋介石，请求释放张学良，都未果。1937年2月中旬，父亲第四次去奉化请蒋释放张时，蒋介石同意让父亲和张学良见一次面。当时，张学良被囚禁在奉化雪窦寺。父亲后来回忆，两人相见时，外面监听的人的影子都看得见。没办法，两人只能长时间地握手，这次见面只有半小时。父亲离开时，几步一回头，张学良始终站在门口，目送他们离去……这也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面。

　　一晃到1991年。这一年，年逾90高龄的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荻终于获得自由。他们到达美国后不久，父亲的老朋友，也是张学良的老部下——原东北大学校长宁恩承从美国发来电传，说汉公想见我和明复；过了几天，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又打电话再次转达此意。当时正好吕正操要去美国探望张学良，我便陪同他一起去了美国。

　　1991年5月29日下午，我们终于在纽约见到了张将军。张学良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问：“你父亲玉衡是怎么死的？”我一时哽咽……临行前，当时主持对台工作的杨尚昆主席特意在天津接见了我和明复，叮嘱不要过多地提伤心事，所以我也没有多讲。

　　张学良对父亲的死很伤心，他知道父亲死在秦城监狱，而他留在大陆的四弟张学思也死于秦城。提及此事时，他说了句：“大丈夫应该能屈能伸。”他的意思是张学思脾气不好，所以被折磨得很惨。他又说到自己：“我是天不怕地不怕，明天把我拉出去枪毙，今天晚上我照样睡大觉。”

　　张学良对我和弟弟好得不得了，我们喊他“大爷”，就像喊自己的亲人一样，完全没有生疏感。他和赵四有时打小麻将，我不会，总是输。赵四说：“明光你不用给钱了。”他马上说：“不行不行！”然后一张一张地数好，放在兜里，像个老顽童一样，很有趣。

　　也是在张学良的建议下，1991年，我出面成立了“阎宝航基金会”。张学良不但赞助资金，而且还亲自给基金会题写会名，都有亲笔信。我想，这也是当年的“少帅”用这种方式，来铭记他们那段特殊的情谊吧。

　　　　“阎家老店”

　　抗战爆发后，我们一家从南京逃难到了重庆。大哥、二哥、大姐、二姐先后去了延安，我和弟弟明复留在爸爸妈妈身边，所以也和他们的感情特别亲近。

　　抗战时期，很多东北人流亡到重庆，其中不少人衣食无着、没有住处，我们在重庆村17号的家，就成了一个临时收容所。

　　我记得家里经常住得满满的，一楼、三楼都住满了人，吃饭都是两三桌。特别是1939年5月，重庆经历了几次大轰炸后，许多流亡到重庆的东北人的家被炸毁了，来的人更多。屋里住不下，就在院子里搭棚子。

　　1942年为了支撑这个家不断增加的开销，父亲开始到公司做兼职，但即便如此，也经常捉襟见肘。钱不够用，有时妈妈还到街上摆摊变卖衣物一类的，换了钱赶快到粮店去买平价米，有时星期天我们也陪妈妈去摆摊。妈妈是东北妇女，即便在炎热的重庆，她也坚持每年都做大酱，渍酸菜，还买了一盘石磨自己磨豆腐来改善生活。我们吃什么，客人就吃什么。那段时期日子过得紧张，但妈妈从来没有怨言。

　　早在南京的时候，周恩来就开始把阎家尊称为“阎家老店”，褒奖阎家的仗义疏财。父亲的一位老友曾这样评论：“那时男男女女诸色人等，各路英雄好汉，没饭吃的落魄豪杰、流浪街头的志士，全到阎家吃一碗饭，喝一口水。老阎是万家生佛。”于是也有人称父亲“阎老佛”，“阎家老店”的名声也越来越响。

　　有一天傍晚，有人敲门。弟弟开门一看，是一个陌生的东北青年，穿着一身破烂的打补丁的军服，明复赶紧把妈妈喊过来。来的青年告诉妈妈，他叫周茂林，跟日本人打仗时因为日军施放毒气，他几乎失明。逃到重庆后，饥寒交迫，后来有人告诉他这里住着一位“阎善人”，他就找上门来。说着说着，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妈妈赶紧把他扶起来，让他洗澡换衣服住下来。周茂林原来是吉林农村的孩子，除了种地什么都不会，眼睛又不好，妈妈留下他让他做厨师。开始他煮的饭都是生的，菜也烧不熟，后来才慢慢学会，妈妈还帮着他找了位四川的媳妇。抗战胜利后，周茂林回了东北，父亲后来还去看望过他。

　　类似的故事在“阎家老店”有很多很多。几十年后，父亲当年手下一位普通员工的女儿告诉我，她7个月时得了急性肠胃炎，她父母走投无路，最终找到我们家。妈妈把她手上唯一的一枚金戒指摘下，让他们当掉，换了3针珍贵的盘尼西林，救了她一命。

　　“阎家老店”能支撑下来，与我母亲的关系非常大。母亲和父亲是青梅竹马，是同村高家的二姑娘，年轻时唱山歌很有名。父亲与她结婚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她到河边，把她的裹脚布给丢掉，所以母亲是“解放脚”。

　　母亲因为家里贫穷，没念过书。父亲每天早上总是去厨房教母亲识字，还给她起了名字，叫高素桐，后来又改为高素。父亲到了青年会工作以后，母亲对城市很生疏自己又不识字，本不愿意进城。父亲于是让我舅舅动员她，舅舅说：“你再不去，你的位置就让别人占了！”她这才勉强到了沈阳。母亲对父亲有一种近乎崇拜的情结，凡是父亲做的事情，她都鼎力支持。父亲那时每个月都要把一半的工资拿去办“贫儿学校”。进城后，母亲把我的爷爷、奶奶和姑姑都接了过来，一大家子的生活非常不容易，但母亲从不抱怨一句。

　　母亲很要强，她一直努力提高自己。在沈阳时，她每天晚上去平民识字班学习。大姐回忆，妈妈上课时，由她带着我大哥和二姐。夜校设在一个大庙里，乌鸦到处飞。奶奶对姐姐说：“你妈妈不容易，非常坚强，你要多帮帮你妈妈。”靠着这股劲，妈妈从一个字不识，到了后来达到小学毕业的水平。父亲到国外留学后，妈妈在国内自学英语，她在家用器具上都贴上英文名字。

　　随着父亲职位的变迁，母亲经常跟着他去参加一些活动，她落落大方，举止非常得体。有一次，南京各界人士谒拜中山陵，与宋美龄一起去南京中山陵祭拜，她的一只高跟鞋鞋跟突然断了。母亲镇定地弯身把鞋跟拾起来，照常走路，竟然没被发现。事后，父母常引为笑谈。

　　那段时间父亲仍活跃在国民党政府高层里。在重庆期间，父亲除任国民军委会政治部战地党政设计委员外，还曾任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陪都劝募公债运动主任干事、重庆市空袭救护委员会抚济组组长等职。1941年6月5日，日军对重庆进行夜间空袭，造成数千人在防空隧道里窒息而死的大惨案。时值盛夏，臭气逼人。负责善后的父亲在现场指挥运尸，一连几昼夜不曾合眼，最后竟昏倒在泥水中。

　　但很少人知道，父亲此时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他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早年的基督教青年会也是各种思潮交汇碰撞之地，这里也是共产党在东北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父亲也得以结识不少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中共最早在东北建党的书记就是在基督教青年会活动的，他当时就住在青年会里，在总干事的大保护伞下活动。那时他们从广东运来很多介绍共产主义以及列宁、苏共的书籍，就放在青年会里，父亲有时听他们讲有关共产主义的理论，对此有了朦朦胧胧的认识。1927年，他曾向他的好朋友、中共地下党员苏子元提出入党要求，结果因为苏子元去了苏联学习而不了了之。

　　父亲一生的政治选择，与周恩来的关系很大。1937年元旦，父亲在西安与一些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们商讨如何营救少帅的问题时，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的谈吐和修养给了他深刻印象，父亲还诚恳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抗战爆发后，国共开始合作，父亲与周恩来在南京的接触越来越多。1937年9月，父亲由周恩来、刘澜波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几十年后，刘澜波叔叔告诉我们，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所有重大的事情都得报告。发展吸收父亲入党是一件大事，所以延安向共产国际报告此事。共产国际方面答复说：阎宝航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不同意吸收入党。当时党内也有人议论，认为父亲社会关系复杂，不可靠。周恩来则回答：“你关系不复杂，但是阎宝航能做的事，你做得到吗？”

　　入党后，父亲对母亲和孩子们都保守秘密。他的真正身份，只有中共南方局的领导核心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与李克农知道。不过，父亲也公开地与左翼人士来往密切。陶行之、范长江、李公朴夫人、杜重远夫人等，都曾住在我们家，所以国民党内部对他身份的猜疑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一天，重庆卫戍司令刘峙曾很意外地邀请父亲到他的司令部见面，父亲身后还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刘峙单刀直入问父亲：“我是个军人，说话比较直接，你膝下6个孩子，4个都到延安去了，你是不是共产党？”父亲反问一句：“你看我像不像共产党？”父亲接着又说，“孩子长大了，去不去是他们自己决定的，我也不能够拿脚镣、手铐把他们拷上，不让他们自由行动，再说他们也是去参加抗日的。”

　　我们后来在重庆档案馆里发现了很多国民党时期的文件，其中一份赫然写着“阎宝航”的名字，上面有军统特务写的父亲活动记录。这证明军统已经注意到了父亲，但他们却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能证明父亲是中共地下党员，最终也没敢对他动手。张学良曾经跟我和弟弟说：“你爸爸和我的命都是蒋夫人保的，有人检举你爸爸，蒋夫人说阎宝航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怎么会是坏人呢，你们不能动他！”

　　　　秘密战线

　　父亲生前很少和我们谈及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对他做过的事情也并不了解。很多事情也是在他去世后的很多年后才慢慢浮现出来的。为了了解父亲的过去，2000年，我们委托一个朋友查了他的档案，发现父亲在1965年曾应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约请，写了一篇《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的材料。

　　父亲回忆，1941年春天，周恩来找他谈话，说共产国际、苏共希望中共能介绍中共党员帮助他们搜集情报。周恩来同董必武、李克农、叶剑英研究后，认为我父亲最合适这个工作。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向父亲交代了任务范围、具体要求和商定一切技术问题。罗申要求父亲设置电台，以建立直接联系，收集包括蒋介石本人及国民党的一切军事、政治、外交的动态以及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情况。

　　1941年的某一天，分别三四年的大姐明诗突然从延安回来了，是周恩来亲自把她送到家。当时对外说的理由是，大姐得了肺结核，要她回重庆治疗。大姐回到重庆后，每周要去北碚两次，有时候父亲一块儿去。父亲给我买了小白鞋、白衣服，打着小洋伞，给我和弟弟穿得漂漂亮亮的，全家出动坐轮船的船头，一看便是一个非常有钱有势的上层家族出去旅行，所以沿途也没有遇到任何检查。到了北碚，爸爸和姐姐他们到院里忙，我们这些孩子们就在一个院子前面的石板地上玩跳房子或跳绳，玩到黄昏。

　　我们后来才知道，大姐是被派回重庆帮助爸爸工作的。当时董必武交给父亲一部电台，设在北碚，电台的译电员就是大姐明诗。她手里经常拿一本《圣经》，其实是个密码本，父亲交给大姐的情报，由大姐译成密码，用药水写在手帕上，通过交通员送到北碚的秘密电台。而这个秘密交通员是妈妈的侄子高维升，我们喊他高大哥，大姐和高大哥往来于重庆、北碚之间，一直没被发现。

　　父亲从来没有讲过他在做情报工作过程中面临的巨大风险，在回忆里，他也只是淡淡地写了一句：“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做了种种准备。”“必须千方百计完成任务，必要时准备牺牲，并且要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其实，他也有过一次特别危险的经历。1942年夏天，当时在国民党官方出版社——正中书局管理处任处长的徐仲航被捕。徐仲航是地下党，他不仅知道我的父亲的真实身份，他本人又是另一个地下情报组的负责人，其成员之一沈安娜一直打进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机要部门任机要速记，得以参加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会议，她所接触到的机密可想而知，而且她得到的情报都转报周恩来。所以徐仲航被捕后，沈安娜也非常紧张，不过沈安娜多次见过我的父亲，但他们并不知道彼此的真实身份。

　　徐仲航被关在渣滓洞里，他是否会叛变，还是个未知数。父亲平常回来都跟我们打打招呼，问一下学习情况怎样，但那一段时间，他回家时都是心事重重的样子，脸色也很阴沉。父亲处于巨大的危险中，按理说，应该立即撤离重庆，但这样一来，自己领导下的情报小组将不复存在。有一天夜里，周恩来带着机要秘书王梓木到我家里，和父亲商量对策。父亲了解徐叔叔，坚信徐叔叔不会将他出卖，于是商定进一步了解徐仲航在监狱里的表现。

　　我记得那段时间，母亲和大姐连夜做棉衣和棉被，托人给徐叔叔送去。我也很着急，但从小就被训练出来，也不多问什么。父亲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徐叔叔在狱里的表现，确认他没有叛变。另一方面，他找到在国民党内德高望重的李济深。父亲说：徐仲航是跟我多年抗日的老乡，他怎么会是坏人呢？李济深于是亲自拨通了军统局局长戴笠的电话。这样徐叔叔走出了吃人的渣滓洞。

　　徐叔叔被保出来后被接到我们家。那时候他遍体鳞伤，特务用竹竿子把他肋条骨之间的肉皮都割掉了，打得不成人样，但是他一句话没说，保全了组织。事后徐叔叔说，收到阎大哥送来的大嫂为他赶做的御寒衣物，知道阎大哥和组织上一定会设法营救他，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

　　　　战略情报

　　按照周恩来的布置，我父亲主要侧重于战略情报的收集。在此方面，他最大的贡献，便是及时得到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

　　1941年5月初的一天，父亲参加以国民党高级官员为主的一个小型宴会，父亲感觉到气氛非常高昂，大家兴高采烈，互相敬酒。父亲见到于右任，问他为什么大家这么高兴。于右任趴他耳边，悄悄告诉他说：德国马上就要进攻苏联了，大概是在6月20日前后一个星期。

　　1941年前后，国际局势出现了一些变化。当时希特勒已制订了进攻苏联的计划，为使日本能从中国战场上腾出手来北攻苏联，拉拢国民党集团脱离美、英、苏的影响圈，德国方面将此计划明确地告诉国民党驻德武官桂永清。接到桂永清的密报后，国民党方面认为日本有可能北上进攻苏联远东地区，中共军队也会在苏联要求下，向华北转移去牵制日军，这样国民党军队可趁此机会控制黄河以南的日占区，可以腾出手来打共产党。所以他们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很振奋。

　　父亲后来回忆说，他听到这个消息时，心跳都加速了。为了确认，他还是装着漠不关心的样子，不动声色地向孙科打听，孙科回答说：“是委员长亲自告诉我的。”父亲借故提前退出了酒会，正好工作组的交通员李正文在我们家，他让李正文将情报传递出去。

　　当时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在延安有一个联络小组，他们也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的情报人员。负责翻译这份情报的人叫刘毅夫，他后来回忆，拿到这份情报后，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康生等几位重要领导都轮流看。然后由康生在电报上批示，将此情报“告友人”——也就是苏联方面。

　　1941年6月22日，德军果然向苏联发起进攻。关于这一段，苏联元帅朱可夫后来是这样回忆的：“6月21日，斯大林从一个德军投诚人员口中得到确切消息，德军将于22日凌晨向苏联发动进攻，这使来自中国的情报进一步得到证实。”“来自中国的情报”，指的显然就是来自父亲的情报。由于及时接到命令，在开战前的最后时刻，各军区司令员和他们的参谋长都坚守在各自的指挥所内。后来的一切证明，正是这短暂的备战时间，使苏联免遭灭顶之灾。父亲回忆，此后不久，罗申告诉他：“你的情报第一，斯大林同志知道你。”

　　6月30日，苏方致电中共中央，感谢中共中央提供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情报。这份电报写的是：“由于你们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我们得以在德军进攻前宣布苏军进入紧急状态。”可惜的是，收报原件在1947年春天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前夕，为坚壁清野而被销毁了。

　　在战略情报上面，父亲的第二个贡献是拿到日本驻东北关东军的全部机密材料。

　　1944年，陈诚交给父亲一个任务，要他了解日本是否会进攻苏联，这正好给了父亲一个了解情报的“尚方宝剑”。国民党军委第三厅副厅长钮先铭是父亲老朋友宁恩承的内弟，而军委第三厅主管作战系统，当时国民党各个部门侦察得到的日军情报，都汇总到三厅。于是父亲以陈诚的命令为借口，向钮先铭要求看有关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材料。钮先铭很痛快地给了父亲，但要求他3天之内必须交还。

　　这份材料包括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部署、设防计划、要塞地址、兵种武器、番号人数、将领姓名等等全部机密，信息十分详尽。父亲拿到后，立即汇报给中共驻重庆代表团，周恩来看到后立即命令中共驻重庆的南方局拍照送往延安，中共综合各方情报后，迅速通报苏联。

　　1945年8月9日，当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打响第一枪的时候，红军各级指挥员手中都掌握着整个关东军的详尽情报：包括所有部队的分布，秘密要塞的位置，军事交通的地图，武器装备和给养的清单，甚至还有日军所有连级以上指挥官的花名册。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关东军在短短一周之内便被彻底消灭。由于拥有情报上的绝对优势，苏联红军在随后接收东北的行动中同样占尽先机。

　　当年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曾经对100万关东军心存忌惮，所以后来也有人认为，这条情报对结束“二战”的进程也有不小的影响。我相信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父亲及其情报的历史价值也一定会被重新评估。现在想起来颇为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的这段经历无人过问，他本人也很少提及，所以留下了不少令人遗憾的空白。

　　1995年，弟弟明复曾到莫斯科的俄罗斯档案馆查阅资料。在一堆有关中国的档案中，他看到了有关日本军队在伪满洲布防的军事情报。他立即填写清单调阅。不过这里保存的是一份照相文件版本：在硬纸壳封面上，写的就是关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部署的情报。他认真地做了记录带回国内，经过有关方面认真审核后确认，这就是中共中央当年向苏联提供的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布防情报。

　　1995年5月9日，俄罗斯举行盛大仪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应邀赴俄的中国代表团带去了一份特殊礼物，这就是父亲当年向苏联提供日本关东军布防绝密情报的复制件。由此也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在那次仪式上，罗高寿大使说，阎宝航同志1941年6月16日提前向苏联提供了关于德军进攻苏联日期的准确情报，在二次大战最后阶段在苏军对日作战前提前向苏联提供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详细军事部署资料。这两件事将载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

　　值得一提的是，10年后，2005年，当一个电视摄制组专程到莫斯科采访已离任的罗高寿大使时，谈及此事，罗高寿还说：“阎宝航的功绩可以同苏联著名的情报人员佐尔格相媲美。我认为，政论家、历史学家对阎宝航写得太少。阎宝航的功绩是俄罗斯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当年跟父亲一起战斗在秘密战线的几位战友，后来命运也各不相同：徐仲航解放后在北京经济学院任教，徐叔叔年轻时爱过一位姑娘，但她另嫁他人，所以徐叔叔后来终生未娶，当年大难不死的他并没有躲过“文革”这一劫。沈安娜与丈夫华明之解放后一直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帮助传递情报的秘密交通员高维生大哥，解放后曾在外交部任职，1951年辞职回海城老家务农。当年亲手将情报送到苏联大使馆的秘密交通员李正文，后来担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他有幸活到1995年，在驻华使馆内亲自接受了属于自己的纪念勋章。

　　　劫难

　　1946年，父亲奉中共中央指示秘密潜回东北，任辽北省省长，陶铸任省委书记。他曾组织了十几万民工支持辽沈战役。解放后，父亲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职位并不算高，父亲对此也毫不介意。他对自己过去的事情很少提及，所以身边人也不知道他在解放前做过那么多事情，在外人眼里，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因为父亲当年的身份特殊，所以他加入中共后，并不归地下党组织领导，而是周恩来亲自单线掌握的“特殊人物”，他的身份也极少被外界知道。父亲也没有专门和我们谈过此事，所以在填父亲的成分时，我都写上“资本家”。1952年，中共中央批准父亲在外交部公开了中共党员身份，但还是没有向社会公开他的党员身份。

　　解放前，父亲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他没有去过延安，对党内的一些事情并不了解。有一次父亲去江西考察回来，看到当地老百姓的真实生活状况，内心深为触动。在外交部一次会上，他发言：“老区的老百姓为革命做出那么多贡献，怎么现在还生活得那么苦？”结果他被定为外交部的第一号“右派”。名单报到周总理那儿，他说：“宝航为我党做出那么多贡献，他怎么会是‘右派’？”父亲由此逃过一劫。

　　我后来想，父亲也许内心很苦闷，但他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抱怨过一句，也从没有与我们子女谈过他当年从事情报工作的事情。1962年中苏关系紧张，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周总理在讲述了中苏关系时，曾说了这样一段话：苏共和中共向来是互相帮助的，不是苏共单方面帮助我们，我们也帮助了苏共。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前，我们就得到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的准确情报。总理还提到，战争爆发后，斯大林还专门回电给毛泽东表示感谢，说是由于中共准确的情报，他们提前进入一级战备。接着总理说：“我忘记了这个情报是谁给我的。”父亲听说后，就给总理写了封信，将1941年接受任务起的来龙去脉写得清清楚楚。

　　1962年3月初的一天晚上，当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工作的弟弟阎明复，偶然在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那里看到了父亲写给总理的这封长信。信上总理批示：宝航同志所述经过属实。弟弟后来回家向父亲问及此事，父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回忆了这段经历。

　　很多年后，原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也告诉我们，周总理做完批示时还讲：“因为阎宝航的功绩，当时苏联驻重庆武官，也就是后来驻中国第一任大使罗申，还有其他一些人，为此受到苏联方面的奖励，他们升官发财，发勋章，但事情是中国共产党做的。”

　　“文革”开始后，眼见着周围的人一个个被打倒，父亲对自己的命运似乎已经有所预感。1967年的一天，他对家里人说：“现在形势很乱，到处抓人，一旦我被抓，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坏人。”这一次，他提到了“二战”中搜集情报的事情，嘱咐家人一旦他被抓，赶快去找总理。

　　但那一天还是来了。1967年11月6日傍晚，父亲刚下班回来，餐桌上已摆好的一碗面还没来得及吃，几个人冲进屋来把他抓走。母亲急着追上去喊父亲的名字，父亲在大门口回头安慰她不要怕，还轻声说了句“去告诉总理”。接连几昼夜，留在北京的亲人抱着父亲御冬的大衣，跑全国政协、国务院、公安部、卫戍区……到处打听父亲的下落，但毫无结果。

　　在战争年代把4个子女都送到抗日前线的母亲，一夜之间却成了反革命家属。大姐明诗早就被打成“右派”下放鞍山，大哥被下放到贺兰山，二哥明智被隔离审查后也被赶到农村——他14岁就去了延安，后来到了外交部，成了共和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俄文专家，当时外交部对苏联的所有文件都是他经手的，不到 50岁的二哥在湖南农村去世。在中央办公厅做翻译的小弟阎明复，也以“间谍罪”被抓进秦城监狱。

　　那时我也被下放在干校里。每天一早起床，要背30公斤的东西到山上。有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穿着灰大衣，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医院候诊室的长椅子上，我跪在椅子前痛哭流涕：“我再也没有爸爸了……”我就这样哭醒了，以前我从来不记得自己做梦的内容，可是我却清晰地记得这个梦的每一个情节。我跟同屋说：“我怎么梦见我爸爸死了……”她说：“共产党员还迷信！”

　　父亲和小弟都被抓走了，留下了孤苦不堪的母亲。她看见蚂蚁爬过来，认为是给她报喜的；看见喜鹊飞过来，她也会自言自语地问：“爷爷什么时候回来？”家里有一幅周恩来的像，是总理亲自赠送的，母亲每天就对这幅周总理像祈祷。

　　1971年，母亲得了肺癌，我要把她接到上海治病，起初她不肯去，她说：“我不能走，你爸爸进门第一眼没看到我，不行。”接到上海一个月后，她就去世了。

　　去世前不久，妈妈曾口述了一封给周总理的信，大意是说：我始终相信玉衡和明复是无辜的。我患重病到上海后，抢救费用甚巨，小女明光的爱人被关押，工资冻结，无力支付。请总理看在我和玉衡在重庆变卖衣物接济党内同志和抗日乡亲的面上，把我的医药借债费及后事解决。

　　我把这封信寄给了被下放在香山附近挖煤矿的大嫂，请她设法转送出去。大嫂舒堤是吕正操的外甥女，那时吕正操、张学思等人也都和父亲一样，被打成 “东北叛党集团”。后来，全国政协派人找到大嫂，说中央首长说了，高素一生不易，把孩子都送到抗日前线去了，是有功的，医疗、丧葬费用全部由公家解决。

　　临终昏迷时母亲还满脸欣慰地自语：“回来了，回来了。你们赶快包饺子。”直到离开人世的时候，母亲还坚信父亲活在人世。我们后来才知道，其实父亲早在3年前便已被迫害致死了。

　　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是怎么死的，他的骨灰在哪儿，我们都无从知晓。一直到1973年，中央专案组给中央的报告上还写道：“阎宝航是证据确凿的国民党特务。”1978年1月，父亲终于得到平反。之后，我们恳请中央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姚艮叔叔帮我们查询父亲遇难经过。姚叔叔是战争年代父亲的挚友，他一家都曾在重庆的“阎家老店”住过，“文革”当中也惨遭迫害。

　　姚叔叔带着我们到了秦城监狱，查阅监狱犯人档案，找到了父亲在狱中的代号，册子上写着“反革命罪犯67100号”——1967年抓进去的第 100号罪犯，而67124号——父亲被捕后的第24个人，就是我的小弟弟，才36岁的阎明复。弟弟在秦城被关了7年半之久，他在狱中曾听见邻近牢房里有位老人的咳嗽声，他觉得很像父亲。但那时他们每人一个单间，只有号码，没有姓名，所以他也不敢确认。现在想起来，那就是老父亲的声音……

　　1968年5月，一次深夜拳打脚踢的提审后，父亲昏迷不醒，凌晨被送到当时的监狱医院——复兴医院。姚叔叔陪同我们又到了医院现场，找到一位当时在场的老工人。他指着大厅候诊室的长椅说：“抬进来时就放在这里，很久没有人来抢救……”我顿时泪流满面，这就是我在梦中见到父亲的场景！

　　在秦城监狱，我们还找到一张纸条，上面是父亲写给母亲的，也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高素老伴我要回家……”在火葬场，我们找到了当年的火化工人，他帮助我们翻出一张批文，上面写着：“反革命罪犯67100号不保留骨灰。”

　　父亲最终被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但因为父亲的骨灰已经荡然无存，所以那里面放的是母亲的骨灰。和父亲在同一个架子上的，是老舍的灵位，相同的是，里面都没有他们的骨灰。

　　这么多年来，“阎宝航基金会”仍然在运作着，尽管作为一个民间慈善机构，它也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一路走来，很多人都感念于父亲当年的大爱精神而给我们提供很多慷慨而无私的帮助。从这个意义上讲，父亲虽然去世很多年了，但他却一直陪伴在我身边，从未离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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