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大楼的新地图》：全球化的核心与边缘

《五角大楼的新地图》：全球化的核心与边缘




冷战时期的安全法则

　　刚刚去世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是继乔治·马歇尔之后，美国对世界政治与军事格局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最重要的功绩不在于他帮助美国赢得了冷战，而在于他发明了一个英文缩写词。这个缩写词确保了美苏之间的大战没有发生，而且让大国间的战争自二战后基本消亡。

　　这个缩写词叫做MAD，直译“疯狂”，是“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的缩写，意思是，相互保证毁灭。麦克纳马拉在1960年代提出的这个概念成为冷战时代军事克制美苏双方的通用规则。麦克纳马拉虽然不是第一个洞察到这个法则的人，1943年参与“曼哈顿计划”的丹麦天才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便预言原子弹将终结大规模战争促使世界上的民族国家走向开放，但麦克纳马拉用水晶般清澈透亮的词语让地球上每个人一步到位地理解了这个法则。

　　核武器不是为了使用，而是通过持有实现大国间军事克制。核武时代的“相互保证毁灭”确保了世界65年来远离大战的和平。麦克纳马拉与他的MAD法则一起被永远载入了史册。

　　冷战的退出，前苏联的瓦解，整个世界的格局从根本上被改变，但美国军事地缘策略专家托马斯·巴尔涅特(Thomas Barnett)指出，整个世界并不如我们很多人所想像的方式而根本改变。

　　冷战后的安全挑战

　　有些人为战争而生，号称“老血胆”的乔治·巴顿将军在二战后再也未找到生活的意义。巴尔涅特把当今美国军界里的这类人士称为“冷战大兵（Cold Warrior）”。有些人靠战争谋生，在美国他们是“军事──产业──政府铁三角（利益）同盟”。他们需要给美国找到下一个“力量对等的竞争对手（Peer Competitor)”来为自己的继续存在正名。有些人天生需要找敌人，思想意识上的陌路者是他们的梦寐以求的“敌人”，对于美国政界右翼保守派，共产阵营的国家“曾经是对手，永远是死敌”。

　　在冷战之后，中国是唯一让“冷战大兵”、“铁三角”和右翼保守派们垂涎欲滴的潜在军事对手。在他们主导下的美国五角大楼，在冷战退出后的1990年代里，心怀未来假想敌，以塞布罗斯基的“网络中心战”为标志，将二一世纪的战争推向了艺术新高度。

　　然而，中国真的是一个威胁吗？

　　前任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研究员托马斯·巴尔涅特认为，将中国当作成威胁的人只是惯性地“在战争的环境下看待未来战争”。然而，在二一世纪除了战争，主导世界格局的还有“所有的其他（Everything Else）”（因素）。“911”事件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它帮助，影响二一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的会是传统战争因素以外的“所有的其他”。而这个“所有的其他”从含义上接近人们经常听到一个流行词──“全球化”。

　　“相互保证毁灭”这个国际通行规则确保了冷战有惊无险地度过。巴尔涅特问道，到了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的“全球化3.0”时代，怎样的国际安全新规则才能避免像“911”事件一样的“战争”再度“爆发”？“911”除了是极度仇恨美国的一群宗教极端分子的一次疯狂之外，还意味着什麽？

　　扮演杰克·莱茵

　　这便是托马斯·巴尔涅特的《五角大楼的新地图》想回答的核心问题。该书于2004年在美国出版后成为《纽约时报》2005年度非小说类快销书，随后在我国国内国际关系研究界引起反响，并于2007年在国内翻译出版。

　　环顾我在上周评论文章中提到的几位具有影响力的“全球化”学者，福山关注在冷战后人们怎麽思考政府体制；亨廷顿关注在大战打不起来之后，人们凭什麽来打“冲突”小仗；托马斯·弗里德曼关注当“世界变得平坦”人们将如何“竞争与协作”；扎卡利亚关注全球化进程中新势力国家如何挑战美国和美国如何保持领先地位？巴尔涅特则倾注于探索继“相互保证毁灭”之后，主导二一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的国际安全新规则。

　　现年47岁的托马斯·巴尔涅特199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原是一位苏联问题专家。但还没等到添加美国冷战军事战略阵营担当国际核谈判专家，冷战便迅速退出，他立刻面临了改换门道的挑战。美国军事政策分析界是一个相对铁饭碗的精英圈子。军事分析员们不难选择随大流维持冷战遗留下来的现状，靠周而复始地攒“策略研究报告、季度评测、年度预算和长期计划”谋生。

　　问题是，在随后的几年里，他看到这些文字与国际大局的现实越来越不相干。对于那些将中国当作假想敌的人士，巴尔涅特不禁要问，既然“相互保证毁灭”法则依然生效，而中国随着改革开放史无前例地与全球经济融合，为什麽中国会选择在未来与美国进行武力对抗？尤其，当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和中国军费开支水平决定了中国赶上美国“非对称战争”的军事垄断地位的日子依然是在二三年之后。

　　假如中国并不是一个威胁，那麽什麽因素，或者哪些因素将决定二一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除了战争本身，“所有的其他”（因素）──经济、政治、人口、科技、国际关系、文化、意识形态、民族、环境，乃至“文明的冲突”和“历史的终结”，这一切因素又将如何综合起来发生作用？

　　为了认识这“所有的其他”，摸索出国际安全新规则，巴尔涅特从1990年代中叶开端在家里夜以继日地博览群书──“一箱一箱地”读书、读报、读杂志，花了大量时间与技术专家、商界领袖、华尔街大亨、传媒巨子、民众活动家、社会心理学家和经济发展顾问等等广泛交流。他姐姐开端怀疑他为美国中情局任务，因为只有中情局才那麽有钱能让一个人每天呆坐家中思考世界的未来。用他的话讲，他在扮演“杰克·莱茵(Jack Ryan)”──好莱坞大片中反复出现的、由影星哈里斯·福特和本·阿福莱特分别扮演过的学者型中情局副局长角色。

　　一个“值得开创的未来”

　　他看到，自冷战退出后，在五角大楼的思维里充满了“世界将陷入混乱”的“恐惧”。“911”事件之后，这种思维更是主导了布什政府的军事决策。巴尔涅特认为世界其实并不混乱。经济全球化进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比较分析。

　　在冷战后到二一世纪的全球化经济经历了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消除了几亿贫困人口。看似制造“混乱”的恐怖袭击无法从根本上动摇全球经济，美国经济在”911”后六周内便自动恢复正常。为什麽全球经济不需要像在军事领域里美国角色一样的“经济警察”？

　　原因除了亚当·斯密之“看不见的手”和大卫·李卡多的“相对优势论”在推动全球经济和全球贸易之外，还在于，自二战后“马歇尔计划”以来，美国倡导下创建的一系行国际机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世贸组织以及逐步创建起来的一整套国际间通用的经济规则──关贸总协议、布雷顿森林协议。这些经济规则构成了在西方国家和日本首先形成并向世界逐步渗透的经济秩序。全球经济从某种意义上早已实现了无为而治。

　　一句话，“911”也许震动了人们的神经，却丝毫没有改变依然通用的国际经济法制。世界需要规则，就这麽简单。

　　当然，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是四平八稳。它同时制造着赢家和输家，制造财富的同时也制造着不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有整整一本书《全球化及对它的不满》来谈这个问题。但这种不满变身成的最激烈的表现形式──1999年西雅图标威远够不上所谓的“混乱”。

　　二一世纪的全球需要一套经济规则，也需要一套国际和平的“新规则(New Rule Sets)”。这样的规则越多越清晰，全球经济就越良性循环，世界就越远离战争。这样的规则越少，经济的纷争越多，世界的战争也越多。

　　然而，一套新规则不是一天能创建起来的，它的起步点是一套新语汇，新概念。二战的退出到“相互保证毁灭”法则的确立隔了二年时间。当今的经济秩序创建也花了同样长的时间。冷战的退出迫使国际关系“规则重置(Rule-Set Reset)”。在新规则创建起来前，世界存在“规则缺失(Rule-Set Gap)”，它孕育着安全危机，这就能解释1990年代从索马里、海地到老板尼亚和科索沃的连串战乱。大国亟需领头制定新规则，并向世界的盟友“输送新规则（export new rule sets）”。让世界共同看到一个“值得开创的未来(Future Worth Creating)”。

　　全球化的核心与边缘

　　在国内，时常听到朋友们包含海归人士和著名学者挂在嘴边的“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潜台词是什麽？大家很清楚。这些朋友们没有错，只是没有做到与时俱进。

　　不能说这些朋友错，因为从二战后直到二世纪末的全球化与“美国化”进程难分伯仲。弗格森更称这期间的全球化进程躲藏在“美帝国主义”身影下，因为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科技、文化、政治、国际关系和意识形态期间在世界范围内强势渗透。

　　然而，在 “后美国”时代的二一世纪，全球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他国的崛起”，我们中国和印度、俄罗斯、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都在其中，用巴尔涅特的话讲，这些国家一起构成了全球化的“新核心(New Core)”。而欧美等发达国家构成了全球化的“旧核心(Old Core)”。这些已经通行全球经济规则的集团国家构成了全球化的“功能核心(Functioning Core)”。

　　其余还没有全面接受全球经济规则的国家──他们分布在非洲、中东、东南亚、中美洲和南美西北部构成了“尚未融合的边缘（Non-integrating Gap）”。终于，五角大楼有了一幅思考全球安全的新地图。

　　全球化不是美国化。以今天世界的紧密相联性，今天的全球化是每个国家、团体、人群、个人尤其是弗里德曼笔下“超级武装的个人”都能深刻影响的一场共同博弈。

　　让一屋子冷战大兵们放声痛哭

　　有了一套语汇和一幅地图，国际安全的威胁源便一目了然。 巴尔涅特认为，威胁不在中国。

　　“从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发起一场战争其目的不是为了捍卫自身的身份”。“中国是我们的朋友。”“这是全球经济的现实所主导的一个现实。”

　　“在一代人的工夫，中国能源使用量将翻番。中国需要俄罗斯，中亚和海湾国家。中国需要建设庞大的能源内部结构。所需资金会轻易地在万亿美元量级，中国从哪里获得这笔钱。从快速增长的出口，从最大的投资源地──美国和欧盟。这些加起来，中国要发展，需要与美国人、欧洲人、穆斯林和斯拉夫人交朋友。这就没剩余多少个文明去冲突了。”

　　“世界上一半的人口在发展中的亚洲，而在亚洲，哪里的经济增长最快，能源需求急速上升？难道有谁不想将（中国）这样的‘力量对等的竞争对手’保持在一臂之内？”“而这番话，我的朋友，就是我怎样让一屋子的冷战大兵们放声痛哭的。”

　　构建全球安全新规则

　　“911”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规则缺失(Rule-Set Gap)”。本·拉登能从全球化的边缘区向核心区发动战争，是因为世界过快地变得紧密相联。在世纪之交，“经济发展超过了政治，科技超过了安全。其结果，我们没有来得及构建政治与安全的规则来跟上这种紧密相联。”

　　本·拉登导演“911”的潜台词是“不要试图融合我们，不要试图让全球化越过到我们的地盘。”全球化进程伤害到边缘区里某些人的利益，所以，他们不惜牺牲无辜者的生命来换取与全球化的“文明隔离”。“隔离带来危险。”全球化的“功能核心”需要达成一致的全球安全新规则，共同对付深处全球化的边缘区作乱者。

　　巴尔涅特提出，二一世纪全球化这个大系统，大机器需要有一个“系统管理员”角色，而且很重要这是整个全球化的“功能核心”联袂的角色。这是《五角大楼新地图》最重要的启示。

　　二一世纪全球化的核心地带基本实现了德国哲学家康德1795年所预见的“永久和平”。对于边缘地带里威胁全球化进程的捣乱者，巴尔涅特认为全球化的核心国需要对他们实行英国七世纪哲学家霍布斯“利维坦”式的威权专政。这就是美国需要向核心国新老盟友，尤其是“新核心”“输出”的国际安全新共识。

　　“功能核心”国家应该如何当好“系统管理员”？美国以其“非对称战争”实力是义不容辞将捣乱分子随时拿下的特别行动部队。但是劳动力密集型的维和任务与国家重建行动，需要整个“功能核心”尤其是新核心国家的参与。这意味着，对小布什的单边主义说不，意味着持之以恒艰苦卓绝的外交努力将要开端。全球化的今天已经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再孤立行事。

　　随着奥巴马上台，这份外交努力似乎已经拉开序幕。2009年7月15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提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将不再只把自己看作（小不布什所说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国家”，而将自己定位为全球“规则”的汇聚者，积极全面地构建协作伙伴关系，与正在崛起的国家共荣辱进退。2009年7月 28日在美国华盛顿开幕的中美经济与策略对话，奥巴马在开幕致辞中强调“中美关系将塑造二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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