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总结在中印战争中失败的四大原因

印度总结在中印战争中失败的四大原因


　专栏作家特贾斯·帕特尔（TejasPatel）在印度NDTV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印度输掉了1962年边境战争》（WhyIndialostthe1962borderwar?）的文章，他认为正是当时的印度领导人导致了本国的失败，总理尼赫鲁和国防部长梅农过于自信，自认为能够通过外交手段化解危机，他们相信即使推行“前进政策”，中国也不会敢于攻击印度。帕特尔还认为当时的情报局负人穆里克（B.N.Mullick）也应该为此负责。
　　
　　在对可以获得的材料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帕特尔指出造成印度在东部前线失败的可能因素主要为：
　　
　　(1)领导人对中国政府政策的错估
　　
　　(2)一支装备不善而且没有准备好的印度军队
　　
　　(3)中国对印度意图的猜测
　　
　　(4)印度当局错估中印边境局势
　　
　　在惨败后不久，印度军方就指派亨德森?布鲁克斯中将（HendersonBrooks）和巴贾特陆军准将（P.S.Bhagat）对战败原因进行深入调查，虽然布鲁克斯-巴贾特报告尚未解密，不过一位名叫麦克斯韦（NevilleMaxwell）的英国记者可能从某高级官员那里获得了报告副本，他在自己的书中介绍了这份报告的概要。1992年，印度政府又发布了由国防部编写的官方历史《1962年与中国的冲突》（TheHistoryoftheConflictwithChina,1962）。帕特尔认为，这两份报告都指出一支装备不良、没有做好战前准备的印度军队被迫与强大的中国进行较量。
　　
　　帕特尔在他的文章中表示，1961年以前一直担任印度陆军总参谋长的蒂迈雅将军（K.S.
　　
　　Thimayya）早就意识到这一点。蒂迈雅在1962年就表示无法想象印度如何独自与中国展开较量，即使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也不可能与中国匹敌。他认为应该让政治家和外交官来保证本国的安全。尽管如此，在情报局支持下，印度领导人还是命令军队推行“前进政策”。所谓的“前进政策”是指印军在争议地区设置哨所，其中的一些甚至设立在中国哨所的后方，事实上印度从1954年开始就一直奉行这样的政策，并且不断招致中国政府的抗议。尼赫鲁推动这项政策是因为他相信，中国不会向得到美国和苏联支持的印度发起进攻。
　　
　　帕特尔引用了官方发布的历史，证明部分军官反对尼赫鲁政府的政策，因为他们意识到本国尚未做好面对边境上中国军队的准备。例如，官方历史指出，在1959年到1960年，东部司令部司令官托拉特（S.P.P.Thorat）将军就已意识到中国对东段边界的威胁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然而陆军司令部以及国防部长对此未予理会，这甚至也没有引来尼赫鲁的注意。
　　
　　尼赫鲁没有听取反对意见，相反他任命了一些顺从的军官担任高级职务，这些人执行了他的命令，最终导致了印度的耻辱，帕特尔认为陆军最高司令部的政治化是造成印度失败的一个原因。
　　
　　帕特尔还指出，除了决策失误之外，更糟的是，领导人强硬和不负责任的声明使得中国能够以“自我防卫”为借口向印度发动进攻。例如内政部长夏斯特里（LalBahadurShastri）在1962年2月4日就宣称如果中国人不撤出争议地区，印度将会采取行动将中国人赶出去；在中国军队发动反击前一周，尼赫鲁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
　　
　　帕特尔称情报系统的失误也是造成印度失败的原因。印度对于中国军队的力量，机动能力以及战术缺乏了解。帕特尔还引用了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MacFarquhar）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的观点，指出印度情报部门对中国的情况做出了错误判断。他们依赖中情局的简报、报纸报道以及印度驻华使馆所提供的信息，而这些关于中国国内经济危机、中苏关系以及台湾局势的报告使得印度相信中国不会对“前进政策”做出强烈回应。
　　
　　最终，几乎在整个1962年，中印双方都在边境两侧紧张对峙。10月10日，由于印军侵犯中国边境，局势急剧恶化。决定性的战斗在10月20日打响，当印度军队再度发动攻击时，中国边防部队在东西两线开始进行反击，战斗主要集中在瓦弄、达旺和阿克赛钦地区。
　　
　　印度军队的问题
　　
　　虽然当时印度领导人非常乐观，但是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却是另外一回事。帕特尔认为，由于在西藏有物资储备，中国军队的后勤有一定的保障，并且士兵也受过良好的山地作战训练。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军没有做好与中国作战的准备，极少数士兵有山地战的经验，所使用的陈旧武器并不适用于山地作战。后勤保障也有问题，士兵没有足够的冬装和鞋，缺少火炮和弹药，军队所装备的火炮在山地使用极不方便。由于没有公路网，交通也很不便利，补给和保障主要通过空中完成。
　　
　　除此之外，印军的士气处在最低点，军方的指挥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熟悉瓦弄地区的拉其普特人被派往对于他们而言非常陌生的区域，无计划的征召以及对原有军队编制的打乱削弱了印度军队的战斗力；而坐镇德里的总参谋长居然在情形不明的情况下向前线下达了占领扯冬（印度称之为Dhola）哨所东北1000码处的一个中国哨所的命令，实际上那里的中国军队处于优势地位，对于当地印军而言这基本上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四军指挥官考尔中将（B.M.Kaul）也是被指责的对象，他奉命率军将中国军队从塔格拉山脊上赶走，而实际上考尔基本没有指挥类似行动的经验。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无视军队的指挥系统，官方历史指责他越级直接与陆军总参谋长接触，有时也越过中级军官直接向下级军官发布命令。
　　
　　帕特尔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不使用印度空军的决策也是争议的焦点。在1962年的战争中，印度空军没有发动任何进攻行动，仅仅被用于向前线的军队空投补给。一些研究者认为如果印度使用空军，战争的结果也许将会发生改变。例如，前空军少将特瓦里（A.K.Tewary）曾在《印度防务评论》上发表文章表示，如果印度使用了空军，溃败的一方可能会变为中国，他谴责了当时的情报局负责人穆里克，因为后者认为一旦使用空军会导致印度城市遭到中国轰炸机的报复。
　　
　　帕特尔指出，尼赫鲁亦曾一度将希望寄托于天空，他曾写了两封信给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请求美国空军提供支援。这两封分别于1962年11月15日和20日寄出的信件仍然处于保密状态，不过《尼赫鲁传》的作者戈帕尔（S.Gopal）在他的书中透露了信件的内容：尼赫鲁认为局势相当绝望，请求美国立即支援最少12个中队的全天候超音速战斗机以及建立雷达通信系统，并且在印度人员完成训练之前，由美方操作这些战斗机和装备，他甚至还寻求获得两个中队的B-47轰炸机以用来打击中国的基地和机场。对中国发动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看法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是印度的政策激怒了中国，使得中国别无选择唯有采取自卫措施。对此，帕特尔并不认同，他认为，中国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而已。他指出，在1962年最初的几个月里，台海局势比较紧张，然而到了6月，局势得到缓和，这使得中国可以将更多的军队调往中印边境地区。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在10月20日发动的进攻经过精心策划，几乎与将全球拖到毁灭边缘的古巴导弹危机同时发生。他引用了印度官方的观点，指出此时超级大国都在避免核大战的发生，而中国似乎是故意选择了这一时间发动反击，这样就无需顾虑第三方的干涉，而加勒比海的危机结束之后不久，中国就宣布了单方面停火。
　　
　　除了要惩罚印度的“前进政策”之外，帕特尔认为最终导致解放军发动反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对印度意图的猜测。他在文章中表示交战双方的解密文档反映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印度可能会与美国勾结在一起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新的研究揭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情局资助和武装了中国西藏的分裂运动，当时的印度情报机构负责人穆里克也在1971年发表的一本书中承认中情局在西藏的活动，虽然印度官方是否暗中帮助这些活动尚不能得到证实，但是帕特尔认为中国相信印度在其中扮演了一个积极角色，这是中国最终决定惩罚印度的一个原因。
　　
　　在文章的最后，帕特尔赞扬了那场战争中的印度士兵，他称在那个令印度人伤心的时刻，即使意味着死亡，这些士兵也没有放下手中的步枪，他们在逆境中所展现的勇气将整个国家团结在一起。这些描述与以往中国人心中的印度士兵形象有些不同，也许在我们看来，如果印度人了解中国的俘虏政策，将会有更多的士兵放下武器。
　　
　　如今将近五十年过去了，对于当年对阵的双方而言，这场战争都留下了不少遗憾，有很多值得反思和纪念的地方。最近几年，中印关系不断得到改善，今年10月，当年兵戎相见的两国陆军极有可能在中国云南省进行陆上联合演习。或许在未来有一天，经过中印两国的共同努力，边界问题能够最终通过和平手段得到解决。而对于国人而言，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不能忘记当年那些战斗在喜玛拉雅山地的中国军人，正是由于他们忠实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才保证了中国国土没有进一步被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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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从造桥速度看中印差别


英国《每日电讯报》7月1日文章，原题：印度“造桥”赶不上中国 印度人造一座桥要多少人？多少年？答案为3000人和8年，这还是客气的估计。有报道说从立项到开通需耗时46年。孟买新开通的大桥跨越阿拉伯海，堪称了不起的成就———这也是东南亚最长的桥。这类似于德里让人叫绝的世界级机场候机楼或地铁，它们让你觉得印度真的在脱离石器时代的落后，甚至一脚跨进西方的最先进行列。但跟印度的许多事一样，一切都不过是表面现象，印度发展的真面目是跟中国———印度自欺欺人地以为不输于这个新世界超级大国———相比有多落后。

印度《商业标准报》昨天登出的一篇评论进行了对照：印度造这座跨海大桥历时8年，而在此期间中国建了7座大桥，包括世界上最长的杭州湾大桥。尽管杭州湾大桥长度是孟买跨海大桥的7倍，但其修桥时间仅4年，是孟买大桥的一半。

但印度发展落后于中国可远远不止4年。去年，我到中国报道四川地震。那是我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第一次到访中国。他们在此期间所取得的成就让我惊呆了。我记得当年从长江乘船上行，沿途城市仿佛罗利笔下烟雾蔽日的英格兰北部地区———沉闷、污染、贫穷、拥挤。而如今，成都已是一个拥有整洁道路、现代化大厦、酒吧和美味餐厅的城市。居民普遍穿着体面、殷实富足。

上世纪80年代末的同一年，我也到过印度。如今，我发现它的变化何其之少。印度确实出现了气派的商场、骑摩托车的中产阶级人士以及先进的通讯，但总的来说，普通百姓的生活没有明显改善。许多人赤着脚，衣不蔽体，城市里电力供应不足，经常停电，水也短缺，道路更是一团糟。本周末，我将从德里驱车到库鲁谷，300多英里的路程会用时16个小时。

这种差距更多源于政治而非经济。当中国决定修建桥梁、道路或水坝时，共产党领导人会确保抗议尽快消失。一旦做出决定，工程就会按时完成。政府拥有一种意识形态和爱国的渴望，想要向世界显示中国的效率。印度当然也有长处。其广泛的民主和法治不能容忍中国的蛮干或纪律和专注。所以，当中国人修桥一座接一座时，印度的项目会受阻于政治人物的一通电话、围绕公务员署名代价的谈判、黑帮的觊觎、社区领袖的利益要求……▲(作者迪安-纳尔逊，邱峰译)

http://intl.ce.cn/zgysj/200907/03/t20090703_1945225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