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极限: 实力的终结与深度危机4

美国的极限: 实力的终结与深度危机4

第三章

军事危机

“战争是最伟大的审计员。”历史学家科雷利 巴内特（Corelli Barnett）曾经如此评论。“911”以来，美国经历了这样的审计，并被证明不合格。这一不利的判断完全适用于美国军队。

英勇不是衡量军队强大与否的标准，坚忍、耐力和技术水平也不是标准。强大的军队是能够完成预定任务的军队。自从乔治 W 布什发起全球反恐战争以来，美国军队从未达到这个标准。

2001年9月11日之后，布什设计了一项大胆的进攻战略，发誓“直击敌人，打乱其计划，把严重威胁消灭在其浮现之前”。军方提供了展开这一攻势的主要手段，美国军队很快陷入多线作战。

其中两条战线最受重视，即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条战线的任务是进行摧毁性打击，迅速取得具有重大政治、经济意义的决定性胜利。在每条战线上，尽管美国军队展现了英勇、坚忍、耐力和技术水平，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兵力还是捉襟见肘。问题不在于努力的程度，而在于取得的结果。

在阿富汗，美国军队没有剿灭“基地”组织的领导层。虽然推翻了曾经统治这个国家大部分地区的塔利班组织，但没有清除塔利班运动，它没过多久就卷土重来。本想打一场短暂的战役，但阿富汗战争却成为一场漫长的战事，近7年过后，依然看不到尽头。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美国的对手正在不断强大。战争的结局依然令人难测。

在伊拉克，事态的发展非常相似，轻易的成功被后来的不利掩盖了光芒。美国的入侵开始于2003年3月19日。6个星期后，白宫高举旗帜欢呼“任务完成”，布什总统宣布“在伊拉克的主要战斗行动已经结束”。但事实证明这一说法不可信。

攻陷巴格达之后不久，富有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者戴维 弗拉姆（David Frum）和理查德 珀尔（Richard Perle）宣称，“伊拉克自由行动”是“美国能够迅速赢得全面胜利的生动而具有说服力的证明”。统率军队入侵伊拉克的汤米 弗兰克斯将军谦虚地把自己一手缔造的成果说成“其杰出性在战争记录中无与伦比”。回头看来，众多此类判断只能被认为滑稽可笑。一场本应在2003年4月9日巴格达奥费多斯广场结束的战争只不过刚刚开始。战斗绵延了数年，美国付出了惨重代价。伊拉克战争成了越南战争的翻版，所幸的是规模稍小一些。

人们的设想原本不是这样。就在几年前，观察家们一直宣称美国拥有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军事实力。这是美国强大的外衣。军队看似不可战胜。例如，著名军事评论家迈克斯8226;布特在2002年写道，美国军力卓越的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的霸权国家，如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随着美国“在战争的方方面面”拥有了“无可匹敌的力量”，他写道，盟国已经成为累赘，“我们不太需要别人的帮助”。

布特把这个说法戏称为“大总管学说”（Doctrine of the Big Enchilada）。没出一年，美国军队占领了巴格达。他又进一步声称：美国军队甚至远远胜过纳粹德国的国防军。布特洋洋洒洒地写道，美军在击溃萨达姆时展现的技巧，足以让“欧文8226;隆美尔和海因茨8226;古德里安等久负盛名的将军相形见绌”。

所有这些都被证明是夸夸其谈。如果全球反恐战争得到了一个不容否认的结论，那就是对美国军事能力的估计都是赤的夸大其词。布什政府对美国军事效力的错误自信是一种让国家付出惨重代价的战略误判。甚至在秘密行动、精确武器、即时通信时代，武装力量也不是灵丹妙药。即使在所谓的单极时代，美国的军事力量也被证明相当有限。

为什么美国人如此夸大军事力量的效用呢？答案在于三大错觉的交互作用。

第一个错觉是：美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彻底改造了武装冲突。结果是让武力更精确、更有识别力而且可能更人道。五角大楼设计了全新的“美国战争方式”，赋予军队前所未有的军事能力。2003年4月巴格达陷落之后不久，布什总统兴奋地宣称：“我们应用了新的技术力量……用速度和难以置信的精确性打击敌军。通过创造性战略与先进技术的结合，我们正在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定义战争。在这个战争新时代，我们可以瞄准政权，而不是国家。”

区别对待政权和国家至关重要。通过使用这些新军事技巧，美国能够清除任性的外国领导人及其亲信，而不必伤害这个领导人统治下的广大人民。导弹可以击穿总统官邸的房顶，而不必摧毁整个首都，使武力具有了此前连做梦都想不到的政治效用，减轻了从古到今对使用武力的道德限制。武力曾经是大棒，现在却成了手术刀。总统讲这番话的时候，这种认识在许多军官和国家安全专家中已经司空见惯。
这就是一个必胜公式。对军事威力的信心反映并强化了冷战后对美国价值观普世性的信心。结合在一起，它们就成了看似不可阻挡的组合拳。

伴随这种组合而来的是更大的野心。20世纪90年代，国防部的目标发生了变化。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先地位，而非单纯的国家安全，成为其明确职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对这一全新的“美国战争方式”作了最为全面的阐述。他说，运用武装力量实现所谓的“全方位优势”，即发挥两种“手段”（技术创新和信息优势）的潜力，在各种形式的战争中占据明显领先地位。

全方位优势与军事相关，如同政治学家弗朗西斯 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名的“历史的终结”论断与意识形态相关一样，两者都声称揭示了终极真理。福山称，民主资本主义是政治经济演变的最终阶段。而全方位优势的支持者们说，这一概念是现代战争演变的最终阶段。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最初几天和最初几周好像都证明了这些断言。

第二个错觉是：对于如何使用现在占据优势地位的军队，美国文职和军队官员都接受一套共同的原则。坚持这些原则，就能防止越战灾难再次降临在美国头上。如果政治家们像20世纪60年代的林登 约翰逊总统、国防部长罗伯特 麦克纳马拉那样临阵退却，那些正确认识并吸取了现代战争教训的将军们可以挺身而出，制止他们的退却。

这些原则在“温伯格–鲍威尔学说”（Weinberger-Powell Doctrine）中得到了最为权威的表述，这一学说阐明了决定使用武力的时间和方式的标准。里根时期的国防部长卡斯帕 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在1984年首次明确表述了这些原则。20世纪90年代初，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 鲍威尔将军对此进行了扩展。然而，这一学说的真正作者是越战后军官团的成员。“温伯格–鲍威尔学说”阐明了军方自己从那场战争中得到的教训。这些原则也表明了高层官员防止越战再现的决心。

温伯格和鲍威尔声称，今后，只有在重要利益真正面临威胁时，美国才会投入战斗。这样做是为了追求具体而现实的目标。美国将动用必要的政治、道义和物质资源，实现速战速决。美国军队将迅速结束冲突，然后马上离开，绝不恋战。“温伯格–鲍威尔学说”的精神实质是不能随意放纵，目的是遏止好战文官的鲁莽轻率倾向。

第三个错觉是：军队和美国社会已经成功弥合了越战年代造成的分裂与分歧。到20世纪90年代，这种和解已经形成。“沙漠风暴行动”之后，“美国人民再次爱上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至少，这场战争的伟大英雄之一科林 鲍威尔将军是这么认为的。出于这种拥戴，一种新的军民契约已经达成，其基础就是相信在某种胁迫之下，美国人会最终“支持军队”。这个国家再也不会抛弃它的士兵了。

美国志愿兵部队（AVF，名字虽然有些误导人民，但它依然是职业军事建制）是这一新契约的首要表现。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已经开始庆祝AVF成为联邦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际功能与公开宣传的一样。AVF意味着美国致力于维持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而AVF就是“美国之队”。冷战后，AVF维持着美国强权下的全球和平，而没有干扰美国平民对生命、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人们怎么能不喜欢它呢？
“911”以来的事件揭穿了这三个错觉的真实面目。在实践检验中，这一全新的“美国战争方式”只是发了一下光，但还不是黄金。即使不是公开欺诈，兜售“全方位优势”的将军们也是明目张胆地玩忽职守。按照过去20年的记录来评判，美国军队只是在敌人成人之美般作战时才会取得决定性胜利，而萨达姆的死亡急剧降低了这种可能性，未来再也找不到这样善解人意的对手了。说到留下的后患，从索马里到巴尔干，从中亚到波斯湾，比比皆是。

说到“温伯格–鲍威尔学说”，文官遵守上述条款的意愿也被证明是暂时性的。众所周知，1993年，面对鲍威尔时，马德琳 奥尔布赖特极想知道，“如果我们不使用军队，您一直谈论的卓越军队有什么用呢？”奥尔布赖特沉迷于让美国士兵消除世界顽疾，并且她的想法很快占了上风。左倾空想家与好战政客专家组成的奇怪联盟成功撕碎了对使用武力的限制。“人道主义干预”大行其道，风行一时。20世纪90年代，不管将军们发挥了什么约束力，其影响也没有挺过那10年。曾经看似不可磨灭的越战教训被遗忘得一干二净。

同时，人民与军队的和解也只不过是一种虚构的怪物。筹码投下之后，“支持军队”引诱来的只是姿态和作秀，而没有有约束力的承诺。“911”事件没有使人们急着应征入伍，穿上军装，人们反而更喜欢让别人家的孩子去追捕恐怖分子，推广民主，确保获得世界上的能源储备。在这场表面上具有震撼意义的全球战争中，美国人却更喜欢家乡的体育英雄，而不是保卫美利坚帝国遥远势力范围的士兵们。汤姆 布雷迪（Tom Brady）在全国橄榄球联赛中打四分卫挣了数百万，作产品广告又挣了数百万。帕特  蒂尔曼退出职业橄榄球比赛，当了一名陆军突击队员，牺牲在阿富汗。然而，在这两个人中，布雷迪更体现了当代人对“爱国者”这个词的认识和理解。

可是，这三种错觉挥之不去，助长了对美国军事威力华而不实的期望。罗纳德8226;里根以来的每届总统都为这些期望推波助澜，都利用总司令一职扩展椭圆形办公室的帝王特权，也都依靠军事力量来掩盖或治理这个国家挥霍浪费习惯所造成的问题。

“911”之后，这些幼稚的期望达到了极致，认为由意志坚定的最高行政长官支配的武装力量无所不能。在未能预见和防止对美国本土的破坏性袭击之后，布什总统继续以全球反恐战争为借口，推进宏伟的新军事企图，争取无限的行政权力，而这些都是在确保美国人民“安全”的伪装下进行的。这位总统否认“911”事件与美国以往政策有任何联系，他的全球反恐战争宣言把公众反思这些政策的任何企图都扼杀在了萌芽之中。实际上，布什是想利用战争集更大权力于一身，并转移公众注意力，让人们不去关注美国以往行为造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后果。

只要美国军队还享有战无不胜的美名，就依然有可能伪称宪政秩序和美国生活方式健康无虞。为了根除恐怖主义，发动无限期的全球反恐战争似乎依然有些道理。毕竟，有什么人或什么事情能阻止不可阻挡的美国大兵呢？但是，一旦这项美名被人质疑，其他问题便会暴露无遗。这就是伊拉克战争陷入困境后美国的情形。困扰政治制度的痼疾，包括极不负责任的国会、支离破碎的国家安全机制以及不称职的帝国总司令，都不可能不被人注意了。美国生活方式中的自我破坏元素同样如此，尤其是美国越来越迷恋于外国石油，因而在全球范围内备受迁就，也备受指责。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发动长达数十年（如果不是数代人的话）战争的思维变得极其荒谬。

明眼人都看得出，过去7年的事态彻底推翻了“大总管学说”。罗伯特 卡普兰（Robert Kaplan）等雄心勃勃的记者可能依然认为，随着21世纪的来临，五角大楼“已经占据了整个地球，其军队准备瞬间涌入最偏僻的地区”，整个地球已经成为“美国军队的战场”。但是，任何拥有普通智商的下士都比他们清楚真相，都不会接受这些哗众取宠的空话。阿富汗战争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伊拉克战争也已进入第五个年头，类似迈克尔 巴龙（Michael Barone）的评论家可能还会信心满满地说“对美国军队来说，没有什么任务不能完成”。但是，巴龙不会被召回交战地带，接受第二次或第三次战场洗礼。

布什总统号召美国士兵去做的事情，与他们能够做到的事情之间有巨大差距，这就是今天困扰美国的军事危机。对于一个习惯于视军事力量为王牌的国家来说，这个差距的含义是不可小视的。

吸取的偏偏都是些错误的教训

要全面认识这场军事危机，需要了解伊拉克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的教训是什么。这两场战争，还有“911”事件本身，将成为乔治8226;W8226;布什遗产的核心内容。这些教训应当构成美国新的、更为现实的军事政策的基础。

在某些方面，思考这些教训的努力正在进行。这些反思来自布什政策的左右翼批评者，也来自具有改革意识的军官。宽泛地说，这一努力迄今已经产生了三个明显的结论。无论单个来看，还是整体而言，它们都颠覆了作为布什总统全球反恐战争基础的冷战后军事错觉。为了替换这些公认的错觉，他们提出了新的学说，但同样是误入歧途。到现在为止，从美国“911”之后军事经验中吸取的教训都是错误的。

第一个教训是：武装力量，尤其是陆军，必须认识到伊拉克和阿富汗带来的挑战不仅决定了军队的现在，也塑造了军队的未来，即某些狂热者津津乐道的“下一场战争”。发现叛乱分子、国家建设、培训和指导“驻在国”军队、人口安全与控制、赢取人心，这些都将是工作重点，在未来数十年，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将让美国军队忙乱不已。

短暂干预并取得决定性胜利不再适用，长时间驻军将成为常态。像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一样的大规模常规冲突的可能性被降到最低。未来将充满小规模战争，极可能是频繁、漫长和持久性的。

虽然先进技术在这些冲突中仍占据重要位置，但它不是决定性的。只要可能，战士们将依靠“非动态”方式，像外交官、调停人、救援工作者一样履行职能。毫无疑问，美国士兵仍会进行战斗，但借助社会学最新研究成果，他们也将展现出文化敏感性，更不用说掌握当地语言和风俗了。正如国防部长罗伯特 盖茨2007年10月所言，“恢复公共服务，重建基础设施，促进善治”现在已经成为士兵的分内职责，“所有这些非传统能力已经进入军事思想、策划和战略的主流，而且也必须如此”。

这一前景意味着要精确地解读具有政治目的的军事行动。硬力量和软力量将实现融合。战场上的士兵既充当警察，也是社会工作者。这一前景也意味着放弃那些催生“转型”、“震慑与威吓”和“网络战”等豪言壮语的乌托邦幻想，因为它们将战争与政治割裂开来。

当地条件决定使用的战术，意味着五角大楼设计适用于冲突各个方面的单一技术模板不再有效。说到低烈度战争，武装部队将采取不同于南北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海湾战争的做法，但更像美国1898年在菲律宾、20世纪20年代在中美洲的军事经历。军官们不再从格兰特、乔治 巴顿、诺曼 施瓦茨科普夫指挥的战役中寻求灵感，转而研究战后英国和法国在巴勒斯坦、马来亚、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等地的军事介入行动。

总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浴血奋战的军官们看到了未来，看到了更多像伊拉克和阿富汗一样的地方。尽管“全方位优势”的设计者们为了维持军事优势，希望高科技打击力量具有前所未有的致命性、广泛性、精确性和灵活性，但从伊拉克和阿富汗退役的老兵们更清楚军队需要什么。他们依然致力于占据全球领先地位，但同时认为这种追求不仅需要先进武器，也必须能够让军队在地面活动，留守下去。反过来，这意味着必须有充沛的兵源和后方足够的耐心。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911”之后的战争留给人们一个截然不同的教训。与越战时期的抱怨相似，这种观点认为，美国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政策的缺陷与美军在战场上的实际表现无关，却与华盛顿那些愚蠢文官多管闲事有很大关系。简言之，问题不在于军队本身，也不在于指挥官，而在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常务副国防部长保罗8226;沃尔福威茨和副国防部长道格拉斯 费斯（Douglas Feith）之流，是他们不让军队履行职责。

约翰 巴提斯特（John Batiste）少将的指控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约翰 巴提斯特曾在拉姆斯菲尔德时期的五角大楼工作，后来愤然退役，成为这位国防部长最不客气的军事批评家。“拉姆斯菲尔德可怕的战略决定导致了美国军人毫无必要的阵亡。”巴提斯特在2006年9月声称。这位退役将军认为，拉姆斯菲尔德个人“应对美国及其盟国按照错误计划投入战争负责”。不过这只是开头。拉姆斯菲尔德还
违反战争基本规律，拒绝进行缜密的军事计划，无视萨达姆 侯赛因倒台后缔造和平所需的艰苦努力，为阿布格莱布监狱等暴行创造了条件，进一步激起了武装叛乱，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解散了伊拉克安全部队建制，（而且）用过度限制性的“清除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政策束缚了指挥官们的手脚。

这个问题也不仅限于拉姆斯菲尔德本人，还包括他的主要副手们。巴提斯特称，拉姆斯菲尔德身边是一些“与他志同道合、对他百依百顺的下属，他们没有把握住战争原则的重要性、伊拉克的复杂性和战争的人道层面”。这个局面的后果大体上等于谋杀。“军队与敌人直接交锋时”，拉姆斯菲尔德“却束缚了指挥官们的手脚”。

这就是从伊拉克和阿富汗得到的第二个主要教训，这个教训迎合了巴提斯特等牢骚满腹的军官们，迎合了急于让布什政府承担任何过错的民主党人，也迎合了曾经傲慢地倡导战争、现在却急于摆脱责任的新保守主义者。文官傲慢和误判的补救方法非常明显：它需要把文官与军官之间的平衡转向有利于将军们，解除对高级指挥官手脚的束缚。

从这个角度看，由伊拉克和阿富汗得到的最重要教训，是必须授予职业军事人员更大的权力。2007年戴维 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接手伊拉克的时候，正是事先观察这个教训如何破产的良好时机。这时候，从布什总统到国会的普通职员，都在屏息静气地等待戴维 彼得雷乌斯将军制定出对伊拉克的基本政策。

还有第三个角度，即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败归罪于士兵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多多。根据这种观点，AVF本身就是个问题。军事历史学家阿德里安 刘易斯（Adrian Lewis）评论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原子弹发明之后，美国战争行为最重要的转型不是技术上的，而是文化、社会和政治上的，即将美国人民剥离到战争行为之外。”直到“911”之后，当布什政府在多条战线发起战争之后，这一转型的意义才彻底显现出来。

依靠志愿职业军人实际上给军队总体规模设置了上限。自愿入伍的新兵数量必定有限。漫长的战争降低而非提高了志愿当兵的集体意向。如果可以选择，多数年轻的美国人会选择其他机会，而不是应征入伍。总统向有色人种发出的号召不管多么热诚，公关活动不管设计得多么巧妙，薪水奖金不管多么慷慨，要扭转这种不愿当兵的倾向都是不可想象的。

而且，由正规兵员构成的军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是人民的军队，人民对如何使用军队没有多大发言权。实际上，职业军队已经成为总统帝王般权力的延伸。部队何时在何地打仗，都由总司令决定。

最后，依靠职业士兵抽走了公民义务这个概念的核心内容，使广大公民不再负有献身国防的义务。越战之后取消征兵制对消除那场冲突导致的分裂毫无帮助，相反，它使军队与社会的隔阂合理化了。就像修剪草坪、擦洗餐桌一样，为维系美国生活方式而打仗牺牲成了美国人花钱让别人代劳的事情。

于是，伊拉克战争的第三个教训主要是有必要修补军队与社会的关系。一个途径是彻底废止AVF。相对于依靠职业军人，或许恢复公民士兵传统才有意义。

恢复这一空洞传统的建议肯定让人想起重新建立某种形式的征兵制。为了替代以个人选择原则为基础的制度，那些对AVF不满的人倡导一种建立在强制服役基础上的制度。

这种制度的好处并非微不足道。在一定意义上，伊拉克和阿富汗暴露了依赖小规模职业军队所带来的行动、政治和道义问题，而征兵制好像提供了一种缓解这些问题的方法。

对那些担心现有军队战线太长的人来说，征兵制提供了一种扩张机制。军队规模可以增加两倍，基本上恢复了冷战时期的建制，限制地面战的人员短缺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像参议员麦凯恩和许多新保守主义者设想的那样，对伊拉克的军事介入维持10年或20年，甚至一个世纪，就成了可行的建议。

战争设计者再也不需要拆东墙补西墙，为支持A战事（伊拉克）而牺牲B战事（阿富汗）了。五角大楼已不再是只派遣区区3 000士兵增援伊拉克或再派几千人赴阿富汗，而是只要需要，就可以增派几十万士兵，于是“增兵”这个概念就有了全新意义。“伊拉克自由行动”的问题是“战地士兵”太少、无法完成占领和重建吗？重新设立征兵制，这个问题就消失了。创建大规模军队甚至可以让美国复活“温伯格–鲍威尔学说”，再次强调“压倒性力量”。

尽管伊拉克战争显然不受欢迎，但仍缺乏有政治意义的反战运动。对那些为此感到困扰的人来说，征兵制的吸引力各有不同。一些政治活跃分子期望伊拉克战争时代的征兵制能够起到越南战争时期征兵制的作用：掀起大规模抗议、改变政治动力，并最终阻止任何缺乏广泛民意支持的冲突。非志愿服役将使孩子们离开购物中心，走上街头。这将推动符合服役资格的孩子的父母把政治看做并非施舍权利的机制。这样一来，国会议员为了保住席位，会重新确定自己在战时的责任，不再仅是为白宫提出的支出提案盖橡皮图章。通过这种方式，征兵制能够复兴美国民主，恢复相互制衡的政府体制，限制占据行政部门的好战分子。
对那些有道义考虑的人来说，征兵制能够确保战时牺牲人员的平等分配。农村人口、有色人种、新移民和工人阶层不再是军人的主要组成部分。有了征兵制，政治精英和富裕家庭的子女将再次分担应该分担的责任。享受美国生活方式的人都要献身国防，协助驻守更多遥远的帝国边疆。也许某一天，《标准周刊》、《国家评论》和《新共和》的编辑部员工也有机会服役，毕竟这些杂志总是为军事干预辩护，这
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前途。

改造军队，打“小规模战争”，授予将军更大权力，再次建立士兵与公民的联系，这些想法在表面上都具有一定吸引力。但是，经过更细致的分析后发现，每个想法都有巨大缺陷。它们都是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吸取的错误教训。

帝国的“小规模战争”

首先，“小规模战争”的显著特点不在于范围和持续时间，而在于战争目的。大国发动“小规模战争”不是为了自我防御，而是为了控制外国人民。给一项行动冠以“伊拉克自由”或“持久自由”的名字，不会改变这个现实。历史上，“小规模战争”就是帝国战争。美国现在进行的战争也毫不例外。
在“911”以来重新发现“小规模战争”的过程中，美国军官们还在军事文献中发现了一个相关的传统。三个书名主导着这一新的“小规模战争”准则。头两个来自法国：罗杰 特林奎尔（Roger Trinquier）的《现代战争》（Modern Warfare，1964年）和戴维 格鲁拉（David Galula）的《反叛乱战争》（Counterinsurgency Warfare，1964年）。这些由法国职业军人撰写的著作综合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队痛苦经历中得到的结论，先是在印度支那，后来在阿尔及利亚。第三个书名来自美国人：美国陆战队的《小规模战争手册》（Small Wars Manual），出版于1940年，编录了美国陆战队20世纪前30多年时间在加勒比海巡逻的经历。

这三部著作的共同点是它们的帝国背景。拿两本法国著作来说，它们描述了拒绝给予被统治人民自决权的努力，但这种努力最终失败了。法国军队有两项使命，一是将印度支那重新纳入帝国版图，二是维持殖民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90%人口是阿拉伯语人口和穆斯林）是宗主国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虚假说法。这两项努力都以凄惨和耻辱的失败而告终。

对美国来说，这个问题有所不同。美国对占领中美洲和加勒比殖民地没有特殊兴趣。它寻求的是秩序和准入权，赋予海军陆战队的使命，是在遵守华盛顿和华尔街制定的行为规范的同时，确保马那瓜和圣多明各等地的稳定。参加过这些行动的海军陆战队少将斯梅德利 巴特勒（Smedley Butler）曾标榜自己是“资本主义的匪徒”。人们不必像他说的那样极端，就可以知道美国的目的在本质上也是帝国性的。法国寻求建立明明白白的帝国，而美国使用的方法不太直接，满足于不太正式的安排。

军队重新对这些论述“小规模战争”的经典著作感兴趣的背后，是默认现在预示着未来。在职业军人中间，这种反思倾向显然已经无法抗拒，他们认为下一场战争会酷似刚刚结束的战争，或者酷似正在进行的战争。1991年，高级军官们（不仅限于科林 鲍威尔将军）确信“沙漠风暴行动”揭示了战争的未来。但是，他们错了。到1999年的时候，许多像威斯利 克拉克将军这样的人认为，轰炸科索沃的“盟军行动”提供了未来行动的模板。但是，他们又错了。五角大楼的高层领导人没有因这些误判而却步，他们今天依然凝视着地平线，看到更多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遭遇到的那种武装叛乱。

确切地说，如果新任美国总统认同乔治 W 布什的帝国野心，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在21世纪前30年依然致力于在大中东地区实现20世纪前30年在加勒比地区的作为，那么极可能出现一个、两个甚至更多伊拉克。在那种情况下，改造美国军队专门从事武装调停、维持和平与国家建设（实施帝国统治的当代委婉说法）才“确有意义”。

可是，如果认为伊拉克战争决定军队的未来，就可能忽略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鉴于在大中东地区实施美国的帝国野心（不只是“911”以后，而是几十年以来）所取得的成果，美国为什么还愿意坚持这种战略？除了改变军队，为什么不改变政策？为什么不追求更现实、更容易的目标，放弃“解放”（即控制）伊斯兰世界的计划，然后再相应地改造美国军队呢？

换句话说，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得出的第一个教训（五角大楼需要更加善于发动“小规模战争”）的问题在于它忽略了更为根本的问题。与其把美国军队改造成帝国保安部队，还不如认识到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考虑是否可以设计一种非帝国性的外交政策。

难道说道格拉斯 费斯很蠢，就能证明汤米 弗兰克斯很聪明吗？

命运没有对策划和倡导伊拉克战争的决策者的声誉给予特别关照。但是，命运也没有对道格拉斯 费斯给予最残酷的打击。道格拉斯 费斯2001~2005年任负责国防政策的副国防部长，是唐纳德 拉姆斯菲尔德领导的五角大楼的三号人物。

费斯出身律师，拥有思想家的气质。他擅长三思而后行。例如，拉姆斯菲尔德确信萨达姆 侯赛因与“911”劫机者有牵连。他也确信萨达姆藏匿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费斯的职责就是证明老板想要的东西。为了这个目标，他个人特别重视特别计划办公室的工作，适时地告诉拉姆斯菲尔德他想听到的东西。特别计划办公室的分析结果证明完全错误，但费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也达到了老板的目的。
入侵就要开始的时候，拉姆斯菲尔德不想让任何局外人扰乱战争计划。这位国防部长尤其对国务院和一些军官认为伊拉克会带来一些挑战的说法感到恼火。他依靠费斯封住多管闲事者的嘴，把第四阶段计划建立在最好的假设之上。费斯又一次完成了任务。难怪拉姆斯菲尔德把这位下属说成是“难得的天才”，拉姆斯菲尔德有充分理由感到满意。

可是，拉姆斯菲尔德的设想好像站不住脚。不管费斯在余生取得什么成就，也不管他为自己的墓碑选择了什么铭文，历史将会记住这个“地球上最愚蠢的家伙”。

最具决定性的判断来自汤米 弗兰克斯将军。作为美国中央司令部2000～2003年的司令，弗兰克斯先是策划并指挥了入侵阿富汗的行动，之后又主导了入侵伊拉克的行动。弗兰克斯在美军攻陷巴格达之后马上退出现役，毫无疑问地成为美国最著名的高级军官，一时获得了类似娱乐界名人一样的地位。他也至少暂时得到了高度尊重，因为这位司令接连取得了两场所谓的决定性胜利。在2004年白宫举行的一个仪式上，弗兰克斯获得了“总统自由勋章”，乔治 W 布什称赞这位将军是位“才华横溢的战略家”。在阿富汗，弗兰克斯“仅在数周之内就击败了塔利班”。在伊拉克，他“击溃了萨达姆政权，不到一个月就攻入了巴格达”。由于这些成果，总统继续说道，“伊拉克和阿富汗人民今天正在建设一个安全和永久民主的未来”。布什宣称弗兰克斯将携“解放者”的头衔进入历史。

同年，弗兰克斯出版了个人回忆录，该书迅即成为畅销书。《美国士兵》（American Soldier）的主要目的是为布什总统所讲的这个英雄故事添枝加叶，确保这位将军的一世英名——既是一位伟大的军官，也是两场历史性胜利的首席设计师。在数章节的描述中，弗兰克斯成为布什解放故事中的核心人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弗兰克斯开始猛烈攻击费斯以及其他可能成为胜利者花环竞争者的人。《美国士兵》成了一场争名逐利的演习。弗兰克斯把布什总统这位总司令描绘成一位介于热情的拉拉队员和无动于衷的旁观者这两个角色中间的人。虽然弗兰克斯没有直接批评布什总统，但其他人不会这么轻描淡写。这位将军嘲笑华盛顿文职官员“思想傲慢”，幻想仅凭空中力量“就能敲开大门，使流亡的伊拉克反对派组织高歌猛进，解放国家”。他指责白宫“反恐沙皇”

理查德 克拉克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吹牛者，而国防部长唐纳德 拉姆斯菲尔德则是一位难打交道的上司，弗兰克斯一直耐心地在与之周旋。弗兰克斯也没能放过他的职业军队同行。他攻击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工作人员是“不要脸的”官僚，他们的建议加起来也不过是“视野狭隘的废话”。

简言之，谈到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时候，弗兰克斯试图消除任何有关谁在主事的疑问：从头到尾都是他在主事。入侵计划是他一手拟订的，反映了他对如何发动此类战役的想法。弗兰克斯称，从“911”开始，中央司令部一直是“自下而上提出战略”，而不是坐等华盛顿“自上而下部署战术”。

于是，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得出的第二个教训（强调需要赋予高级军事领导人更多自由空间）马上遇到了问题：在酝酿阶段就放手指挥战争的将军称，在整个过程的每个步骤，关键决定都是他作出的。文职人员的干扰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弗兰克斯拒绝让文职人员插手。“我的名字不是威斯特摩兰，”他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咆哮道，他提及的这个人是在越南战争期间统率美国军队的将军，“我可不是唯命是从，让华盛顿给我们在机舱里和地面上作战的孩子们指点战术和目标。”

这样，如果形势在美军占领巴格达之后急转直下的话（事实的确如此），那么责任应该由发号施令的那个人来承担，仅仅指责华盛顿是不够的。如果军队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时还没有占领这个国家的明确计划，那么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个失误的首要责任应由军队指挥官来承担。如果计划上的失败导致后来叛乱的出现，首要责任当然还应由这位指挥官来承担。

除非《美国士兵》是一派胡言，否则因伊拉克的混乱而指责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费斯等文职官员是极其不公正的。因为他们没有发号施令，是汤米 弗兰克斯在发号施令。在这种情况下，放弗兰克斯一马是放弃军队的核心原则，即指挥官显然应为军队做到的和没做到的一切负责。

可是，不管弗兰克斯的失误多么严重，只指责他一个人也是不公正的。在阿富汗，他曾声称塔利班已经被“挤压得销声匿迹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高兴得太早了。在伊拉克，他也遭遇了失败。但这只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现象的表象：在从所谓的军事优势中争夺政治好处时，美国人的投资收益来得都是很龌龊的。

对于这个现象，一个经常被忽视的解释是，冷战后美国将军的素质连平庸都够不上。美国军队的整体素质虽然如日中天，但最新一代四星将军们却够不上这个水平。

这是一个当今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不愿爽快承认的小秘密。在美国前所未有地严重依赖军队来支撑全球领先地位的时候，美国军队高级领导人的素质却一直令人失望。军队热情很高，技术出类拔萃，但一流的将才却难得一见。

分析一下最近的军事历史，问题并不像巴提斯特和其他牢骚满腹的军官们说的那样，是高级指挥员缺乏权威。实际上，文职决策者赋予高级指挥官很大的计划空间和行动空间，问题是将军们没有聪明地运用他们的权威。

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比比皆是。首先是“沙漠风暴行动”，一场所谓的历史性胜利被两次严重失败弄糟了。第一个失败是，美军允许萨达姆军队的中流砥柱伊拉克共和国卫队逃过了一劫。第二个失败是，1991年3月1日签署的停火协议让这位独裁者拥有了足够的喘息空间，镇压了萨达姆内部政敌发动的起义。这些失误直接源于一线指挥官的错误判断。一个是诺曼 施瓦茨科普夫，另一个是横加干涉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 鲍威尔将军。结果，萨达姆依然掌握着权力，美军依然在波斯湾安营扎寨，其后果证明极其严重。

指挥官的错误尽管较小，但也给翌年开始的索马里人道主义干预行动蒙上了阴影。美国指挥官不顾基本的安全原则和统一指挥要求，赋予军队清除军阀穆罕默德 法拉赫 艾迪德（Mohammed Farah Aidid）的任务，结果使军队陷入了他设置的陷阱。虽然后来这一事件被奉为英雄主义插曲，但这场著名的摩加迪沙之战几乎毫无意义。然而，这么一场小小的技术性挫折就让克林顿政府的索马里政策土崩瓦解，奥萨马 本 拉登甚至把这次失败解读为美国虚弱的证据。

在华盛顿，寻找替罪羊的行动几乎马上就开始了。批评者们一口咬住国防部长莱斯 阿斯平（Les Aspin），让他做替罪羊。他很快就失去了工作。但是，这场小型灾难的真正原因是，托马斯 蒙哥马利（Thomas Montgomery）少将和威廉 加里森（William Garrison）少将看错并严重低估了对手。结果，他们让自己的部队遭受了惨败。这一次还是愚蠢的将军为将来更大的问题埋下了祸根。

接着就是“盟军行动”，即1999年北约轰炸科索沃，由北约最高司令威斯利 克拉克将军策划并指挥。当代的文献把科索沃战争描绘为“奥尔布赖特的战争”，即国务卿马德琳 奥尔布赖特外交误判的结果。但是，科索沃战争同样也是一场“克拉克的战争”。

迫在眉睫的政治问题是科索沃是否依然是塞尔维亚的一部分。塞族统治者斯洛博丹 米洛舍维奇坚持认为科索沃依然属于塞尔维亚，并用高压手段镇压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分离主义者。对克拉克来说，他的大脑里有更宏大的设想。他认为科索沃战争是一个机会，可以展示北约在冷战后依然有用，也可以验证他所喜爱的强制性外交理论，即“动用军队但不使用武力”，从而实现政治目标。克拉克期望仅仅威胁就足够：适当展示优势力量就会说服对手让步，不必真正扣动扳机。

于是克拉克决定与米洛舍维奇摊牌，相信可以带来一个干净利落、不必流血的结果。“我了解米洛舍维奇，”克拉克向华盛顿的官员保证，“他不想挨炸。”

米洛舍维奇得寸进尺，说克拉克是虚张声势，于是北约不得不开火。克拉克希望三至四天空袭就能让塞族人屈膝投降。他又错了。米洛舍维奇手里还有让人出乎意料的手段：在科索沃加大种族清洗力度，制造巨大难民危机，让克拉克防不胜防。同时，北约的轰炸行动一直在进行。78天之后空袭最终结束时，829架战机已经飞行3.8万架次，耗费2.8万件武器。北约炸弹炸死了约500个平民。克拉克的“动用军队但不使用武力”理论没有奏效。之后不久，这位将军便匆匆地提前退役了。

回顾这些误判的目的在于：汤米 弗兰克斯在策划和执行这两场战争中的明显缺点并不独特，它们是整个模式的一部分。冷战结束后，面对战时指挥挑战的高级军官们一次又一次地表现欠佳。

在伊拉克，弗兰克斯让出指挥权后，这个模式仍在继续。理查多 桑切斯（Ricardo Sanchez）中将2003年抵达巴格达时，他所继承的是此起彼伏的叛乱局面。他压制这些叛乱的努力取得了相反的效果：桑切斯眼睁睁看着局面更加恶化，阿布格莱布丑闻更是火上浇油。2004年，乔治 凯西（George Casey）将军接替桑切斯，主导伊拉克战事，结果伊拉克逐渐滑入类似全面内战的状态。桑切斯和凯西不仅没有完成预定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实际上反而成了更遥远的事情。

戴维 彼得雷乌斯将军于2007年2月接替凯西，带来了一套全新的反叛乱学说，并承诺派遣3万名士兵前来临时增援。在彼得雷乌斯任期内，伊拉克的暴力局面平静下来，但很大的原因是盟国部队开始拉拢逊尼派部落领袖，他们是美国扶植的伊拉克政府的最强劲反对派之一。贿赂和枪炮支持让逊尼派转而对抗昔日盟友“基地”组织。这真好比是警察付钱让瘸子去抓阿飞。

观察家们对彼得雷乌斯的成就称赞不已。2008年，“伊拉克自由行动”进入第六个年头，这位将军成功地让这场战争远离了美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但是，不管布什政府在政治上多么欢迎这个局面，现实局面的真正改善依然有限。彻底平定伊拉克局势依然是一个遥远的希望。“成功”只是一种稳定的僵持，很可能在未来几年仍将吸引美国军队的注意力。

这一状况的底线是：不管多么令人讨厌，文官的干扰不能完全解释冷战结束以来美军的糟糕战绩。有人说从施瓦茨科普夫到彼得雷乌斯的高级指挥官都受到了不合理的限制，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纵然有充裕的资源和较大的自主权，这些将军们也没把工作做好。战争是一项艰难的事业，质疑这些军官的良好愿望是不公平的。毫无疑问，他们都发挥了自己的最高水平。但是，在一次又一次战争中，高级指挥官的表现一直不如他们麾下的军队。

“在最高层次上，”温斯顿 丘吉尔曾评论道，“真正的政治和战略是一体的。”不管文职权威部门表述得多么不完美，将军的根本职责是维持政治与战略的统一，取得胜利，推进国家的更高目的。伟大的军官会让军队意志坚定，他们也会使战争和政治协调一致。

美国的军事传统中不乏这样的人物。乔治 华盛顿在担任大陆军司令时是这样的人物；南北战争时期的尤利西斯 格兰特是这样的人物，还有他的得力助手威廉 T 谢尔曼；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陆军总参谋长乔治 马歇尔和欧洲盟军司令德怀特 艾森豪威尔，应该也属于这一类人物。

从警报、远征和干预的数量看，冷战后时代或许是美国军事历史上最繁忙的时期，但没有一位将军具有称职的指挥才干。这一时期，行使战时指挥权力的高级军官并不缺少权威，他们缺乏的是能力。

恢复征兵制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主意

这让我们想到伊拉克战争的第三个表面教训：废除志愿兵制，恢复征兵制，从而消除军队与社会的隔阂。

征兵制是一个坏主意，有几个原因。首先，美国供养不起大规模义务兵军队。五角大楼正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将美国的地面部队扩充9.2万人。预算办公室预计这一温和增长的费用约为1 080亿美元。为了训练、装备和维持当前现役部队，并支付当前行动的费用，五角大楼现在大约每年花费7 000亿美元。如果把军队规模扩大到300万，虽然不到总人口的1%，但足以维持“小规模战争”帝国战略，那么每年国防预算就会上升至1万亿美元。即使补充军队所需的兵源是存在的，钱却不知从哪里来。

军队也不需要这么多人，除非有非常具体的规定。越战结束时，理查德 尼克松首次提出废除征兵制，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也赞同这个想法。从那时起，除了海军陆战队，每个兵种都喜欢拥有一支训练有素、长期服役的“武士”队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解散了在以前战争中招募的义务兵，认为他们“的确没有价值、没有优势”。他可能违背了政治正确的原则，但他忠实反映了五角大楼的普遍看法。实际情况是，四星将军们认为公民士兵是一种麻烦，而非一种财富。

希望恢复征兵制可以给政治注入活力，就如同设想把耶稣请回圣诞节就会再次唤醒美国人的灵性一样。这个幻想虽然足够可喜，但它首先忽视了把宗教假日蜕变成购物狂欢的动力。

称赞尼克松总统终结了征兵制就如同认为是梅西商店（Macy’s）利用耶稣出生赚钱一样，这忽视了其背后的故事。尼克松放弃义务兵役制的时候，这个制度早已经奄奄一息了。是美国人终结了征兵制。在这场可鄙的战争中，他们收回了赋予联邦政府的特权，不能再命令公民去服兵役。尼克松是想挫伤反战运动的锐气，出于这个玩世不恭的原因，他同意了公众的要求。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它为新的共识奠定了基础，因而确认了服兵役是一种个人选择。很快，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中间派都表示拥护，这一安排成了永久性交易。

在“911”之后的短暂时间里，布什总统可能重新思考过这个共识。他可能提出过确立新型军民安排，让美国社会更广泛地分担兵役负担。也许想到“人民军队”会限制他个人的行动自由，布什还是肯定了现有安排。从那以后，布什政府的显著失误，尤其在伊拉克，使这个交易更显神圣。实际上，全球反恐战争复苏了越战时期的街头智慧，政客们要么无情，要么愚蠢，宁愿牺牲美国年轻人的生命，也不愿承认自己误判造成的后果。不管“基地”组织带来了什么威胁，多数有年轻儿女的家长都会视征兵制为子女幸福的更大现实威胁。

所以，不管征兵制在理论上有什么吸引力——或是让美国人告别懒散，或是提醒国会履行职责——在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今天，可能除保守主义福音派之外，没有选民会赋予联邦政府权力，让他们命令自己的儿女穿上军装。强制推行义务兵役制的立法几乎肯定会激起如20世纪20年代推行《禁酒令》时引起的反应，且会更迅速、更强烈。这样的法律将无法执行。

当然，征兵制能够纠正现行军事制度中的不平等，这样的想法具有无可辩驳的价值。对任何有良知的人来说，在整个国家麻木不仁之时，多次派遣士兵赴伊拉克或阿富汗执行战斗任务几乎不是一项可以接受的安排。这不公平、不公正，在道德上具有讽刺性。

但在美国历史上，公平或平等问题在塑造公共政策方面很少发挥决定性作用。目前也不是发挥类似作用的时候。如果是的话，我们就不会容忍社会上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依靠少量志愿者承担发动无限期全球战争的负担，可能会让美国人感到不安，但仅仅是不安，不足以促成改变。为了挽救这个国家的良心，政府可以用昂贵的合同雇佣兵来支援处境艰难的军队，但实际上不会影响公民做任何事情。其实，战争私有化（如使用臭名昭著的黑水公司）是默许兵役从公民职责转变为经济事业，背后的动机是金钱而非爱国主义。美国人可能不喜欢雇佣兵，但更多的人不喜欢将亲人派往世界另一侧的遥远国家。
简言之，虽然义务兵役制会继续成为愤怒社论和真诚读者来信的美丽话题，但国会真正推动立法、恢复征兵制的可能性为零。在这个例子中，国会的观点反映了美国人民的观点。不管有什么缺陷，越战之后创立的职业军队仍将保留下去。

战争是不可以被发明创造出来的

如果加速推进“小规模战争”、顺从高级军官的意见和废除志愿兵是从最近军事经历中得到的错误教训，那么正确教训是什么呢？

隐藏在这个简单问题背后的是几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冷战后美国备受吹捧的军事优势没有带来更大安全，却带来无限期的冲突？为什么当美国为“和平”和“自由”大动干戈之时，美国国境之外的世界更加任性、更加混乱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借用一下马德琳 奥尔布赖特抛给科林 鲍威尔的著名问题：如果结局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那么我们这支卓越的军队到底有什么用？

刚刚发生的一些事件给美国几个教训，为这些问题带来一些启示。首先，也许最重要的是战争的本质。伊拉克和阿富汗提醒美国，战争是不可以被发明创造出来的，不管乔治 W 布什和五角大楼的“军事革命”或“震慑与威吓”的倡导者持什么观点。

战争的本质是固定性、永久性、艰巨性和不可抑制性。战争永远伴随着不确定性和风险。“战争是机会的王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近两个世纪前写道，“没有什么其他人类活动有如此大的范围，没有什么其他事情需要如此持续不断、多种途径地与这个入侵者周旋。”计算机、互联网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发明都无法推翻这个判断。“那些屈从于战争狂热的政治家，”丘吉尔正确地指出，“不再是政策的主人，而是不可预测、不可控制事件的奴隶。”因此，那些认为创新技术和高新技术能让战争顺从人类意愿的想法，只是异想天开而已。

些古老的真理在几个世纪中不断被确认，平常得近乎陈词滥调了。但自从冷战结束之后，尤其是全球反恐战争开始后的头几年中，美国政治领袖以及几位高级军官的所作所为好像是说这些道理已经过时，或者至少不再适用于美国。

要理解困扰这些“军事思想家”的愚蠢，人们只需看看普通的简易爆炸装置或者路边炸弹，就知道这种想法对伊拉克、阿富汗的美军有多大伤害了。

侵略这两个国家的高科技部队忽视了这些土制炸弹带来的潜在威胁。有人指望美军行动的速度可以让敌人无法行动，甚至无法思考，更别说制造新的致命性武器了；配备高科技武器、拥有信息优势、迅即接近目标的小型部队就能决定战争的局面。2003年4月迅速推进巴格达好像证明了这一观念。“推进速度如此之快，让敌人乱了阵脚。”陆军副总参谋长杰克 基恩（Jack Keane）将军得意扬扬地说。

依靠电子技术进行观察、分析、决策和迅速行动的能力，显然赋予了美国军队一种不可超越的优势。伊
拉克首都陷落后不久，亚瑟 塞布罗斯基（Arthur Cebrowski）中将总结了这一观点：“速度至关重要。速度能够杀敌。这降低了附带损失，减少了美军伤亡。”速度似乎可以让美国军队用更少资源做更多事情。“速度是武力增强手段，”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海军陆战队将军彼得 佩斯（Peter Pace）也表示赞同，“如果你可以在90天内将5个师派到世界任何地方，能与30天内派出3个师拥有同样的影响力吗？”

规模更小、更加灵活的军队好似也能完成更多的任务。2003年“伊拉克自由行动”比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使用的军队更少，

道格拉斯 费斯解释说，背后的理由是 “这次行动是战略性的，其意义十分深远”。国防部高层正指望用小规模入侵部队来推翻“没有数十万军队美国什么也做不成”的说法。费斯接着说道，这种“旧式思维”的问题，是“让我们的军队更加无用武之地”。在21世纪最初几年里，五角大楼确信自己已经发现了一个公式，让军队前所未有地“有用武之地”，即技术提高速度，从而产生行动和政治确定性。

简易爆炸装置（其制造成本与比萨饼制造的成本差不多）让美国的胜利快车戛然而止。作为一种可以选择的对抗武器，它让美国军队不可能取得像推翻萨达姆那样的决定性战果。美国人的进入速度相当快，但现在却发现出不去了。解放变成了占领，速度不再是战争的制胜法宝，继续驻军成了新要求。就像德国人在南斯拉夫、苏联人在阿富汗、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岸地区一样，在伊拉克的美国人现在也发现显著的优势只带来了全新的劣势。

机动性最强的军队现在却被道路和固定基地网络束缚着。美军行动不再是快速突袭，设置检查站和交通岗，以及下车巡逻成了显著特征。对叛乱者来说，寻找美国人目标成了相当容易的任务。而对美国人来说，发现叛乱者却成了更严峻的挑战，就更别说定位了。

尽管极力强调机动灵活，但在许多重要方面，美国军队却远不如对手更为灵活。简易爆炸装置的使用引发了更激烈的竞争。为了击溃这一不可预知的威胁，美国国防部已经投入100多亿美元（可能还要花更多），希望为士兵提供更佳的保护，赋予士兵更强的辨识和拆卸炸弹能力。同时，制造炸弹的叛乱者，尽管资源相对缺乏，却一直在改进简易爆炸装置的致命功能，并想出了更好的藏匿和触发这些致命武器的办法。根据简易爆炸装置造成的不断攀升的美军伤亡数量来衡量，叛乱者在这场比赛中的表现远远优于五角大楼。

这一事态的意义既是战术性的，也是战略性的。受装备有简易爆炸装置的叛乱分子困扰，美军无暇应付其他正在迫近的威胁。布什总统的“全球战争”舞台在范围上大大缩小，美军在很大程度上被困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伊朗是所谓的“邪恶轴心”的一个成员，但其实际影响和地位却在提高。

所以，从布什总统的两场军事冒险中得出的第一个教训是：今天的战争与以往的战争没有区别，还是难以捉摸、难以驾驭、代价高昂、充满意外，且肯定会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只有真正精神错乱的人才会有其他幻想。

美国奇怪地迷恋上了武力

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第二个教训源于第一个教训。与整个历史上的情况一样，武力的功效依然有限。甚至在信息时代，武力“奏效”只限于特定范围的紧急情况。
这一教训直接涉及当今美国政治家的勃勃野心。

在冷战中，武力逐渐成为受美国人宠爱的政策工具。尼布尔在1958年写道，美国越来越“奇怪地迷恋上了军事力量”，非常令人担心。冷战的结果也无法影响这种迷恋。“911”之后，高压政治对华盛顿的吸引力达到新高度。对布什总统来说，“军事选择”一直“摆在桌面上”。他的政府把军事力量当成多用途工具，不再是最后手段，也不仅仅用于防御目的。相反，军事力量成了纠正偏失、改正错误的手段。

例如，布什总统时常宣称，在伊拉克，美国不仅是为保护自己及利益而战斗，也是为了推广民主和人权。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读这一所谓的自由议程。第一种解读从字面理解总统所说的话：他把战争看做解救和解放的工具。通过威胁使用或直接使用暴力，美国致力于让整个国家服从西方的自由价值观。这是布什希望通过保罗 沃尔福威茨让伍德罗 威尔逊再现。

另外一种解读是把自由议程看做玩世不恭，仅仅是为赤裸裸的侵略战略提供一点道德合理性。这里的想法是武力可以产生霸权。始于伊拉克的高压政治会让美国征服整个大中东地区。这是布什希望通过迪克 切尼让西奥多 罗斯福再现。

布什本人是倾向于威尔逊和沃尔福威茨的军事理想主义，还是倾向于罗斯福和切尼的军事民族主义，这是一个存有争议的话题。在他的内心，这两派思想很可能相互交织。美国总统喜欢把“美国为自由而战”这句格言既当做核心诉求，又当做权宜之计，布什显然不是第一位这样做的总统。

真正的重点在于美国无论打算解放还是主导，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事态表明，这一努力都没有奏效。
美国动用武力既不会解放大中东地区的人民，也不会让美国控制这个地区。美国正在走向失败。
在伊拉克，布什政府产生了一种摇摇欲坠、难以控制、反应迟钝的依赖性。

在推翻萨达姆5年之后，伊拉克政府依然不能保护其边界，管理其自身事务。美国发起了“国家建设工程”，相信其能再现1945年后在联邦德国和日本的成功，但这项努力却与联邦政府对卡特里娜飓风的反应一样糟糕。到2007年末，伊拉克的发电能力依然不能满足全国每天用电需求的一半。巴格达的家庭每天平均用电只有12小时，比“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统治时还少6小时。石油产量还没有达到美军入侵前的水平。关于管理美国援助方面的欺诈、浪费和无能的报道，已经司空见惯，很难持续一个新闻周期。
同时，布什政府的官员一再徒劳的抱怨、争论让伊拉克议会陷入瘫痪，猖獗的腐败吞噬了伊拉克政府的各个部门。如果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服务，那么很难说伊拉克政府是事实存在的。相比之下，索摩萨统治下的尼加拉瓜和费迪南德 马科斯统治下的菲律宾，可以算是“善治”的典范了。

许多相同的判断也适用于阿富汗。“解放”之后，这个国家很快重新获得了世界第一非法毒品生产国的地位，到2007年，它提供了世界市场上93%左右的海洛因、吗啡因和其他鸦片剂。美国扶植起来的阿富汗政府依然虚弱无能。阿富汗总统反思自己的实际权限时，得到了一个讽刺性头衔——“喀布尔市长”。同时，塔利班依然非常顽固，具有很大的韧性。虽然正式名称没有变化，但“持久自由行动”已经悄悄地变成了“持久义务行动”。对华盛顿来说，从阿富汗传来的主要“好消息”是：在这里，美国至少不是孤军奋战。与以往一样，北约分担了支撑新秩序的责任。但是，甚至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即使不是数十年，西方部队也要在阿富汗再待上数年。

虽然全球反恐战争的铁杆支持者有不同看法，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事态已经表明，继续依靠高压手段不会让美国实现目标。不管实际目的是让伊斯兰世界民主化，还是“制服”伊斯兰世界，军事“选择”肯定不是问题的最佳选项。

在这个方面，从这两场战争得到的教训是美国曾经依靠直觉就能认识到的。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兵、小说家诺曼 梅勒（Norman Mailer）所言，“靠打仗解决问题，就好像是去妓院根除性病一样”。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还有许多人们没有想到的问题。
马上采取行动是通往安全的唯一道路吗？

“布什主义”本身为第三个教训提供了基础。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的道德传统一直坚决拒绝“预防性战争”这一概念。“911”事件让一些人确信这一传统已经不再适用。安全关切高于一切，让采取行动成为更高的道德义务。陈旧的限制必须让路。可是，美国对预防性战争的实际体会表明，即使将道德考虑搁置一旁，今天发动战争去消除未来可能的威胁也是愚蠢至极，不会收到效果。

布什政府接受了一种不同的观点。根据“百分之一理论”，为了防止“911”再次发生，只要有一点遭到袭击的可能，就要迅速预先采取行动。

在2002年西点军校开学典礼讲话中，布什总统解释了其中的缘由。他说，“911”事件彻底颠覆了冷战时期的“遏制”和“威慑”理论。因此，美国需要在威胁变成现实之前将其消除。“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位总统的结论是，“通往安全的唯一道路就是采取行动”。布什誓言采取行动。简言之，美国擅自授予自己首先打击的无限特权。

在这里，莱因霍尔德 尼布尔的忠告依然值得认真考虑。

冷战初期曾经有过一个“百分之一理论”版本。苏联1949年打破美国的核垄断之后，好像美国人面临“要么赤化、要么消亡”的选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美国立即运用来之不易的战略优势，就能避免这种选择。这就是对苏联进行首先打击的理由：在苏联建成庞大核武库之前进攻苏联，美国依靠突然袭击就能消灭对手，实现永久和平与安全。

尼布尔认为这种推理极其可怕。他写道，“预防性战争的想法”，会诱使冒进的人“挑选最有利的时刻发动他们认为不可避免的敌对行动”。但他接着写道，“我们必须运用所有道德资源抵制这种想法”。根据尼布尔的判断，“预防性战争”概念无论从法律上还是实际上都是失败的。它不仅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也是丧心病狂的。“历史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包括最为可能的事情。只要战争还没有发生，我们就依然有可能避免战争。那些认为冷战和热战没有区别的人，要么是流氓，要么是傻瓜。”

在20世纪下半叶，历届美国总统都持有这种谨慎的看法，从而避免了核灾难。2002~2003年，这种理论也没能大获全胜。但在伊拉克，“流氓”和“傻瓜”却打起了他们自己的战争。

可是，旨在展示“预防性战争”功效的军事行动的成效正好相反。使入侵伊拉克成为迫切需要的表面威胁（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根本不存在。战争的预期结果遥遥无期。战争成本比布什政府中任何人预想的都大得多。

历史一再表明了预防性战争的非理性。如果世界需要再次证明这一点，那么布什总统做到了。伊拉克战争告诉我们为什么“布什主义”是个糟糕的主义，为什么必须要废除这一理论。在寻求决定何时适合使用武力的原则指导时，美国应当遵循“正义战争”传统，不仅因为这个传统符合美国的道德价值观，也因为它为健康的治国之道提供了有益的指引。

制定战略——一项逝去的艺术

最后是第四个教训，与战略的制定有关。美国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政策效果表明，在政府高层官员和高级军官中间，这已经成为一项逝去的艺术。

冷战结束以来，文职官员倾向于将战略与意识形态混为一谈，布什总统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总统的自由议程本应为如何开展全球反恐战争提供一个蓝图，但他只有堂皇的抱负，没有严肃的评估实现目标的手段。

越战结束之后，军官倾向于将战略与行动混为一谈。没有人比汤米 弗兰克斯更生动地阐释了这种倾向，这多半是他那本透露内幕的回忆录的功劳。

为了满足公众的口味，弗兰克斯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过分谦虚的乡村男孩，一个惊叹于自己成就的、来自得克萨斯西部的孩子。但实际上，弗兰克斯认为自己是一名精通本专业的学者和独树一帜的思想家。在军阶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他“博览过许多有关战争与和平的著作，从孙子、克劳塞维茨、罗素和甘地那里积累了智慧”。

虽然弗兰克斯用古代中国和德国思想家的名言来扮靓自己的故事，但他自己的思想从来就没有摆脱过平庸。例如，在第一次受命策划入侵伊拉克时，弗兰克斯坐下来，手里拿着记事本，勾勒出其决胜“模式”。《美国士兵》非常自豪地再现了其手写表格原件，即一个矩阵，由七条横线组成，列举了美国的各种能力，与之交叉的是九条纵线，代表萨达姆权力的源泉。在特定的交叉点（共36个）上，弗兰克斯画上一个“放射星”。据弗兰克斯称，这个矩阵提供了一个设计巧妙的范例，可以叫做“基本大战略”。

对弗兰克斯矩阵的因果分析表明，这远远算不上什么战略。对门外汉来说，他的矩阵也缺乏政治背景。它视野狭窄，毫不关心未来战斗的后果。它孤立地看待伊拉克问题，忽视了其他地区大国关系，没有指出战争会如何改变这些关系，不管它们是好还是坏。它基本不考虑历史，不顾及文化、宗教和民族认同。它也没有道德层面，甚至没有说清楚目的是什么。

自从苏联不再是一个常规的对手之后，美国一直未能有效地解决这个根本困境，“911”事件更加强化了这种困境。现在是美国直面这个困境的时候了。那些应该负起主要责任、制定大战略的政治精英们一直心存幻想，要么试图实现永久全球霸权，要么试图按照美国的形象改造世界。同时，那些能够戳穿这些幻想、帮助美国政策回归现实主义的军事精英们，则迷恋于战役和战斗，指挥者的主要工作成了组织协调军品物资。

汤米 弗兰克斯等自诩的斗士们决意排除道格拉斯 费斯等文职官员的干涉，将战场当成职业军人的专属领域，故意轻视其政治目的和潜在政治意义。弗兰克斯及其同代士兵从来没有因为越南战争而原谅国防部长罗伯特8226;麦克纳马拉，本能地认为文职官员是麻烦制造者，一直游荡在他们自己合法的势力范围内。阻止这种不受欢迎的蚕食行为成为一项绝对责任。

重申对战争行为的职业垄断权，需要在政治和战争中间画出最鲜明的分界线，从而防止将军事和非军事考虑纠缠在一起。因此，在环境舒适的总部中同步经历战争的高级指挥官（如弗兰克斯）仍然坚持把自己标榜为“参战者”。他这么做不只是出于象征性原因，拥有这种身份使他可以保有军官们现在顽固争夺的特权。

好像出于疏忽，攻克巴格达（或喀布尔）成了战争的首要（几乎唯一）目的。结果是一场在极其天真的战略氛围中进行的战争，弗兰克斯等斗士和费斯等文职人员都认为，只需几次速战速决的行动，其他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打仗当然是战争不可缺少的内容。但真正扣动扳机、投掷炸弹的人可能不欣赏或者赞同打仗的方式，因为从本质上讲，战争也是而且总是具有政治性的。其实，如果战争要有合理的原因和结果，它就必须服从于政治。实现这种服从正是战略的核心。

许多因素造成了美国今天所处的军事危机：贪婪、嫉妒、误算、意识形态障碍、国际体系的性质、前人罪恶招致的报应、文职军人的傲慢。所有这些都值得一提。但在《美国士兵》中，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因素被生动展现出来：指挥不利，扭曲了战争的目的。

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四个教训归结为：事态表明，美国精通战争只是一种虚幻的自命不凡。即便今天，战争依然受制于潮汐或天气，很难说顺从于人类的控制。表现更为努力、投入更大资金、使用更先进的技术、设计新颖战术，甚至提高指挥水平，都不可能让美国逃避这个现实。

更进一步说，冷战后美国占据军事优势的说法也是似是而非的。使用军事力量不可能让美国摆脱由经济文化危机带来的困境。坚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就是自找麻烦，必将导致不可避免的过度扩张、破产和毁灭。

从结果方面看，美国在冷战后尤其是“911”以来的军事表现，一直不令人信服。这种平庸的“成功”记录让一些观察家，尤其是新保守主义者，认为美国需要规模更大的军队或者不同以往的军队，实际上是想再次大幅度提高国防支出。

但是问题不在于美国的军队——他们很好，每个公民都希望维持现在的水平——而在于国家强加给士兵的一些要求。国家与其扩充或改革军队，还不如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这意味着保护他们，不再让他们承担2001年以来滥用军力的后果。

美国不需要更大的军队。它需要一个更小（也就是更谦虚）的外交政策，给予士兵符合他们能力的任务。谦虚意味着放弃冷战后和“911”催生的狂妄自大，也意味着约束帝国总统，不要指望依靠军队实现这些幻觉。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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