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极限: 实力的终结与深度危机2

美国的极限: 实力的终结与深度危机2

第一章 经济文化危机

当前与1776年一样，杰斐逊的“三位一体”——对生命、自由的热爱和对幸福的追求——依然是美国平民的基本信仰。它总结了美国人的共同特性，确定了美国人的抱负，为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提供了试金石。

如果美国人还热衷于杰斐逊《独立宣言》中所蕴涵的情感，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已经较大地修改了对那些“不可分割的权利”的理解。今天，美国人运用自由做了许多有价值的事情。有些人阅读、写作、作画、雕刻、作曲和演奏音乐，有些人则从事建造、修复和维护工作，还有一些人参加演出、音乐会和体育活动，光顾当地的多功能影城，不断地发短信，或加入虚拟世界中日益庞大的志同道合者“群体”。他们还做礼拜，收什一税，还有大量的人去照顾弱势群体。但是，所有这些都无法说明在21世纪做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

如果要选择一个词来描述这种身份的话，也许只能是“更多”（more）。对大多数当代美国人来说，生命、自由和幸福的本质是个人坚持不懈地去购买、消费、放纵，并冲破一切干扰这一努力的藩篱。一张保险杠贴纸、一则讽刺性格言和一句伍德斯托克时期的告诫，用现代语言重塑了杰斐逊的“三位一体”：“最后谁的玩具最多谁就取得胜利”；“拼命逛街，直到倒下”；“感觉好就做”。

当然，如果说每个美国人都已经屈服于自我满足，那也是误导读者了。对这种诱惑的抵制依然以多种形式存在着。反对者试图遏制美国人的消费和放纵倾向，但他们打的实际上是一场后卫战（橄榄球术语），也许英勇无比，但不可能扭转局面。自我满足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成为美国人生活方式的显著特征。我这么说，既非谴责也非赞美这一事实，只是承认这一事实。

还有人描述、解析并悲叹这一状况的文化甚至道德影响。但是，没有人思考美国人需要“更多”如何影响了美国的对外关系。美国当前的消费和放纵倾向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几乎全部是负面的。在过去60多年间，不断满足日益上升的消费需求导致了美国的极度依赖性。美国可能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事实是，美国人已不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自我满足倾向威胁着美国的福祉。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美国人不再具有清教徒传奇般的勤劳和自制习惯，而是因为他们背负着越来越多代价高昂的海外承诺，而他们越来越承担不起这些义务，同时面对许多现实的威胁，却不知如何应对。随着美国生活方式的前提条件越来越多，美国人已经没有办法再得到满足。

上一代美国人担心轰炸机和导弹方面的差距，但这两种担心都被证明子虚乌有。但当前需求与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之间的差距，既不是杜撰的，也不是想象中的。它真实存在，并仍在不断扩大。这一差距决定了美国的经济文化危机。
实力与富足，富足与自由

从历史的角度看，自我满足倾向的大行其道算不上什么意外。努力追求财富以及竭力清除碍事之人（或物）早已成为美国人性格的核心。19世纪30年代，机智的观察家亚历克西 德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就发现这个年轻共和国的公民“病态般的热衷于”积累财富。可是，虽然美国人一般都会“试图抓住所有东西”，这位法国思想家写道，“但他们什么东西也抓不紧，很快又会放开手去追求更新的满足感去了”。不管已经多么富足，美国人还是渴求更多，“焦虑、恐惧和遗憾”一直困扰着他们，“让他们的心灵一直处于惶恐之中”。

甚至在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满足这些渴望并缓解由此引起的焦虑和恐惧也有重要的政策意义。为了扑灭这种狂热，美国人开始放眼世界，延伸美国力量的触角。对“更新的满足感”的追求，在领土和商业扩张的冲动上得到了集中表现。托克维尔著名的《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面世时，这种扩张工程早已经开始了，最显著的例子是杰斐逊1803年购买路易斯安那领土以及当时正在进行中的迁移（或清除）土著美国人工程，这一工程贯穿了整个19世纪。

为了让人以不同的方式记住他们的集体故事，美国人依靠政治人物为过去消毒。在2005年就职演说中，乔治 W 布什把传播自由说成“缔造了美国的使命”。这时，新保守主义者的心脏当然跳得更快了，因为布什接着宣称美国的“伟大自由传统”需要美国致力于“终结世界上的暴政”。这一经久不衰的诉求赋予美国人的性格和目的以独特性，然而，布什只不过是对这一诉求作出自己的注解罢了。从建国起，美国就通过其行为表达了一种神圣的目的。尊重并更新这个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意味着美国的特权）传统，早就成为美国总统宪法以外的首要任务了。

许多美国人发现这种情结不可阻挡。但是，如果夸奖美国拥有“自由传统”，那就等于说好莱坞有“艺术精湛的传统”一样。电影业不过如此，只是一种产业而已，其目的是赚钱。如果一家电影公司拍摄了一部具有美学价值的电影，那当然值得庆贺，但是利润决定了企业存在的目的，它们不是为了揭示真与美。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1776年7月4日发起的这项事业。那年夏天，精明的律师、商人、农场主和蓄奴种植园主们齐聚费城，但不是为了创建教会，而是创建了一个共和国。他们的目的不是拯救人类，而是确保他们的同胞毫无阻碍地实现杰斐逊的“三位一体”。

在之后的年份里，美国取得了显著成功，实现了那些目标。但在从小国转变为大国的过程中，美国从未致力于解放别人，因为它缺乏一种主导观念，即美国已经拥有巨大的安全和经济利益。

虽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多，但世界上还是有些不幸的人成功地逃脱了奴役。例如，南北战争带来了黑奴的解放。可是，把1861~1865年的燎原之火解释成非裔美国人受奴役的后果，未免过于简单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国大兵的确解放了纳粹死亡集中营里幸存下来的囚犯。可是，对1941~1945年指挥美国军队打仗的人来说，关注欧洲犹太人的命运顶多是事后产生的想法。

称赞美国有“伟大自由传统”是歪曲历史，它掩盖了美国政治和外交政策的真实动机。它把历史改编成了道德剧，因而为回避道德分析提供了理由。坚持认为解放别人只不过是美国政策的附属动机并非玩世不恭，这是自我认识的前提。

如果年轻的美国有某种使命，那也不是解放，而是扩张。“当然，”西奥多 罗斯福1899年如同向愚笨之人解释浅显道理一样宣称，“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就是一部扩张史。”罗斯福说的是真心话。这些帝国的建设者们视停滞为自杀。美国人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占领土地、扩展商机的强烈冲动。

扩张是如何实现的呢？在这一点上，历史记录没有留下争论的空间：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根据情况不同，美国使用了外交、城下之约、恫吓、欺骗、胁迫或赤裸裸的强迫等手段。美国渗入邻国的土地，然后厚颜无耻地宣称归为己有，并发动全面的入侵。美国也从事过种族清洗。它时常坚持认为条约神圣不可侵犯，但在有些时候，它却随意抛弃“神圣”的协议，使之变成废纸一张。

美国使用的手段多种多样，用来解释行为的理由也多种多样。它把自己吹捧成“上帝的子民”，要建造“山巅之城”，照亮整个世界。美国奉天意行事，或是响应“天命”的号召。美国宣称有义务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或者“提高棕色小兄弟的思想境界”。伍德罗 威尔逊（Woodrow Wilson）成为美国人的导师之后，美国承担起责任，“教给世界各国如何在自由道路上前进”。称之为废话的批评者得了一些分，但输掉了辩论。墨西哥战争中的年轻林肯是这样，1898年帝国冒险之后的马克8226;吐温是这样，“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中的参议员罗伯特 拉 富莱特（Robert La Follette）也是这样。定期修改和包装之后，美国例外论更加大行其道。

说到行动而非言辞时，甚至被视为最理想主义的政策制定者也密切关注一个主要目标：增强美国的影响、财富和实力。从最初殖民地时期与土著人遭遇到冷战结束，美国的对外关系记录既不是特别高尚，也不是特别虚伪和具有剥削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乔治 W 布什和奥萨马 本 拉登对美国历史的解读都离题万里。作为崛起中的大国，美国恪守着国际政治铁律，让利他主义毫无用武之地。如果美国扩张的传说中包含道德主题的话，那么这个主题也是模糊不清的。

确切地说，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并不是没有失误，如滑稽剧般入侵加拿大，威廉 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不明智地吞并菲律宾，联手制造中国的“百年耻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采取灾难性经济政策为大萧条铺平道路，哈里 杜鲁门1950年决定派兵到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北，等等。美国人对这些莽撞和失误早就不在乎了。但是，对于越南战争之类的事件，虽然美国人一直努力降低它的影响，但它的确令人难以忘记。

不管多么令人难堪，与美国总统治国的“大手笔”相比，这些失误的影响都微不足道。从法国人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时，托马斯 杰斐逊可能逾越了权力界线；从墨西哥人手中夺取加利福尼亚时，詹姆斯 波尔克（James Polk）可能打了一场侵略战争。但他们的行动确保了美国有朝一日成为大国。为了确保巴拿马地峡的安全，西奥多 罗斯福策划了一场令人无法容忍的骗局，但他在那里建造的运河确立了美国在西半球的领导地位。

这些著名美国政治家缔造的成就不是源于他们共同致力于自由传统，而是源于他们无所顾忌的魄力。无论白宫和国务院发出的例行声明多么言过其实，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征一直不是理想主义，而是实用主义，且经常受到实用主义的近亲——机会主义的约束。

扬扬自得的教科书上美国所谓的“崛起为大国”的过程，并没有按照某些事先设想的全球领先战略来展开，它从来就没有什么秘密图纸或巧妙计划。指导政策的是善于捕捉机会的锐利眼光，不是固守什么原则。如果说它使用的手段并不总是漂亮的话，取得的结果却经常令人瞠目，给美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

扩张使美国成了“机会的乐土”。扩张带来了富足，富足带来了真正自由。在费城签署的文件许诺了自由。实现这些承诺需要有利于大规模创造财富的政治经济。

弗雷德里克 杰克逊（Frederick Jackson）在一个世纪前写下的话指出了这一点。他写道，“不是宪法，而是自由的土地和富饶的自然资源向一群合适的人开放”,才使美国民主成为可能。半个世纪之后，历史学家戴维 波特（David Potter）也发现了富足与自由之间类似的共生关系。“富足之下的政治”，他声称，创造了美国生活方式，“这种政治既对着那些认为富足是保障自由的手段的人微笑，也对着那些认为自由有助于确保富足的人微笑”。另外一位历史学家威廉 阿普尔曼 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发现了一种更为紧密的相关性。对美国人来说，他认为：“富足就是自由，自由就是富足。”

简言之，扩张促进了繁荣，从而创造了美国人追求自由之梦的环境，虽然他们一直相互争论谁应该分享这个梦想。物质富裕程度不断增加的承诺和现实，使这一争论维持在美国边界之内。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美国人开始依靠更大的经济蛋糕来欺骗难以统治的人们，缓和阶级、种族、宗教和民族之间的紧张局面。金钱成为润滑剂，使社会和政治摩擦一直处于可容忍的范围之内。莱因霍尔德8226;尼布尔曾经说过，美国人“总是用量化的办法解决生活中的几乎所有问题”，确信更多就是更好。

扩张、富足和自由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达到了极点。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列强兄弟阋墙的行为，日本鲁莽的政策导致珍珠港被袭，这些都极大地帮助美国崛起为全球超级大国，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让全世界羡慕不已。到1945年，《时代》周刊、《生活》杂志出版商亨利 卢斯（Henry Luce）在四年前预言的“美国世纪”好像已经奇迹般成为现实。在占人口多数的白人看来，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最自由的国家。

历史上没有哪个民族曾经达到过这一高度。后来，扩张、富足和自由之间的相关性逐渐降低。为了评估接下来的滑坡，有必要回顾一下美国所获取的优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拥有世界近2/3的黄金储备，一半以上的制造能力。1947年，美国自己就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3，稳稳地处于外贸顺差地位。按照价值衡量，出口额几乎是进口额的两倍。美元已经取代英镑成为全球储备货币。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立，美国成了世界的资本经营者。当然，美国也是净债权国。在世界石油、钢铁、飞机、汽车和电子产品生产国中，美国稳居首位。“从经济上说，”历史学家保罗 肯尼迪（Paul Kennedy）写道，“这是它最为得意的时刻。”

而且这仅仅是开始。军事上，美国拥有不容置疑的海上和空中优势，1949年8月又占据了绝对核垄断地位，之后拥有了长期且毫无争议的军事技术优势。美国的邻国都很弱小，不具威胁。它的对手都很遥远，战略影响力有限。

对普通美国家庭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大萧条年代。那些害怕战时繁荣会随战争烟消云散的想法，被证明毫无理由。相反，向和平过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景气。1948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比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人均收入总和还高1/4。1939～1945年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60%。战时经济扩张实际上降低了经济不平等。更多的收入与喷薄涌出的需求一起创造了庞大的国内市场，使美国的工厂忙个不停，创造了充足的就业机会。结果，战后一段时期成了美国中产阶级的黄金年代。
战后美国不是乌托邦，远远不是。即使处于慷慨的时代，很多人，首先是非裔美国人，也不知道自由和富足是什么。紧随美国海外扩张的是扩张的又一版本，它在国内展开。这个故事讲的是一部分美国人争取获得完全公民权并最终达到目的，于是随着时间推进，自由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多数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也是一部充满歧义的戏剧性传说。

谁应该享有公民特权？1776年流行的答案（白人男性世袭权所有者）从来就不让人满意。通过杰斐逊的笔端，《独立宣言》让这一狭隘的定义再也站不住脚。要求修改公民权概念的压力几乎马上就浮现了。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这个方面取得的进步虽然真实，但是断断续续。在战后经济景气年份，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水闸打开了，障碍消除了。自由的范围大幅拓宽。被边缘化为“二等公民”的美国人比例显著降低。

许多美国人怀念20世纪60年代，认为那是“自由10年”（Freedom Decade），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虽然现代民权运动的发端早于那个时间，但正是在那个时候，种族平等运动实现了巨大突破，1963年开始了“华盛顿行进”（March on Washington），马丁8226;路德8226;金发表了《我有一个梦》的演说。妇女和同性恋者也开始效仿。1966年成立的全国妇女组织标志着女权斗争再次兴起。1969年，纽约市的“石墙风暴”（Stonewall Uprising）掀起了同性恋者权利运动。

这些成就的政治功劳应当归于左派。富足在不小的程度上也是依靠战后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来维持的，并使自由在国内扩展成为可能。为了反击苏联有关美国种族主义和虚伪的指控，在美国国内推进自由成了一个战略方向。可是，因为有了进步的政治激进主义，可能才变为现实。

以黑人、犹太人、妇女、亚裔、西班牙裔、普通上班族、同性恋者、残疾人等群体为例，平等享有宪法权利的推动力来自左翼人士、自由派和软心肠的支持者。说到确保每个美国人享有同等待遇，现代保守主义的贡献几乎为零。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如果马丁8226;路德8226;金依靠威廉 F 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和《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与种族隔离现象斗争的话，那么吉姆 克劳①（Jim Crow）现在依然会活得好好的。

给予传统上处于边缘地位的人自由，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治的核心主题。面对这些成就，有些人认为成功部分来源于美国正在同时寻求全球领先地位，但这不会降低促成这一成就的人的功绩。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60年代，海外实力更强意味着国内更加富裕，反过来会为更大自由铺平道路。推动种族平等、妇女权利的改革派，负责德国、日本战后复兴的官员，要求把波斯湾纳入美国势力范围的石油高管，以及敦促采购昂贵新武器的国防项目承包商们，结成了默契联盟。

20世纪50年代，非正式美利坚全球帝国的形成，不是为了造福少数人的阴谋的结果。战后外交政策的合法性，源于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看法，即在海外运用实力是为了促进国内形成更为完美的团结。在这种意义上，柯蒂斯8226;勒梅（Curtis LeMay）将军的核打击部队战略空军司令部（既是美国实力的象征，也是战后军事工业联合体的核心部分）帮助创造了条件，贝蒂8226;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全国妇女组织才得以出现。
正确理解当代历史，意味着承认勒梅将军等顽强的冷战斗士与弗里丹等女权主义者之间奇怪的血缘关系。战略空军司令部成就了女权主义运动的神秘。
自我放纵的“消费帝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两个10年，标志着历史学家查尔斯8226;梅尔（Charles Maier）所谓的“生产帝国”达到昌盛的顶峰。在这些年中，不容置疑的经济优势赋予美国很高程度的战略自给自足，因而转化成显著的行动自由。在告别演说中，乔治8226;华盛顿梦想有一天美国可以获得足够力量——“从人的角度讲，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位首任总统认为，实力使这个国家可以实现真正的独立，让美国人“在公正的指引下，按照自己的利益，选择战争或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时刻显然已经到来。

但这个时刻很快就过去了。甚至在1950年前，美国就已经开始进口外国石油。起初，数量微不足道。时间一久，数量逐渐增加。这是经济矿井里的金丝雀。①可是在这20多年里，没人注意这件事情。
生产帝国继续永无休止地制造商品，其优势地位好像恒久不变，无法挑战。在欧洲和东亚，美国表现出令人赞叹的精明，将经济优势转化成了战略优势。在对日作战胜利日之后的20年中，梅尔写道，“美国人用财富换取优势”，向欧洲和东亚百废待兴的经济提供重建援助，为它们的产品开放美国市场。美国战后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地位是在华盛顿通过买卖实现的。

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生产帝国开始走上没落之路。在又一个20年间，美国贸易逆差一直未变、在越南遭受惨败、石油危机、“滞胀”、道德共识破碎、无法承受“猫王”埃尔维斯 普里斯莱（Elvis Presley）的接连攻击、“避孕药”、反文化，还有关于“上帝死亡”的新闻报道，这一切都表明生产帝国不存在了。梅尔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消费帝国”。正如手提午餐饭盒的工人是生产帝国辉煌时期的象征一样，少年在蓝色牛仔裤里装着爸爸的信用卡，直奔购物中心而去，现在成了消费帝国的标志性形象。生产帝国的天才是亨利8226;福特。在消费帝国里，福特的对手是沃尔特 迪士尼。

我们可以精确地找到失衡点。这是1965～1973年间的事情。1965年，林登 约翰逊总统命令美国作战部队开赴南越，1973年，理查德8226;尼克松总统最终停止直接参与那场战争。越战之前，为提高美国富裕程度而扩大美国实力的努力都对美国自由有好处。越战之后，扩大美国实力的努力仍在继续，但谈到富足或自由，结果越来越成问题了。

回想起来，表明优势地位消失的经济指标已经非常明显。越战的成本动摇了经济，赤字、通胀和弱势美元都是例证。但约翰逊总统仍试图掩盖这些迹象，追求自己提出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1971年8月，尼克松默认经济已经陷入混乱，让美元贬值，中止用美元兑换黄金。

这当然只是开始。20世纪70年代之前，因为美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一石油生产国，石油公司决定着全球石油价格。1972年，国内石油产量达到顶峰，然后便开始了不可逆转的下滑。就在前一年，制定原油价格的特权转手让给了新的产油国集团欧佩克，即石油输出国组织。

随着美国的石油需求稳步增加，总体上美国对进口的依赖也在增强。同时，贸易条件也出现了变化。1971年，在数十年贸易顺差之后，美国的贸易开始出现赤字。1973年，后来是1975年，出口额被进口额超过。从那时起，一直都是赤字当头，美国出口再也没有达到进口的水平。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差距逐年拉大，其速度也越来越快。对美国民众来说，国家经济突然出现问题最明显、最痛苦的证明就是1973年的“石油冲击”，当时石油价格暴涨40%，加油站前排起长队，石油面临严重短缺。

20世纪70年代末期是一个增长缓慢、通胀高企的时期，正在酝酿中的经济文化危机已经对美国家庭造成了实际困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漫长的经济滑坡让美国人面临一个根本选择。他们要么抑制胃口，学会量入为出地生活；要么动用美国不断减少的实力储备，希望别人适应美国人挥霍浪费的习性。1979年7月到1983年3月是一段至关重要的间歇期，其间有两次关键的总统演说，但是显然，美国人毅然选择了后者。

这就是当代美国历史的真正支点，与美国当前的困境息息相关，而与柏林墙倒塌、苏联崩溃等所谓的决定性事件关系不大。1979年夏到1983年春，“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外交政策的标志性主张，经历了微妙的转变。虽然美国依然虚伪地声称世界离开它的指导和保护就无法运转，但其领导地位已经变为一种需要，而非选择。行使全球领导作用成为补偿经济地位恶化的一个手段。但是，不管有多少人唯华盛顿马首是瞻，都不能掩盖美国越来越看别人脸色行事的事实。领导现在也含有了依赖的意思。

1979年7月15日，吉米 卡特发表了重要演说。虽然卡特今天被公认是一位失败的甚至是倒霉的总统，但至少这一次，卡特展现了非凡的远见卓识。他不仅意识到依赖性的潜在影响，也预见到了任由这种状况恶化所带来的影响。

卡特发表演说时的气氛算不上适宜。1979年夏，民众对他的不满情绪以令人惊讶的速度日益强烈。经济状况非常糟糕。通货膨胀率达到11%；7%的美国人失去工作；优惠贷款利率高居15%，而且仍在上升。按照战后的标准，所有这些数据都高得即使不是史无前例，也是不可接受。更糟糕的是，1979年1月，伊朗革命者推翻了美国的长期盟友伊朗国王，导致又一次“石油冲击”。美国油价飞涨，不是因为真正短缺，而是由于恐慌性购买。总统大选年就要到了，如果卡特希望赢得连任，他需要迅速扭转局面。

这位总统原想在7月5日发表演说，专门讲能源问题。在最后一分钟，他决定推迟演讲。他在戴维营隐居了10天，他解释说是“利用这段时间接触和倾听美国的声音”。受他之邀，一群政治家、学者、商人、工人领袖、牧师和普通公民聚集在这个总统休养的地方，发表他们的观点，分析美国出了什么问题以及卡特需要对此做些什么。结果却只是开了一场马马虎虎的研讨会，外加留下的一些自责。

返回白宫后，卡特发表了演说，但内容与10天前计划的演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一开始，他解释说，他之所以决定放弃能源问题，是因为“我们国家的问题深刻得多”。1979年的能源危机，他声称，只不过是一场更大危机的症状而已。“所以，今天晚上，我要首先给你们讲的是一个比能源、通货膨胀更为严肃的话题。我现在想讲的是美国民主面临的一个根本威胁。”

卡特紧接着扼杀了任何确保连任的机会。在美国政治语言中，根本威胁从定义上讲是来自外部的，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或国际共产主义才可能威胁美国。就在那一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者成为又一个此类威胁。说美国人的日常行为构成了类似威胁，这简直就是异端邪说。可是，卡特现在大胆地指出，美国民主的真正危险来自内部。

整个国家正在经历“信心危机”，他宣称，“这是一场冲击国家意志的心脏、灵魂和精神的危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危机正在加剧，让我们怀疑生活的意义，丧失了国家目标的统一性”。这种信心的侵蚀有可能“破坏美国的社会和政治框架”。

美国人已经偏离了正义的道路，“在一个为勤奋工作、家庭和美、社区和谐、信仰上帝而自豪的国度里”，这位总统继续说道，

我们太多人转而崇拜自我放纵和消费。人的身份不再由他的所作所为来确定，而由他拥有的东西来区别。但是我们早已发现，拥有商品、消费商品无法满足对意义的渴望。我们早就知道，堆积有形物质无法填补生活中没有信心和目标所带来的空虚。

换言之，美国信心危机的蔓延是价值观危机的外在表现。通过使用“我们早已发现”和“我们早就知道”等说法，卡特暗示他只不过是道出了听众早就怀有的忧虑：普通美国人认为生活是空虚的、不令人满意的购物行为，他们期望得到更有意义的东西。

他澄清道，期望华盛顿消除这些忧虑是异想天开。这位总统称，联邦政府已经成为“孤岛”，与人民相互隔绝。政府主要机构都已瘫痪腐化。这是“一个无法做事的政府体制”。卡特谈道，“国会被数以百计有钱有势的特殊利益集团扭曲和撕裂了”，党派意见总能战胜对公共利益的关切。他说：“你可以看到，绝不妥协的团体极力维护自己的极端立场，直到最后一票，直到最后一口气。”

卡特宣称：
我们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我今天晚上已经警告过的，通向分裂错乱和自我利益的道路。这条路的尽头是错误的自由观念，是损人利己、超越他人的权利。这条道路充满狭隘利益之间的永恒冲突，最终将导致混乱和停滞。

继续追求这种错误的自由观念“必定是一条通向失败的道路”。另外一种选择则与“我们以往的所有传统、所有教训”一致，指向“另外一条道路，一条坚持共同目标、恢复美国价值观的道路”。这位总统声称，这条道路的尽头，是“真正的自由，对国家、对自己都是如此”。
如卡特所描述的，这种错误的自由观念是数量上的：它的核心是激发狭隘的个人利益，永远追求“更多”。而真正自由的概念是质量上的：它意味着按照永恒价值观生活。至少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意味着满足于“更少”。

这位总统认为，美国人民如何处理能源问题，极可能决定哪种自由观念获得胜利。“能源是对当前我们国家团结能力的测试，也是我们同舟共济的标准”。卡特坚称，树立起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再次掌控我们的共同命运”。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卡特提出一个“六点计划”，旨在结束他所谓的“对外国石油不可容忍的依赖”。他承诺采取行动，在10年内削减一半石油进口。不久后，他发誓建立配额制度，确定石油流入数量的上限。他呼吁全国一起努力，开发替代能源。他提议进行立法，强制削减发电所需的石油数量。他倡议建立新的联邦机构，“消除繁文缛节，避免拖拉延误，清除建设重要能源工程进程中的所有路障”。最后，他号召美国人民厉行节约：“不进行不必要的旅行，合用汽车或使用公共交通，每周少开一天车，遵守速度限制，设定恒温器节约燃油。”

虽然卡特表现出信心，认为美国有朝一日能够重新实现能源独立，但他也承认，近期“还没有办法避免作出牺牲”。其实，卡特演说中暗示，牺牲可能是一件好事。对罪人而言，得到救赎之前必须承受某种惩罚。

他的演说得到的反应顶多算不冷不热，且很快被贴上“委靡不振”演说的标签，虽然卡特从未使用这个词。卡特的演说以令人不悦的方式将宗教狂热和民粹主义糅合在一起。弗朗西斯8 X 克莱因斯（Francis X. Clines）在《纽约时报》上称之为“委靡十字架”演说，并与几十年前把威廉 詹宁斯 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推向政治前台的著名“黄金十字架”演讲进行了对比。其他人则批评他们看到的是痛苦的道德说教嗜好和一种（除了白宫）到处吹毛求疵的倾向。尤金 肯尼迪（Eugene Kennedy）教授在《纽约时报杂志》中讽刺了“卡特兴奋剂”，把这位总统描绘成“哀伤的天使，对我们大家品头论足，不去严肃地谈论血汗，却谈论什么石油和罪恶”。

作为一项调整公共政策的努力，卡特的呼吁彻底失败了。美国人对卡特总统带有厉行节约意味的自由毫无热情。对于替代数量型解决方案（即追求“更多”）的建议，他们一概拒绝。美国人不喜欢这封信，便把“信使”打死了。如果可以选择，“更多”依然看起来更好。

卡特的信心危机演讲寿命不长，也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却给政治对手提供了弹药。其中最难以对付的是加利福尼亚州前州长罗纳德 里根，他在198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已经遥遥领先。里根把自己打扮成保守主义者。实际上，他是挥霍浪费的现代倡导者，是给予消费帝国道德认可的政治家。除了用“美国的早晨”说法欺骗同胞之外，这位伪保守主义者又给美国的市民宗教增加了两条重要信仰：信贷无限制、账单永远不会到期。里根对“量入为出”、“现购现付”、“未雨绸缪”等古代民间智慧的颠覆，如同性、毒品和摇滚乐对美国道德宪法的再造一样。

1979年11月13日，即里根正式宣布竞选总统的那一天，他对卡特首次作出反应。谈到信心，这位加州前州长想让人们知道他信心满满。他猛烈攻击卡特，说他“试图让我们相信美国像以往的其他伟大文明一样，达到了昌盛的顶点”，“告诉我们必须学会靠更少的东西生活”。里根严词拒绝这些主张。在他设想的未来中，美国会获得更强的实力，同时美国人会享有更大的繁荣，两者相互促进。所有这些的唯一障碍是联邦政府，他称之为无能、傲慢和掠夺成性的政府。他提出的办法是裁减官僚机构、削减联邦支出和降低税收。

如果有能源危机，他指出，那也是政府的错误。但至少在一点上，里根同意卡特的说法：“从欧佩克垄断性定价权中解放出来的唯一办法，是减少对外部燃料来源的依赖。”但是，里根对通过削减消费来实现能源独立没有什么兴趣。“除了对政府里的那些人，答案非常明显，那就是增加国内油气产量。”谈到能源，他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必须认定‘更少’是不够的。”

历史会记住里根这个狂热的冷战斗士。但是，在宣布参加总统竞选时，他几乎没有想到苏联。提到克里姆林宫时，他的语言是慎重的，并非那么好战。他没有谴责苏联人“邪恶”。他对击退共产主义只字未提。他未向保卫“自由边疆”的美国士兵致敬。他也没有提到急需重建美国的国防。在阐述外交政策观点时，他主要谈的是他对“北美协定”（North American Accord）的看法，即把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结起来的经济同盟。“是时候了，我们不能再把我们的近邻看成外国人了。”他宣称。
和往常一样，里根撒上许多糖霜，掩盖蛋糕本身的缺陷。在演说结尾时，他充满赞许地引用了汤姆 潘恩（Tom Paine）的话，说美国人有能力“重新开始建设世界”。他赞同约翰 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的说法，认为上帝命令美国人建造“山巅之城”。他还引用了富兰克林 D 罗斯福的话，乞求当代美国人履行“与命运之约”。对里根来说，美国的未来之弧与美国的过去之弧一样，都是永远向上的。总之，这是一次勇敢的尝试。

而且这一手段的确奏效了。毫无疑问，里根的话发自内心，但他真正的天赋在于精明而巧妙地讲一些多数美国人愿意听的话。作为白宫的候选人，里根没有号召美国人勒紧腰带，厉行节约。他认为没有必要作出牺牲或自我否定。他认为卡特的数量与质量二分法是错误的。首要的是，他向同胞们保证，他们能够拥有“更多”。在整个竞选过程中，这一直是一个重要主题。

这场竞赛发生时的背景是正在进行中的人质危机，几十名美国外交官和士兵被伊朗扣为人质。这就是毫无疑问的证据，当美国为在世界这个地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犹豫不定时，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教训似乎非常明确：如果波斯湾发生的事情对美国的生活水平有不利影响，那么美国之外的任何国家控制这个地区都是不可容忍的。卡特本人是第一个阐明这一点的人，他在1980年1月阐明了“卡特主义”，发誓要运用“任何必要手段，包括使用军事力量”，阻止敌对国家控制这个地区。

卡特最后一刻的斗争来得太晚，已无法挽救他的总统宝座。1980年的选举表明，美国人依然喜欢数量型的解决方案。尽管有现任总统的优势，卡特依然遭受了大溃败。里根在除4个州之外所有各州获胜，赢得的普选票超出800多万张。这是一个压倒性胜利，也是一个预兆。

1981年1月20日，罗纳德 里根就任总统。他的就职演说成为各种保守主义陈词滥调的集合。里根摆出了公开谴责挥霍浪费习惯的样子。“几十年来，我们的赤字越堆越高，为了现在暂时的方便，我们抵押了我们的未来和儿女的未来。继续这个长期以来的倾向，肯定会造成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动荡。”他发誓要把美国的经济房屋打扫干净。“你和我，作为个人，通过借贷，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但只能维持有限的一段时间。如果那样的话，我们集合起来，作为一个国家，怎么可能不会受到这个限制的约束呢？”里根重申了那个经常许下的诺言——“遏止和扭转政府的膨胀。”

这些事情他一件也不会做。其实，在每件事情上，他正好背道而驰。卡特时期，联邦赤字每年平均为545亿美元。里根时期，赤字迅猛增长，两任期间平均每年为2 106亿美元。联邦总支出从1980年的5 909亿美元增加到1989年的1.14万亿美元，接近翻番。联邦政府机构并未缩减，而是在扩大。里根主政白宫期间，官僚机构膨胀了近5%。虽然他的支持者曾许诺关闭无关的项目和机构，但事实证明这些都是吹牛。

把里根称做骗子或伪君子显然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他所主持的“里根革命”从来与财政责任或小政府无关。这场运动的目的是给予美国人民想要的东西，从而成为1984年里根连选连任的基本前提，巩固了共和党对华盛顿的控制力。里根比吉米 卡特更为准确地了解什么能让美国人恼火：他们想要自我满足，不要自我否定。虽然他总是用启发心灵的布道和证明旧式美德的东西来润色演讲，但他主要是在纵容美国人的自我放纵。

里根的两个任期成为虚假繁华和毫无节制的时期。减税、和平时期军事支出大幅增长成为里根经济政策的两部杰作，前者从供应经济学理论那里得到了合理解释，后者声称是为了回应苏联的军备建设和冒险主义。里根宣称“国防不是预算问题”，恶化了军事支出与其他财政或政治考虑的关系。2001年9月之后，乔治 W 布什又复活了这个主张。

所有这些都不表明“里根革命”的主张是欺骗性的。里根在任时期的确发生了一场革命，但与他公开宣扬的保守主义信条毫无关系。这场革命的真正本质只有在回顾时才显现出来。1983年3月23日，里根的讲话阐明了自己不同于卡特的道路选择，揭示了这场革命的面目。

历史记住了这个场合，他宣布了“战略防御倡议”，一种让核武器“无效和过时”的新式“无法穿透的”反导弹盾牌。批评者们讥讽这个提议是又一个“星球大战计划”，总统最后也采用了这个标签。然而，里根的讲话蕴涵两个激进的主张：第一，美国安全的最低要求现在需要美国达到接近刀枪不入的状态；第二，现代技术使这个看似空想的目标可以实现了。简言之，“星球大战”把他的主张引入了主流政治，即只有在美国享有全球性永久军事优势时，美国人才能真正安全。对于吉米 卡特1979年7月提出的危机，里根喜欢用这种方式来应对。从这里也能看出乔治 W 布什“911”之后全球反恐战争的战略支撑点。“战略防御倡议”是全球反恐战争的前身，两者都建立在类似的想法之上，即生活在这个并非完全按照美国喜好运转的世界上，军事力量是消除不确定性和焦虑的有效方式。

卡特总统号召美国人改弦易辙，这意味着需要具有深刻的自觉性，而里根总统则回避任何自我反省，只是邀请同胞继续前进。对卡特来说，终结美国人对外国石油的依赖，意味着倡导国内的道德复兴。里根及其继任者也模仿卡特，抱怨美国越来越依赖能源。然而，在降低这种依赖性方面，他们实际上几乎无所作为。相反，他们动用美国军事力量，确保石油供应，从而赋予这个消费帝国新的生命活力。卡特认为数量（美国人沉迷于他所谓的“堆积有形商品”）和质量（他所说的真正自由）是矛盾的。而里根将卡特感觉日益无法调和的矛盾协调一致起来。里根认为，质量（天才的、高度熟练的士兵把先进技术转化为军事用途）能够维持数量（建立在廉价信贷和廉价石油基础上的消费型经济）。

公开宣示的善意掩盖了“星球大战”的全面影响。一些核战略家担心追求战略防御可能最终带来不稳定。对于这些怀疑者，里根给他们吃下了定心丸。

“美国的国防政策建立在一个简单的前提之上，即美国不挑起战争。我们永远不当侵略者。我们保持实力，是为了遏制和防范侵略，保护自由与和平。”里根称，除了防御目的，使用美国军队是不可想象的。“我们防御计划中的任何东西，军舰、坦克、飞机、训练和零部件资金，只用于一个最重要的目的：维护和平。”

莱因霍尔德 尼布尔曾经评论道：“国家最突出的道德特征是虚伪。”在国际政治中，虚伪的主要危险是它不利于自我了解。虚伪者最终愚弄的主要是他自己。

罗纳德 里根1983年时是不是真的相信“美国不挑起战争”，而且从其本性上不可能采取侵略行为，这很难说。他并不是第一个相信最初不相信之事的政治家。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当前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已经推翻了里根的承诺，带来了致命的后果。

里根最初培养的军事力量幻想在其任后仍然存在。明确的全球军事优势成为永恒的追求目标。
对五角大楼来说，除了毫无疑问的主导权，任何事情都是危险的、不充分的。到20世纪90年代，多数先进技术是释放军事能力的关键，诉求从天上转移到了地上。

有人认为，就像里根提出的主导外部空间一样，美国军队可以主导整个地球。

基于这个信念，美国形成了一种新的国家安全共识。华盛顿非常自信地认为，高质量的军队建制，只要巧妙运用，就能让美国怀着高尚的目的、按照自己的喜好组织这个世界。这好像成了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这种危险的期待就是里根遗产的精髓，而不是那些回过头来发现的他所信奉的保守主义理想。
一项注定要牺牲上万人生命的事业

在里根时代的光辉之下，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却持续下滑。尽管总统承诺恢复能源独立性，但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性急剧增加。到里根总统任期末，美国国内消费石油的41%来自国外。在他第一任期内，美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导致对中国第一次出现贸易逆差。同期，华盛顿以及美国人民开始求助于借贷。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使美国降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增加的国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里根执政初期，这个比例处于相对温和的31.5%，为1931年来最低。但是，里根时期庞大的赤字逆转了这一趋势。

美国一直吹嘘自己债权国的地位是经济综合实力的象征。这也在里根时期画上了句号。1986年，由于外国人拥有的美国资产超过了美国人拥有的外国资产，美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变为负数。这一不平衡局面从此一直加剧。美国已经积累了几万亿美元债务，但美国人的储蓄意愿却消失了。在战后大部分时间，个人储蓄平均约为可支配收入的8%～10%。1985年，这个数字开始逐渐下滑为零。同时，消费者债务不断增加，到20世纪末时，家庭债务已经超过家庭收入。

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的挥霍浪费习惯对外交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方面，里根愿意无限制消费，以帮助冷战实现和平结束。另一方面，在里根的鼓励下，美国人的炫耀性消费习惯使美国更深地陷入伊斯兰世界的旋涡，让这个日益依赖债务和能源的国家背上了既不能摆脱又不能承受的承诺。里根在高科技武器装备上一掷千金，让克里姆林宫逐渐意识到苏联不能再与西方竞争了；里根不去遏止美国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反而给其继任者留下了一个陷阱。如果里根因为前者值得称赞，那么他也应该因后者而承担责任。

可是，如果说有两个里根，一个是赢得冷战的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另一个是把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搞得一团糟的傻瓜，这也是不正确的。美国的冷战政策和中东政策并非完全隔绝，它们紧密相连。按照诺 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等新保守主义者的说法，冷战和全球反恐战争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后继者，那么里根时期获得“第三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努力，则在无意间为“第四次世界大战”铺平了道路，而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地位将显著降低。

回忆一下里根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政策，“第三次世界大战”与“第四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关系就很清楚了。他的阿富汗政策看似一场辉煌成功，可不到10年就造就了一个泥潭；伊拉克政策则是一场引火烧身的阴谋诡计，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最后以惊人灾难而告终。

正如“‘911’事件调查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最终报告指出，“阿富汗1979～1989年长达10年的冲突给予恐怖分子一个聚集地和训练场”。这些委员们过于轻描淡写了。在阿富汗，圣战者与超级大国苏联展开了较量，并取得胜利。他们在信心和野心方面都大有收获，而他们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纳税人支持的。

里根政府花费数十亿美元，为阿富汗当地游击队提供武器、弹药和其他支持，但与花在美军现代化上的1.2万亿美元相比，算不上什么。不过，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阿富汗政策清晰地阐释了“里根主义”。在里根的崇拜者眼里，大胆而成功地击退苏联是其杰作。阿富汗“抵抗运动”的事迹激发了这位总统的想象，他为圣战者提供了慷慨而热情的支持。例如，里根指定1982年3月21日为“阿富汗日”，并宣
称“阿富汗的自由战士是在捍卫独立和自由，这是全球安全和稳定的基础”。

实际上，这些“自由战士”对全球安全和稳定毫无兴趣。里根对他们的目标的表述颠倒了事实，事态的发展很快证明了这一点。苏联人一离开阿富汗，残酷的内战便接踵而至，塔利班随之取得了胜利。后来，塔利班为“基地”组织提供了庇护所。 “911”袭击事件之后，美国重新发现了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然后继续驻军，试图建立一个以西方为盟友的国家。克里姆林宫才退出十几年，美国军队又陷入与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毫无二致的境地。阿富汗人民对外国占领者怀有莫名的厌恶，而这些外来人却要向这些难以驾驭的人们强加政治秩序。

只要还在克里姆林宫的势力范围内，阿富汗就不会对美国造成威胁，就像1980年之前，分布在阿富汗北部的苏联五个中亚共和国，几乎算不上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美国人甚至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1989年，苏联人撤出阿富汗，苏联本身也于两年后解体，这种情况马上发生了变化。在“911”袭击之后，整个“中亚突然变成了美国的宝贵不动产”。根据某种逆向多米诺骨牌理论，赋予阿富汗的重要性提高了整个地区的重要性。2001年9月之后，提到中亚时，美国官员和分析家开始使用“战略性的”、“重要的”、“关键的”等词汇。这里成了美国人的利益范畴，驱使美国必须加以关照。所以，里根的阿富汗政策导致的涟漪还在扩散。

伊拉克的“大规模战争”和阿富汗的“小规模战争”吸引了美国人的注意力，他们几乎无暇关注这件事情。但是，与前苏联这几个“斯坦”有关的军事政策的演变很好地说明：在它不再可行之后很久，反射性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传统依然非常活跃。

在克林顿时代，五角大楼已经开始表现出对中亚的兴趣，在前苏联共和国进行“维和演习”，建立军队交流项目。2001年，为了配合美军入侵阿富汗，布什政府发起了更为密集的努力，在整个中亚为美国寻找立足之地。

五角大楼在这个地区的积极活动依然属于“接触”（engagement）政策这个官方用词范畴之内。这个四平八稳的术语后面是各种各样的活动。2001年以来，这些活动包括频繁的培训、演习和战争模拟，高级军官和国防部文官例行性地访问这个地区，提供慷慨的“安全援助”补贴来训练和装备当地军队。接触的目的是增强美国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地区安全架构上的影响力，从而有利于美国军队进入该地区，为未来的干预行动奠定基础。为了达到后一个目的，五角大楼已就领空飞越权进行了谈判，并拿到了使用几个中亚国家当地设施的许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马纳斯，美国拥有一个建于2001年12月的永久性空军基地。

美国在中亚驻军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工作，有成功，也有一些挫折，包括被赶出乌兹别克斯坦。在分析家们讨论未来步骤时，争论的内容很能说明问题。对美国在该地区“脚印”的理想大小可能有分歧，但华盛顿已经形成共识，认为长期驻军是必要的。观察家们争论永久性基地和“半热型”设施哪个更好，但他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军队需要在整个地区行动的能力。

美国曾经走过这样的道路。1898年“解放”古巴并将它变成保护国之后，美国开始着手将整个加勒比地区变成“美国湖”。就好像一个世纪之前，美国高级官员声称关心海地人、多米尼加人和尼加拉瓜人的福祉一样，现在的美国高级官员也坚守对所有中亚人“经济改革、民主改革和人权”的承诺。
但这只不过是个幌子而已。事实是美国正致力于将中亚并入“美国治下的和平”。尽管一个世纪之前向加勒比地区扩张带来了经济收益，强化了美国的安全，但现在向中亚扩张不可能带来类似的利益。其成本将远远超过收益。

美国官员可能再也不会将阿富汗军阀和叛乱者称为“自由战士”，但是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和北约部队在今天阿富汗所打击的，正是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倾力支持的圣战者的后代。

美国人喜欢把历史分成“911前”和“911后”时期，依然无视罗纳德 里根与那些圣战者合作所带来的后果。很少有这么一个看似成功的伙伴关系迅速结出有毒的果子。回头看来，1989年“解放”阿富汗所实现的成果，再次证明了莱因霍尔德 尼布尔的整个世界观。对于苏联撤军之后的阿富汗，正如他很早之前写的那样，可以这么说，“进步的道路……比历史的假定管理者理解的更为曲折、更加不可预测”。

至于在波斯湾，里根的挥霍浪费则表现为不同的形式。里根比其前任更加激进，把美国带入波斯湾毁灭之路。历史将就2003年灾难性的伊拉克战争让乔治 W 布什承担首要责任。但是如果那场战争有一位教父的话，那么他就是罗纳德 里根。

里根致力于数量型解决方式，从未质疑过美国生活方式需要更多能源尤其是石油这个主张。扩大国内石油生产规模来满足美国人的需求从来就是一种妄想，于是里根精心设计政策，努力消除依赖性所带来的风险。为了防止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冲击再次出现，他加大努力巩固美国对波斯湾的控制。过度炒作实际上不断消退的苏联威胁，为里根20世纪80年代的军备建设提供了依据。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里根帮助创立的辉煌军队不是用来保护西方、对抗极权主义的，而是用来在波斯湾徒劳地推行美国帝权的。

称赞里根构想出了完整的波斯湾战略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其实，里根政府对该地区各种危机的直接反应缺乏连贯性。1983年在黎巴嫩，在一次至今难以解释的行动中，他葬送了241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生命。一枚自杀性汽车炸弹将海军陆战队军营夷为平地。他异常敏捷地将美军撤出贝鲁特，表明那里根本没有什么任务。

与他在伊朗和伊拉克政策上面的矛盾相比，里根干预黎巴嫩失败好像还有些道理。萨达姆入侵伊朗引发的残酷战争，贯穿了里根的整个任期。当伊朗这个伊斯兰共和国有可能赢得这场冲突时，里根倒向伊拉克一边，向它提供情报、贷款担保和其他支持，而对萨达姆的“罪行”视而不见。美国对伊拉克的援助没有帮助萨达姆击败伊朗，只是让战争延续了下去。大约与此同时，在著名的“伊朗门事件”中，白宫的特工秘密且非法地向萨达姆的敌人提供武器。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这些统治伊朗的领导者们将被说成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极大威胁。

这些时运不济的冒险事件最终引起了各方的注意，让人们忽视了里根政府波斯湾政策的核心主题。新闻标题背后的故事是战略调整：在20世纪80年代，五角大楼已经开始准备在该地区开展大规模、持久性的军事行动。

这一调整实际上开始于卡特政府末期，当时卡特总统公开宣称控制波斯湾是至关重要的利益。自《东京湾决议》签署以来，还没有哪项重要政策声明最后成为更大闹剧的源泉。可是，对里根及其继任者来说，“卡特主义”一直是神圣的文本，毋庸置疑，也无须重新评估。如此这般，它为波斯湾近30年日益强化的军事激进主义提供了重要理由。

即便如此，里根1981年1月接替卡特时，美国军队只初步拥有干预海湾局势的能力。到8年后离任时，他已经使美国军队在该地区占据了数量上的优势地位，表现为：战争计划与演习，创建新的指挥架构，开发关键基础设施，军事准备的预置，基地以及领空飞越权的获得。1981年之前，在五角大楼的战略次序中，波斯湾远远落在西欧和东北亚后面。到1989年，它们的地位已经基本拉平。之后不久，它则成为重中之重。

里根主导的战略调整，促使人们认为军事力量可以无限延长美国挥霍性的能源支出。简言之，美国将依靠军事力量维护海湾的秩序，确保石油供应源源不断，从而缓和美国能源依赖导致的负面后果。到里根离开白宫之时，这已经成为该地区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

里根本人曾经试运行过这一新战略。美国参与所谓的“油轮战”（Tanker War）现在已被人们遗忘，但这却是后来一些事情的先兆。作为伊朗和伊拉克消耗战的一部分，它们已经开始瞄准对方在海湾的航运。随着双方都下定决心彻底封锁对方出口石油的能力，袭击目标很快扩大到中立船只。
里根为了确保石油供应不中断，加强了美国海军在该地区的力量。海湾水域变得日益拥挤。1987年5月，一枚伊拉克导弹击中了美国“斯塔克”号护卫舰，炸死37名水手。萨达姆8226;侯赛因说这次袭击是一个意外，表示道歉。里根大度地接受了萨达姆的解释，但指责伊朗使暴力升级。

同年，华盛顿对科威特请美国海军保护其油轮船队的请求给予积极回应。在1988年4月的护航行动中，美国军舰“塞缪尔 罗伯茨”号撞上了伊朗设置的水雷，遭受惨重损失。这次里根提高了价码。美国军队开始袭击伊朗战舰、海军设施和用于发动军事行动的石油平台。伊朗在海湾的行动马上停止了，虽然美国战舰最后时刻曾错误地击落了一架伊朗客机，导致近300名平民丧生。

里根政府暗自庆幸取得了体面的胜利。美国只用少量投资，就好像拥有了确保石油生命线畅通的能力。“斯塔克”号上的那37名水手和伊朗航空公司655航班上的乘客一样，很快被人忘记了。但是，这种表象掩盖了更为复杂的现实。从一开始，萨达姆就是“油轮战”的始作俑者。里根的主要成就是助萨达姆一臂之力，而美国的道德成本巨大。

这位总统在波斯湾的真正成就，是为一项注定会吞噬上万人生命的事业提供了首付。在这些生命中，许多是美国人，许多不是，此外还耗费了数千亿美元。这至少是美国挥霍浪费习性的终极表现。

不管公开的意识形态立场或党派倾向如何，里根的继任者都恪守着这一空洞的传统，谴责美国的能源依赖习惯。2006年，这一惯例达到了极点，乔治 W 布什宣称“美国患了石油瘾”。可是，里根的继任者都没有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每位总统都暗中延续这种习惯，从本质上承认这种依赖已经成为美国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像里根一样，其继任者都不去问依赖性导致的成本有多少。

在今天，依然很少有人愿意严肃考虑美国人能否摆脱这种习惯，而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正如乔治 H W 布什1992年宣称的那样，“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不容讨价还价的。”既然不能讨价还价，那么依赖性会滋生更强的依赖性，并表现为新的危险形式。里根的继任者日益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持这种生活方式。秘而不宣的共识是：在政治家们所说的“国防”上挥霍浪费，可以维持国内挥霍浪费能源和进口产品。前所未有的军事实力能够无限推迟清算日的到来，至少希望如此。

20世纪80年代，里根在军事支出上大把花钱，创造了无数机会来检验这一论点。先是老布什，接着是比尔8226;克林顿，最后是小布什，都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些机会，即便是越来越难以为以“防御”为名而发动的军事行动寻找恰当的理由。

到1989年1月老布什接替里根时，萨达姆对美国的用处已经大大降低。当1990年8月萨达姆派军进入科威特，攫取其石油财富时，他已经失去了在华盛顿看来仅有的一点价值。

结果是“沙漠风暴行动”的实施。自从1898年乔治8226;杜威（George Dewey）准将的舰队击溃了停泊在马尼拉湾的西班牙舰队以来，美国军队还没有取得过这样的历史性胜利。它表面上战果辉煌，实际后果却具有讽刺意义。

杜威将军的大获全胜给他赢得了暂时的名声，但除了美国吞并菲律宾这个头等战略失败之外，没有其他实际成果。“沙漠风暴”指挥官 H 诺曼 施瓦茨科普夫（H. Norman Schwarzkopf）将军在“战争之母（Mother of All Battles）”中声名远扬，但只不过是重复杜威的成就。他也赢得了片刻名声。然而，如果仔细分析，他的丰功伟绩远不如外界宣扬的那样光芒四射。“沙漠风暴行动”不是美国军事优势的表现形式，即告诉别人谁是老板，只是带来新的复杂情况和更多承诺。

“胜利”的一个后果是美国在波斯湾大规模、永久性驻军，把萨达姆困在“笼子”里，让地区盟国放心。在“沙漠风暴行动”之前，美国在海湾地区很少驻军，而是喜欢让军队“留在视线之内”。至少在许多穆斯林看来，“沙漠风暴行动”之后，美国成了占领军。美国在伊斯兰圣地沙特阿拉伯驻军，尤其令人感到惊愕。就像杜威准将的情况一样，施瓦茨科普夫的胜利与最初看起来非常不一样，既非胜败分明，也非代价低廉。从表面上看，美国在“沙漠风暴行动”之后的地位好像牢不可破。实际上，它非常不稳固。

1993年1月，比尔 克林顿总统继承了这一局面。值得肯定的是，克林顿是最近几位总统中唯一至少能够间或保持联邦预算平衡的总统。然而，这位美国的第42位总统热衷于全球化，加剧了美国经济的基本矛盾。克林顿时代，石油进口增长了50%还多，贸易逆差翻了近两番，联邦总债务增加了近1.5万亿美元。然而，在疯狂的互联网时代，很少有美国人理会这些事情。

在波斯湾，克林顿同时瞄准伊朗和伊拉克，采用“双重遏制”政策，维护美国的霸权。对于伊朗，遏制意味着从外交和经济上更加孤立这个伊斯兰共和国，防止其重建严重受创的军队。对于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情况大同小异，只是外加了联合国的严厉制裁和一项武装骚扰计划。

克林顿上任第一年，由于蒙受羞辱的索马里“黑鹰坠落”惨败事件，他对空中轰炸产生了惊人的胃口，同时极其讨厌派遣地面部队。没有什么地方比伊拉克更能满足克林顿的空战欲望了，他定期向伊拉克发射精确制导炸弹和巡航导弹。其实，终止“沙漠风暴行动”的停火没能叫停海湾战争。在短暂停顿之后，敌对状态又恢复了。随着时间推移，对抗更趋激烈，美国不断任意进行惩罚性空中打击。

虽然克林顿在牺牲美军士兵的生命方面小心谨慎，但在消耗武器弹药上一点也不吝惜。在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海军和空军共出动数万架次，在伊拉克空域投下数千枚炸弹，发射数百枚巡航导弹。除了将伊拉克军队和政府设施炸成瓦砾之外，这样如瀑布般倾泻昂贵军火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由于美军未损失一兵一卒，美国人很少关注这些军火值多少钱、落在什么地方。毕竟，不管扔了多少炸弹，总有更多军火源源不断，供应好像永不枯竭。

不管作出多大努力，由于这个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希望萨达姆消失，但他还活着，于是许多身居华盛顿的人（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政客和专家）共同努力，形成了一股狂乱的热潮。对那些狂热的人来说，萨达姆蔑视美国使他成为一个重大威胁，只要他还活着，就是令美国无法忍受的侮辱。

1998年，反萨达姆游说团体操纵国会通过了《伊拉克解放法案》，宣称它是“美国致力于把萨达姆 侯赛因赶下台并用民主政府取而代之的政策”。这项法案在参议院获得一致通过，在众议院以360比38票获得多数票通过，授权拿出1亿美元用于实现这个目标。

10月31日，克林顿总统按时签署这项法案，使之成为法律，并发表了一篇声明，支持所有伊拉克人的自由事业。“有些人认为由于伊拉克的历史、民族和派别构成，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我坚决拒绝这种观点，”这位总统说，“伊拉克人和其他人一样向往并且应该得到自由。”

所有这些不必要的空战和荒谬轻浮的立法，都是在逢场作戏。伊拉克前线的现实情况则是另外一回事儿。

联合国授权、由美国及其盟国实施的制裁措施让萨达姆日子不好过，限制了从伊拉克石油中抽取的资金，但其主要效果是让不幸的普通伊拉克人更加不幸。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96年的一份报告估计有近50万伊拉克儿童死于制裁。在被要求作出评论时，国务卿马德琳8226;奥尔布赖特甚至没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相反，她回答道：“我认为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是这个代价……我们认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无疑，奥尔布赖特后悔讲了那么愚蠢的话。但是，她的话抓住了美国波斯湾政策的本质，尤其是在对美国实力的信心达到极点之时。其实，美国与萨达姆建立了伙伴关系，强加给伊拉克人民巨大的苦难。可是，在克林顿时代，消费者享有低油价，大量使用便宜的亚洲进口商品，美国人民经历了长达10年的富足，其他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无关紧要。

比尔 克林顿的伊拉克政策在战略上误导世人，在道义上不可原谅，如同约翰8226;F8226;肯尼迪在20世纪60年代针对古巴的颠覆和破坏活动一样鲁莽，如同理查德 尼克松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对老挝和柬埔寨的非法轰炸一样应受谴责。可是，那些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而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伊拉克政策是在美国人民众目睽睽之下执行的。要说这项政策得到了人民热情支持显然有些言过其实，但无论是轰炸、国会的姿态，还是残酷的制裁，美国人的确没有坚决反对。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此不予理会，采取了默认态度，因而也可以说是同谋。

是美国的自由，还是伊拉克的自由

比尔 克林顿的主要批评者认为伊拉克政策的主要问题是投掷的炸弹不够多。鹰派保守主义者坚持自己的数量型解决方案，想要提升暴力的等级。如果说萨达姆的存在是对美国海湾地区霸权的冒犯的话，那么清除萨达姆则是必要的矫正手段。“911”之前，在新里根主义共和党人中，除掉萨达姆就能万事大吉的想法几乎成了迷信。新保守主义主要人物罗伯特 卡根1998年2月在《标准周刊》上敦促进行大规模全面入侵。他承诺，推翻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政权，就能确保“为新的后萨达姆的伊拉克开辟道路，它的意图肯定是善意的”。

军事升级可能实际上加剧了美国在波斯湾的困境，但这一点很少有人考虑。美国公民通过改变自身行为就能减轻这一困境，当前的解决办法可能在于内部而不是世界另一侧。这一点也没有人考虑。

2001年的“911”事件更加强化了这一倾向。对鹰派来说，“911”事件让他们更加认为在海湾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绝对必要。国防部长唐纳德8226;拉姆斯菲尔德2001年10月准确地总结了这种普遍看法：“我们有两种选择。要么我们改变生活方式，要么我们必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选择后者。”今天，这种黑白分明的看法好像有些过于简单化了，但在2002～2004年间，在国家层面上，没有一位政治家拥有足够智慧，提出相反的观点。

因为布什政府着力纠正“他们”的生活方式，于是就把美国的军队当成了实现变革的工具。布什及其主要顾问认为，通过首先使用高压政治，美国就能巩固对波斯湾的控制。这位总统的父亲1991年没做到的事情，总统认为他们现在必须做到：开进巴格达，对萨达姆政权展开“斩首行动”。主要由克林顿当政的那个10年里，他一直敷衍塞责。但现在美国要真刀真枪地干了，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是首要目标，但绝不是最终目标。

通过战争，美国试图将伊拉克转变成常务副国务卿保罗 沃尔福威茨所谓的“第一个阿拉伯民主国家”。然而，就在他们准备与萨达姆最终摊牌的时候，政府中沃尔福威茨等人的眼光已经超越了伊拉克。在他们看来，伊拉克只是一个过渡目标，是一场宏图大业中的一个小站。巴格达不是1945年的柏林，而是1939年的华沙。

这项事业的最终目标是改造从摩洛哥一直到巴基斯坦、中亚，再到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部的广大伊斯兰世界。记者马克 丹纳（Mark Danner）在2002年10月9日《纽约时报》上的文章写得非常到位。为应对“911”事件，布什政府设计的战略是“全面的、预言性的、热衷于传道的”。它的出发点是，“要想击溃恐怖恶魔”，伊斯兰世界大部分地区都需要“改造一新”。这一战略的最终目标不亚于“改造世界”，或者至少是改造这届政府所谓的“大中东”。

这是一个真正宏大的帝国梦想，算得上是“天赋使命论”或美国的使命是“让世界对实施民主更安全”等古老主张的合格继承者。布什总统的“自由议程”更新并弘扬了这一传统。

人们可能认为实施这一梦想需要持久且大规模的全国性努力。但是“911”之后不久，美国人民就恢复常态，只是在总统本人敦促下才会行动。“战争需要花钱，”富兰克林 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后提醒同胞，“这意味着税收和债券，债券和税收。这意味着削减奢侈品和其他非必需品。”在反恐战争开始时，布什政府的看法有所不同。即使美国走上了持续数十年的全球冲突之路，这位总统依然认为减税是可行的。他没有要求美国人降低对奢侈品的胃口，反而呼吁他们继续消费，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世界贸易中心倒塌后不到两个星期，总统就催促同胞们“恢复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做生意，坐飞机去浏览美国的美丽景点，去佛罗里达的迪士尼吧”。

“911”事件短暂地打乱了美国人的消费模式：“911”刚过去，人们不愿去迪士尼，航空公司正在滑向破产。这种突然的消停有可能让这个消费帝国崩溃瓦解。因此，总统紧急呼吁“带上家人，享受生活，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这成了总统经常提及的话题。2006年12月，伊拉克形势看似不妙，这位战时总统还在劝告同胞不要抑制胃口，而要任意放纵。布什满意地注意到美国一年一度的假日消费热潮“起步很好”。于是，这位总统号召美国人作出更大努力：“我鼓励大家更多购物。”

以前，战争意味着需要将就度日，或者至少勒紧腰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配给制造成了一些不便，但不是真正的困难，可是后方的美国人至少每天都会提醒自己国家还在打仗。在布什总统的战争中，分配给美国人的这个角色是假装冲突根本不存在。尽管声称这是一场几代人的斗争，但这位总统从未考虑过恢复征兵制。他甚至懒得考虑扩大军队规模。这就注定了组成美国志愿兵部队（AVF）的0.5%人口要承担主要牺牲。除了几个意见不同的人，剩下的99.5%美国人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种劳动分工。

可以预测的是，随着军事行动范围的扩大，尤其是在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之后，军事支出也会增加。布什在任期间，五角大楼的年度预算翻了一番，2008年达到7 000亿美元。美国发动“沙漠风暴行动”时，德国、日本和对美友好的海湾国家拿出数百亿美元，支付美军行动的成本，但这一次不同，战争支出的负担全部落到了华盛顿的头上。

可能不太意外但不好预测的是，“911”之后，花在“权利”上的钱也在增长。在国会的教唆下，布什政府打了一场“大炮与黄油”战争，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费用大幅增长。联邦预算再次陷入赤字，未再改善。

布什总统及其下属以维护美国生活方式的名义，把美国带入一项激动人心的宏伟工程，争取全球主导权。他们坚持杰斐逊以来的传统，试图扩大美国实力，推进美国自由事业。自由表现为富足，富足需要拥有大量廉价石油。得到这些石油要求美国消除一切疑虑，确保自己能在波斯湾发号施令。它要求进行石油战争。

但是，这种生活方式至少让两代人遵循自我满足和挥霍浪费的道德准则，反而大大削减了这项无所不包的帝国事业所需的资源。在布什总统的鼓励下，美国人只关注自己的事情，不失时机地从这场战争中解脱出来。多数人成了看客，连外围参与者都算不上。布什及其政府成员不断声称美国是“处于战争中的国家”。华盛顿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正在打仗，而整个国家非常安心，就像没有发生什么战争一样。
士兵们在打仗，人们却在消费。美国只拥有世界探明石油储量的不到3%，但是全世界每生产4桶石油，美国就要用掉1桶，进口石油占全美国每日需求的60%，而且还在增加。个人储蓄率一直下滑，2005年，它降至零以下，且未见改观。总体来说，美国人现在的支出多于收入。到2006年，年度贸易赤字达到惊人的8 180亿美元。第二年，公共债务总额超过了9万亿美元，或者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0%。
许多美国人的确在尽情享受生活，至少21世纪初是这样的。2006年2月，《纽约时报杂志》发表了一篇措辞尖锐的文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自由是买更多东西的代名词吗？”通过“911”前后的行动，数千万美国人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鉴于消费倾向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传动轴，布什政府非常欢迎普通公民忽视战争、返回购物中心。可是，一旦伊拉克战争显示出“震撼与威慑”的不足，就没有显而易见的方法把这个消费帝国转型为全球解放帝国了。“98226;11”之后的美国，青年男女的爱国集会只不过是涓涓细流而已。没有父母愿意献出儿女为布什打仗。对于“98226;11”事件带来的恐怖，多数美国人选择了一种“有限责任”版的爱国主义，即热衷于在车贴中宣扬自己的爱国心，而不愿背起行军背包。

如果布什政府在伊拉克速战速决的话，也许能够暂时缓解挥霍浪费造成的危机。但是，说得委婉些，这场战争没有按照预定剧本进行。

在2003年4月28日到2006年2月22日之间，伊拉克战争出现了破绽。在这个时间段内，美国人挥霍浪费带来的外交政策负面影响变得无可争议。此前，轻率的美军士兵在费卢杰朝着示威人群开火，打死十几个伊拉克人。如果说伊拉克这场混乱有开关的话，这个事件就是。此后，恐怖分子炸毁了萨玛拉金顶清真寺，引燃了即将爆发的逊尼派、什叶派内战。在费卢杰事件之前，布什政府还能让自己相信其大战略依然可行。甚至一个月之后，傲慢的白宫官员还在自吹自擂：“人人都能去巴格达，真正的男人去德黑兰。”到萨玛拉爆炸事件发生的时候，事态的发展未给这种幻想留一点情面。“真正的男人”只好躲藏在了巴格达壁垒森严的“绿区”里。

随着伊拉克局势的恶化，虚伪与能力之间的差距变得非常明显，让人痛心。一代人的挥霍浪费带来了战略上的破产。布什政府本指望依靠美军的高质量优势弥补数量不足。可是，敌人并不合作。

虽然美国是一个拥有3亿人口的富裕国家，但缩小手段与目的的差距依然是艰巨的任务。2005年2月，《洛杉矶时报》专栏作者迈克斯 布特（Max Boot）建议军队“从布达佩斯到曼谷、从开普敦到开罗、从蒙特利尔到墨西哥城广泛开设征兵站”。布特建议布什政府组建外国雇佣兵“自由军团”，这并非故意地表明了问题之深。如果五角大楼需要在开普敦和开罗的大街上搜寻兵源，局面显然已经非常可怕。
美国缺少士兵，也缺少资金。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拖延越久，成本就越为高昂。2007年，为了维持军事行动，美军驻巴格达司令部每周要花掉30亿美元。同年，伊拉克战争总成本达到5 000亿美元，有人已经估计最终账单可能至少达到2万亿美元。

虽然这些数字广为报道，但它们对华盛顿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影响，表明挥霍浪费习性已多么病入膏肓。国会对预算不平衡的反应不是开源节流，而是不断悄悄地提高债务上限，2002~2006年达到3.015万亿美元。不知道未来几代人能否搞清如何支付这些账单。

所有这些赤字使人惴惴不安地猜测可能会出现类似于“大萧条”的经济崩溃。不管这些担忧有什么必要，这里的问题不是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而是外交政策已经出现了什么情况。

2007年，美国军队和资金都已经入不敷出。根据传统的想法，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确“没有好的选择”。但是，美国人顽固地认为，解决这个国家在波斯湾的问题的办法只在波斯湾而不在国内，从而限制了可能选择的范围。如果有人建议美国少担心国外事务，多关注如何整顿好自己的家园，马上就会被民主党、共和党等政治精英们厉声指责为“孤立主义”，这是假想中美国人最有可能犯下的罪恶。然而，要开始整顿家园，就必须提供一系列全新的选择，让美国再次“在正义的指引下，依照自己的利益，在和平和战争问题上作出自己的抉择”。

美国人已经习惯于认为美国是超级大国，尚未意识到他们已经失去了对自己命运的主导权。扩张、富足和自由三者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事实正好相反：扩张浪费了美国的财富和实力，也使自由面临风险。结果，杰斐逊、波尔克、林肯、麦金莱、西奥多8226;罗斯福和富兰克林8226;罗斯福都赞成的战略传统不仅变得过时，而且有害。

自罗纳德 里根时期以来，尤其是乔治 W 布什时期，美国大战略的特征是希望现实主动消失，而不是直面现实。决策者实际上已经陷入一种庞氏骗局，期望无限扩大美国的信用限额。如果美国人挥霍浪费带来的危机有增无减的话，伊拉克战争的惨败和近乎永久地占领阿富汗就是现实例证，并且预示着未来。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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