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经济评论：中国和美国 - 合作，对抗

远东经济评论：中国和美国 - 合作，对抗



　　中美关系越来越被视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种关系即将发生大变动，可能涉及新的参与者、目标和模式。

从寻求“正常化”到“接触”

　　要看清这种转变的轮廓需要退后一步，回顾一下美中关系的发展历程。从1972年到1989年，让华盛顿和北京走到一起的主要推动力是强权政治。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华后的20年，美中关系的焦点是“正常化”。1992年之后，经济全球化重新淮动中美合作。这第二个阶段称作“接触”。接下来，双方的政治经济关系很可能朝着环境管理的方向重新定义，并扩大到整个社会的参与。在来来的岁月，“合作与对抗”可能成为美中关系的新模式。

　　美中友好关系第一阶段的主题是寻求关系正常化。这场大戏的主要演员是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主要舞台在华盛顿的白宫和北京的中南海。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创造了有利条件，接下来的福特和卡特政府与中国达成协议，双方于1979年1月1日实现关系正常化。对更广义正常化的寻求贯穿整个80年代，苏联这个共同敌人加强了这一点——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再次肯定美中亲善背后的战略原因。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央政府推进“正常化”主要出于对抗苏联这个地缘政治原因。但是，90年代初以后，在基于共同利益这个经济原因促进双边“接触”方面，上海和纽约像北京和华盛顿一样占据着中心舞台。我们现在可能处于美中关系发展的第三阶段。

两场全球危机与新双边关系

　　两场全球危机推动美国和中国走向一种新的双边关系。第一场是美国金融体系的突然崩溃和不断加剧的全球经济危机。另一场危机是中国自然环境的持续破坏和地球气候变化危机。从经济和环境角度说，两国的命运越来越彼此纠结——无论好坏。

　　15年来，维持美中经济关系的是一种独特的协同增效模式，2008年金融危机可能敲响这种模式的丧钟。中国以出口和投资力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似乎达到极限，正如美国式的消费－信贷资本主义。在中国，美国资本金融体系固有缺陷的暴露以及美国对中国商品需求的下降使政府忙于加速朝内向型经济的转变，以减轻消费需求和资本流动对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依赖。在美国方面，从本·伯南克到拉里·萨默斯等关键经济决策者多年来一直认为，美国应该重新组织经济结构，增加国民储蓄率，摆脱对外资的依赖——即减少从中国的进口，减少对中国销售债务。

　　全球经济危机的迅速恶化使两国经济都处于危险境地。奇怪的是，现状的长期缺陷更加明显，但预先阻止转向另一种模式的压力也随之增强。短期内，中国仍然迫切需要美国对其出口的需求，如果不是出于别的原因，至少也为让工人有工作。美国人反过来需要中国对美国债务的需求以支待经济援助和刺激计划。在实现这种过度的过程中，双方合作得越多，可能经历的困难就越小。

　　调整美中经济关系面临的困难因为一场更可怕的危机而加剧，那就是气候变化。中国最近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尽管美国的人均徘放量仍然是中国的四倍。金融危机显示美中经济关系对双方都是多么不可持续，气候危机则表明这种关系对整个地球都是有害的。如同我们的金融问题一样，环境挑战只有通过充分加强合作才能解决。

中美两国肩负更大责任

　　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最近与皮尤全球气候变化研究中心合作，对美中如何协同行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加强能源安全、降低经济成本开展一项研究。研究报告呼吁双方在一些关键的技术领域开展合作，包括低碳技术、能源效率和保护、先进的输电网络、可更新能源、排放数据采集和绿色技术筹资等方面。其行动指南呼吁当选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与胡锦涛主席会面，指出来自高层的领导是政府、业界、金融、学术和公民社会广泛合作的催化剂。报告向政府和非政府参与者显示如何把中美环境关系推向前所未有的合作。

　　围绕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和环境挑战的美中紧密合作可能有助于引领一个公开和平对抗的新时代。对抗与合作是互补的。合作产生的信任和善意使坦率的对抗失去威胁性，对抗引发的批评和自省加强合作的真实性和原则性。

　　大平洋两岸的政治中心和资本中心需要发挥关键作用。但在下一个合作与对抗的阶段，只靠北京、华盛顿、上海和纽约还不够。共同努力转向可持续的发展与消费模式需要我们全体公民的参与，包括个人和家庭、当地组织、全国性质的公民社会机构和国际非政府机构。就像一位伟大的儒家学者写的：政权的垮台可能只是精英阶层关心的问题，但文明本身的兴衰却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要把现代世界从环境灾难的边缘拉回来，恐怕没有谁比美国和中国肩负更大的责任，面临更大的挑战，包括政府、公司和公民。下一阶段的中美关系必须围绕这一挑战建立和发展。（作者约翰·德勒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