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主播捷克受辱突显价值观冲突

北京女主播捷克受辱突显价值观冲突



● 施卫江



据国内媒体大量报道：10月8日上午，北京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台知名主持人李洋、李莉与同事一起到布拉格城堡附近一家外汇兑换店用100欧元兑换捷克货币克朗。当她们拿到钱之后发现那儿的价格明显不合理便提出交涉，要求店员退回欧元。但店员对她们的要求置之不理。主持人们用手敲击柜台前的玻璃，大声呼叫，让他过来退钱，情急中更有人顺手拿起放在台面上的银行卡密码输入器拍打。不久，八名男警察走进店里，他们指责中国游客弄坏了银行卡密码输入器，要求她们赔钱。主持人们拒绝出示自己的护照，也拒绝跟他们一起去警察局。李洋说：“警察后来就拿出手铐，两个人对付我们一个，把我们当中两位摁在门上，铐上手铐，拉到门外，要推进警车带走。”——于是中国的名主播深感耻辱不已。

以云团碰撞来形象比喻这次事件，从中显示出异质文明的猛烈碰撞：天空中有东、西方二块云团，各自带上了异质电荷，走上了各自漫长的漂浮路程，在路上二块云团的电荷量越积越多而成大电荷云团，结果在某个地点，它们终于相碰了，于是人们都看到了猛烈的电火花并听到雷暴声。

为什么说，二块云团各自带上的电荷是异质的呢？


先看来自东方的云团（中国）带上的是女性特质的价值观：中国传统的群体（家属）主义，等级主义，平均主义，面子（炫耀）观等等呈现的是女性的秉性，而近世来又补充进来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平均主义、公有制等也同样具有东方色彩的女性秉性，二个传统相迭加，又进一步强化了女性特质，所以称为“阴性电荷”；而捷克的云团带上西方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公平、正义、私有制等等，声张个人独立、创新、进取、利益交往、市民社会、超越现世等等，具有男性气质，所以称为“阳性电荷”。

为什么说，二块云团的电荷量都“越积越多而成大电荷云团”？须知，在中国的某些职场，如官场、垄断性质的媒体等，是既不对外开放的，也不搞什么改革创新之类的，因此特别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进入这些领域的事业奋斗途径及方式需要特别具有阴性特质的价值观体现，成功者，莫不辛赖有妇人（庸人）之长：合群，柔顺，圆滑，赖皮，张公百忍，循规蹈矩，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唯上是从，搞关系，……，总之，妇人得势！庸者发达！ 在阴性电场中混日子，越是得势者，阴性电荷积聚得越多，反之亦然。所以说，能获得公派出国机会去西方，有机会与阳性大电荷相碰的必定是个积聚了很多阴性电量的电荷！

有人天真地以为：这次在捷克之所以发生了这样尴尬的事情，是由于出国门的中国人不懂得西方的法律、礼仪和习俗等文明要素，只要懂得了就可以避免之。但是我得说，假如有人懂得了很多西方的知识，那么这样的人在中国特色的职场中就容易受到淘汰，不大可能混日子出头，能获得公派出国的机会，反之亦然。

须知，人类驾驭外部客体世界的技能、知识与操作人际交往中的势利之术是分属于不同领域和层次的认知系统。若作生物人类学规律的数理统计分析，则可得知，这两者之间呈负相关关系（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原理）。亦即赋予前者秉性强的人，后者秉性就往往弱；前者越强，后者往往越弱；反之亦然。再说，对某一特定的人来说，因其毕生精力是个恒数，如何分配精力于这两者上以获得后天的社会实践锻炼，则存在着此长彼消的关系，凡本土传统环境中成长的人士，莫不逃脱宗法人论环境之熏陶锤炼。这里，“中庸调适”原则乃功名利禄的筛子，筛选社会各成员的成功之道。


再看西方的“云团”：捷克共和国位于欧洲的心脏地带，在地理上三面处于德意志民族国土的包围，在历史上长期处于神圣罗马帝国以及奥匈帝国版图内的波希米亚地区西斯拉夫人，与占统治地位的操德语的日尔曼民族交往得特别多，其价值观和民族秉性与德意志民族比较接近。二战结束后捷克和斯洛瓦克一起受苏联的控制并操纵，饱受苏联欺侮和压迫，因此怀着憎恨心情，其价值观并未被来自东方的苏联人所携带的具有东方色彩的价值观所同化掉，反而强烈抵触之，甚至反弹，也就是说，当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国家政治体制转型后，受历史怨恨情结的大量积聚，捷克人原本操持的西方价值观反而被激励了起来。好比有一个持续原生产着的带有大量阴性静电荷的导体，在它的电力场作用下的周边其他导体，只要没有与之直接接触的被感应出阳性静电荷来，或曰阳性静电荷量的数值被感应而增加了。

所以难怪，捷克现今在人权和西藏等问题上，与西方强国完全站在一条战壕里，与中国严重对持起来，如强烈支持达赖喇嘛等事项，这样就可以解释：捷克警察为什么会给轻微犯法的来自中国的女节目主持人带上手铐这个情节。正如德国东部地区战后曾饱受苏联凌辱，所以出生于前东德的默克尔出任德国总理后，其外交政策不同于她的前任，在与东方国家打交道时总是大力推行“价值外交”政策一样。

再分析具体的价值观冲突。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价值观认为，女性本是“弱势群体”，为了达到与男人相平衡（其本质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变种），“妇女解放”无非就是男人多多让步与女人而已①，甚至连男人让了女人这个行为的本身，也还得让出，说“让”正是由于男人看不起女人，而根本不顾逻辑上的悖论②，在中国大城市里流行得多的是，女人在大街上可以任意大声喧哗、发生争执时候可以放肆行为③，应容许女人有轻微的违反规则和法律行为，特别是在由男人警察来执法的场合，更加理应网开一面。正如上海媒体说：“在上海的街上，中年妇女常违章而又抗拒执法，总是令交警头疼。”④这些行经种种无非就是炫示面子：女人在阴性环境中的所获得的优越感和得势状。

而正是本土场合的优越感和得势状塑造成了中国女人的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以为：普天之下也都是如此价值观罢了！岂不知，在西方的价值体系里，正义（公正）有着极重的份量：“让”的行为与男女获得平等的事实以及与妇女解放的荣耀是不可并行同时放在一起的！正如一个马路乞丐既想得到路人的怜悯而获赠送，又想获得与常人一样的荣耀和人格尊严，这两者在公正意义上是不可并行的。

但是当一个阴性特浓的中国女性在本土混日子出了头，当上了“名人”——成为知名主持人，又会加重在垄断性权势庇护下塑造成的思维习惯，挺自然地会用小人得志般的气概，希冀宏杨中国的国粹，用阴性特质加上权势一并儿，想去“征服”西方社会，于是就酿成了事端争执。

还算幸运的是，最终在当地的中式饭店里凑巧遇上捷克警察总长马蒂努，他闻悉此事后马上道歉于国人。更称奇的是，还在现场拍摄了一张合影照片，于是中国名人的面子上不仅挽回了许多，还增添了些额外的光彩，那就是中国的名人与捷克当地的“领导”沾光了光，攀上了缘！似乎显示出多多少少，中国的文化在西方还是有点“价值”的。

不过最后我得申明，我写此稿所利用的材料仅是中国方面报道的、带有中国价值观的文字，至于捷克方面如何报道，我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