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伯勒教授谈人权政治(有关中国)

在中国，农民的人权在于土地，中产阶级的人权在于更大的个人自由，民工的人权在于社会保障。而每当西方国家提起人权这个抽象概念时，都会引起许多中国民众的反感。6月24日，在由德国联合国协会（DGVN）举办的系列讲座上，中国问题专家黑伯勒教授做了以中国人对人权的期望为主题的报告。

许多中国人不喜欢西方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指手画脚。其实在德国，对于中国的人权现状究竟应当无所作为、还是有所举动，也一直进行着激烈的讨论。有人说，人权政策其实就是权力政策。人权完全是政治的工具。对此，德国杜伊斯堡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黑伯勒并不赞同。但他强调，人权的确常常演化为一种服务于政治斗争目的的概念（Kampfbegriff)。就是说，我们有人权，你们没有人权。却绝口不提该如何改善这一局面。

人权的确有其普世价值。但人权这样一个抽象概念却又的确存在着理解上的差异。黑伯勒教授认为，尤其在评判他国的人权状况、以及如何实现人权目标上，往往看法迥异。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经济状况，人们是否能满足温饱、有栖身之所。或者说，经济是否要占据优先地位，由经济基础来保障其它人权的实现。

说到经济，黑伯勒教授认为，这正是中国政府治理这样一个庞大、而又问题多多的国家时制定的两个重点之一。一是经济。通过经济改善人们的生活、也改善国家的经济状况。二是稳定。因为对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首先是维持稳定。他们不希望出现社会动荡和政治剧变。

除了这两点以外，黑伯勒教授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其实也不应当对地方作出更多的硬性规定。因为各地区发展速度不同。以环境保护为例。发达地区更容易加强环境保护。落后地区则更重视创造就业岗位、发展经济。而最终，整个国家将逐渐实现发展的目标。

有观点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有所恶化。黑伯勒教授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大多数中国人寄希望于政府来解决社会变革中的诸多问题，期待政府改善他们的生活、加强社会稳定。他还认为，中国政府正在推动公民社会架构的建立，包括公民组织，当然前提是不能组建新的政党。谈及公民社会，黑伯勒教授提出了一个犀利的观点，即中国人还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所应有的素质。首先，公民不能只考虑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团体或商业集团的利益，而是要考虑整个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在四川地震之后，这一点有所显示。而另外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能接纳不同意见。而不是说，逆我者亡，或者扣上大帽子进行批评。扩大到社会层面，遇到社会冲突、或者遇到抗议时，不是诉诸暴力，而是采取和平的方式。

至于政府是否应当介入其他国家的人权事务，黑伯勒教授指出，决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军政府屠杀人民、或者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就应当予以干涉。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公民维权人士被打伤致残、甚至被打死，那么，在黑伯勒看来，这样的行为也不能听之任之，而应列入进行干涉的黑名单。

无论如何，黑伯勒教授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人权这个字眼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关键是如何采取措施去改善。他认为，在德国，媒体在报道中国时也正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如果说媒体仍存在迎合公众的问题，那么，民主国家的政府不应对媒体进行限制，却可以向公众介绍更多的事实，使他们有更全面的了解。


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