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长达四十多年的政治严肃时代，上海正在重新成为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情欲超级市场，这个事实令许多上海知识者感到欢欣鼓舞。卫慧用她的 “ 尖叫 ” ，报导了都市情欲的复活和高涨，从而令上海再次成为国际市场关注的焦点。
“ 蝴蝶 ” 是一个全球化的隐喻。在梁山伯和祝英台故事和希腊神话里，蝴蝶的语义都只有一个，那就是情欲本身。卫慧的 “ 蝴蝶 ” 的 “ 尖叫 ” 表明，情欲通过一个上海女人的喉咙，已经发出了尖锐、性感、亢奋、势不可挡的喊声。
我们总是按照既定的情欲地理学原则去观察上海 —— 这个中国情欲地图上的女臀，也就是把外滩作为上海的主要性感带或外阴部来加以评论（上海的另外两个传统性感带是淮海路与衡山路）。十年以来，在外滩四周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包括：出现了两条阳具（带有一个巨大睾丸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和造型上更加单纯的金茂大厦）以及一大堆类似阴毛的建筑群落，而上海民众及其外地游客们曾经竞相爬上阳具的顶部，以便能眺望所有那些著名性感带的伟大风貌。
是的，作为最著名的外阴口，外滩在八年前已完成了拓宽工程。淮海路（霞飞路）经过改造，也大致恢复了 “ 东方香榭里舍 ” 的旖旎风情；衡山路则云集了各种西方情调的酒吧，成为准中产阶级制造情欲和精神自慰的秘室。在市场经济伟哥的催动下，一些新的性感带正在崛起，如浦东大道、南京东路步行街和徐家汇等等。这些变化令各个性感带开始在情欲地图上互相衔接起来，并且更利于被人们观淫或抚摸。
在远东地区，只有上海具备了发展情欲超级市场的两大基本元素：庞大的人口（尤其是女人）和发达的阴性文化。但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上海的情欲一直被限定于臭气熏天的菜市场。每天清晨，蓬头垢面的女人和小家碧玉的男人们在这里相会，在腐菜和烂鱼的气味中采购着春天，又在无耻的讨价还价中完成日常意淫。这种琐碎的操作维护了情欲的最低消费。
在市场全面开放的时代，上海情欲终于卷土重来，实现了全面复辟，并在每一个阶层都得到了热烈响应。余秋雨、陈丹燕和陈逸飞们的小布尔乔亚式的怀旧化情欲、卫慧们的都市白领的摩登化情欲、小市民的麻将化情欲、民工的粗鄙化情欲、商人的货币化情欲，以及官员的权力化情欲，所有这些情欲组成了罕见的情欲共同体，参与到市场消费的浩大洪流之中，并受到体制的坚定保护，或者说，正在成为市场化体制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
对上海历史的简单回顾，显然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重要新闻事件的发生。上海所处的长江三角洲，正是中世纪女性化情欲的的最著名的温床，它展示了从 “ 梁山伯祝英台 ” 专案到 “ 白蛇传 ” 事件的缠绵的情欲传统。越剧和黄梅戏大肆赞助了这种柔软的情欲美学，令它成为近代市民阶层的主要灵魂向导。
殖民地时代的上海情欲曾经达到过一个非凡的高潮。这是由那些美貌多情的江南女子创造的奇迹。尽管张恨水和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徐志摩的诗歌、以及穆时英、刘呐鸥、邵洵美和叶灵凤的现代主义小说都汹涌地言说了情欲、但唯有小女子张爱玲的出场，才将殖民地情欲推向 “ 欲仙欲死 ” 的高潮。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这种古怪的景观，那就是这种上海的某种强烈的女阴特征。正如陕西是产生男性情欲的历史悠久的温床２，而贾平凹是这类话语的代言人一样。毫无疑问，只有女人才是上海情欲话语的最合适的代言人。
越过上海的中古和近现代情欲史，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伟大的女性代言人的涌现。耐人寻味的是，她们居然同时扮演着烟花女子和国家话语发布者的双重角色。
江南从来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烟花柳巷，这一传统得到了良好的延续。直至满清末年和民国初年，整个上海及其周边地区仍然妓院林立，展示着远东最大色情消费市场的伟大风貌。在这个情欲硅谷中诞生了一些声名显赫的尤物。明末吴越 “ 爱国 ” 名妓柳如是和金陵歌妓董小宛，是两个楚楚动人的风尘先驱；而后，上海青楼 “ 四大状元 ” 之一的赛金花成了其中最令人销魂的一个，她对于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的床帏劝戒３，以及她与维多利亚女王和德国女王在社交场上周旋的 “ 雍容华贵 ” 的姿态，很令国人感到 “ 扬眉吐气 ” ，从此成为帝国末世的救国英雄；而在上海成材的扬州雏妓张玉良是一个更为典雅的寓言，她的裸体自画像在巴黎获奖，成为画布爱国主义的又一范例。上海妓女总是在用身体大义凛然地表述着国家真理。
然而，在所有的上海（江南）名妓中，只有张玉良真正实现了身体话语的伟大转换：从一件情欲市场的简单货品，变成了一个利用身体话语进行视觉宣读的 “ 艺术家 ” 。张玉良的裸体自画像《裸女》充满了对肉体的无限怜惜，这种怜惜达到了如此的深度，以至她必须大面积修改自己的丑陋容貌，以展示她的另外一个更加 “ 真实 ” 的肉体镜像。但她讴歌肉体的行动，却为殖民地上海情欲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从此，上海 “ 吃文学饭 ” 或 “ 吃艺术饭 ” 的人，都聚集到了用身体话语言说情欲的伟大旗帜的下面。
这是情欲在新世纪里最重要的五大变化之一。在情欲解放区和 “ 大翻身 ” 的年代，张爱玲的旗袍的胸襟和下摆均已遭到了撕裂，文学正在进一步放肆地肉体化和感官化。卫慧的身体美学宣言《上海宝贝》，从头到尾散发着口红、亵衣和女性生殖器的狂欢气息，所有的皮肤和器官都在其间举行热烈的话语庆典和游行，向公众炫耀着后殖民时代女性肉身的魅力，而灵魂则退化为一件披挂在身体之外的风衣。其中一个名叫 “ 马当娜 ” 的女人，隐喻了那个西方身体解放运动女圣徒，后者象一盏指路明灯，照亮着上海旗手的奋勇当先的身影。而在卫慧的附近，一干 “ 美女 ” 战士都在争先恐后。这种肉身化情欲大爆炸的景象，重新确立了上海作为头号情欲市场的龙头地位。
是的，上海情欲的市场化和消费化，就是它的第二种重大转折。旧殖民地时代的布尔乔亚式的面纱被揭去之后，超级市场的气味变得越来越浓烈。精明的女人象兜售内裤一样兜售着身体的 “ 自传 ” ，期待着文化嫖客的光顾。情欲的无偿奉献时代早已一去不返，情欲经济开始发达，人民币和美金操纵了情欲市场行情的涨落，而且它的市场价格正在随着贪婪指数的猛升而日益高昂，并因此制造出了大批情欲资本家，也就是那些身体资源交换男人资源而成为富姐或富婆的阶层。这些新兴资本家联合那些准中产阶级女市民和职业 “ 三陪 ” ，构成了情欲市场的主要卖家。她们拥有强大的隐形情欲霸权，足以在幕后操纵国家官员和国家资本。人们已经看到，贪官和情妇的秘密互动，构筑了当代中国情欲政治学的框架。
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注意到了卫慧小说的一个基本立场：一方面炫耀着女主人公的性经验和性机能，一方面讴歌西方阳具的伟大性 3 ，这种对中国男性买家的轻蔑，暴露了商业时代的国际主义特点：新兴的中国情欲不仅要彻底摆脱黑市经济学的枷锁，而且正在广泛寻找出口渠道，以期加入 “ 世贸 ” 的伟大行列。和所有中国产品一样，它急需在西方市场范围内找到更大的买家。克林顿与莱文斯基的办公室演出，显示了情欲在全球消费市场中的隆重地位。
情欲的摩登化，是它的第三个重要变化。摩登的都市景观和现代化物质时尚，成为情欲大爆炸的最重要的语境之一。这些摩登场景既是当代情欲从中诞生的摇篮，也是情欲用以演出的布景。阳具化的摩天大楼、意大利咖啡、美国轿车和法国香水，构成了虚张声势的现代化符码碎片，拼贴成一个情欲在其间骚动的舞台。这种情欲的摩登化起始于穆时英和张爱玲等人的小说，却在卫慧的小说中走向极致，呈现出与保守的贾平凹式的男性情欲截然不同的面貌。在我看来，这很象是中国情欲走向全球化的一场纸上预演。为了自我推销，最原始的情欲渴望获得一个时尚的前卫包装。
情欲的第四个变化是，它现在终于拥有了自我传播和张扬的权柄。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女人象今天一样肆无忌惮地放送着自己的身体隐私，并且越来越擅长身体作秀和进行新闻策划，用情欲话语的每一种变化来制造 “ 卖点 ” ，以争夺公众的宠爱。这其实就是市场推广原则的显现。卫慧和棉棉无疑都是情欲营销学和情欲广告学方面的专家，有报道称，早在学生时代的戏剧表演和作品朗诵中，卫慧就已经发出蝴蝶式的 “ 尖叫 ” ，这可以被视作是身体解放运动的第一声啼鸣。而后，上海的弄堂就到处响彻了情欲的欢叫。
借助海外出版商和数码网络，上海情欲的声音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经久不息的回响。但人们已经发现，《上海宝贝》充满矫情的性谎言。虚荣的卖弄、浮华的炫耀、夸张的细节、对于上海都市摩登事物的狂热崇拜、浅薄的时尚趣味，各种劣质的床帏噱头、道听途说的生命体验，加上每一章前面的那些西方名人格言，如此众多的粉彩，拼贴成了一个脆弱的脂粉话语格局。 尽管卫慧在其后的几部小说中调整了这种大惊小怪的话语姿态，但仍旧不能消除它们的内在的虚假气味。这情形就象衡山路上的欧洲情调的酒吧，所有的布景和道具都只是一堆文化代用品和幻象，或者说是沒有灵魂的物体空壳，闪烁着意识形态赝品的光泽。
在中国文学的性革命现场，到处散布着这类假模假式的性神话谎言，这就是情欲的第五个变化，也许还是最值得我们探究的变化。然而，中国情欲并未因此获得健康的生长，而是遭到了谎言的替代，从而变得更加虚伪和无耻。人文情感崩溃了，剩下的只是一堆赤裸裸的欲望、性和货币。毫无疑问，只有大量的伪造的情欲，才能维系这种庞大市场，为急速膨胀的情欲消费提供保障。而为了迎接这种情欲经济的全球化挑战，在发生过来自上海衡山路的第一声尖叫之后，许多蝴蝶都在预谋发出类似的尖叫。一个真假难辨的叫春的年代已经降临，对此我将洗耳恭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