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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贺岁冯小刚 /余楠 /陈弋弋

(2008-04-11 10:01:38) 下一个
  电影《甲方乙方》是在葛优的煽情中结束的,带着一贯的独特京味儿,葛优缓缓说道:“1997年过去了,我怀念它。”也正是从这一年起,贺岁片撬动了中国院线的票房杠杆。更重要的是,贺岁片,这个源自香港的本来具有喜庆色彩的独特片种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晴雨表。
  将冯小刚在过去十年拍摄的贺岁片一字排开,我们不难发现它所富含的深意与价值,悲喜交集的冯氏贺岁片更像是中国十年社会变迁的影像密码,最初的娱乐大众的动机与潜在的商业志向渐次淡去,十年贺岁,十年风雨,中国社会的众生百态浮出水面。
  《甲方乙方》记录了我们终于“可以说不了”的欣喜与尴尬,《没完没了》暗喻了盛世信心背后的无力感,《手机》则直指中国人逐渐泛起的伦理泡沫,宛若一次灵魂深处的叩问,《天下无贼》铺陈了漫画式的英雄气质,至于《大腕》中的荒诞,则是过去十年中国社会不变的主题。
  冯小刚以贺岁为利剑,刺穿的绝不仅是贺岁片喜庆团员的定式。
  2007年就要过去了,这一年,素朴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回归以电视剧《士兵突击》为标志,冯小刚则将用贺岁片《集结号》为这一年的这股社会思潮划上一个句号。
独家策划:冯小刚贺岁片十年之十大人物(组图)
《集结号》海报


冯小刚

  冯小刚是当之无愧的贺岁王,连他自己都承认这一点。拍第一部贺岁电影《甲方乙方》时,冯小刚39岁。如今,已近知天命之年,他回归贺岁之列,拿出了贺岁巨制《集结号》
  -本刊记者/余楠 特约记者/陈弋弋
  从来没有一个贺岁档像今年这个岁末如此火爆——《命运呼叫转移》、《投名状》、《集结号》、《长江七号》等将近20部影片将扎堆年底至明年年初同观众见面。
  “这么多年来,国内的贺岁片一直就是一个现状,那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今年不一样,我们‘老虎’来了!”这是导演王光利日前在上海宣传自己的贺岁电影《棒子•老虎•鸡》时面对众多媒体发表的一番“醋劲十足”的言辞。尽管心有不甘,但即便王光利本人也无法否认:贺岁十年一路至今,真要论资排辈,大王只有一个——近年来的国产贺岁市场几乎是那一个人的天下。此人不是别人,还是那位冯小刚。
  从1995年拍摄第一部电影《永失我爱》算起,冯小刚到目前11年里一共拍摄了10部电影,在国内导演之中,这个工作量相当高产。抛开《集结号》不谈,冯小刚已经上映过的电影累计投资2.1亿元,这9部影片的票房总收入是4.5亿元,平均每部影片的票房近5000万元。如果算上DVD音像制品和电影频道累计的3000万版权费,还有1.5亿元的广告合约金来说,冯小刚的商业价值在国内导演之中,绝对数一数二。“仅就商业成绩来看,说我是商业电影导演似乎是高抬了我,但要把我归为具有个人风格的电影导演,票房又高了点,通常这类导演是以陪钱为己任的,而我的影片起码是不赔钱的。”冯小刚曾经这样意味深长地面对自己的成绩。
  冯小刚的风格一直在变,从《永失我爱》的十足文艺气到《甲方乙方》假定性极强的调侃,从《不见不散》、《没完没了》的轻松温馨的浪漫想象到《一声叹息》悲凉严肃的现实主义,从《大腕》的悲情环境喜剧化到《手机》的喜剧题材悲情化,从《天下无贼》中国式当代盗匪类型片尝试到《夜宴》古典宫廷影像造型探索,再到今天《集结号》悲天悯人的反战情怀,冯小刚一直在尝试着从市民喜剧到历史悲剧的炫目转身,还有一个电影导演个人情怀的不断延展和嬗变。
  “这么些年过来,我自认为拍摄的都是大众电影,但我的电影从来没有被认为是中国电影的主流,我被认为是个异数”,冯小刚一直将自己视为“中国电影殿外之人”,作为行业标准的金鸡奖至今与他无缘。名份于他,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一个不入流的异数却赢得了主流观众的接受、认同和包容。所以我设想在我离开这个行业的时候,能够得到这样一个中肯的归类,冯小刚是一个不三不四非驴非马的四不像,但透过他的影片可以看到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变革社会的缩影。”
  关于名分,有另一个故事:福建作家杨金远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百姓故事》里看到这样一件真事:一个在战争中幸存的老战士,一心要为牺牲的战友找到遗骸,以此证明他们不是失踪而是烈士。
  后来这个故事化作了杨金远的一篇小说《官司》,张国立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了这篇小说,后来他把小说拿到了冯小刚面前。再后来,这小说化作了一部电影,它的名字叫做《集结号》。
  《集结号》:悲情贺岁片
  《集结号》的语言特别质朴有趣,谷子地向敌人劝降好像是和朋友商量吃饺子,这个语言的风格好像保留了很多冯氏电影的优点?
  台词主要得益于刘恒的剧本。他写剧本的时候我就说了,希望他写出来能有人味儿,他本身的特点也是不说假模三道的话,语言很朴实、耐看。例如说剧本里有这样的句子,形容解放战争时期军队不断打散整编,人员都乱了,他就写“十八个口袋一起往里倒粮食,都成了五谷杂粮了。”
  《集结号》是一部悲剧色彩的战争片,但里面照样埋着笑位的“地雷”,是为了在片中起到了调和情绪的作用吗?
  这些是原先刘恒的剧本里没有的,是我在拍的时候临时加上去的。我的想法就是在中段,让观众松口气,放松一下。因为前面打得太惨,后面又要进入到一个漫长的寻找过程,观众在这里,需要一个情绪的调节。
  不少观众在看片后都对战争场面印象深刻。银幕上呈现出来的画面色彩和那种粗颗粒感,让一些观众觉得和看过的《拯救大兵瑞恩》、《兵临城下》有类似之处。
  大家都说这个片子的一些场面像《拯救大兵瑞恩》,我就是冲着这个去的。至于像韩国电影《太极旗飘扬》,那也不奇怪,就是这个团队给我们做的。冲着这些片子去的原因就是我知道这样拍战争片才真实,我必须拍得真实才好看。所以我们在战争场面上花了大钱,后来因为篇幅限制,很多场面都给剪掉了,大家都觉得可惜,但是没办法,必须要有取舍,可能后来剪掉的镜头价值好几百万。
  影片结局有点意外,等于是在一个悲剧感的调子里,结局急转直上,所有的问题最后都忽然被解决,为什么如此处理结尾?
  结局其实我们想过别的,例如让谷子地一个人死在挖煤的小棚子里,从房顶飘落在他的身上,他没有找到弟兄的尸体,没有找回应该属于他的名分。这个结局挺好,但是后来我放弃了。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为了顺利通过审查;再一个是我考虑到自己拍的是一个商业片,商业片的观众一般最后需要一个情绪的宣泄,需要一个比较完满的结局,所以最后我还是让谷子地顺利地找到了当年的部队。
  “我清楚自己值多少钱”
  《集结号》与《投名状》在同一个贺岁档上,《投名状》全是明星,你这里却不是,除了在资金分配上有一定的取舍以外,是不是觉得国内市场有“冯小刚”这三个字就成了?
  几个因素构成吧,我当然很清楚自己值多少钱,会多少人来看。用明星当然会更好,可明星有两个问题解决不了,一个是如果我要一个大的明星阵容,起码再增加1/2的投资,那么这样的一个投资在国内收回来就很困难了,风险扩大了;另外一个就是明星是不少,真正有票房号召力的,观众能冲着他去电影院买票的,你掰手指头数都数不出5个人来!
  如果让你数是哪5个人?
  周星驰、刘德华、李连杰、梁朝伟、葛优。就这几个人吧,这几个人里头,要么是和谷子地(《集结号》男主角)血型不对,要么就是年龄大了不合适。如果在这几个人里选不到合适的话,剩下那些明星知名度挺高,曝光率挺高,但对票房没用啊!那我就不如用像张涵予这样的,物美价廉,而且他还没有什么档期的问题。现在国内好多明星也没什么票房,但他给自己弄的是挺忙的,也麻烦,当然也不便宜。中国的明星制里面其实有一个怪现象,就是没票房,但是要价倒挺高的。
  现在所有演员的片酬加起来是多少?
  很低很低,全体演员加起来的片酬肯定是没摄影师贵。
  你刚才说的卖座的5个明星里面,有两个在《投名状》里(刘德华、李连杰),你在宣传上不占先机。
  从媒体对我们《集结号》的这个报道来看力度还不错,没觉着比我以往用明星的片子,比如说要求采访的记者啊、媒体呀!不比那些少,所以我在这方面倒没觉着有被动,大家反而觉着这么一部电影特别有好奇心。《投名状》有它的优势,明星本身也有话题性,但我们这个电影是影片本身有话题性,所以在这上面还是平分秋色。
  认准一个理儿:和社会同步
  从《一声叹息》、《手机》、《天下无贼》到《夜宴》一路谈过来,你现在怎么简评自己这几年来的非喜剧类作品?
  《一声叹息》我觉得是对自己经历的生活的一个缅怀吧,是比较有个人色彩的,有点自传的性质。我和男主角的经历很相似,这个大家也都知道了。只不过我比较幸运的是,这种个人化的东西恰好也是跟社会的发展比较同步的,算是我在那3部贺岁喜剧(《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之后的第一次尝试一个非喜剧的作品。3部贺岁片的票房一部比一部好,当时一听说冯小刚要拍一个不是喜剧的作品,没有人愿意投资,动员来动员去,最后中军(王中军,华谊兄弟总裁)愿意投,而且条件是我不拿片酬。当然我就特想拍这个戏,所以也答应了。我觉得我对这部电影算是特别有感情的,算是最流露真情实感的一部电影吧。
  你拍《手机》引发了好多话题,关于崔永元啊、《实话实说》啊??
  《手机》我觉得是一个神来之笔,当时我们恰巧是开会在选体裁,到底拍什么,想来想去大家都觉得讨论这些东西没意思,坐着的四五个人还老是接手机,这说不了几句话就说“等会儿”,张三刚回来坐下没说几句话,李四接了,我当时就感叹说真是应该拍一个《手机》,刘震云(编剧)一听就说这个我愿意写!当时想的会是特别喜剧的一个电影,结果刘震云就给写成了所谓谎言啊,嘴不对着心啊,他就往这个路子上去了,我觉得也挺好。这个体裁和《手机》有一个共同特点,它是和中国社会发展同步成长的,我是认准这个要和社会发展同步的理儿了。
  这个电影除了刚才说的本身“手机”这个话题,也带来挺多其他话题的,比如说广告特别多,还有一个话题是关于崔永元的,当时忽然他就炸了,觉得你是冲着他来的??
  我没再想过这事,我觉得咱就可以不聊这事了吧。
  这个现在回望应该会不一样了吧?
  哎呀,我真不想说这个事儿,不想招这些事儿,就不谈了!
  《天下无贼》因为用了港台的明星,是不是存在你个人的一个希望,想把冯小刚的片子放到港台去试试看?
  《天下无贼》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乌托邦式的善良愿望,而且我其实一直想拍一个比较流动性的电影。我其实对坏人良心发现做好事寄予着特别大的热情,我觉得拍一个坏人做了一件好事真的是比拍一个好人多做了一件好事要有意思得多。从这个片子里你是可以看到我确实是一个善良的人,这个和我的愿望有关系。试探港台市场的心当然是有的,因为这个故事不会像我过去的那样那种本土的文化,谁都能理解。我就想试试打开港台那边的市场,当然就是要用在那边有票房的明星。
  怎样想到拍《夜宴》?
  如果说《一声叹息》是对我过去生活的缅怀的话,那《夜宴》就是一个业务汇报。你知道我原来是学画画的,画了十几年的画,从画素描开始到画写生到最后专业做美工。我觉得《夜宴》的东西集在视听这方面,一方面是对我过去学美术的一种学习的成果,另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想拍一个我心里的古典主义的东西——我理解的古典主义、古装片应该是这样的,那几年不是看了好些流行的大片、古装片吗?《夜宴》对我来说还是积聚在我内心的这方面能量的释放,我觉得挺过瘾的,绝对不会说跟谁像!
  你想说大片还有这一种拍法?
  我是画画的出身,我觉得颜色确实有高级这么一说。我就是想拍一个调子高级的电影,要是真正让懂美术的人去看,他会说这个电影在这一方面一定是一流的,是懂这个的人做的。
  扎根于本土
  你的电影一路下来票房一直是直线上升,你对商业片票房有什么心得?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对观众的判断力。观众很势利的,又很实际,他们相信品牌,比如说冯小刚电影现在算是有一个品牌了,但是他们又很实际,不好看照样不买账。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你不能跟着观众走,你还是要让观众跟着你走。我做每一个电影的时候都是不被看好的,比如说我们做贺岁片的时候大家说喜剧不是这么拍的,喜剧是陈佩斯他们那种的,你这叫喜剧吗?我拍《一声叹息》的时候找投资人,他说你哪会拍这个呀!包括拍《夜宴》,其实也还是有很多人觉得在制作上、视听上,冯小刚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啊!那后来看到了呢,他就说这就是谭盾、叶锦添弄的,但是他怎么就不知道谭盾、叶锦添是跟我在这件事上达成了共识呢!这是我经常说的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事才有意思。
  你是先赢得国内,到港台再到海外,这个时候应该是你把影响力再往外拓展的时候,为什么忽然收回来了?
  其实是因为国内的市场越来越好。原来呢也只是兼顾海外市场,从来也没有说完全就是海外,《夜宴》其实主力市场还是国内市场。当然还和片子类、投资有关系,我觉得一千万美金以内的投资现在国内市场是可以消化掉的,但一千万美金以上靠国内就有点困难,我的片子基本也都在千万美金上下浮动,所以就国内市场来说也都具备本土市场可以收回的可能性。
  你的定位还是扎根于本土?
  还真是这样!港台、韩国、日本我想过,你说欧美,我还真没怎么想过。
  “我有点疲劳,有点累了”
  除了市场的探索之外,作为一个职业导演,艺术上和心态上的变化是怎样的?
  我原来拍片还是挺较劲的,比较急迫,希望一部一部接着出作品,现在我没有这么急迫了,是一个很知足的心态。当然,我说这话的时候有人会认为我很消极??在过去啊,我就认为拍电影是唯死唯大的事情,是唯一的事情,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最有乐趣的事情。但到今天呢,我觉得它不是唯一的,我有点疲劳,有点累了。我觉得这电影要喘息,你得生活去,然后要从容一点,把剧本弄得好一点,有感而发。我对自己说,你也拍了很多片子了,也证明了你的能力了,有资格有张有弛地过了。
  怎么弛?
  比如说可以去不同国家看看,打打高尔夫,斗斗地主,跟多年不见的一些老朋友在一块叙叙旧,这些事情都非常有意思。事实证明有好多时候就我是因为拍电影才失去了这么多生活!那现在你问我的变化,最大变化是这个。我说俗一点,现在我名利双收(笑),但是说我没有那么大野心,这名还不够,我还得怎样?我不是。我整个人生,我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过客,这是一个让我很放松的说法——你再怎么辉煌都是一个过客,所以我想还应该多拿出点时间来去投身到火热的生活里(大笑)。电影呢??就是玩你也会玩得疲劳的。等到拍电影的欲望膨胀起来了,升腾起这样的愿望,我再去做这个事就非常好。就像你不饿了你还在吃饭,就是浪费粮食。我现在觉得就可以放松一下自己,给自己一些时间做别的事情。现在谁家的房子装修,或者弄一会所,说小刚你来给出出主意,哎呦,我高兴,恨不得搭着工夫搭着钱还上杆子帮人干这事儿!
  你从“我必须努力”转入到现在这种平和的、随缘的心态,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从喜剧、贺岁片打下了一个品牌,到华谊兄弟中军、中磊又满足了我另外一种类型的尝试,拍了《天下无贼》、《夜宴》、《集结号》,都挺过瘾的。而且这样的尝试并没有给投资人带来灾难,每一次的票房都比前一次的更高,我觉得冯小刚的品牌含金量也在增加,你说我还有什么道理心情不好?因此我才会说,你即使现在不让我拍电影了,我觉着我没太多的遗憾。
1997年:中国贺岁片的时间节点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2月10日16:40 新世纪周刊
  “1997过去了,我怀念它”
  中国贺岁片的时间节点
  -本刊记者/余楠
  1997年,背水一战的冯小刚拍摄了根据王朔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改编的电影《甲方乙方》,从此,他和中国电影一起以“贺岁”之名成功突围
  “我叫姚远,现年38岁,未婚。人品四六开,优点六,缺点四,是个没戏演的演员。1997年的夏天,我和在家闲着的副导演周北雁、道具员梁子、编剧钱康合伙填补了一项服务行业的空白,名曰‘好梦一日游’,就是让消费者过一天梦想成真的日子。目前刚刚起步,正处在试营业阶段。”电影《甲方乙方》就是在葛优这样的画外音里开始的。
  上个世纪90年代的第七个年头,世纪末的中国电影业仍在持续的疲软中苦苦寻找出路:从80年代末开始,中影公司在电影发行上连年亏损,1987年一年就亏损2800万元,全国三分之一左右的发行企业亏损,1988年有45%的影片发行不足60个拷贝;国内几个著名的电影制片厂中,曾经作为龙头企业的北京电影制片厂从这一年开始第一次出现亏损;上海电影制片厂两年后开始借贷,负债达2005万元;西安电影制片厂也早已开始以借贷度日,借贷额超过2000万元。进入90年代,国产电影的不景气丝毫不见好转。1993年,国产影片的生产减产一半,观众不足从前的三分之一。电影《甲方乙方》中虚构出来的一台“演员没有戏演、导演、道具、编剧赋闲在家待业”的背景正是当时中国电影业的真实面貌。
  好梦曾经如此难圆
  1997年的元旦,北京天气很好,天安门广场花团锦簇之间随处可见“喜迎十五大”和“喜迎香港回归”的标语或者横幅,这将是这一年中最重要的两大主旋律。在很多人的记忆里,这年的冬天是北京在90年代难得的暖冬。但在冯小刚的记忆里,告别1996年的这个冬天冷得出奇并且漫长无比,它从一年前4月1日那一天就开始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个漫长冬季的寒冷要一直持续到牛年的春节。
  凭借编剧作品《编辑部的故事》和导演作品《北京人在纽约》在全国的大获成功,冯小刚在从没想要发展的影视圈居然稳稳地站住了脚跟。1994年,王朔和冯小刚一干人等实现了多年来的一个创业愿望: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公司——“好梦公司”。冯小刚在这一年做起的第一个好梦就是首次和作家刘震云合作,由他担任导演,将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搬上了电视荧屏。“如果说《编辑部的故事》是我作为一名编剧,在王朔创作风格的引领下,跨出了坚实的一步,那么《一地鸡毛》则是我作为一名导演,在刘震云创作思想的影响下,创作上走向成熟的一次飞跃。”冯小刚后来这样评价《一地鸡毛》对于个人的不凡意义。《一地鸡毛》播出以后,广受好评,冯小刚日后很多“于无声处听惊雷”,拿小处做大文章的创作天赋都是起源于此。
  好梦不长。电影《我是你爸爸》是冯小刚第一次担任主演的作品,他的导演是好梦公司的当家人王朔,这部获得了瑞士洛迦洛电影节最佳影片的电影最终没有在国内任何一家影院同观众见面,这是好梦公司第一次受挫。此后,由冯小刚担任导演的电视剧《月亮背面》拍摄完成以后,送审没有通过,最终再次无缘观众见面。两部影片合在一起,好梦公司苦心经营的600万元家产血本无归。刚刚过完本命年的冯小刚和准备东山再起的好梦公司一起,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了公司的新片《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上。1996年3月21日,冯小刚的新电影《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在北京开机。
  新片开机的第十天,即将拍摄的是一场上千群众的大场面。开拍在即,冯小刚和王朔同时被北影厂厂长韩三平叫到了办公室。冯小刚记得那天一进屋,北影领导班子一群人都在座,尽管每个人脸上都面带笑意,但没有一个人让人觉得自然。看到冯小刚进屋,韩三平将手中的一张纸摊开,读了起来。那纸文书来自电影局,措辞严厉的剧本审查意见没有读几句,冯小刚脑子“嗡”地就炸了,他依稀记得结尾的结论:建议北影厂另选拍摄选题,或者进行根本性改写,否则,即使拍摄完成,电影局也将难以通过。那一天,冯小刚让剧组把已经搭好的布景全部拆除,给所有工作人员结完劳务后,冯小刚一个人去喝酒,直到深夜大醉在宾馆门口。第二天醒来以后,徐帆一看见他就哭了:冯小刚在她递过来的镜子里看到,他脑袋的右侧露出一块拇指大小的头皮,民间俗称“鬼剃头”。也是在那一年,北影厂当年投产拍摄的20部影片里,8部被“枪毙”。冯小刚和他一直共进退的中国电影一起,硬着露出的头皮接受着命运的安排:雪上加霜。
  在演员刘蓓的记忆里,尽管那段时间冯小刚也有说有笑,但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苦闷和绝望。冯小刚后来也曾调侃这段灰色的日子,说当时作为“失足青年”的他,内心阴暗至极,甚至想过拍摄最阴暗的题材。刘蓓是在同冯小刚拍摄他的一部没有名气的电视剧《借我一点爱》时结识冯小刚的,那时的她就是一个无门无派、非厂非团的个体户演员。个体户这个群体,在上世纪90年代激烈的人事制度变革之中早已遍布各行各业屡见不鲜。在1997年来临之际,刘蓓接到了一个电视剧剧本,剧本暂定名是《比火还热的心》,还有一个名字叫《成全你,陶冶我》。这部电视剧讲述了一个名为“好梦一日游”的公司专门帮人实现梦想,一集一个故事,所以一集实现一个梦想,导演的人选是北京电视剧艺术中心的赵宝刚。多年以后,人们才得知这部中途流产的电视剧改编自王朔的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它如果问世,就是电视剧版的《甲方乙方》。
  冯小刚+葛优+喜剧=?
  国产电影在90年代的主要特征依然是持续的低靡。在1995年以前,面对空空如也的影院,内地电影院在春节期间选择放假歇业。据新影联经理高军回忆,当时影院早则大年初三开业,迟则初五初六开业,在院线人士心目中,春节电影市场的另一个名字叫做“灰色春节档”。1995年,香港动作片、由成龙主演的影片《红番区》选择春节期间在所有华语区首演,中国内地自然名列其中。没有人能够想到,这样一部动作影片,居然在春节期间的中国内地狂收票房近1.1亿元,这是一个放在今天也很可观的进账,何况是十几年前。高军回忆说在当时那绝对是一个真正的天文数字。一年后的春节,成龙新片《白金龙》再度抢滩内地影院,下线时统计的票房收入超过了8000万元。——内地电影人被完全惊醒了:我们的市场从来不乏潜力,国产电影大有可为!
  新创意很快在电影圈有识之士之间酝酿和流传:应该有一种电影和成龙电影一样,成为特殊时段对应的电影档期最有实力的选择,最大限度开掘市场潜力。成龙电影已经牢牢占据了春节档,我们的新电影类型要瞄准的就是元旦。这一年,国内有一家电影公司走上了前台,它已经合理地利用时段对票房的促进和影响,成功地运作了两部影片:一部是当年3月5日全国上映的影片《离开雷锋的日子》,另一部是在香港回归之际上映的影片《鸦片战争》,两部影片的票房都非常高。这家公司便是由张和平执掌帅印的紫禁城影业公司,在后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这家民营电影公司成功地游走于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市场口碑。张和平、韩三平、高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了为本土电影谋出路的行列。历时三个月的论证,新电影的类型呼之欲出:这种电影一定是专门为内地元旦放映所拍摄;一定是喜剧,结局只能是大团圆;一定要由最有市场号召力的明星演员出演主要角色。借用香港电影人的一个叫法,我们的新电影类型名为“贺岁电影”。
  在1997年的中国影坛,如果要挑选一位最有市场号召力的演员,首当其冲的不二人选一定是葛优。这位全总文工团的话剧演员在当时是中国演员里最大的腕儿:嘎纳电影节影帝。令他获此殊荣的影片是由张艺谋导演执导的《活着》——遗憾的是,这部影片时至今日,依然无法在影院里同国内观众见面。“其实最难确定的不是出演贺岁片的演员,而是拍摄贺岁片的导演”。高军回忆在当时论证的过程中,他们起初有很多设想:赵宝刚、郑晓龙都是侯选。“在平民导演中,冯小刚无疑是最优秀的一位。他最了解平民的生活状态和生存意愿。”冯小刚此前和后来的很多作品都证明了高军他们的这个看法相当有见地。直到冯小刚在众多导演候选人里脱颖而出,“冯小刚+葛优+喜剧”三合一的贺岁片创作方式开始正式确定。
  冯小刚曾经在2003年出版的自传体作品《我把青春献给你》当中回忆过他被选为贺岁导演的过程,但从书中文字看,他并不知道身边的这些伯乐们在他艰难岁月里打捞他的来龙去脉。90年代中后期是国内改革的攻坚阶段,国企改革刚开始不久,职工下岗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北影厂长韩三平按照上级的指示,打算创作的题材原本是一部描写下岗女工的影片。众人反复权衡,这样一个故事无论如何都不适宜创作成喜剧,悲悲戚戚的调子跟大家当初酝酿贺岁片的初衷相去甚远。冯小刚后来说:那部《比火还热的心》在即将快撂凉的时候终于被想起来了。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电影剧本《比火还热的心》后来辗转传到紫禁城影业公司当家人张和平手里时已是1997年3月的事情,一口气读完剧本的张和平对冯小刚说了一句话:投资由我,你把剧本好好调整一下,干吧。紫禁城的投资进入以后,张和平对这部影片未来的命运提出了八个字的要求:只许成功,不许失败。10年以后,高军在掂量这八个字的时候动情地说道,如果当时这部影片没有成功,内地贺岁片的探索至少要晚五年!在开机前几天,张和平在机场候机时灵机一动,将电影名改为《甲方乙方》。这位深谙市场之道的电影行家不久又破天荒地首创“捆绑计酬”:《甲方乙方》所有创作人员的劳务由固定收入和捆绑收入两大块构成,捆绑部分最后按照影片票房分成。冯小刚分文未取,他将自己30万的导演劳务全部参与了捆绑。对于债台高筑的冯小刚,这是一次绝对的冒险。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张和平提出的那个八字的分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剧本的调整和论证是电影《甲方乙方》动静最大的阶段,除了投资人、主创以外,北京几个影院的经理也直接参与进来。在高军看来,这相当于把观众直接请来参与剧本创作。大华影院经理南德山在讨论会上提出:张富贵在实现“受委屈”的梦想时,受到的那些下跪、扎针的虐待是拍真的吗?后来由傅彪扮演的这个角色在拍摄中没少吃苦头,所有遭的罪全都是真人上阵毫不搀假。
  10年后,冯小刚这样回忆《甲方乙方》的创作过程:一开始我就没有按照香港、好莱坞的喜剧章法做文,既缺少滑稽的表情又没有依靠夸张的形体表演,不仅如此,演员的表演甚至是很严肃的,正是这种煞有介事,这种一本正经的现实生活的调侃,让观众获得了对变革了的生活的认同,用话语的宣泄化解了由利益分配不公所积聚在心里的郁闷,和面对生活种种不如意的尴尬。
  冯小刚的这段总结也正是很多电影学者和观众对“冯氏贺岁”的解读角度之一:在他们看来,冯小刚的电影,是当下社会的一面镜子,折射了这个转型社会多面和丰富的角度。因拍摄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而被观众开始了解的导演叶京在《甲方乙方》中的角色是一个“做梦都想过几天苦日子”的大老板,那时的叶京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喜欢电影的他来串一个只有几场戏的角色,用他的话说,“完全是玩儿”。叶京甚至为剧组贡献了自己的奔驰车,片中拍摄使用的尤老板那辆大奔就是叶京的私家车。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片中这种 “得瑟”不堪的暴发户大有人在。很多北京人都记得,1997年在北京东四十条有一家名为“点歌台”的歌厅。在这个歌厅,经常有这样穷得只剩下钱的老板斗富,动辄一掷千金,点首歌的花费就上万。冯小刚对这类“贵族”的批判直到今天仍然兴味盎然,他的下一部影片将把所有的笔墨都放在这类“新贵”身上。
  在电影《甲方乙方》中,观众不难发现有一条线索从开片一直贯穿结尾,在内里衔接着故事的推进,那就是住房的问题。由葛优扮演的姚远以房子为由向刘蓓扮演的周北雁求婚(“我爸说我要再不结婚房子就给我妹了”),并最终喜结连理。片中收尾的故事也是实现一对长年分居的苦命夫妻住上自己房子的梦想,身患绝症的妻子带着前所未有的满足在“自己的家”里度过了生命最后的日子。很多《甲方乙方》的相关当事人在回忆片子的创作过程之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当时1997年在北京非常流行的一句俗话:在北京,找一媳妇容易,找一房子太难。10年以后的今天,连同北京在内的很多城市,依然是广厦万千,寒士汗颜。
  《甲方乙方》只拍了45天
  在冯小刚所有的电影里,《甲方乙方》的拍摄最为顺利。1997年8月14日,电影《甲方乙方》开机,9月30日影片关机,拍摄周期只有45天。创作了片名的张和平在看完样片之后,同冯小刚在饺子馆吃饺子时即兴创作了影片的主题歌:经历的不必都记起,过去的不会都忘记。有些往事,有些回忆,成全了我也就陶冶了你。相知相爱,不再犹豫,让真诚常住在我们的心里。这首后来广为流传的电影歌曲和他创作的另一首电视剧歌曲《宰相刘罗锅》主题歌在上世纪末红遍大街小巷,并且一直传唱至今。在张和平的推动下,《甲方乙方》定在12月20日全国上映。北影厂厂长韩三平下令全厂所有生产为电影《甲方乙方》让路,最后硬是在15天的时间里赶出了发往全国所需的150个拷贝。
  无论今天的学者或者观众怎样看待冯小刚和他的电影,《甲方乙方》无疑将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精彩的一笔,它创造的很多纪录到今天都难以打破:《甲方乙方》的主创在17天的时间里跑遍了放映的21个城市,葛优的手因为签名太多在那些日子里根本抬不起来;《甲方乙方》投资成本400万,仅北京地区的票房就已达到1100万,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一个城市就收回所有投资的影片;《甲方乙方》票房3300万,单拷贝创值20多万??冯小刚也在最后将30万的导演劳务变成了110万,超过了葛优70多万的全部片酬。
  10年以后,冯小刚回忆起《甲方乙方》的大获成功,首次透露了他总结出来的“制胜法宝”:现在回想,我觉得里面有几个诀窍:一个是反向思维,一个是假正经,再就是你得旁征博引,把好多不相干的事情扯到一起来。同样的话语,一旦转换了语言环境和说话人的身份,就产生了一种悖反的喜剧效果。但是这些喜剧也真实反映了我对现实生活的看法,那就是:接受、认同和包容,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1997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很多电影人都在回想过去的这一年时,在内心洋溢着喜悦:作为中国人,香港的回归值得每一个国人欢欣鼓舞;作为一个电影人,国产电影这一年来的辛苦探索没有白费,刚刚找到这条道路也许还将继续下去。导演陈凯歌曾经对冯小刚说:《甲方乙方》里有一句台词我最喜欢。最末了优子说的那句,语调也好,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中国电影人实心用事的1997年,大洋彼岸的同行完全没有闲着:一个名叫詹姆斯•卡梅隆的美国电影导演拿着投资人2亿美元的巨资,在福克斯公司一座大得堪比内海的人工池里拍摄着一部名为《泰坦尼克号》的电影,就连美国人自己都不知道,有些事情要成为历史了,电影的大片时代就这样来临了。十年贺岁,十年晴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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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汤涌
  《甲方乙方》是十年贺岁的开端,冯小刚成为过去十年娱乐大潮中的主力。他把社会上各类热门事件编排进他的电影,构成人们饭局上一年的谈资,先是全北京,而后走向全中国
  圈内人都说王朔捧红了冯小刚。王朔似乎有一阵也对冯小刚特别在意:他把冯小刚的本名写进顽主系列的《你不是一个俗人》,冯小刚成为其中三位主角——马青、杨重和于观的指导老师,领着他们一起办“三好协会”和“好梦一日游”的业务。
  这是王朔捧朋友的手段之一,把你的名字放到小说里,这样至少有一百万人认识你这个名字。当时的冯小刚还是个不知名的电视剧美工。
  1988年《顽主》拍摄时,这三个角色是由梁天、葛优和张国立扮演的,这些当年的青年演员后来都在演艺圈迅速成名。王朔的玩笑之作像是一个预言——冯小刚日后果真成了冯导。
  他不再需要人捧,他想捧红谁,哪怕是傻根这样的角色也会让一个农家孩子有一个耀眼的开始;影帝们愿意和他合作,人们去电影院看他的电影,或者蹲在地摊上找他影片的盗版,尽管冯小刚说看盗版“连狗都不如”。
  冯小刚的电影记录这个社会的重要话题,也构成了大家谈资的一个重要部分。
  《甲方乙方》:记录“说不”时代
  《甲方乙方》之前,冯小刚的电影事业并不成功,当时的人们时常把他和冯小宁搞混,属于观众大概知道“有此一人”那种知名度。
  王朔去美国呆了一年,中国没有好的喜剧,未必是因果关系,却是前后发生的。当时的中国电影界却在焦急中生存——进口大片如《真实的谎言》正在横扫中国的电影院,电影业正在改制——当时的广电部允许电影业按市场经济的方式行事,这是一个有本事挣钱没本事挨饿的时代。
  冯小刚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导了一个没法播的电影《冤家父子》,改编自王朔的《我是你爸爸》。在这部电影里,老子和儿子称兄道弟,该片毫无悬念地没通过审查。
  焦急的冯小刚想起了《你不是一个俗人》,那个以自己为主角的故事,征得王朔许可之后,该小说被改编成《甲方乙方》。
  尽管人们总说这是王朔的旧故事捧红了冯小刚,但这部电影中许多细处也很能看出冯导的聪明劲——他恰切地把王朔写于80年代末的故事跟1997年实现了对接,这个时代已经跟十年前大不相同,带上了1995~1997年的气质,一种说“不”气质。
  对权势说不:那几年,一本名叫《中国可以说不》的书卖得正红火,说“不”的还是读书人,而不是过去那些晃着西瓜刀钢丝锁打架的“街头英雄”,在《甲方乙方》里,冯小刚也记录了这种变化。王朔原著中,想当巴顿将军的是一个板爷(蹬三轮板车的),该壮汉因为打伤人蹲过十年大牢,他带着街头英雄的气质,特别声明自己不是“佛爷”(小偷)或者“花贼”(强奸犯)。
  电影里的冯小刚选择的是英达,设计身份是一个书店老板。1997年的香港回归仪式上,威武的仪仗队让许多人产生了军装情结。
  这巴顿迷和小老板的梦想,就是对穿着代表权力的制服的人们(如果你曾经是一个90年代的小书店老板,你就会有许多机会跟这些人打不愉快的交道)横一次——想羞辱谁羞辱谁,想骂谁骂谁,骂完后展示吉普车上的四颗银色将星。
  英达的说不,代表的是小老百姓的梦想:“一朝权在手,咱也对管事的说不。”
  对不完美的自己说不:李琦扮演的“川菜厨子”的主题则是向自己说“不”,为了过一个嘴严的瘾他宁愿接受“拷打”,他那句“打死我也不说”成了1998年的流行语。但他最后的结果是失败的,他承认“英雄不是一般人”,事实上否定了自己。
  尽管他有一个追求完美的美好愿望,却难免输给了自己的本性——这也是许多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40多岁的人的一个共同悲哀,想给自己提高一点的要求,却发现自己原来已经难以胜任了。
  对中国足球说不:足球是1996、1997年男人们的主要娱乐之一,1996年是甲A联赛的黄金时期,厨子抗不住打时招出了国安踢申花9:1(那时的国安有三杆洋枪空前强大)。但是职业联赛火爆没有使国奥队进军1996年奥运会。姚远(葛优)和周北雁(刘蓓)夸人回来之后,姚远的电视里播放的是宋世雄解说的足球:“中国足球要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还需要??”
  对学院派说不:由于延续了王朔的“底层反学院”风格,大学生依然是一个被调侃对象:瘦小、戴眼镜的大学生想到“好梦一日游”帮助人(那时的慈善机构还很少),被姚远客气地劝回了校园。这在之后的电影中很难见到,因为1999年大学扩招了,调侃大学生就等于调侃一代人。
  对优越生活说不:1992年中日孩子在草原上的一次夏令营震惊了全国,中国孩子不能吃苦,自理能力差的现象引发了教育工作者多达十多年的反思。1996、1997年,多数中国人都过上了不错的日子——许多人渴望吃苦。张富贵(傅彪)和尤老板(叶京)的寻找吃苦受气,显示的就是那个时代人们忽然富裕起来之后的一种迷茫状态。
  整个影片中,唯一一个带有旧气质的事物,是姚远的那套婚房——那是福利房。两年后,福利房被国家叫停取消。
  《没完没了》:盛世信心后的无力感
  《没完没了》是1999年贺岁片,那是中国近十年来信心最强的时期之一:朱基当总理搞调控,保持增长率,控制通胀率,挺住人民币没贬值。全国人民去年抗赢百年不遇大洪水,股市气势如虹。有那么一段时期,得意的中国老百姓认为中国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债务拖欠一直是企业界和民间都存在的一个大问题,一般认为,除非找法院或者黑道大哥,债务问题无法解决。冯小刚的电影里,小人物的真诚、行事技巧和一个恰到好处的女主角甚至解决了债务问题。这也是1999年特有的自信。
  在《甲方乙方》之后,冯小刚安心回到幕后,不再亲自上阵演出角色。葛优的角色一般成为他将自己代入的角色。在《没完没了》里,冯小刚让葛优用一个煽情的故事解释了他的金钱观。
  小芸(吴倩莲)认为韩冬(葛优)是一个看钱看得很重的人,她开玩笑式地问韩冬,如果选择的话,要10万块还是要自己,韩冬选择了钱。小芸的说法是:“你们这些人,连对金钱的欲望最起码的掩饰都没有,对女人最起码的尊重都不知道。”
  韩冬的回答完美地解释了一个人对金钱的渴求:他有一个植物人的姐姐,他必须努力挣钱,让姐姐活下去。他能解决债务的问题,却对生老病死毫无办法,唯一的可能是支付病人插的那些管子产生的一切费用。
  这也是冯小刚为自己做的解释:当时有些电影圈内外都有人认为奔票房去的贺岁片和喜剧与艺术无关。他正是借这样一个故事解释合理性:你不是我,你不知道我的难处,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钱。
  冯小刚在《没完没了》中大量使用了软广告,除了银行、信用卡、啤酒,还有后来被查出虚假宣传的欧典地板。
  选用植物人这样一种符号,正是一种内心不安的表现。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电影业里,许多导演都有老了、迟钝了,干不动的那一天。冯小刚也一样。
  在盛世中感到无力的不仅是韩冬和冯小刚,还有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1998年医改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韩冬为变成植物人的姐姐拼命挣钱。2005年,国务院宣布医改“基本失败”。
  经历了1997年国家队兵败金州之后,1999年的男足重要性降低,阮大伟(傅彪)在家里看的是女足世界杯。他看球的次数还不如他打快板的次数多。
  《手机》:向灵魂深处要革命
  “玩笑开大了。”这是冯小刚《手机》一片中,主持人们听播音课时,严守一(葛优)跟戏剧学院老师沈雪(徐帆)发生冲突后同行给他的忠告。
  《手机》的玩笑也开大了,2004年春天,去买阿尔巴尼亚老电影的崔永元买下了一盘《手机》的光碟,发现该片里的严守一像他像得离奇,主持谈话类节目,生病休息半年退出该节目,一个美女主持接替自己成为主持人,家在落后的农村。
  据崔永元说,编剧刘震云曾经说要写一个关于谈话类节目的本子,但是崔永元不知道里面有“乱搞男女关系的内容”。他直接斥责这是一部“三级片”,而且要冯小刚想一想,这个电影能不能拿来给孩子看。
  冯小刚在讨论别的剧本时所有人的手机都在响,于是就有了手机。当时就有人反对,说这一次是引火烧身,是在给自己惹麻烦。
  影片拍摄的2003年,北京刚刚从SARS瘟疫中恢复过来,在那段非常的日子里,人们尽量不上班,完全不会客,主要的联系方式就是手机,短信中的消息,无论真的、假的,都让人无法不信。
  2001年的《大腕》已经让冯小刚尝到了甜头,写写“圈内”(电影),或者比较接近领域(电视圈)的事,简单,还有人爱看。
  这部电影看似远离现实,却直指人性。据说许多人看得毛骨悚然,电影没看完就忙着跑进厕所删短信和来电记录。
  所有人都把手机和偷情工具挂上了钩,把电视圈和“乱”挂上了钩。这部影片功不可没。范冰冰的“妖精形象”越来越完美了。当时还没有用上的一个词“潜规则”要在一年多之后才能被张钰派上用场,并由宋祖德传播四海。
  刘震云和冯小刚努力进行的传播学媒介批判也没能起到效果,西方的批判学派一直想表达的一个主题是,那些看似方便的媒介手段(手机)让人的距离远了。这点批判精神已经完全淹没在“嗯,对,好,行,你昨晚真坏??”等重口味的偷情戏之中。
  另一个亮点是河南农村的情节,徐帆葛优说上了河南话,在被歧视了若干年后,一些有文化有话语权的河南人开始为自己的家乡正名了,刘震云就是其中之一。
  严守一的砖头哥,范伟只是一个小角色,范伟和赵本山的搭档在2001、2002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功,冯小刚及时地把赵本山的搭档请进了自己的电影。
  2003年,也是第一代网络公司泡沫破灭的时代,那年毕业的大学生普遍遭遇了一轮降薪,老板钱多人傻的时代成为历史。按照严守一的话:“连你(牛彩云)都进IT界了。”
  《天下无贼》:冯导的浪漫主义童话
  美国人把超人和蜘蛛侠,先画出漫画,而后拍成电影。中国人没有漫画英雄的传统,冯小刚2004年贺岁片《天下无贼》刻画的两个人物,事实上是漫画英雄的气质。
  该片上映之后遭到一种巨大的声讨:我们的铁路不是这样的!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被春运困扰,无论提速或者加车,从来都没有过一天轻松。
  片中的傻根回家过年,坐的是一趟绿皮车(一般是慢车),居然人人有座,没有一个坐过道或者被填入洗手间的。黎叔(葛优)居然还有豪华包厢可住,李冰冰给他百种妖艳地捏肩膀,还有酒吧,这是哪国的铁路?
  在《天下无贼》之前,冯导拍了5部贺岁片,这部片子里他终于打破了贺岁片“喜剧、大团圆”的规矩,忍不住死了一个人。刘德华扮演的贼成为冯导贺岁片里第一个死掉的人。
  毫无疑问,这部火车戏的拍法不能是简单的警察击毙匪徒,否则该片会沦为冯小刚版的《代号美洲豹》,冯小刚使用的是浪子回头这一主题。
  冯小刚让范伟和冯远征出现,肆无忌惮地加演一个小品:一个半呆傻抢劫犯和一个娘娘腔抢劫犯的抢劫秀。然后让帅男警和美女警轻松地将他们和整个一个盗窃集团(除了葛优和李冰冰)端掉。
  冯小刚曾经说,这片子送广电总局审查的时候,人家领导上的建议是,换一个,也没说不行。因为贼这个职业不够光明。冯小刚说出了弘扬真善美才算罢休(如果冯导服软,可能武林外传的盗圣也要更换职业)。
  2003、2004两年的城市里,业主维权运动此起彼伏,许多拥有房屋者或跟开发商,或跟物业(许多情况下他们是一家人)有过纠纷乃至于冲突。
  冯小刚借着刘德华的嘴狠狠地批评了一个豪华住宅(傅彪家门口)门前的保安:“你在这里站着干什么,当明星吗?我们需要的是责任感,懂吗?开好车你就不问,开好车就可以随便进入。开好车就一定是好人吗!”
  另一个遭到调侃的对象是那些管理学、成功学的教材和专家,当人们已经开始习惯词汇的时候,冯小刚让贼头黎叔说出诸如“要团结”、“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一是通过实战锻炼了队伍??”等颇具领导管理才能的话。
  尽管多了许多写实元素,开始关注社会底层。这一故事,比起《不见不散》这样情节完整的故事仍然有先天的不足,这也是冯小刚故事的来源问题:这是根据一份文学杂志上的

短篇小说改写的剧本。没有人比王朔更善于写一个适合拍成影视作品的故事,或者把故事改编成小说。而王朔早已不稀罕靠影视作品挣钱或者挣名,他现在忙于写自己喜欢的东西,他是冯小刚无法调动的人。
冯小刚:麻烦制造者?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2月10日16:40 新世纪周刊
  -平客
  冯小刚的“麻烦”一直与“风流”并存,事实上,“聪明过人”才是他以十年贺岁洞察社会的本钱
  冯小刚给大众的印象是“这个人很麻烦”,他和媒体之间的纠缠总是“剪不断、理还乱”,都快成了“故事里的事”了。
  知情人说,冯小刚的麻烦其实源于较真儿。换言之,没了这股子较真儿劲儿,也就没了“冯氏贺岁片”的犀利与辛辣。
  事实上,我们把“麻烦制造者”这个头衔赋予冯小刚并没怎么冤枉他,大骂记者只是容易让公众大跌眼镜的铜板正面,铜板的反面写着更多字,这个人的许多性格特征借由“麻烦”昭然若是。问题在于你怎么理解“麻烦制造者”这个称谓,凡能称得上“麻烦制造者”的,当数“风流人物”,而且还“且看今朝”。
  冯小刚的“风流”一直与“麻烦”并存,聪明过人是他贺岁十年的本钱。叶京说冯小刚善于博采众长,可博采众长也是需要功夫的。冯小刚的独家秘籍正是给社会热点把脉,冯氏贺岁片甚至比央视的《社会纪录》更能准确地记录了社会生活的变迁,导演冯小刚更像是一个敬业的社会记者,他的贺岁片正是一篇篇精彩的社会报道。
  如今,贺岁片已经成了冯小刚头顶上的光环,他自己对此并不以为然。贺岁片早就成了一个空空的商业概念,喜庆、团圆的要素在冯氏贺岁片里已经荡然无存,贺岁片只是一个筐,冯小刚想在这个筐里装的东西显然更多。如果说,1997年的《甲方乙方》还充满了悲喜交集,留了个有些贺岁味道的结尾,到了2007年,《集结号》干脆以悲壮为主题,完全抛弃了任何所谓“贺岁”的原味——今天的冯小刚已经游刃有余地走在“贺岁”的大道上了。
  眼下,冯小刚正在为下一步片子《贵族》奔波。这不免让我们想起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中的冯裤子——与所谓“贵族”大相径庭的冯裤子。可以想见,深得王朔秘籍的冯小刚将一如既往地为中国社会把脉,我们有理由期待不断制造“麻烦”的冯小刚炮制出一部展示中国当代“贵族”乱相的社会报道式的电影。而当下,有媒体预言,借着《士兵突击》的罕见热播,《集结号》也将创造超乎寻常的贺岁票房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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