笙箫难默
往事如烟
5.12汶川大地震以来，每一天我都在被深深地感动着，泪水无数次的滑过面颊，挡住视线，甚至汹涌滂沱。我被感动着，为灾区人民的不屈不挠，为全国人民的不舍不弃，为解放军战士们的舍生忘死，也为温家宝的老泪纵横。在抗震救灾仍然如火如荼的时候，六四悄悄地走近。好几天了，我一直沉浸在无法理顺的思绪里，大地震和六四，让我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几天来一直想写一篇文章来抒发自己的所思所想，却不知从何说起。直到今天，直到这一刻，六月四号这一天，在办公室里离下班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终于坐在了电脑前，切换成中文输入，开始码这篇文字。
每年六四这一天，我都会格外关注新闻和网站上关于纪念六四的文章，以缅怀这个中国近代最大规模最多人参与的民主运动。虽然十九年过去了，人们似乎渐渐的淡忘了，甚至还出现了因为近年来中国发生的举世瞩目的进步而否定六四和肯定镇压的观点，可我却怎么都不能忘却那曾经发生过的可歌可泣的一切。我仍然会为那些曾经为我们国家、为我们民族甘愿冒生命危险而绝食的学生们而下泪；为那些义无反顾地走上街头声援天安门广场上学生的工人、知识分子和普通的老百姓而心动；为那些在紧急关头放弃个人荣辱而拒绝赴京镇压的军队干部而叫好；为那些自动走上街头截堵军车的可爱的民众而骄傲；为那些六四之夜失去生命的无辜百姓而悲愤；也为在经过文革的劫难而发生了信仰危机后的中国还有那麽多的人站出来忧国忧民而热血沸腾。
和这次的汶川大地震后的新闻媒体一样，那时的媒体也曾这样开放透明过。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开始绝食后，全国的老百姓跟着电视一起经历了一幕幕惊心动魄、感人肺腑的场面。那是一段难忘的日子，天天都被感动着。当时我并没有像自己期望的那样深入其中，正值申请出国，我曾被公安局的出入境管理处的处长一再警告一定不要上街游行，如果被摄像机录上就别想拿到护照了。可是我仍然能够和全国人民一起在电视机前随着广场上发生的一切而心潮起伏，揪心落泪。军队大批进京时，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冒险上街去堵军车。那场运动，我虽然做得很少，但是我周围的人都参加了。我刚刚五岁的儿子曾坐在他爸爸的脖子上头上缠着红布条走在游行的队伍里。我已经离休的上了年纪的二叔，曾经是人民日报著名资深记者，是重庆谈判时国民党一手操纵的南京下关惨案的当事人和受害者，也不顾烈日炎炎走上长安街头声援学生，而且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我的堂姐夫，当时是市场报的主编，在六四的凌晨还在北京的街头冒着生命危险抓拍军队开火的实况，听说他曾亲身经历了身边的人被子弹击中而倒下的瞬间。我的母亲是一二九运动的亲历者，六四当天听说军队开火的时候停下手中的活说，真开枪了？一二九时国民党都没有敢开枪啊。父亲六四时正在北京，六四刚过就急着要返家，竟然找不到一辆能通往北京站的机动车辆，最后花了50元钱雇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去北京站。当时的五十元钱几乎是一名大学毕业生转正以后的一个月的工资。车驶到建国门桥下时，车夫告诉父亲，不要抬头，不要向两边看，小心当兵的开火。也许当时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那时北京的老百姓是如何的心有余悸。六月九日我到北京去办签证，是和我的导师一起去的。我的导师曾在反右和文革期间备受折磨，而改革开放后却仍然衷心拥护共产党。当火车缓缓驶进北京的时候，他目视着窗外越来越近的建筑物，一字一句地对我说，不管共产党为人民为国家做了多少好事，这件事也一定会作为罪行载入史册的。后来当我走出火车站的时候，看见的是一排排严阵以待的持枪战士，确实给六四后的北京罩上了恐怖的阴影。走在清理过的长安街上，许多弹孔留在了安全岛的护栏上，镶嵌在临街的墙壁上，仍然触目惊心。履带压过的痕迹在长安大街上随处可见，让你想象着当时军队进城开枪的激烈场面。后来我出国后得知，六四过后我的二叔被召回报社洗脑过关，我的姐夫也因为六四的言行被迫辞职而不得不下海经商。
十九年前的今天，听到军队开枪的消息，许多人都哭了，是为不幸死去的人们而哭，也是为理想和信仰的破灭而哭。而十九年后的今天，汶川大地震终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政府，胡锦涛温家宝为民执政，以民为本的救灾行动让全世界的人民瞩目，也让我们再一次动容落泪。如果十九年前的政府也能像胡温一样以人民为重，六四的惨案绝不会发生，四二六社论绝不会出笼，学生们也不会去舍命绝食，一切都会止于运动刚开始的时候！虽然现在的政府仍然还不能为它正名，天安门的母亲们仍然还不能心安，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希望。这个希望是六四那一天倒下的无辜的学生和市民曾经秉持的希望，是那些失去亲人的天安门母亲们执着坚守的希望，是六四之后全国老百姓曾一度放弃的希望，也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重新赢得人民支持的希望，更是我们民族和国家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希望。让我们正视这个政府现在为国家为民族所作的一切努力，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胡温组合，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希望！
让我们一起为汶川大地震不幸遇难的同胞，为十九年前的今天不幸遇难的无辜学生和市民祈祷默哀。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