笙箫难默
往事如烟
一九九三年的十月三日，父亲离开了我们。虽然已经十四年过去了，那一天却仍旧像是昨天一样，在记忆里异常的清晰。
那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在医院守护的妹夫打来电话，说父亲已经走了。我们匆忙穿衣稍加洗漱赶去了医院。病房里静悄悄的，所有的医疗设施全撤走了，父亲静静的躺在那里，表情淡然，身体还有些温热。我们姐妹几个开始给他穿寿衣，大家静悄悄的忙碌着，谁也不说话，谁也没有哭。一直到把父亲的遗体送到了冷冻间，才明白过来父亲真的已经走了。那个开朗，外向，个性有些张扬的父亲终于离开了我们。父亲是趁着妹夫睡着了的时候自己悄悄地走的。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身边并没有亲人，这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即便是现在想来，依然会忍不住地潸然泪下。父亲刚离去的那些日子里，包括丧礼当天，我并没有流太多的眼泪。因为吊唁的，慰问的人来人往，太忙太乱，也因为对父亲弥留之际所受的痛苦实在印象太深，久久不能从那些情景中解脱出来，因而父亲终于脱离苦海，上天成仙的事实反而像梦境一样，不那麽真实。
父亲走前的最后两天我是一直陪在父亲身边的，那时父亲已经无法正常呼吸，插着氧气管仍然张着嘴喘息不已。他已然不能说话，时不时地睁开眼睛，看着坐在他床边的我。对我所说的话只能在沉重的喘息之余用点头或摇头来回应。但是他的头脑始终是清楚的。后来导尿管里流出的液体已经是棕黄色的了，下体的褥疮都慢慢变得干燥了，曾经骨瘦如柴的他四肢却变得‘胖’了起来。当时我握着他的手，和他一起体会着喘息的辛苦，不时点一些水在他的唇边，给他太过干燥的口腔和嗓子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帮助。我当时真的希望就这样握着他的手送他离去。但是他并没有马上离开，是求生的意志让他一次又一次地睁开了眼睛，坚持了一天又一天，终于在那天凌晨时分放弃了一切，撒手人寰。不知道父亲在不能说话以后都想了些什麽，可能想了很多，想他一生未竟的愿望，想他那五个可爱出色的女儿，也可能什麽都没想，只是和病魔对抗，消磨着这最后的时光，因为那可能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精力和体力。父亲的走是预料之中的，但他走的时间却是始料不及的。走的时候没有亲人相陪，父亲会不会非常伤心？当父亲出现在我的梦里的时候，总是让我想起这样一个事实，父亲是自己离开的，我们甚至都没有机会和他道别。也许这就是为什麽在梦里他都会一直在找我。
父亲的一生是坎坷多事的。父亲二十年代末随着祖母离开老家榆林，途经西安，辗转到了天津和在那任职的祖父团聚。上中学时父亲被送到了京城继续学业。父亲虽天资聪明，却是个爱玩的人，读书也不很上心。在京城的时候，他最喜欢的就是去戏园子听戏。据说曾经因为手头拮据，而把铺盖卷当了去听戏。所以学业上一直不如他弟弟我二叔有出息。父亲高中还没毕业时，在天津陪祖父在任的祖母却患上了精神疾病。祖父不得不辞职回乡，而父亲也就辍学陪伴祖父母返回原籍。回乡后父亲一直守在祖父母身边，早晚侍奉左右，直到祖父去世。祖父去世之后，父亲曾凭着天资聪明，又写着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在国民党政府机构里找了个抄写员，会计员之类的差事，以作稻粱之谋,同时赡养祖母。解放后父亲带着祖母回到京城投奔了我二叔，又在二叔的帮助下，上了共产党办的干部训练班，很快就参加了工作。父亲很聪明，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是在工作上却是不可多得的好手。文革前父亲一直在省财政厅搞预算，人称省第一会计师。后来因为父亲的声誉，一些财会院校常常请父亲去做讲座。父亲的口才很好，讲课非常有魅力，下面院校反应很热烈。当时国家非常缺乏专业人才，所以父亲被邀请去该省刚刚建立的财经学校当讲师。父亲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接受了邀请去了位于省会的财经学校转行做了教书匠。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转行却是父亲厄运的开始。
迁到省会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大专院校首当其冲，而该地就更是因为离北京近又是省会，政治运动搞得如火如荼。到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时，父亲被隔离审查了。听说抄家时在皮箱的夹层里翻到了父亲都不曾知道的国民党某党部给父亲的委任状。现在想来可能是曾经任国民党铁道部秘书的祖父当年为父亲准备的。因为父亲没有完成学业，一直辍学在家侍奉二老，祖父一定担心将来他撒手西去之后他这个儿子将何以为生。但是不知是什麽原因，祖父却最终也没有当面交待给父亲。也许后来国民党大势已去没这个必要了，也许后来祖父病患缠身来不及交待后事就走了。反正这件事成了父亲交待不清也无法承认的污点。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地交代检查，认罪然后再推翻，如此循环往复，父亲就被无穷无尽的审查下去了。父亲很能抽烟，文革前家里再困难父亲仍然要抽大中华，大前门之类的香烟，而且要一天一盒。父亲被审查后，母亲因为经济原因再也不舍得给他买那麽贵的香烟，同时也是为着避嫌，只检着便宜的买。我们也因为要和他划清界限而只能定期给他送这些便宜的烟，因而数量上就打了折扣。可想而知父亲那几年是怎麽熬过来的。要写检查认罪书，要应付非人的精神折磨，要听专案组人员的训斥，要吃食堂里最差的饭菜，要在大太阳地里被暴晒着蹲在地下拔草，要忍受对家人的思念，要承受不懂事的孩子们的误解怨恨，等等等等。 除此之外，还要忍受烟瘾的侵袭。父亲能熬出来全凭藉着他那天生的乐观性格和对孩子们的希望。
七零年父亲终于被释放，但是没有政治结论。这就意味着时时刻刻都会再被揪出来审查批斗。母亲当时已经在某农场劳动锻炼了一年有余了，这时得以和父亲团聚但是却被双双下放到偏僻的农村进行改造，美其名曰五七战士。本来是要求凡是尚未工作的孩子都要一起迁走落户的，母亲苦苦告饶，总算同意只带着妹妹。父母亲在那里一呆就是两年。七二年落实政策时，父母亲带着妹妹一起回到了这个城市。几年没见，父母亲都明显的见老了，父亲干瘦干瘦的，皮肤被晒得黝黑黝黑的，而母亲的脸上增添了无数的皱纹。父亲本想这下总算熬出来了，多年的运动终于停止了。这下可以工作了，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了。因为原来就职的省财经学校已经在文革中解散，父亲应该顺理成章的回到原单位，即省财政厅工作。可是事情并没有那麽简单，财政厅的大门却把父亲结结实实的挡在了门外。父亲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申诉，然而却被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当球一样踢来踢去。纵使财政厅里有好些当年的同仁，下属和学生，除了异口同声的同情之外竟没有一个人可以或者能够帮忙。这不能不说是父亲所遭受的另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样父亲蹉跎了将近一年的光阴，终于认命去了地区所属的一个财贸学校继续他的教书生涯。教授的课程与他本来的专业相差甚远。不过父亲聪明过人，加上他开朗的性格，慢慢的也就融进了新的工作环境。不过不得不承认，在这个财贸学校里任教使父亲在晚年感到很不得志。所幸父亲因为后来的教书生涯而桃李满天下，也算是对父亲最大的安慰与奖赏了。
后来随着国内的政治气氛越来越宽松，父亲同几个财会界同仁筹备成立了省会计学会和省珠算学会。对这两个学会父亲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尤其是父亲离休后，一直致力于珠算的发扬光大和改进。并协助某大学的一个教授撰写并发表了珠算在数学领域的应用的专著。说实在的，我们这些孩子们对父亲所作的努力和成果，并不以为然，有的还持怀疑态度。但是父亲的努力和投入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以他为荣，以他的精神为荣。他为保护和弘扬珠算这个中华文化的遗产所作的努力，让我们感到骄傲。
记忆中小时候父亲不怎麽管家事，好像也很少在家。但是只要父亲在家，就能听到父亲的笑声。他会给我们讲笑话，打扑克，还会撇着津腔逗满嘴天津话的妹妹乐。父亲是个爱玩的人，象棋围棋和桥牌都是他的拿手才艺。父亲还很爱打乒乓球和羽毛球，而且打得也很出色。记得父亲快七十岁的时候还和我一起打羽毛球，仍然身轻如燕。父亲很重视我们的学习，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的课本父亲都给包上了书皮，然后再写上我们的名字。父亲的字写得很好看，方方正正，有棱有角，非常工整。而我们姐妹五个，从大姐开始，继承了父亲写字好的基因，都能写一手不错的方块字。可是父亲却从来都没有给过我们任何学习上的压力，却对我们取得的进步给予肯定和鼓励。文革以前，大姐二姐和三姐在学校里都先后带上了一道杠二道杠，二姐是小队长，大姐和三姐则都是学习委员，父亲对此表达了由衷的欢欣和赞赏。由此不服气的我刚上学就大放狂言一定要带上三道杠，发誓要超过三个姐姐。可后来我竟连一道杠都没机会拿到，也因而成了我家一个经典笑谈。父亲对此也只是付之一笑而已。上一年级时，有一次周末贪玩而忘了做作业，星期一中午放学后被留在教室补作业，很晚才回到爸爸的机关。父亲没有像别的家长那样打骂，而只是指着我微笑摇头不已，然后还带我出去给我买了碗馄饨吃。父亲是个很开朗的人，很少发火，也从不发牢骚。即便是在那个疯狂的文革年代，父亲受了很多的折磨，却很少看到他唉声叹气。他那乐观向上的性格帮助他走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高考恢复那年，父亲对我和三姐寄予了无限的期望。他亲自为我们搜集复习资料，找老师辅导，并为我们亲自下厨做一日三餐。到了报专业的时候，还不辞辛苦的亲自分别跑到我们俩人的报考地，鼓励我们要自信，督促我们报好一点的学校和专业。虽然由于父亲对大学专业需求并不熟悉，以至于我们最后都没能达到我们的愿望，但是父亲以此表达的殷殷期望却成了我们一生拼搏的动力。
八九年研究生毕业前办出国的时候，父亲还曾经在我就读的城市和省会的各部门之间为我所需要盖的那些图章而奔跑。由于父亲弟子们的帮助让我在那年的六月正值紧张之时顺利地拿到了护照。但是没过多久父亲就因为肺结核顽症复发而不得不住进了医院。七月中旬我离家时父亲带着口罩直接从医院到火车站送行。当时根本想不到父亲从此会一病不起。出国后在姐姐为我安顿好的住处用姐姐给我的50马克零钱，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生活。先是靠打工挣钱，后来拿到了一笔天上掉下来的奖学金而上了一个硕士班，然后又是申博读博，忙得不亦乐乎，对父亲一直少有问候。当时还和姐姐谈起将来我们混得好一点一定先接父亲来德国探亲。可到了九二年底却得知父亲不幸罹患肺癌，因此我在九三年春节请假带着儿子回国探望。当时父亲除了有些咳嗽容易疲惫之外，看不出是病入膏肓的人。那时父亲每天与电视和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伴，看到精彩之处仍会高声叫好，或开怀大笑，有时还会亮嗓子唱上几句。那时正值春节，母亲和我们姐妹有时会开麻将局消遣。我离家多年，一直读书。别看考试总能名列第一，玩麻将却是新手，屡战屡败。父亲就一直站在我身边督战，指点我出牌。最后终是觉得我不可教也而亲自上阵为我赢回来完事。那时父亲已不能持续几个小时正常活动了，必须时不时地睡上一觉以恢复元气。当时八岁的儿子负责到点儿叫醒姥爷吃药，因为儿子太负责任往往扰得父亲总也睡不够。当时看着他们祖孙二人调侃笑闹的情景心里不知是欣慰还是酸楚。自我返德后，父亲的身体就每况愈下，五月开始持续发烧，开始时在家里打点滴吃消炎药但效果甚微，拖到了后来父亲开始食欲急速下降，进食越来越少。到了七月，父亲住进了医院。我和姐姐一直拖到了九月才得以返家。虽然知道了父亲已经被癌细胞侵蚀瘦得皮包骨头了，可是第一眼见到父亲还是被深深的震撼了。父亲坐在医院的床上，身体依墙靠着，两条腿并起来蜷在胸前。膝盖骨显得异常的大，小腿从远处看只是一副骨架。那时父亲还坚持自己下床排便，靠着药物也能少量进食。但是呼吸沉重，咳痰困难，有时会因为痰堵住了呼吸道而引起一片慌乱。后来父亲因为排便不畅用了开赛露使病情急转直下。到了九月下旬父亲曾经陷入重度昏迷而搬进了单人监护病房。父亲醒来后曾经出奇的好了两天，和我们谈他的往事，嘱咐我们姐妹要互相扶持，珍惜姐妹情谊。我们及时地为他清理卫生，刮了胡子，也剪了指甲。可是很快地父亲开始呼吸困难，然后就只能靠吸氧来维持了。吸氧之后父亲就再也没能说话，但是每天从早上见到父亲到晚上离开，父亲一直都在用眼睛交流。他的痛苦，艰难，无奈和恋恋不舍，我想我都读到了。可是我们却没有力量可以挽留住父亲的生命和父亲迈向天国的脚步，和万恶的癌细胞相比，亲情和爱都是那样的渺小而无助。父亲终于走了，带走了他曾经的梦想，带走了对女儿们无尽的爱和依恋，还有他那特有的令人难忘的笑声····以及一切属于他的故事。
现在父亲和我们生活在阴阳相隔的两个不同的世界里，音信全无。我唯一的希望就是父亲能在天堂和他失散的亲人们相遇，不孤单，也不会寂寞。父亲向来乐观，我想父亲在那边一定也会过得很快乐，就像他生前一样，开朗自信，无忧无虑。这样，当我们有幸进入天堂的时候，就能循着他那爽朗的笑声与他团聚。
今天是清明节，我和姐姐要在加拿大给父亲送去我们的祈祷和祝福。父亲，愿您快乐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