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酱瓜

小酱瓜

 《消失的蒋家巷之一》

上

 

 

蒋家巷靠近391支弄的转弯处有一爿酱菜店，是很传统的上海老店。从我出生的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上海商店，延续着更早时期中国几乎所有商店上排门板的传统，每天都是用四块长条的排门板关门开门。如果商店门面大，排门板就越多。一清早，伙计卸下排门板就算是开门了，晚上的时候，扛着排门板一一装上则表示关门。但是，有时候老板会在晚上留着一扇门，伙计下班了，老板一家都在吃晚饭，做些杂事。虽然排门板上了，但是还可以继续做生意。直到所有的排门板都关上锁上，才真的休息。这就是上海人的生意经。

我要说的这家店的老板是夫妻两个，都是天津人，说的一口翘舌音很重的天津片子，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老板，只见过老板娘，四十多岁的样子，瓜子脸，皮肤光滑细嫩，靠左边的牙齿上镶着一颗金牙，闪闪发光。她的头梳得特别滴溜光滑，发上总是亮晶晶的，一看就知道抹了油。她有三个女儿，佩丽、嘉丽、美丽，小女儿美丽是我的同班同学。

这个女孩生的美，跟她妈一样也有一张瓜子脸，白皙的皮肤，白皙的手臂，小小的身材，小眼睛小鼻子，说起话来嗲声嗲气，如果我们站在老远的地方听她说话，根本分不清她在说些什么，好像只听得见她在喘气的声音。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候，大女儿二女儿都已经上高中和大学了，小女儿美丽还在家中，跟我们一起上那时候已经名存实亡的初中。1967年我们小学毕业那年之后，就没有中学可以上了，虽然按照教育部门的分配，我们应该都是向阳中学的学生，但是学校的教师领导都在工宣队的领导下闹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中学生们不用去学校读书，每天都在弄堂里混。男生都是在弄堂里走来走去看着上班的人群，闲散无聊，有的时候打打群架。女生就在家中打打毛衣、嚼嚼零食。但是这个酱菜店的美丽小姐却不一样，她不太出来，呆在店里帮她父母照应生意，总是静静地坐在柜台后面，为客人装酱菜，打酱油，她最喜欢的就是嗑瓜子，而且是上海采芝斋的苏州玫瑰瓜子，这是我们从她放在旁边的一个纸袋子的红字上看到的。她坐在柜台之后，嘴巴里一刻不停地在嚼吧，时而吐出瓜子壳。没事的时候眼睛总是瞟向外面，就像南京路照相馆橱窗里的营业员那样引人注目。

上海人喜欢在早上吃泡饭，所谓泡饭就是隔夜的米饭，到了早上就用开水泡一下，据说这是上海的一大地方特色。在没有冰箱的年代，隔夜的饭到了夏天还要放在淘箩里吹干，早上吃泡饭，倒也凉爽可口。于是酱菜就成为每天必不可少的小菜。紧贴着这家天津人开的酱菜店旁边还有一家国营的酱油店，也卖酱菜，但是每次我宁可多走几步路，弯到酱菜店去买什锦菜、萝卜干、玫瑰大头菜、乳腐，为的是看一看酱菜店老板娘的这个女儿。

她呢，总象个有气无力的冰美人一样，也不多说话，拿起一个勺子，轻盈地往我给她的碗里装酱瓜、乳腐、大头菜。我们班上很多同学都到她那里买酱菜，于是她在我们班上也就有了一个绰号，“小酱瓜”。

小酱瓜很注重打扮，尽管在那个年代没有很多式样的衣服，街上最流行的都是草绿色的军装和工人的蓝布工装。但是这个小酱瓜把这些颜色的衣服穿在她的身上就是不一般，把军装的腰身收紧，便凸显出她的水蛇腰，把蓝布裤的裤腿稍稍弄瘦一点，就把她饱满的屁股露出来了。她坐在店堂间里，常常是蒋家巷来来往往的人探头探脑看的一道风景线。

 

文化大革命开始两年，很快，就开始了上山下乡运动。1969年开始，中学毕业生就陆陆续续地走向农村。小酱瓜整天在酱菜店里坐着。虽然不参加班里的任何活动，例如红卫兵誓师到农村去大会，或者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下来之后要敲锣打鼓地去市政府报喜等等。但是她那里的各种消息却非常灵通，因为不断有人到她那里买酱菜，不断地有人告诉她各种消息。她呢，还只是在店里坐着，磕磕瓜子，吃吃零食，打扮打扮，倒也清闲。

1969年12月的一天，学校已经开始了69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报名动员，我们这一届的学生将要全部到农村，去向有安徽、江西、云南、黑龙江、贵州等地。从1968年开始毕业分配以后，中学生有1966届毕业的学生，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上海的工厂企业工作，1967届毕业的学生则有相当一部分到农村去，只要家中有66届留在上海的子女，67届毕业生基本上都是到外地农村或者农场。68届学生则有大部分去农村的，但是其中有很多都是到市郊的崇明、南汇等农场工作，少部分留在上海。而到了我们这一届69届，则毫无保留地全部去农村。虽然也有农场、军垦农场，但是大部分都是直接到农民生活的生产小队去，那就叫插队落户，把户口都要迁到生产小队，是真正意义上的当农民。

 

当时在学校中采取自由报名的方法，如果在学校中过期不报名的话，里弄里的老大妈就会敲着锣鼓，摇着红旗到你家中来动员，反复劝说着到农村去的意义。

随着1970年六月我们毕业的日子临近，弄堂里的锣鼓声一声紧似一声，一批又一批同学开始商量着到哪里去落户。

我那个时候还当上了我们班的红卫兵排长，我妈妈还是里弄的业余干部，平常还要劝说其他的学生和家长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我当然是要报名的啰。我在班上第一个报名去了江西。

那一天，我又到小酱瓜的酱菜店里买酱菜。小酱瓜给我打了一勺什锦罗汉菜之后，突然问我，你要到江西插队落户去啊？我点点头，一边惊异地看着她，佩服她的消息灵通。我看着小酱瓜，只见她那双眼睛中流露出一种依恋的神情。“我也要去插队了，我两个姐姐都是在上海，我只好去外地。”

“那么，你准备到哪里去插队呢？”我随口问了一句。

小酱瓜有板有眼、有气无力地说着；“要我到黑龙江去吧，哪里天太冷，听说男女还都睡在一条炕上，男生晚上出去小便还要带条棍子。”

“为什么？”我傻里傻气地问了一句。

小酱瓜看了我一眼，还想怪我连这个都不知道似的，但是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自顾自说下去；“到到安徽吧，那里没有米，只有山芋干、珍珠米，最多有点面粉，而且听说安徽很穷很苦，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饿死了很多人。我吃不惯面粉，吃了会发胖，变成一只烘山芋。”

我看了看她，倒是白皮细嫩的瓜子脸，一副根本无法吃苦的样子。

小酱瓜吐了瓜子壳继续说下去：“要说云南吧，太远了，而且那里都是少数民族，老野蛮的，去了就回不来了。贵州更不行了，我妈妈说，那里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地无三尺平，不能去的。”

“那么最后只剩了江西啰，”我说。

“只好到江西去，那里是种水稻，吃米的地方，就是要走山路，我的脚会疼的。想来想去也只有这样了。“、

 

过了没有多久，小酱瓜还真的报名到江西，还与我分配在一个生产队。这件事，后来我们比较熟了之后，我问过她，你是不是跟负责分配的老师说要跟我分在一起？她说，我是想跟你在一起，有个照顾，我是直接跟工宣队说的。我点点头。

 

 

 

 

1970年5月5日，上海南站。

那个时候的南站只是一个装卸货物的车站破旧而又简陋。从1969年到1970年，上海每天有几万知识青年分别乘火车到南北各个地方。北站已经不够使用了，于是就用南站作为往南去的火车的出发站。

我们坐公交汽车来到了南站，还没有到走进站，就只听到锣鼓喧天，高音喇叭不断播放着革命歌曲，几乎要把南站的蓝天都要掀掉了。一排排穿着草绿色军装的知识青年进到车站里面，纷纷找到自己所属的车厢。上了车。

我没有让我年迈的妈妈来送我，只让一些还没有上山下乡的同学来送我。汽笛长鸣，车站上居然一片哭泣之声，高音喇叭里播放着当时最流行的抗日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毕业歌》，当局想要通过这些雄伟激昂的歌曲来壮声威，但是十六七岁的少年哪管这些，照样哭声一片。

不过当火车开出几十公里之后，车厢里的哭声已经停止，知青们开始打牌，角落里坐着一个穿着草绿军装的女孩，正含着话梅，一声不吭地对着车窗。

正是小酱瓜。

她也看到了我，于是马上就笑了。我们两个一起在车窗边上攀谈着。到了晚上，小酱瓜开始打瞌睡，她的脑袋就不由自主地垂落到我的头旁边，我嗅到她头发上的淡淡的香气，那是上海出产的百雀灵的香味儿，令人心醉。

记得上海到鹰潭的火车开了大概足足有十二个小时之久。直到半夜才到了鹰潭火车站。车站非常简陋，天正下着雨。从火车上下来的知青足足有一千多人，大家拿着自己的小件行李，排好队，跟着领队的工宣队师傅朝车站外走去。来到一个更大的广场，当时夜蒙蒙的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后来我从江西回上海在鹰潭上火车的时候特意去找了一下，那是鹰潭的长途汽车站。

广场上停着一排排公共汽车，那模样看来还很熟悉，就是上海马路上开的那些43路、41路、96路等等的公交车。我们这些人看到了说，咦，怎么上海公交车开到了江西？旁边的一位穿着藏青色工装的老师傅用上海话说，是啊，我们都是从上海调过来为你们开车，送你们到乡下去的。

原来当时由于到江西的上海知青太多，江西省根本无法抽调出这么多的长途班车来送知青。于是江西和上海两地的政府商量，临时从上海抽调了几百辆公交车到江西，每天送知青到插队的农村去。

上了公共汽车，小酱瓜就坐到了我的身旁。

从鹰潭开出的汽车沿着盘山公路向赣南方向开去，经过抚州、南丰、南城、广昌。一路上水田里的稻秧已经插好了，一排排一株株整整齐齐地倒映在水田中。树木是绿的，土地却是红色的。对于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没有见过农村的我们来说，显得格外新鲜。议论一路上不停。例如，江西的土都是红颜色的，这引起了我们这帮十六七岁的学生的好奇，大家都在争论为什么这儿的土是红色的。有的人说是江西是老革命根据地，当年这里打了很多仗，死了很多人，鲜血将土地染成了红色。有的人说是因为这里的矿场非常多，矿物中的红色颜料将这里的土地变成了红色。总之，对于红色的土地，大家的话题特别多，整整谈了一路。

汽车开了三五个小时之后，这种议论声音开始小了，长时间的在汽车上在山沟里翻来爬去，大家的胃吃不消了。小酱瓜第一个哇地一声呕吐了出来。她坐在窗边，呕吐是突如其来的，一下子把我的半拉军装都沾染了。

小酱瓜这一吐不打紧，我的胃本来就翻江倒海。这一来马上也感到非常难受，想要往外吐，我站起来，要开车窗，就向车外吐出去。回头一看，几乎每个车窗都被摇开了，一只只脑袋露在外边，都在呕吐。

车是不能停下的，前后一长溜足足有十多辆车开往我们要去的地方---------江西石城县。大概经过了十来个小时，从广昌到了石城。

 

第二天早上，一辆辆汽车又开始把所有的知青送到所在的公社或者大队，不知道往哪儿开，反正是送到公路的尽头。我们的那辆车是向木兰公社方向开的，沿途经过小松公社、横江公社等，来到了木兰公社。木兰公社的知青都是我们学校的，大概一共有一百来人。在木兰公社吃了猪肉粉条和白饭之后，汽车就正式向自己的大队生产队开去。我们所在的东坑大队最远，所以一路上将其他大队例如新河大队、基坑大队的知青送完之后，我们的汽车才来到了公路的尽头，东坑大队的大队部。前面没有路了，这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大队部只是一幢简陋的二层楼的房子，涌上来一群皮肤黝黑、各自矮小，但是青筋暴露的青壮年汉字。他们没有任何表情，只是默默地看着我们这群人。

我数了一下，我们大队一共有两个生产队的十个人，另外靠近我们大队的角山背垦殖场有十来个男女，一共二十来人，所有的行李这次都卸下了，堆在大队部门口。

 

我和另外五个知青分配在凹下生产队，这是东坑大队最远的一个生产队，距离大队部五里路。另外四名知青分配在大队部旁边的牛栏江生产队。角山背垦殖场派出了一大批人来接，他们很快就沿着大队部前边的一条小道走了。我跟相熟的阿四打了招呼，道了声，“我们过两天到你们那儿去玩啊。”他们一行十多人就走了，转过一个山背就看不见了。

牛栏江的四个人，曹国梁、蔡丽萍们也由老乡们帮助将东西搬走了。

留下我们六人。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的箱子。只见队部矮房中出来六个精壮精瘦的汉子，用扁担把我们的箱子一头两个，挑了就走。问他们，有多少路，其中一个矮小但是精瘦的汉子，眼睛大大的，说话时嘴巴慢悠悠地掀动，他头也不抬地说，“三里路。”

于是我们六个男男女女就跟着他们山上走去。

小酱瓜和袁慧明、丁增华三个女生，我、小宝宝、陆伟旗三个男生，都背着自己的军用小挎包，上面绣着“为人民服务”的红字，拎着自己一两件的小行李，跟着六个老乡往山上走去。

这是一段往上爬的坑坑洼洼的山路，没有几步，我们就已经气喘吁吁地。时下虽然五月，天气并不热，但是我们早已经大汗淋漓。小酱瓜用一条红色的手绢擦着汗，连连娇滴滴喊着，吃不消了，吃不消了。要求休息休息。她在上山的时候，老是拉着我的手，还把一个包挂在我的脖子上。回头只见老乡那六根扁担，挑着硕大的箱子，一声不吭地往上爬。他们在山坡上走的是之字形路线，不紧不慢，硕大的箱子在扁担上一摇一晃，慢慢地前行。于是我们也就只好往山上走去。

一直到山顶，他们才发一声喊，齐刷刷地停了下来。那个大眼睛矮个子的精壮汉子用不纯熟的普通话说，我们挑着担子，你们空手还走不动，将来怎么在生产队里劳动？

我们面面相觑。只有陆伟旗大人一样地说，我们是学生，只会读书。你们是农民，当然你们比我们厉害啰。

到了山顶之后，再往下就一路顺坡。转过一道山湾，突然一个绿树覆盖的村落显露出来，红土砌成的一排排土房在眼前展现，一个绿色的池塘中水漫着荷叶，鸡叫鸭鸣，狗也在汪汪地叫，还传来了小孩的哭闹声。

我们都被这静谧的村落美得惊呆了，一时无语。小酱瓜随口说了，这地方真有点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沿着池塘旁边的小路，经过了何家祠堂，我们来到了村里。青石板的小路，砖瓦砌成的两层楼房，一大片打谷场之后，就是我们住的房子。老乡将我们的所有箱子放到房子里后，就各自回家吃饭去了。

屋里就留下了我们六个知青。

天开始黑了，房间了没有电灯，一盏小油灯点了起来。油灯下，我们六张脸写出了一片陌生和困惑。一股担心恐惧的心情油然而生，小酱瓜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其他两个女生也跟着她哭了。

我们三个男生走出门外，外面竟然有一大群小孩在围着我们了。他们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们，也是一声不吭。

我们的肚子饿了，于是将家中带来的面包、蛋糕、香肠火腿吃了起来。孩子们一声不吭地看着我们。

 

 

每天早出晚归，没有人做饭，回到家一片混乱。因为如果个人自己做饭的话，一个灶头根本来不及给我们使用。我们六个知青商量了一下，留一个女生在家中烧火做饭，到了中午就将饭送到田头。但见小酱瓜总是争着要在家中做饭，虽然她根本不会做饭，不是将米饭做糊了，就是做的夹生饭。但是她就是怕上田头干活。

知青基本上与农民们同样的劳动。当时的工作是为刚刚插好秧得得稻田施肥。我们这些人都要卷起裤腿，在水田中来来回回地走动。三位女知青卷起裤腿，露出一大截的小腿。小酱瓜的小腿苗条圆润，小而丰满，三个人中唯有她最有魅力。一同劳动的老乡的眼睛不忘稻田里看，直往她的小腿上瞄。不过她只下了一天的水田，第二天就不下了，因为她觉得受不了赤裸着小腿在田里走来走去，田里的老乡赤裸裸的眼光盯着看。总是借故与丁增华换班，在家中做饭。有的时候就躺在家中不出工。

 

虽然，田头劳动的老乡看到这些女知青的大腿都忍不住要多看几眼，我们这些人却还没有这样馋痨。我们更不知道，除了老乡之外当地有一些下放干部和公社领导也在垂涎这些女知青。我们无法想象，从上海大城市来的十六七岁的水嫩嫩的女学生，对于一些从来没有走出过公社、县城的江西男人来说是多么地具有吸引力。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男知青，是不知道的。

 

话说当年在江西农村生活劳动的城里人，除了我们这些知青之外，还有所谓的五七大军，也就是南昌、赣州的中小学老师下放到农村。有的人还担任了公社的一部分领导职务。木兰公社的五七办公室主任就是由来自赣州的一位干部担任，他姓赖。我们在大队部开会时看到过他，长得有点粗，两眼眯缝着，下巴上光光滑滑没有一点胡须，说起话来一本正经，总是在引用毛主席语录。我们都叫他赖干部。

有一天，他来到我们生产队视察知青的安置工作。我们这些知青都在外劳动，只有小酱瓜在家中做饭。听说他们在灶间聊了一下午，小酱瓜向老赖反映自己的身体不好，手上没有力气，没有办法到田里去劳动。

几天后，大队部就给小酱瓜调动了工作，到大队部的种猪场工作。那个工作非常轻松，主要是负责给母猪配种。

在大城市里生活了十六七年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上海食用的猪肉是农民家中饲养的阉割以后的猪，叫肉猪。从农村中收购了这些肉猪之后就送到城市供应，农民换得一些钱。有的农民为了多赚一些钱，在养肉猪的同时，再养一口母猪，当地人叫“猪婆”，专门用来生养小猪，猪婆一年生养一两次，一窝猪子有十多二十多只，把小猪卖了就可以赚钱。当然，母猪必须要与公猪配种才会生小猪，而公猪（“猪公”）却不是一般家庭中可以养的，需要品种特别好，体格特别强壮的，被称为种猪。一只优良种猪的价格非常高。大队部于是专门养了几只种猪。农民想要为自己的母猪配种，就要付钱给大队部，由种猪场的人将公猪赶到农民家中配种，或者由农民将母猪赶到种猪场配种。这个工作非常轻松。小酱瓜就到大队部种猪场当配种员。

说来还有点不好意思的是，我当时还不知道配种的意思。

我相信当时很多同龄人也不一定知道。小酱瓜一开始也是不知道的，但后来她比我们更早地知道了。她每天要赶着母猪去配种，坐在那里就是等着公猪发情，爬到母猪身上交配。有的时候那公猪笨头笨脑地不知道怎么交配，小酱瓜还要扶着公猪帮一把，甚至要帮着它把那支阳具插进去。一来二往，当然小酱瓜对于男女事情也就了熟于胸，而在那个年代性的觉醒一旦开始，那就不可收拾了。

过了半年左右，我们除了经常在赶集的路上偶然看到小酱瓜赶着公猪之外，其他时间很少看到她了。有一天我们在田头劳动，突然公社广播传来，五七大军的赖干部因为奸污知识青年，已经被抓起来了。

田头立即传开了这个消息，第二天就知道，原来赖干部跟小酱瓜在种猪场的休息室的床上做爱的时候，被检查工作的温书记逮着，这件事情就这样传播出来了。田头的消息传的有鼻子有眼的，说什么小酱瓜在床上象哭一样地呜呜叫，被温书记听到了，以为有什么人欺负知青，于是赶过去，却看到赖干部骑在小酱瓜身上。

赖干部被抓了后，向公社一一交代了他的问题。在农村中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保密的，尤其是这类男女之类的搞腐化，先要在公社的保卫处预审一下。男女都要一一交代，做笔录，那些保卫干事就会把其中的咸湿故事讲了传来，那更是田头小广播传播的主要内容。于是一段段故事加油添醋地传来，说当初赖干部是有意将小酱瓜调到种猪场，他在到生产队视察的时候就看上了小酱瓜，但是言谈中发现小酱瓜对于男女之事还只是懵懵懂懂地，觉得要开发她一下，于是装作关心知识青年，建议大队干部调动小酱瓜。

从此以后，赖干部到种猪场视察的次数越来越多，三天两头往那里跑。还挑逗小酱瓜。最关键的一次是，赖干部点起烟来，要小酱瓜帮他点烟，一边说，你看我这支烟象不象种猪的鸡巴，需要你来点啊。小酱瓜一开始倒是不愿意，后来赖干部抱住了她，用手摸她，小酱瓜就顺势上了床。赖干部得手之后，小酱瓜离不开他，要他三天两头去那里，不让他走。到后来，倒是赖干部怕她了。一堆堆故事成为田头的兴奋剂。而在这些故事中，我们这些青涩中学毕业生终于知道了什么叫男女关系。

不久，赖干部被宣判了死刑。据说当时云南、黑龙江、安徽等地都发生了强奸女知青的案子，一一判处了死刑。云南和黑龙江被判死刑的还是解放军的团级干部。

赖干部被枪毙之后，小酱瓜倒还是没什么事，每天照样赶着公猪到处去配种。但是田头小广播隐隐地传来，好像小酱瓜从此之后，对于男人好像有点来者不拒的意思，而且喜欢比较成熟的男人，象我们这种人都不在她的眼睛之下。我有一次在去公社赶集的路上见到过小酱瓜，她正在赶着一头硕大的公猪，浑身已经散发出成熟的少妇的感觉了，人也不再是那样的瘦小，开始丰满起来，尤其是那对奶子，在山区路上走路一晃一晃，真的象一对小鸽子，跃跃欲飞。我跟她打了招呼，问她到哪里去，她看到我，还是非常热情，然后减低声音告诉我，‘我要回上海了。

原来小酱瓜的姐姐在上海已经给她找到一个对象，要她回去结婚。这时候，离开1970年从上海来江西插队已经有四年了，小酱瓜也已经从一个只会磕磕瓜子、叫唤叫唤太累太苦的女中学生出落成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大姑娘了，更重要的是她已经成为当时我们公社无人不晓的名人了。

不久我们在公社的路上，再也看不到小酱瓜赶着公猪的影子了。

第二年我回到上海探亲，与母亲无意中谈起，她说你的那个同学小酱瓜已经嫁给了一个香港人。

从此我在上海就再也没有见到小酱瓜。

 

下

 

我是在1989年4月来到洛杉矶的，那个时候正好是离开我去农村插队落户的日子19年。当时只身一人来到美国，同样举目无亲，处处需要自己的艰苦奋斗，我们都戏称到美国留学是洋插队。

几年之后，我应聘在一家中文报纸当记者，正逢东方航空公司开通上海到洛杉矶的航班，我参与了全程报道，认识了其中几位航空小姐，象张如、童异男等人。后来我们相熟了，一些航空小姐来到洛杉矶总会打电话来找我们去聊聊，有的时候我就让他们带些小东西来。1994年的5月的一天，我到东航在阿罕布拉市一家旅馆去拿东西的时候，看到房间里面的床上坐了个小女人，梳着一头男人的童花头，瘦瘦小小的，穿着一套牛仔衣衫。听她说话的声音娇娇滴滴地，非常熟悉，再仔细一看，那不是久别了的小酱瓜吗？我盯着她看了好久，她也认出我来了，于是两人都喊了对方一声，竟然同时说出来，你也在这儿！

原来小酱瓜到这里来也是取东西来的，东航小姐为她带来的竟然就是她最喜欢的上海采芝斋的玫瑰瓜子！

“原来你的这个嗑瓜子的习惯还没有改。”我说。

小酱瓜：“其他东西美国都有，就是这种瓜子买不到，我就托人带了来。“

于是我们就开始聊开了我心中一直无法解开的谜团，小酱瓜从江西回上海后到哪里去了？

小酱瓜此时已经将近五十岁了，但是你绝对看不出她有这个年龄，看上去最多三十多岁的样子，加上她梳了一个非常时髦的男式童花头，更加干练有神，不过两个眼睛中再也找不到年青时的那种清纯。皮肤还是保养的非常好，眉毛用黛青画出一道弧形，眼睛不大，流光四顾，波动转换，似乎有一些狐媚之气。一旦说开了话头，她一点都不避讳跟我讲讲她的故事。

1973年，小酱瓜的大姐姐从她妹妹口中知道了一些关于小酱瓜受到欺负的事，着急地通过朋友的关系给她介绍了一个香港商人，那人足足比她大了二十多岁。小酱瓜从江西赶到上海的当天就跟香港人约会。那个香港人马上就看中了小酱瓜，小酱瓜说她们姐妹三人和这个香港人当天在位于南京路上的德大西餐馆吃了法国大菜。小酱瓜看看那个香港人虽然外表上又粗又黑，只会说一口广东普通话，很难听懂，可以说连语言的沟通都有问题，心里是老大的不愿意。但是当年的香港人头上罩着一个光环却吸引着她，那是海外关系呀。海外关系就意味着金钱、地位、绝对富裕的生活。一想到从此之后可以跳出苦海，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可以对所有的亲戚朋友炫耀自己以后就是个香港人，小酱瓜居然马上就答应嫁给他。说起这段往事，小酱瓜还掏出了身上带着的当年他们认识的时候照的彩色照片，那个男人又粗又黑，壮实的身体旁边是小酱瓜苗条纤瘦的身体，简直就像一头牛站在一只猴子身旁，截然是两个世界的人物。而更大的反差则是年龄，粉嫩的小酱瓜就像是这个粗黑男人的女儿。

小酱瓜说，没有几天，在上海的母亲姐姐们的操持下，小酱瓜很快就跟香港男人结婚，到街道开个证明就到民政局登记结婚了。就此那男人也很快给小酱瓜办好了到香港去定居的手续。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就去了香港。到了香港之后，男人对小酱瓜是非常怜爱，日日厮混在一起。男人是个地产公司的会计，有着固定的收入，于是小酱瓜也不需要出外工作，虽然收入不是大富裕，倒也是锦衣玉食，当起了太太。

毕竟是年龄的差距太大，身体上的要求也不一样。小酱瓜自从被种猪场激发起女人的性欲之后，她对于这方面的要求就无休止了。那个年已五十的香港人怎禁得小酱瓜二三十岁的女子的缠绵。每日早晚只得应付而已。小酱瓜整日在家，闲得无聊，又开始嗑起上海采芝斋的玫瑰瓜子、看看录像带什么的。越是呆在家中，越是会“作“（上海话发嗲和纠缠的意思）。老公实在受不了了，建议她干脆外出去做房地产的经纪人生意。谁知不做还好，这小酱瓜跟社会上的人一接触，却又引出一段桃花劫。也就是这个房地产公司的副经理，来自上海的马某，看中了小酱瓜的美貌和风骚，两人一来一去，立刻勾搭上手。瞒着老公居然成其好事。

事情终于在一天的中午败露。老公回家取忘记在家中的皮夹子时，发现了小酱瓜躺在床上跟马某在一起留下的痕迹，被褥也散乱不已。心中生疑，找了一个侦探公司跟踪老婆，最后发现并抓到了小酱瓜与马某鬼混的证据。两人就一拍两散，而小酱瓜拿到一部分家产就来到了美国。那时也正是1990年。几乎与我同年来到美国！

那么，小酱瓜在美国现在从事什么职业？看她谈起往事，事无巨细地一五一十地到来，甚至那些最隐秘的事情，那些男女之间的私事她居然也会脸不红心不跳地委婉而谈，一提到现在的状况尤其是从事的职业，她却支支吾吾地不说了，只是说以后有空我会请你到我那里去的。谈到目前的情况，小酱瓜说自己还是单身，她甩了一句话，“男人没有好东西，我算看透了。今天碰到你因为我们是最单纯年代的同学，我还说了那么多，我现在遇到男人都不怎么多说了。”

我们在美国第一次谈话大概谈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惹得在旁边的东航小姐张如嫉妒地说，你们是什么时候的老朋友啊，怎么谈不完的话？

终于在一番畅谈之后分手了。临走的时候，小酱瓜把她的手机给了我，要我以后有空的时候给她打电话。

在报社工作的日子，是最忙的，几乎没有什么休息，只要有新闻，就要开车出去追踪，采访当事人。

大概几个月之后，虽然心中还想着什么时候跟小酱瓜见见面，但是始终抽不出时间。

一天，收到洛杉矶警察局公关组约翰的来电，说该局的扫黄小组将于明天晚上出动，对圣盖博华人聚集的区域抽查，我们报社可以派一人前往随同。这可是一个抓新闻的好机会。我在第二天就跟着警车向圣盖博市驰去。车上，约翰告诉我，扫黄小组的人员已经假扮嫖客在几个点活动，一等他们发出信号，警察就冲进去。一般来说，警察抓的都是妓女和开妓院的老板。对于嫖客却是网开一面。

我们的车就停在山谷大道和牛街拐角处。

对面的一排公寓房子就是柳浪闻莺处。

约翰手拿着对讲机，其他几个警察也拿着对讲机，等待着不同的地方发出的信号。

突然，约翰的对讲机发出嘟嘟嘟的信号，约翰笑了一下，这小子，得手了。原来，为了拿到妓女卖淫的证据，一般的都要在交易有着金钱的时候进行，例如警察假扮的嫖客，要谈到多少钱，而警察也要拿出钱来有小姐收下，然后宽衣解带的时候由警方逮捕才可以算作是卖淫。警察冲进去的时间要拿捏到恰到好处。冲进去早了，金钱交易还没有开始，卖淫女可以说是自愿，没有金钱行为。而冲进去晚了，假扮嫖客的警员会非常尴尬，钱也交了，也宽衣解带了，接下来，就是；做还是不做？按规定，即使扮成嫖客，警员也是不可嫖妓的。

约翰跟扮成嫖客的基米是朋友，于是开了一个玩笑，收到信号没有马上进去，慢吞吞地走过去，那对讲机的信号嘟嘟嘟嘟连续不断地发。最后三名警员和我们两个记者冲进去的时候，假嫖客和卖淫女都已经脱光了衣服，正在床边坐着谈心呢。我第一时间就举起相机对着卖淫女照相，闪光灯下，那女的机械反应地用被单遮住胸部。不过我的相机已经拍下了。不过只是一张背面的照片，等到我要去拍正面的照片时，我的快门按不下去了，那不就是小酱瓜吗？

她正在惊慌失措地找毯子之类的东西掩盖，她看到是我，更是抬不起头来。

第二天的报纸上，各大报纸都登了照片，只有我的报纸没有照片。

洛杉矶警局后来对于参与卖淫的人只是罚款了事。据说从此之后，小酱瓜再也不做这类事了，我打电话就再也找不到她了。东航小姐告诉我，她嫁了个老头，住到凤凰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