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美国体操选手柳金和约翰逊告诉了中国什么？

在女子体操个人全能比赛中，美国选手柳金和约翰逊击败所有中国选手，包揽了金牌银牌。对我来说，这多少是个意外。虽然赛前美国的电视评论员和体操专业人士都看好她们俩，我则觉得中国运动员肯定赢。毕竟，我们的运动员是举国体制培养出来的，从小层层科学选拔，封闭训练，一切国家包到底，个人除了专心训练外，不用为别的事情分心。可是，美国的体操运动员，要到一般的公立学校上学，一般放了学才训练，并要为自己的生计操心。她们是业余选手。她们这次获胜，实际上是业余的击败了专业的。这当然是个奇迹。

柳金和约翰逊之间，一直互有胜负，这次也是毫厘之差。不过，两个人的背景截然不同。约翰逊是艾奥瓦州普通劳动阶层的孩子，从小就矮矮胖胖，象个艾奥瓦的小土豆，若生在中国，你很难想象她会被作为体操苗子被选进体校。但是，因为她从小就对体操着迷，父母为了女儿高兴而不惜代价，欠了一屁股债支持她在俱乐部训练、到处比赛，才有了今天。

柳金的经历则独特得多，对中国更有启发意义。她本来自俄罗斯，父母都是前苏联的体操名将。父亲柳金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体操冠军，我们这代人对他还记忆犹新。母亲也是艺术体操的世界冠军。俩人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按说，她的先天优势无人能比。但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柳金的父母，象中国运动员一样，是举国体制的产物。但是，九十年代初赶上苏联解体，举国体制崩溃，不得不自谋出路。这和我们的一些金牌运动员退役后赶上市场经济的大潮也有些类似。于是，两人带着两岁多的女儿来到了美国创业。他们虽然是世界冠军，但毕竟不是李宁那样的大牌，况且到了美国，世界冠军多入牛毛，谁还能记得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从头干起，当教练打工，最后和一位俄罗斯朋友一起建立了“世界奥林匹克体操学院”，其实就是三所连锁的健身房。

小柳金就是在这个学院中长大的。不过，她并不是被父母手选的“苗子”。相反，父母象许多在举国体制中成长起来的运动员一样，干一行伤一行，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自己这样的苦命。但是，他们因为太穷，请不起人来看孩子，自己创业又太忙，没有时间管孩子，只好让孩子每天在自己的健身房了泡着。久而久之，竟泡成了奥林匹克冠军。而她自己也没有条件象我们的运动员那样干“专业”。她去年高中毕业，已经进了大学。今年为准备奥运会休学一年，完了后还要回去读书。她已经开始拍电影，并拥有一家体操用品的小公司。

本届奥运会后，中国的体制肯定需要大规模改革。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靠计划经济的方式办体育是难以长久的。但是，改革以后，运动员的出路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早已经提出来了。国人都知道女子举重冠军最后当了搓澡工的故事。不过，到美国看看，我们就会受到不少启发。柳金的父母就是一例。我在波士顿近郊家边的健身房中，也有个俄罗斯的教练，女儿也是因为没人看跟着他在健身房里泡着。中国体操队的退役队员，也在周围的夏令营里教孩子们体操的。出路多得很。这次的亚军约翰逊，就是前中国体操运动员乔良一手调教出来的。他退役后跑到美国当助理教练，最终在艾奥瓦开了体操馆，也和柳金的父亲差不多，也算是自谋职业的“个体户”。

举国体制的问题是，眼睛仅仅盯着几个运动精英，把他们从小圈起来，与世隔绝。他们在奥运会上的成就，无法反映一般老百姓的体育运动水平。甚至奥运会水平越高，老百姓的体育水平越低，因为体校、专业队的体制抢走了基层社会的体育资源，导致运动场地和设施的奇缺。民间体制的长处，则在于有教无类。民间的体育运动越普及，约翰逊这样的艾奥瓦小土豆也好，柳金这种名将之后也好，也就越会不拘一格地冒出来，最后转化成奥运会的奖牌。为什么那么多的前苏联、东欧、乃至中国的运动员，退役后到了美国还能找到饭碗？根本原因，还是人家体育普及。我见过的美国任何一个高中，都有标准的奥林匹克式的运动场。那当然不是鸟巢，但进行奥林匹克田径比赛、足球比赛，绝对是合格的。有的看台也大到能容千人以上。我在国内只会游蛙泳，到了美国才学自由泳。但是，我这么个初级水平的人，竟有幸与美国奥林匹克游泳运动员同池训练过。故事是，我当年读研究生时，在学校的游泳池学游泳，边上就是校队训练。我经常先看他们五分钟，然后下水模范他们的动作。后来得知，这些人中，就有位美国奥林匹克游泳队的选手。在中国，别看冠军退役会当搓澡工，平时可是高高在上，有几个老百姓能接近他们？怎么能靠他们带动全民体育？

打破举国体制，也是将把专业运动员赶到民间去，让他们走柳金父母的路。要知道，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体操全能金牌的得主Carly Patterson，也是在柳金父母的私人体操学院里训练出来的。人家能，为什么中国不能？

□ 原载凯迪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