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停止计划生育比政治改革更为迫切
作者：水寒
一、中国政治改革不能走台湾、韩国、东欧的老路
二、人口政策改革应是政治改革的前提
三、人口问题远远超越意识形态
四、停止计划生育比政治改革更为迫切
五、大道至简：生生不息
六、无限风光在险峰--出生高峰就是政绩高峰
一、中国政治改革不能走台湾、韩国、东欧的老路
《礼记.杂记》认为君子有五耻：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众寡而己倍,君子耻之。
相对于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如德国、英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来说，中国确实是“地有余而民不足”，这些地区已经在鼓励生育，中国为什么还坚持计划生育？
政治人物，都会萌生出名垂青史的愿望，都希望“居其位,有其言,有其行”，这种愿望在任期的后期往往还非常强烈。蒋经国就是个例子，1980年代中后期，蒋经国已经到了人生暮年，并且疾病缠身，自觉来日不多，有强烈的急迫感，要在有生之年启动政治改革。很多人认为，当今能让中国决策层名垂青史的只有像蒋经国那样的政治改革。其实这种想法值得商榷，因为蒋经国改革只是暂时成功，从长远看，是失败的。
蒋经国的改革忽略了最不应该忽略的问题—人口。1975年蒋介石去世之后，蒋经国继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1978年正式当选为台湾领导人。蒋经国主政台湾时期，台湾经济发展迅速，并使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政治上，蒋经国于1980年代中后期，加速民主改革，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及报禁、进行国会改革。但是台湾生育率却从1975年的2.83下降到1978年的2.71，1984年之后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到他1988年去世的时候台湾生育率降低到1.85。李登辉主政台湾的时候（1988-2000），政治改革进一步深化，并完成了政党更替，但是却难阻生育率下降势头，到2000年生育率降低到1.68。陈水扁上台之后，台湾生育率更是急剧下降，2001年就降低到1.4，2005年只有1.1。尽管台湾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政策，生育率仍然徘徊在1.1左右。2008年马英九上台之后，仍然无法逆转台湾生育率下降的势头，2008年台湾生育率只有1.05，2009年只有1.0了，全球最低。
台湾的政治改革使得全民皆政，女性参政热情高涨。美国建国这么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女副总统。2008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也是有五个孩子的母亲，众议院女议长佩洛西（民主党）也有五个孩子，美国女性参政大多是完成人口再生产这个“主业”之后。而台湾民主才几年，就有了一个单身女性副总统吕秀莲。现在两党之一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是单身，两大直辖市之一的高雄市长陈菊是单身，萧美琴、陈文茜、洪秀柱、赖幸媛等政治人物都是单身。台湾女性被过度的驱使参加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将生育当成“副业”，生育率不降才怪。在台湾这种选举文化下，政治是高于人口的，为人口做出贡献的朱木兰（生育了包括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在内的6个女儿）是不会被人视为英雄的，而一个孩子也没有生的政治人物吕秀莲、蔡英文却被视为英雄。
台湾的最大的危机不是统独，而是生育率持续低迷，正在沦落为一个老气沉沉、毫无生气的地区。陈水扁对台湾最大的危害不是贪污，而是将生育率降低到1.1。但是台湾的学界和政界都没有意识到台湾真正问题所在；或者是意识到了，但是在目前的制度下无能为力。比如马英九能够牺牲短期政绩而降低养育成本？能够牺牲女性选票？他显然不能，只能放任生育率下降到1.0的极度危险的水平，等于是让台湾坐以待毙！
韩国也是在1980年代启动政治改革。但是韩国的政治民主化也伴随着生育率的下滑，生育率从1980年的2.83下降到2005年的1.08。韩国现在仍然在享受1980年之前繁衍的人口所创造的人口红利，根据联合国的预测，韩国2010年老年抚养比只有15%（6.7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但是到2030年老年抚养比将增加到37%（2.7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到2050年更是增加到73%（1.4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韩国汉城大学社会学教授殷基洙说：“除非能把人口问题处理好，否则，韩国社会将会在20至30年内崩溃。”
台湾和韩国已经是民不聊“生”了，社会彻底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了，这种急性自杀的制度难道值得复制？
七七宪章发起人之一、捷克剧作家哈维尔被中国一些人士视为楷模，因为他让捷克斯洛伐克实现了民主。在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化后，哈维尔于1990年出任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总统。1992年由于斯洛伐克独立，1993年哈维尔出任捷克共和国总统，并且于1998年连任，2002年卸任。相对于东欧和原苏联其他国家来说，哈维尔治理下的捷克的社会发展是很不错的。根据联合国2009年的资料，捷克的人类发展指数从1990年的0.847提升到1995年的0.857，2007年的0.903；人均购买力也从1990年的1.7万美元提升到2007年的2.4万美元；平均预期寿命也从1990年的72.1岁延长到2007年的76.4岁。而俄罗斯的社会发展却出现倒退，人类发展指数从1990年的0.821降低到1995年的0.777，到2007年仍然还没有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预期寿命从1990年的67.9岁降低到2007年的66.2岁。
估计在哈维尔有生之年，仍将享有盛誉。但是今后历史可能会重新评价他的功过。因为他的任期出现了生育率的急剧下降，捷克的生育率从1985年的1.96下降到1990年的1.90，1995年的1.28，2000年的1.14。1985-1990年，捷克每年出生人口占全球0.95‰，但是到1995-200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0.67‰，10年之内下降30%。虽然近年捷克在鼓励生育，但是生育率仍然只有1.2左右。斯洛伐克也一样，生育率从1985-1990年的2.15快速下降到2000-2005年的1.22。捷克目前经济发展不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处于人口红利时期（以前较高生育率出生的人口还是劳动力），现在的抚养比空前地低，只有42%，其中老年抚养比只有22%。但是，捷克的抚养比将快速上升，根据联合国的中方案预测，到2025年捷克的抚养比将提高到56%（老年抚养比为32%），2050年总抚养比增加到75%（老年抚养比为48%）。但是近年捷克的生育率走势却与联合国的低方案基本一致，那么依照低方案的预测，2050年捷克的老年抚养比将增加到54%，也就是说劳动力与老年人的比例从目前的4.5：1增加到1.9：1。
换句话说，哈维尔一方面让捷克现在的人民“活得更加民主、自由”，但是另一方面却让捷克人民“活不下去”了！
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外，其他东欧国家在政治民主化之后，也都出现生育率的跳跃性下滑。俄罗斯、乌克兰、波兰、保加利亚的生育率分别从1985-1990年的2.12、2.03、2.15、1.92都下降到1995-2000年的1.25左右。匈牙利、罗马尼亚现在的生育率也只有1.3左右。很多西方人口学者认为俄罗斯正是自我走向死亡（Russia is dying）。
从人口学角度看，台湾、韩国与俄罗斯一样已经是难以逆转地走向了“自绝”的道路，今后经济崩溃和政治崩溃是不可避免。
二、人口政策改革应是政治改革的前提
相对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地区，台湾、韩国、以及东欧的政治民主化都导致生育率急剧下降。是不是政治民主化本身是错误的？笔者并不这么认为。
但是这些地区的政治改革方案确实存在很大的弊病，没有进行配套的人口政策改革。政治活动的主体是“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更好地为“人”服务，但是如果政治改革成功了，但却损失了人口，那么是得不偿失。脱离人口可持续发展这一底线的政治改革，只是过把瘾就死。
近代世界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一是工业化，二是政治民主化。这两件事情都是有前提的。工业化的前提是必须完成农业革命，农业革命一方面为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和原材料，又使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能够从土地上脱离，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劳动力来源；否则农业人口转移到工业领域，农村劳动力不够，将引起粮食短缺。
英国在18世纪工业革命前，除了推广美洲高产作物外，还把三叶草和芜菁引入大田，改三轮制为四轮制，开始农业革命。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后的工业革命也是建立在农业革命的基础上的，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科学化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也是先进行农村改革，再进行工业化的。
同样，政治改革的前提是必须完成人口政策改革，否则生育率下降，社会丧失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当年欧美国家政治民主化的时候，生育率都很高，人口不是问题，就像水虽然重要，但是对于在江南的人们来说不算问题一样。但是1980年代后期，台湾、韩国、东欧政治改革的时候，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了，已经进入 “人口沙漠”，需要注意 “水”的安全了。当时这些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都已经在0.8左右或以上了，生育率自发下滑的“势能”本身就已经很大，需要小心翼翼地防止生育率下滑，需要政府出台一些措施，提供“动能”来对抗生育率下滑的“势能”。
但是这些地区却没有出台措施防止生育率下滑；而当时的激烈的政治改革等于是触发了蓄势待发的生育率的球，导致生育率跳跃性下滑；并且经济体系的改变，等于将个体置于高度竞争的斗兽场，经济安全大为降低，生育意愿也大为降低；东欧的改革还导致贫富差别的扩大，降低普通老百姓的养育孩子的能力。这种政改所引发的生育率跳跃性下滑的原因值得专门研究，笔者只是抛砖引玉。
政治改革可以解决中国强制计划生育问题，但是不能解决生育率下滑的问题。比如韩国民主化之后，金泳三彻底停止了计划生育，但是生育率却继续下降。
三、人口问题远远超越意识形态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称为始皇帝，意图“二世三世于万世，传之无穷”，怕儒生“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故焚书后坑儒以消除对政权的潜在威胁。但仅过了十多年，“坑灰未冷”就天下大乱，造反的刘邦和项羽却是“不读书”之人。
六十多年前，很多知识精英以为只要实行共产主义，就能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现在很多知识精英以为只要实行民主，就能解决中国所有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今后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人口危机，而不是政治危机。当然，人口危机也将转变为政治危机。超低生育率和人口萎缩也将是今后全球面临的最大危机。
人口投资是高投入，高产出，但是这种产出却有几十年的滞后性。人口再生产的长周期性与政权的任期制之间的矛盾，导致人口投资和产出脱钩，表现在两个方面：人口投资主要在家庭，但是产出却主要在社会；现任政府进行人口投资，但是产出却在几十年之后，而后面的政府却并不领情，比如1979年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在享受1950年-1979年人口投资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但是却反而指责毛泽东时期的人口政策；再比如罗马尼亚现在在享受1966-1989年的人口投资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但是却也指责当年的人口政策。
民主制度下当政者需要为自己和政党连任拿出快效的政绩，是不可能进行长期投资的。比如台湾生育率只有1.0了，从长远看，当务之急是提高生育率，降低养育成本（比如提高包括幼儿园在内的教育投入），让生育妇女能够安心养育孩子。但是如果在生育上投资之后，就无力完成短期的政绩，下一届选举必败。
从全球看，自由主义是自绝的主义，因为自由主义支持者生育率普遍低，比如美国自由主义的民主党的州的生育率比保守主义的共和党的州要低，而加拿大和欧洲比美国的民主党还要“自由”，生育率也更低。但中国的自由主义比较复杂，既有美国那种保守主义，又有美国那种自由主义。
从某种角度讲，现代民主制度是急功近利的制度，而人口政策却需要高瞻远瞩。古代的世袭制（其实是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却反而能够做出一些高瞻远瞩的决策，因为得考虑“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不可能恢复世袭制了）。现在发达国家除了美国外，其他国家的生育率都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不能持续发展，意味着社会也难以持续发展。1950年发达国家总人口占全球32.1%；但是2005年总人口只占全球18.7%，尤其是0-4岁人口只占全球的10.6%了。发达国家的老年抚养比从1950年的12%（8.3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增加到2005年的23%，而到2050年将达到50%（2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
笔者无意否定自由、民主的价值，无意全盘否定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事实上他们的制度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但是他们的制度确实存在很大问题，需要完善，需要升级。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治追求，有不同的政绩标准，祖父当年追求不上的漂亮女孩现在已经成了行将就木的老太婆，难道你还要将她作为追求对象？中国不能像台湾、韩国那样采纳原始版的民主自由制度，而需要探索升级版的民主自由制度。
有些左派学者提出恢复到公有制。但是当年苏联就是因为公有制，生孩子是大锅饭，并且破坏依附宗教的生育文化，在1950年代生育率就急剧下降（而欧美国家却在战后出现了婴儿潮）。1950-1955年、1955-1960年、1960-1965年、1965-1970年苏联的生育率分别为2.85、2.82、2.55、2.02，而同期美国的生育率分别为3.45、3.71、3.31、2.55。美国著名未来学家Peter Schwartz甚至认为人口决定了苏联的崩溃。中国在1960年代生育率还比较高，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朝鲜现在的社会发展水平远远比中国落后，但是生育率也已经只有1.8了；而与朝鲜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生育率还在世代更替水平以上。同为加勒比海地区的古巴和墨西哥社会发展水平一致，但是现在社会主义的古巴的生育率只有1.5，而墨西哥却还有2.2。
可见，现有的各种制度都不能解决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需要什么样的人口政策。有什么样的媒体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决策方式和政治运作模式。很多时候，一种技术的出现，就足以改变历史进程。
比如西周、春秋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集体经济的井田制是必然的选择，否则人类社会难以延续下来；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生产力水平提高，个体劳动者可以生存了，废除井田制是必然的趋势，商鞅“废井田，开阡陌”的改革是顺应历史潮流。造纸术发明之后，中国文明迅速赶超欧洲。欧洲发明活字印刷机器之后，欧洲出现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西方文明又超越中国。以报纸为媒体，产生了政党制度。在纸媒体的时代，领导层只要征求学者、士子（学术界）的建议就够了，参与决策的只有少数精英人士。中国很多政策，就是几个学者主导下完成的，公众没有发言权。1980年代宋健、田雪原的独生子女的建议能够被采纳，是得益于当时“不争论”的政治气候。
但是互联网时代就不一样了，互联网上的用户越多，观点碰撞就越频繁，新的观点就越容易迸发。领导与下属不再处于信息不对称之中，海量的信息来源，决策层获取信息的渠道大增，只有经过网络千锤百炼的观点才经得住检验，少数学者凭借“奏折”是难以垄断决策了（他们的观点在网络都不堪一击）。中国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将取决于互联网。互联网将在全球范围带来一场政治改良（改朝换代是血腥风雨，政党轮替是痛心疾首，但是互联网时代的政治改良却是温和得多，这也反映出人类文明的进步轨迹）。形势比人强，铁器时代，不能用青铜器的老思维；互联网时代，不能用纸媒体的老思维。
《礼记.杂记》认为君子有三患：未之闻,患弗得闻也；既闻之,患弗得学也；既学之,患弗能行也。1980年对正确的人口观点是“未之闻”，现在是“闻之”了，然后是“学之”、“行之”。难道决策层对于网络一面倒要求停止计划生育的呼吁能够视若罔闻？计生委利益集团当然会尽量隐瞒真相，但是决策层应该有足够的信息渠道来摆脱这种信息不对称给自己造成的损害。
中国1950年代后期的经济大锅饭导致三年大跃进；1979年的改革开放，实行包产到户，将经济上的投入与产出挂钩，大大激发了生产积极性。但现在各国的人口投资和产出脱钩，导致人口再生产的大锅饭，家庭不愿意投资，政府也不愿意投资，生育率不断降低。那么能否也在人口领域进行“包产到户”以提升生育率？但现在生产力水平决定了社会化进程是不可能逆转的（就像政治民主化是不可能逆转的一样），人口再生产不可能完全“私有化”了，那么生育率上升需要的强大动能（物质动能和精神动能），只能由国家来提供，国家行使生育公权为生育私权保驾护航，让生育有所回报，人口投资与养老受益适当挂钩。也就是说人口政策需要“私有制”与“公有制”合理地搭配。
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首要责任是让国家能够持续发展下去，首先是必须保证人口能够世代延续下去。提升生育率，就是为未来投资，并且这种投资将收获上千年，推动世界的手是摇摇篮的手！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站在更高的高度，人口的持续发展应该成为政治制度改革的首要考虑因素。
人口可持续发展是最高层次的普世价值。人口问题远远超越意识形态。受精卵之所以能发育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就是因为它有多方面分化潜能，是全能干细胞。受精卵分化成成体干细胞之后，就不能发育成完整的生命了，而只能定向分化出特定的细胞和组织（如心肌、骨骼）。人口相当于全能干细胞，而意识形态只相当于成体干细胞。人口问题是“能否活”的问题，而意识形态是“如何活”的问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民族千年的存亡继绝问题上，左、右之争就显得是无病呻吟了。
铁器的发明，导致井田制的废除，春秋战国时期纷纷实行改革，原本落后的秦国最后改革成功，统一中国。世界正面临史无前例的人口变局，全球低生育率必将导致全球范围的政治经济体系改革，哪个国家能够成功，就将主导未来的世界格局。
二战时期，美国和苏联能够联合起来对付共同敌人纳粹，中国国共两党也摒弃前嫌共同抗日；现在人口生态灾难正席卷而来，中国各派需要摒弃意识形态之争，在人口政策上达成共识：停止计划生育，建立提升生育率的经济、文化制度，让人口恢复持续发展的能力，并形成全民共识，将此作为今后的政治改革的底线（比如固定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
四、停止计划生育比政治改革更为迫切
政治体制改革是规模庞大的系统工程，周期长（超过当政者的任期）、风险大，改革结果难以预料。政治体制改革的“受害者”是官僚阶层，需要对抗整个官僚体系，而且还需要通过官僚体系来贯彻，难度可想而知。并且还面临各派别的阻力。
而人口政策改革（停止计划）规模小，周期短（就改革本身来说），结果已经一目了然，副作用甚小。停止计划生育是全民收益，只“损害”计生委系统的利益，而计生委系统在整个官僚系统中人数最小，2008年国家部委编制调整，国家计生委缩编到只有143个，不到国家发改委的1/7，是所有部委中最少的。并且停止计划生育，需要撤消计生委，根本不需要通过计生委系统来贯切，完全可以无视他们的阻力。我与各级计生委系统有联系，据我所知，计生委系统很多人也是支持停止计划生育的（计划生育政策同样损害他们的利益），只是担心自己的前途，真正顽固反对者并不多。有些计生干部还担心，如果迟迟不停止计划生育，今后他们将成为错误政策的替罪羊，他们希望停止计划生育的愿望比其他人还要强烈（有些还在网上宣传我的观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都支持停止计划生育。法学界几年前就几乎一面倒反对计划生育，现在经济学界也开始觉醒。停止计划生育可以说已经达成全民共识，停止计生可以尽收人望，是一项巨大的民心工程，何乐而不为？
从“政治成本”看，停止计划生育成本低，难度低，风险小，收益却巨大，尤其是影响深远（远远超过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是功近而德远！
并且人命关天，时间就是生命！相比于政治改革，停止计划生育更加迫切。停止计划生育有高度时限性（事实上现在就已经太晚了），每延迟一年就将多损失至少数百万人命，现在最后一次育龄妇女高峰已经过去了一大半，停止计划生育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这已经是最后的时机了！如果再等几年，一方面生育妇女已经不到现在的一半了，一方面年轻一代生育意愿很低了，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也难以提升了。
《周易》上讲“天地之大德曰生”，意谓天地最大的品德就是“生”。文明和野蛮的分野，就是能不能尊重人的生命。胡锦涛总书记强调，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俄罗斯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说：“任何理由都无法为生命的损失辩护， 我认为，不能以人类的苦难和损失为代价，来实现国家的发展、成功和远大抱负。人类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生命不是命题，生命的存在不隶属于任何可讨论的范畴之内！人命关天的事情，能够平稳过渡吗？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停止计划生育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政绩。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历史机遇悄悄地来过了，又在飞速地离去。立即停止计划生育，还能抓住这个历史机遇的尾巴，这一项英明决定必将永载史册，被后人称颂；否则只能望洋兴叹、遗恨千古！
我要申明的是，我并不反对政治改革（虽然我本人对政治并无兴趣），事实上中国领导人也一再强调要进行政治改革，比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温家宝总理也借用《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和《诗品》“如将不尽，与古为新”来说明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但我认为，人口政策改革比政治改革更加迫切，没有足够比例的青壮年劳动者，即使上帝当国家领导人也无济于事！人口政策改革成功，一方面给政治体制改革打下人口学基础，一方面让当政者将更加自信，还可以携民意启动“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政治改革。指望通过政治手段来停止计划生育，那是舍近而求远，并且今后很可能像现在台湾、韩国那样陷入低生育率的泥潭之中。
五、大道至简：生生不息
计划生育已经三十多年了，独生子女政策也已经三十年了，现在看来当初出台计划生育政策是非常草率的，计划生育是无功于当代，有害于千秋。全球200多个国家都不实行的政策肯定不是什么好政策。虽然几十年来一直有质疑的声音，但是总有人用“政策连续性”为理由来反对调整人口政策。到现在，计划生育的恶果已经开始显露，对今后的后果也能够预测了，但主流学家仍然用“政策连续性”来阻止停止计划生育，而建议用不同的二胎方案来“软着陆”。政界和民间的一些人士也支持二胎方案，但也并不是认为二胎方案是正确的，而是认为二胎方案更加符合“政策连续性”。
其实这种思维是有悖于中国的维新传统的。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数千年，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就是因为中华文明强调“生生不息”：人口的世代更替，制度的不断更新。
《周易》中解释“易”说：“生生之谓易”。“生生”，就是生命永远不息的运动。这种运动的最大特点是“新”， 儒家经典《大学》还引经据典指出，早在商汤时期，“盘铭”上就刻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字句，这就是《周易》所说的“日新之谓盛德”。《诗经.大雅.文王》：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可见，我国传统文化要求人们适应和推动社会发展，而不能因循守旧，阻挡历史进步。在制度上，也为当政者纠错维新设置了一些台阶，如天人感应（古代一场天灾就足以启动一场政治改革）、清君侧等；可惜现在“唯物”时代，既不畏天，又不畏人，这些台阶也没有用了。
在公元二世纪以前，中国文化一直不如西方文化先进，中国春秋时期的科学文明远不如希腊文明，战国和西汉的政治文明不如罗马文明。希腊涌现了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等科学大师。古罗马建立了共和政制，出现了最初的人本主义精神，“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非常普及。但是希腊和罗马文明都不能保证人口延续下去，最终灭亡，欧洲出现了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但是现代欧洲文明仍然有希腊、罗马文明的影子。这个文明一大特点是在非常辉煌的时候因为人口不能持续发展而导致文明嘎然而止。希腊如此，罗马如此，现在欧洲也如此（生育率只有1.4了）。
而中华文明由于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元素在里面，具有再生能力，能够自我更新，因此一直延续下来了，在欧洲黑暗中世纪的时候，中国却是辉煌的隋、唐、宋文明。解放之后的几十年也是不断纠错维新的历史，大跃进三年，果断停止；文革十年，也被果断停止。
但是最近三十年，虽然名为“改革开放”，事实上却不敢改。中国数千年的“生生不息”的纠错维新的优良传统，在这三十年几乎消失殆尽，一方面是独生子女政策限制生育，不让人口生生不息；一方面是在政治上保守，不让制度生生不息。
稳定压倒一切，作为一种执政策略并没有错；但是需要在政局稳定的同时，也通过维新从根本上消除不稳定的因素。如果一味用政治高压手段来维持稳定，不但代价高，而且不持久。
领导人也不是超人，也会出现失误，作为后来者，应该毫不犹豫地改正前任的失误（其实也是对前任的负责），而不能用所谓的“政策连续性”继续前任的错误。很多时候，改正一件错误的功绩远远比开拓一项新的事业的功绩更大。
“日新之谓盛德”，拘泥于政策连续性而不“日新”，哪来的盛德？停止计划生育，标志着我们的制度还有自我纠错能力、还有活力。
六、无限风光在险峰--出生高峰就是政绩高峰
受“稳定压倒一切”、“政策连续性”的政治思维的影响，人口学界也形成了因陋守旧的学风，希望出生人口越平稳越好，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之后会出现出生堆积高峰,建议“二胎软着陆”。
其实平稳意味着僵化，僵硬代表死亡，灵活才代表生命力，中国古代风水学就强调连绵起伏，没有起伏的高峰就不算好风水。春秋时期的老子曾解释过齿亡舌存的道理：坚硬的牙齿较早脱落，而柔软的舌头却至死犹存。老子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僵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迟迟还不废除？
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人口从来就不是平稳的，人口出生高峰往往导致此后的综合国力的提升。古今中外，盛世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人口的增长。无论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还是康乾盛世，都出现较大的出生高峰。
日本战后的出生高峰“团块世代”是日本后面经济腾飞的主力，1947-1949年这三年的出生高峰（每年出生270多万孩子，而1960年左右每年只出生160万孩子）奠定了几十年的繁荣。欧洲战后婴儿潮也导致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现在一霸独强，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战后两次出生高峰。美国1955年到1965年这10年平均每年出生415万，是1930年代的1.7倍。美国在1980年代之后由于生育率的回升，又出现新的出生高峰。而欧洲和日本1980年代之后却没有出现出生高峰，经济也开始走向衰退了。
中国1963年到1971年平均每年出生2646万，是1959年到1962年的1.88倍。中国1961年只出生1100万孩子，但是1963年超过3000万，差不多是1961年的三倍，不是一样过来了？1962年到1980年这次出生高峰共出生4.4亿人口，没有这4.4亿青壮劳动力和旺盛的消费能力，改革开放还谈什么成就？
人口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出生高峰就是政绩高峰。出生的平稳，标志着政策的僵化、政治的平庸。出生平稳了，政绩也没有了。
1996年韩国总统金泳三虽然停止计划生育，但是在人口学家的误导下，强调“政策连续性”，担心会出现“堆积生育高峰”，滑稽地将目标生育率定在1.6，提出要“稳定低生育率”、结果没有出现出生高峰，没有任何政绩可言。
而美国总统里根却逆转了美国生育率下降的势头，美国出现了二战后的第二次出生高峰，每年出生人口从1976年的317万上升到1990年的416万（增加1/3），奠定了美国强盛的基础，这是巨大的政绩高峰，里根总统将因此而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并且高峰不高峰要看参照物。如果停止计划生育，每年能够出生2500万左右人口，相对于现在的1300万是高峰，但是相对于1980年代后期却不是高峰（当时每年出生2500万），相对于1963年左右来说还算低谷，相对于印度现在来说也不算高峰。
无限风光在险峰，如果中国停止计划生育真的能够出现一个较大的出生堆积高峰，这是天大的好事，将成为后人难以跨越的政绩高峰，本届政府无疑将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之一！
天予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遭其殃！停止计划生育的时机已经熟透了。人口政策调整要干净利落，不要拖泥带水。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停止计划生育是势不可挡的！
作者：水寒
一、中国政治改革不能走台湾、韩国、东欧的老路
二、人口政策改革应是政治改革的前提
三、人口问题远远超越意识形态
四、停止计划生育比政治改革更为迫切
五、大道至简：生生不息
六、无限风光在险峰--出生高峰就是政绩高峰
一、中国政治改革不能走台湾、韩国、东欧的老路
《礼记.杂记》认为君子有五耻：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众寡而己倍,君子耻之。
相对于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如德国、英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来说，中国确实是“地有余而民不足”，这些地区已经在鼓励生育，中国为什么还坚持计划生育？
政治人物，都会萌生出名垂青史的愿望，都希望“居其位,有其言,有其行”，这种愿望在任期的后期往往还非常强烈。蒋经国就是个例子，1980年代中后期，蒋经国已经到了人生暮年，并且疾病缠身，自觉来日不多，有强烈的急迫感，要在有生之年启动政治改革。很多人认为，当今能让中国决策层名垂青史的只有像蒋经国那样的政治改革。其实这种想法值得商榷，因为蒋经国改革只是暂时成功，从长远看，是失败的。
蒋经国的改革忽略了最不应该忽略的问题—人口。1975年蒋介石去世之后，蒋经国继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1978年正式当选为台湾领导人。蒋经国主政台湾时期，台湾经济发展迅速，并使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政治上，蒋经国于1980年代中后期，加速民主改革，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及报禁、进行国会改革。但是台湾生育率却从1975年的2.83下降到1978年的2.71，1984年之后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到他1988年去世的时候台湾生育率降低到1.85。李登辉主政台湾的时候（1988-2000），政治改革进一步深化，并完成了政党更替，但是却难阻生育率下降势头，到2000年生育率降低到1.68。陈水扁上台之后，台湾生育率更是急剧下降，2001年就降低到1.4，2005年只有1.1。尽管台湾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政策，生育率仍然徘徊在1.1左右。2008年马英九上台之后，仍然无法逆转台湾生育率下降的势头，2008年台湾生育率只有1.05，2009年只有1.0了，全球最低。
台湾的政治改革使得全民皆政，女性参政热情高涨。美国建国这么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女副总统。2008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也是有五个孩子的母亲，众议院女议长佩洛西（民主党）也有五个孩子，美国女性参政大多是完成人口再生产这个“主业”之后。而台湾民主才几年，就有了一个单身女性副总统吕秀莲。现在两党之一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是单身，两大直辖市之一的高雄市长陈菊是单身，萧美琴、陈文茜、洪秀柱、赖幸媛等政治人物都是单身。台湾女性被过度的驱使参加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将生育当成“副业”，生育率不降才怪。在台湾这种选举文化下，政治是高于人口的，为人口做出贡献的朱木兰（生育了包括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在内的6个女儿）是不会被人视为英雄的，而一个孩子也没有生的政治人物吕秀莲、蔡英文却被视为英雄。
台湾的最大的危机不是统独，而是生育率持续低迷，正在沦落为一个老气沉沉、毫无生气的地区。陈水扁对台湾最大的危害不是贪污，而是将生育率降低到1.1。但是台湾的学界和政界都没有意识到台湾真正问题所在；或者是意识到了，但是在目前的制度下无能为力。比如马英九能够牺牲短期政绩而降低养育成本？能够牺牲女性选票？他显然不能，只能放任生育率下降到1.0的极度危险的水平，等于是让台湾坐以待毙！
韩国也是在1980年代启动政治改革。但是韩国的政治民主化也伴随着生育率的下滑，生育率从1980年的2.83下降到2005年的1.08。韩国现在仍然在享受1980年之前繁衍的人口所创造的人口红利，根据联合国的预测，韩国2010年老年抚养比只有15%（6.7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但是到2030年老年抚养比将增加到37%（2.7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到2050年更是增加到73%（1.4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韩国汉城大学社会学教授殷基洙说：“除非能把人口问题处理好，否则，韩国社会将会在20至30年内崩溃。”
台湾和韩国已经是民不聊“生”了，社会彻底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了，这种急性自杀的制度难道值得复制？
七七宪章发起人之一、捷克剧作家哈维尔被中国一些人士视为楷模，因为他让捷克斯洛伐克实现了民主。在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化后，哈维尔于1990年出任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总统。1992年由于斯洛伐克独立，1993年哈维尔出任捷克共和国总统，并且于1998年连任，2002年卸任。相对于东欧和原苏联其他国家来说，哈维尔治理下的捷克的社会发展是很不错的。根据联合国2009年的资料，捷克的人类发展指数从1990年的0.847提升到1995年的0.857，2007年的0.903；人均购买力也从1990年的1.7万美元提升到2007年的2.4万美元；平均预期寿命也从1990年的72.1岁延长到2007年的76.4岁。而俄罗斯的社会发展却出现倒退，人类发展指数从1990年的0.821降低到1995年的0.777，到2007年仍然还没有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预期寿命从1990年的67.9岁降低到2007年的66.2岁。
估计在哈维尔有生之年，仍将享有盛誉。但是今后历史可能会重新评价他的功过。因为他的任期出现了生育率的急剧下降，捷克的生育率从1985年的1.96下降到1990年的1.90，1995年的1.28，2000年的1.14。1985-1990年，捷克每年出生人口占全球0.95‰，但是到1995-200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0.67‰，10年之内下降30%。虽然近年捷克在鼓励生育，但是生育率仍然只有1.2左右。斯洛伐克也一样，生育率从1985-1990年的2.15快速下降到2000-2005年的1.22。捷克目前经济发展不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处于人口红利时期（以前较高生育率出生的人口还是劳动力），现在的抚养比空前地低，只有42%，其中老年抚养比只有22%。但是，捷克的抚养比将快速上升，根据联合国的中方案预测，到2025年捷克的抚养比将提高到56%（老年抚养比为32%），2050年总抚养比增加到75%（老年抚养比为48%）。但是近年捷克的生育率走势却与联合国的低方案基本一致，那么依照低方案的预测，2050年捷克的老年抚养比将增加到54%，也就是说劳动力与老年人的比例从目前的4.5：1增加到1.9：1。
换句话说，哈维尔一方面让捷克现在的人民“活得更加民主、自由”，但是另一方面却让捷克人民“活不下去”了！
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外，其他东欧国家在政治民主化之后，也都出现生育率的跳跃性下滑。俄罗斯、乌克兰、波兰、保加利亚的生育率分别从1985-1990年的2.12、2.03、2.15、1.92都下降到1995-2000年的1.25左右。匈牙利、罗马尼亚现在的生育率也只有1.3左右。很多西方人口学者认为俄罗斯正是自我走向死亡（Russia is dying）。
从人口学角度看，台湾、韩国与俄罗斯一样已经是难以逆转地走向了“自绝”的道路，今后经济崩溃和政治崩溃是不可避免。
二、人口政策改革应是政治改革的前提
相对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地区，台湾、韩国、以及东欧的政治民主化都导致生育率急剧下降。是不是政治民主化本身是错误的？笔者并不这么认为。
但是这些地区的政治改革方案确实存在很大的弊病，没有进行配套的人口政策改革。政治活动的主体是“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更好地为“人”服务，但是如果政治改革成功了，但却损失了人口，那么是得不偿失。脱离人口可持续发展这一底线的政治改革，只是过把瘾就死。
近代世界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一是工业化，二是政治民主化。这两件事情都是有前提的。工业化的前提是必须完成农业革命，农业革命一方面为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和原材料，又使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能够从土地上脱离，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劳动力来源；否则农业人口转移到工业领域，农村劳动力不够，将引起粮食短缺。
英国在18世纪工业革命前，除了推广美洲高产作物外，还把三叶草和芜菁引入大田，改三轮制为四轮制，开始农业革命。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后的工业革命也是建立在农业革命的基础上的，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科学化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也是先进行农村改革，再进行工业化的。
同样，政治改革的前提是必须完成人口政策改革，否则生育率下降，社会丧失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当年欧美国家政治民主化的时候，生育率都很高，人口不是问题，就像水虽然重要，但是对于在江南的人们来说不算问题一样。但是1980年代后期，台湾、韩国、东欧政治改革的时候，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了，已经进入 “人口沙漠”，需要注意 “水”的安全了。当时这些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都已经在0.8左右或以上了，生育率自发下滑的“势能”本身就已经很大，需要小心翼翼地防止生育率下滑，需要政府出台一些措施，提供“动能”来对抗生育率下滑的“势能”。
但是这些地区却没有出台措施防止生育率下滑；而当时的激烈的政治改革等于是触发了蓄势待发的生育率的球，导致生育率跳跃性下滑；并且经济体系的改变，等于将个体置于高度竞争的斗兽场，经济安全大为降低，生育意愿也大为降低；东欧的改革还导致贫富差别的扩大，降低普通老百姓的养育孩子的能力。这种政改所引发的生育率跳跃性下滑的原因值得专门研究，笔者只是抛砖引玉。
政治改革可以解决中国强制计划生育问题，但是不能解决生育率下滑的问题。比如韩国民主化之后，金泳三彻底停止了计划生育，但是生育率却继续下降。
三、人口问题远远超越意识形态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称为始皇帝，意图“二世三世于万世，传之无穷”，怕儒生“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故焚书后坑儒以消除对政权的潜在威胁。但仅过了十多年，“坑灰未冷”就天下大乱，造反的刘邦和项羽却是“不读书”之人。
六十多年前，很多知识精英以为只要实行共产主义，就能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现在很多知识精英以为只要实行民主，就能解决中国所有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今后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人口危机，而不是政治危机。当然，人口危机也将转变为政治危机。超低生育率和人口萎缩也将是今后全球面临的最大危机。
人口投资是高投入，高产出，但是这种产出却有几十年的滞后性。人口再生产的长周期性与政权的任期制之间的矛盾，导致人口投资和产出脱钩，表现在两个方面：人口投资主要在家庭，但是产出却主要在社会；现任政府进行人口投资，但是产出却在几十年之后，而后面的政府却并不领情，比如1979年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在享受1950年-1979年人口投资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但是却反而指责毛泽东时期的人口政策；再比如罗马尼亚现在在享受1966-1989年的人口投资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但是却也指责当年的人口政策。
民主制度下当政者需要为自己和政党连任拿出快效的政绩，是不可能进行长期投资的。比如台湾生育率只有1.0了，从长远看，当务之急是提高生育率，降低养育成本（比如提高包括幼儿园在内的教育投入），让生育妇女能够安心养育孩子。但是如果在生育上投资之后，就无力完成短期的政绩，下一届选举必败。
从全球看，自由主义是自绝的主义，因为自由主义支持者生育率普遍低，比如美国自由主义的民主党的州的生育率比保守主义的共和党的州要低，而加拿大和欧洲比美国的民主党还要“自由”，生育率也更低。但中国的自由主义比较复杂，既有美国那种保守主义，又有美国那种自由主义。
从某种角度讲，现代民主制度是急功近利的制度，而人口政策却需要高瞻远瞩。古代的世袭制（其实是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却反而能够做出一些高瞻远瞩的决策，因为得考虑“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不可能恢复世袭制了）。现在发达国家除了美国外，其他国家的生育率都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不能持续发展，意味着社会也难以持续发展。1950年发达国家总人口占全球32.1%；但是2005年总人口只占全球18.7%，尤其是0-4岁人口只占全球的10.6%了。发达国家的老年抚养比从1950年的12%（8.3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增加到2005年的23%，而到2050年将达到50%（2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
笔者无意否定自由、民主的价值，无意全盘否定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事实上他们的制度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但是他们的制度确实存在很大问题，需要完善，需要升级。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治追求，有不同的政绩标准，祖父当年追求不上的漂亮女孩现在已经成了行将就木的老太婆，难道你还要将她作为追求对象？中国不能像台湾、韩国那样采纳原始版的民主自由制度，而需要探索升级版的民主自由制度。
有些左派学者提出恢复到公有制。但是当年苏联就是因为公有制，生孩子是大锅饭，并且破坏依附宗教的生育文化，在1950年代生育率就急剧下降（而欧美国家却在战后出现了婴儿潮）。1950-1955年、1955-1960年、1960-1965年、1965-1970年苏联的生育率分别为2.85、2.82、2.55、2.02，而同期美国的生育率分别为3.45、3.71、3.31、2.55。美国著名未来学家Peter Schwartz甚至认为人口决定了苏联的崩溃。中国在1960年代生育率还比较高，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朝鲜现在的社会发展水平远远比中国落后，但是生育率也已经只有1.8了；而与朝鲜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生育率还在世代更替水平以上。同为加勒比海地区的古巴和墨西哥社会发展水平一致，但是现在社会主义的古巴的生育率只有1.5，而墨西哥却还有2.2。
可见，现有的各种制度都不能解决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需要什么样的人口政策。有什么样的媒体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决策方式和政治运作模式。很多时候，一种技术的出现，就足以改变历史进程。
比如西周、春秋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集体经济的井田制是必然的选择，否则人类社会难以延续下来；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生产力水平提高，个体劳动者可以生存了，废除井田制是必然的趋势，商鞅“废井田，开阡陌”的改革是顺应历史潮流。造纸术发明之后，中国文明迅速赶超欧洲。欧洲发明活字印刷机器之后，欧洲出现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西方文明又超越中国。以报纸为媒体，产生了政党制度。在纸媒体的时代，领导层只要征求学者、士子（学术界）的建议就够了，参与决策的只有少数精英人士。中国很多政策，就是几个学者主导下完成的，公众没有发言权。1980年代宋健、田雪原的独生子女的建议能够被采纳，是得益于当时“不争论”的政治气候。
但是互联网时代就不一样了，互联网上的用户越多，观点碰撞就越频繁，新的观点就越容易迸发。领导与下属不再处于信息不对称之中，海量的信息来源，决策层获取信息的渠道大增，只有经过网络千锤百炼的观点才经得住检验，少数学者凭借“奏折”是难以垄断决策了（他们的观点在网络都不堪一击）。中国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将取决于互联网。互联网将在全球范围带来一场政治改良（改朝换代是血腥风雨，政党轮替是痛心疾首，但是互联网时代的政治改良却是温和得多，这也反映出人类文明的进步轨迹）。形势比人强，铁器时代，不能用青铜器的老思维；互联网时代，不能用纸媒体的老思维。
《礼记.杂记》认为君子有三患：未之闻,患弗得闻也；既闻之,患弗得学也；既学之,患弗能行也。1980年对正确的人口观点是“未之闻”，现在是“闻之”了，然后是“学之”、“行之”。难道决策层对于网络一面倒要求停止计划生育的呼吁能够视若罔闻？计生委利益集团当然会尽量隐瞒真相，但是决策层应该有足够的信息渠道来摆脱这种信息不对称给自己造成的损害。
中国1950年代后期的经济大锅饭导致三年大跃进；1979年的改革开放，实行包产到户，将经济上的投入与产出挂钩，大大激发了生产积极性。但现在各国的人口投资和产出脱钩，导致人口再生产的大锅饭，家庭不愿意投资，政府也不愿意投资，生育率不断降低。那么能否也在人口领域进行“包产到户”以提升生育率？但现在生产力水平决定了社会化进程是不可能逆转的（就像政治民主化是不可能逆转的一样），人口再生产不可能完全“私有化”了，那么生育率上升需要的强大动能（物质动能和精神动能），只能由国家来提供，国家行使生育公权为生育私权保驾护航，让生育有所回报，人口投资与养老受益适当挂钩。也就是说人口政策需要“私有制”与“公有制”合理地搭配。
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首要责任是让国家能够持续发展下去，首先是必须保证人口能够世代延续下去。提升生育率，就是为未来投资，并且这种投资将收获上千年，推动世界的手是摇摇篮的手！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站在更高的高度，人口的持续发展应该成为政治制度改革的首要考虑因素。
人口可持续发展是最高层次的普世价值。人口问题远远超越意识形态。受精卵之所以能发育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就是因为它有多方面分化潜能，是全能干细胞。受精卵分化成成体干细胞之后，就不能发育成完整的生命了，而只能定向分化出特定的细胞和组织（如心肌、骨骼）。人口相当于全能干细胞，而意识形态只相当于成体干细胞。人口问题是“能否活”的问题，而意识形态是“如何活”的问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民族千年的存亡继绝问题上，左、右之争就显得是无病呻吟了。
铁器的发明，导致井田制的废除，春秋战国时期纷纷实行改革，原本落后的秦国最后改革成功，统一中国。世界正面临史无前例的人口变局，全球低生育率必将导致全球范围的政治经济体系改革，哪个国家能够成功，就将主导未来的世界格局。
二战时期，美国和苏联能够联合起来对付共同敌人纳粹，中国国共两党也摒弃前嫌共同抗日；现在人口生态灾难正席卷而来，中国各派需要摒弃意识形态之争，在人口政策上达成共识：停止计划生育，建立提升生育率的经济、文化制度，让人口恢复持续发展的能力，并形成全民共识，将此作为今后的政治改革的底线（比如固定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
四、停止计划生育比政治改革更为迫切
政治体制改革是规模庞大的系统工程，周期长（超过当政者的任期）、风险大，改革结果难以预料。政治体制改革的“受害者”是官僚阶层，需要对抗整个官僚体系，而且还需要通过官僚体系来贯彻，难度可想而知。并且还面临各派别的阻力。
而人口政策改革（停止计划）规模小，周期短（就改革本身来说），结果已经一目了然，副作用甚小。停止计划生育是全民收益，只“损害”计生委系统的利益，而计生委系统在整个官僚系统中人数最小，2008年国家部委编制调整，国家计生委缩编到只有143个，不到国家发改委的1/7，是所有部委中最少的。并且停止计划生育，需要撤消计生委，根本不需要通过计生委系统来贯切，完全可以无视他们的阻力。我与各级计生委系统有联系，据我所知，计生委系统很多人也是支持停止计划生育的（计划生育政策同样损害他们的利益），只是担心自己的前途，真正顽固反对者并不多。有些计生干部还担心，如果迟迟不停止计划生育，今后他们将成为错误政策的替罪羊，他们希望停止计划生育的愿望比其他人还要强烈（有些还在网上宣传我的观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都支持停止计划生育。法学界几年前就几乎一面倒反对计划生育，现在经济学界也开始觉醒。停止计划生育可以说已经达成全民共识，停止计生可以尽收人望，是一项巨大的民心工程，何乐而不为？
从“政治成本”看，停止计划生育成本低，难度低，风险小，收益却巨大，尤其是影响深远（远远超过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是功近而德远！
并且人命关天，时间就是生命！相比于政治改革，停止计划生育更加迫切。停止计划生育有高度时限性（事实上现在就已经太晚了），每延迟一年就将多损失至少数百万人命，现在最后一次育龄妇女高峰已经过去了一大半，停止计划生育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这已经是最后的时机了！如果再等几年，一方面生育妇女已经不到现在的一半了，一方面年轻一代生育意愿很低了，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也难以提升了。
《周易》上讲“天地之大德曰生”，意谓天地最大的品德就是“生”。文明和野蛮的分野，就是能不能尊重人的生命。胡锦涛总书记强调，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俄罗斯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说：“任何理由都无法为生命的损失辩护， 我认为，不能以人类的苦难和损失为代价，来实现国家的发展、成功和远大抱负。人类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生命不是命题，生命的存在不隶属于任何可讨论的范畴之内！人命关天的事情，能够平稳过渡吗？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停止计划生育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政绩。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历史机遇悄悄地来过了，又在飞速地离去。立即停止计划生育，还能抓住这个历史机遇的尾巴，这一项英明决定必将永载史册，被后人称颂；否则只能望洋兴叹、遗恨千古！
我要申明的是，我并不反对政治改革（虽然我本人对政治并无兴趣），事实上中国领导人也一再强调要进行政治改革，比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温家宝总理也借用《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和《诗品》“如将不尽，与古为新”来说明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但我认为，人口政策改革比政治改革更加迫切，没有足够比例的青壮年劳动者，即使上帝当国家领导人也无济于事！人口政策改革成功，一方面给政治体制改革打下人口学基础，一方面让当政者将更加自信，还可以携民意启动“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政治改革。指望通过政治手段来停止计划生育，那是舍近而求远，并且今后很可能像现在台湾、韩国那样陷入低生育率的泥潭之中。
五、大道至简：生生不息
计划生育已经三十多年了，独生子女政策也已经三十年了，现在看来当初出台计划生育政策是非常草率的，计划生育是无功于当代，有害于千秋。全球200多个国家都不实行的政策肯定不是什么好政策。虽然几十年来一直有质疑的声音，但是总有人用“政策连续性”为理由来反对调整人口政策。到现在，计划生育的恶果已经开始显露，对今后的后果也能够预测了，但主流学家仍然用“政策连续性”来阻止停止计划生育，而建议用不同的二胎方案来“软着陆”。政界和民间的一些人士也支持二胎方案，但也并不是认为二胎方案是正确的，而是认为二胎方案更加符合“政策连续性”。
其实这种思维是有悖于中国的维新传统的。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数千年，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就是因为中华文明强调“生生不息”：人口的世代更替，制度的不断更新。
《周易》中解释“易”说：“生生之谓易”。“生生”，就是生命永远不息的运动。这种运动的最大特点是“新”， 儒家经典《大学》还引经据典指出，早在商汤时期，“盘铭”上就刻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字句，这就是《周易》所说的“日新之谓盛德”。《诗经.大雅.文王》：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可见，我国传统文化要求人们适应和推动社会发展，而不能因循守旧，阻挡历史进步。在制度上，也为当政者纠错维新设置了一些台阶，如天人感应（古代一场天灾就足以启动一场政治改革）、清君侧等；可惜现在“唯物”时代，既不畏天，又不畏人，这些台阶也没有用了。
在公元二世纪以前，中国文化一直不如西方文化先进，中国春秋时期的科学文明远不如希腊文明，战国和西汉的政治文明不如罗马文明。希腊涌现了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等科学大师。古罗马建立了共和政制，出现了最初的人本主义精神，“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非常普及。但是希腊和罗马文明都不能保证人口延续下去，最终灭亡，欧洲出现了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但是现代欧洲文明仍然有希腊、罗马文明的影子。这个文明一大特点是在非常辉煌的时候因为人口不能持续发展而导致文明嘎然而止。希腊如此，罗马如此，现在欧洲也如此（生育率只有1.4了）。
而中华文明由于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元素在里面，具有再生能力，能够自我更新，因此一直延续下来了，在欧洲黑暗中世纪的时候，中国却是辉煌的隋、唐、宋文明。解放之后的几十年也是不断纠错维新的历史，大跃进三年，果断停止；文革十年，也被果断停止。
但是最近三十年，虽然名为“改革开放”，事实上却不敢改。中国数千年的“生生不息”的纠错维新的优良传统，在这三十年几乎消失殆尽，一方面是独生子女政策限制生育，不让人口生生不息；一方面是在政治上保守，不让制度生生不息。
稳定压倒一切，作为一种执政策略并没有错；但是需要在政局稳定的同时，也通过维新从根本上消除不稳定的因素。如果一味用政治高压手段来维持稳定，不但代价高，而且不持久。
领导人也不是超人，也会出现失误，作为后来者，应该毫不犹豫地改正前任的失误（其实也是对前任的负责），而不能用所谓的“政策连续性”继续前任的错误。很多时候，改正一件错误的功绩远远比开拓一项新的事业的功绩更大。
“日新之谓盛德”，拘泥于政策连续性而不“日新”，哪来的盛德？停止计划生育，标志着我们的制度还有自我纠错能力、还有活力。
六、无限风光在险峰--出生高峰就是政绩高峰
受“稳定压倒一切”、“政策连续性”的政治思维的影响，人口学界也形成了因陋守旧的学风，希望出生人口越平稳越好，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之后会出现出生堆积高峰,建议“二胎软着陆”。
其实平稳意味着僵化，僵硬代表死亡，灵活才代表生命力，中国古代风水学就强调连绵起伏，没有起伏的高峰就不算好风水。春秋时期的老子曾解释过齿亡舌存的道理：坚硬的牙齿较早脱落，而柔软的舌头却至死犹存。老子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僵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迟迟还不废除？
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人口从来就不是平稳的，人口出生高峰往往导致此后的综合国力的提升。古今中外，盛世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人口的增长。无论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还是康乾盛世，都出现较大的出生高峰。
日本战后的出生高峰“团块世代”是日本后面经济腾飞的主力，1947-1949年这三年的出生高峰（每年出生270多万孩子，而1960年左右每年只出生160万孩子）奠定了几十年的繁荣。欧洲战后婴儿潮也导致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现在一霸独强，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战后两次出生高峰。美国1955年到1965年这10年平均每年出生415万，是1930年代的1.7倍。美国在1980年代之后由于生育率的回升，又出现新的出生高峰。而欧洲和日本1980年代之后却没有出现出生高峰，经济也开始走向衰退了。
中国1963年到1971年平均每年出生2646万，是1959年到1962年的1.88倍。中国1961年只出生1100万孩子，但是1963年超过3000万，差不多是1961年的三倍，不是一样过来了？1962年到1980年这次出生高峰共出生4.4亿人口，没有这4.4亿青壮劳动力和旺盛的消费能力，改革开放还谈什么成就？
人口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出生高峰就是政绩高峰。出生的平稳，标志着政策的僵化、政治的平庸。出生平稳了，政绩也没有了。
1996年韩国总统金泳三虽然停止计划生育，但是在人口学家的误导下，强调“政策连续性”，担心会出现“堆积生育高峰”，滑稽地将目标生育率定在1.6，提出要“稳定低生育率”、结果没有出现出生高峰，没有任何政绩可言。
而美国总统里根却逆转了美国生育率下降的势头，美国出现了二战后的第二次出生高峰，每年出生人口从1976年的317万上升到1990年的416万（增加1/3），奠定了美国强盛的基础，这是巨大的政绩高峰，里根总统将因此而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并且高峰不高峰要看参照物。如果停止计划生育，每年能够出生2500万左右人口，相对于现在的1300万是高峰，但是相对于1980年代后期却不是高峰（当时每年出生2500万），相对于1963年左右来说还算低谷，相对于印度现在来说也不算高峰。
无限风光在险峰，如果中国停止计划生育真的能够出现一个较大的出生堆积高峰，这是天大的好事，将成为后人难以跨越的政绩高峰，本届政府无疑将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之一！
天予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遭其殃！停止计划生育的时机已经熟透了。人口政策调整要干净利落，不要拖泥带水。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停止计划生育是势不可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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