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是中国生育率快速下滑的始作俑者

1980年代尽管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但是由于当时生育意愿还比较高，地方财政也比较充足，老百姓民生压力比较小，中国生育率还稳定在2.4左右，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但是1990年代中国生育率直线下降，从1990年的2.2下降到2000年的1.22。经济发展虽然能够自发降低生育率，但是中国1990年人类发展指数（HDI）只有0.627，1995年也只有0.683，还只相当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期的水平，经济发展和独生子女政策还不至于将生育率降低如此之大、之快。生育率如此快速而不可逆转地下降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抚养成本激增。而抚养成本激增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分税制改革。

1980年代中国的财税制度偏向于地方，中央财税比例较低。财政界在1980年代末就有人提出分税制以提高中央财税比例的方法，但当时认为地方分权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没人把分税制当回事。1991年朱镕基担任副总理，试图解决中央政府的财政窘境。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胡鞍钢等人推出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提出了中央财政集权的分税制方案，报告通过胡鞍钢以“奏折”形式递到上峰。这一方案得到了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直接影响1994年1月1日开始的分税制改革。

根据童大焕的《被分税制改变的中国》一文介绍，在实施分税制后的当年，中央的财政收入比上一年增加200%，占全国财政总收入比例由上年的22%急升至56%，但财政支出占全国总支出比例比上年只增加2个百分点。此后，1995年到2004年中央财政收入平均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2%，但财政支出平均只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分税制导致中国的政府行政成本世界最高的，中国的税收成本也是世界最高。

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总收入比重不断减少的同时，支出比重却不断加大。到2004年，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约为45%，但财政支出却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约72%。当年，中央的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约55%，但教育事业费中央财政支出219.64亿元，而地方财政支出3146.30亿元，是中央的14倍多；社会保障补助地方财政支出是中央的近7倍；支农支出是中央的10倍。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中央只负担2%，省地两级负担11%，县级负担9%，78%的经费要由乡镇这一级来负担，最后实际上就是由占大多数的农民负担。分税制把财力向中央集中，造成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于是地方政府便：

1、地方政府就上行下效，层层下压，省压市，市压县，县压乡镇，最后负担由农民承担。其结果是，我国政府财权的集中程度不断提高。相关数据表明，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大幅提高到2002年的54.9%，省级政府的财力也从1994年的16.8%提高到2000年的28.8%，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财权只有余下不到17%的水平，却负担80%的民生和绝大部分公共事务的支出。

2、地方政府不得不卖地为生，造成房价高企。分税制改革还间接催生了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

3、基层政府通过 “搭车收费”将压力往农民身上转移，由于计划生育是“一票否决”、“一把手亲自抓”，捞计划生育的钱捞得光明正大，成了维持农村基层政府运转的最后一根稻草。

也就是说，胡鞍钢的分税制使得老百姓养育孩子的成本大幅提升，养育孩子的能力大为降低，是中国生育率从1990年的2.2下降到2000年的1.2、并持续低迷的最直接的原因。并奠定了中国一个家庭只能养活一个孩子的经济学基础，今后即便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难以提升。

朱镕基总理执政时代，对中国长远利益影响最大的就是生育率的快速下滑和持续低迷。这段时间的其他事件都不足以记载入史，但是生育率下滑却将永载史册的，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是中国人口崩溃和经济崩溃的开始。生育率下降的长远危害远远比其他任何政治、经济失误都要大。而胡鞍钢是始作俑者。可以说是胡鞍钢陷害了朱镕基。

胡鞍钢的分税制改革，直接导致三农问题。但是比较滑稽的是，胡鞍钢摇身一变，竟然成了三农、四农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