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走出计划生育的“思想三峡”
—驳胡鞍钢“二孩软着陆”方案
作者：易富贤（水寒）daguokongchao@gmail.com
一、胡鞍钢抛出二孩软着陆方案
二、“要价高低”并不是问题所在，而需要动摇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
三、停止计划生育势在必行
四、胡鞍钢现在的二孩软着陆方案比1980年宋健的独生子女方案还要保守
五、胡鞍钢是放下屠刀，拿起匕首，意在曲线救计生委
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一、胡鞍钢抛出二孩软着陆方案
2009年11月26日经济参考报发表了胡鞍钢的文章《稳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 稳定未来人口规模》（http://jjckb.xinhuanet.com/yw/2009-11/26/content_193524.htm，简称“胡文”），提出“稳健”的调整人口政策的方案：“花上一代人的时间”，从“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向“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软着陆和转变。“胡文”在网上引起很大的轰动，得到很多网友的支持，称胡鞍钢为开明派人口学家。网友们期待生二胎已经很久了，看到“胡文”的“二胎”就欢呼，却不细细体味胡鞍钢观点的真正内涵。其实该文不过是胡鞍钢与曾毅等人的“二孩晚育软着陆”的老调重弹。“胡文”的中心思想是“稳健”、“花上一代人的时间”、“软着陆”。如果中央采纳胡鞍钢的建议，那么中国将是万劫不复！
我在2004年就明确提出“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当时就认为停止计划生育难以防止人口锐减，反对仅仅放开二胎。我2006年8月在光明观察的一篇文章（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223）中说过：“1980年要是有人提出“二胎方案”，相对于独生子女方案来说还算是功臣；现在要是还只是提出“二胎方案”，就不是功臣而是罪人了”。我在《大国空巢》里重申了这一观点。这几年我在多篇文章中驳斥了二胎方案。我在《二胎方案是错误的》（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5/04/content_916921.htm）系统分析了为什么二胎方案是错误的。2009年《财经文摘》7月刊出了一期题为《计划生育谋变？》的人口专辑，请我写的主文（http://www.21fd.cn/?action_category_catid_379.html），我在文章中重申：中国不能将放开二胎作为人口政策选项。
“胡文”中认为中国现在生育率在1.8左右，如果采纳他们的“二孩软着陆”方案，生育率会达到2.1。这种观点是胡说八道！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证实生育率只有1.3。我在《大国空巢》中国用三十多种理由质疑了计生委的1.8的生育率。国家计生委自己的调查数据显示现在生育意愿只有1.73了，意味着停止计划生育之后生育率很难稳定在1.5（因为有不育和单身人群的存在），采纳胡鞍钢的“二孩软着陆”方案，生育率反而会达到2.1？
胡鞍钢认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是2.1，这也是胡说八道！只有发达国家的世代更替水平为2.1，发展中国家由于婴儿死亡率较高，世代更替水平普遍在2.5-3.3。中国不但婴儿死亡率比发达国家要高，而且出生性别比也比发达国家的105要高，2005年1%抽样调查数据显示0-4岁性别比高达123，难道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也是2.1？
胡鞍钢引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料，比较中国和印度的人口结构，该数据认为中国2000年0-14岁人口为3.26亿，2010年印度0-14岁人口只高出中国近50%，中国15-59岁劳动人口大约在2015-2020年之间才达到最高峰。
但是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0-14岁只有2.84亿，没有3.26亿，中国15-59岁人口在2011年达到最高峰，然后就减少。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0-4岁人口只占全球10.9%了；而印度2005年0-4岁人口却占全球20.4%。意味着今后印度劳动人口将是中国的两倍。
胡鞍钢为什么与其他主流人口学家一样不敢采纳中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这样耗费巨资获得的客观数据，而采纳联合国的推测的乐观数据？原因是联合国人口基金认为中国1995年以来的生育率一直稳定在1.8，与他的二孩软着陆方案相衔接。如果胡鞍钢采纳中国人口普查数据，那么意味着他的“二孩软着陆”方案是错误的，也意味着他19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所有研究成果都是错误的！
二、“要价高低”并不是问题所在，而需要动摇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
如果能够公平地辩论，胡鞍钢等人的二胎软着陆是经不住推敲的，但是由于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1980年代就要求对计划生育“不争论”，虽然当时的决策者已经去世，但是余威震于殊俗，媒体人士、社会贤达自律性比官方更好，而普通百姓也一样，以为放开二胎的“要价低”就越能“成交”。胡鞍钢的观点由于“基本国策”增加了砝码，反而被视为合理了。
要价低就真的容易成交？1980年代梁中堂早就提出过二胎方案，并且在全国八百多万人口的地区试点了二胎方案；2000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儿童医院黄敬孚教授也向全国政协提交了放开二胎的提案；2004年国家计生委法规司司长于学军在一个场合做了“一个家庭两个孩子的政策更合适”的表示；2005年全国政协委员王翔提交放开二胎的提案；2007年全国政协委员叶廷芳教授联名29位政协委员提交了要求停止独生子女政策、“恢复两个正好”的提案，并做成书面发言；2008年和2009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连续两年提交放开二胎的建议（纪校长本意应该是不错的，可惜被翟振武和邬沧萍害了）。
笔者认为这么多二胎提案中，除了梁中堂的方案外，最有前瞻性的要算黄敬孚教授的提案了，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还没有进行，绝大多数人口学家都还在高唱要继续从严控制人口数量，很多经济学家（包括胡鞍钢）还在强调人口增加就业压力，而黄敬孚医师就已从人口结构和经济学角度就提出了二胎方案，并且论据充分，包括老龄化、性别比失衡、独生子女心理健康、扩大内需、养老、就业等多个方面，八年之后的纪宝成提案还达不到黄敬孚的提案的人口学高度，九年之后的经济学家胡鞍钢的提议还远远达不到黄敬孚的提案的经济学高度。
但是人口政策至今纹丝不动。说明“要价高低”并不是问题所在，而是需要动摇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其实“放开二胎”只是大家（包括媒体人士）自己的心魔，谁规定只能在二胎与一胎之间选？
有关部门应该已经意识到停止计划生育的必然性，深圳的机构改革方案已经定下来了，决定撤并计生委。顺德的机构改革也撤并计生委。王鑫海在深圳卫视的采访节目（中央电视台的荆慕瑶担任主持人）里明确提出不但需要停止计划生育，而且需要鼓励生三个孩子。深圳卫视的这个节目顺利通过审查而播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在央视公开说需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说只是放开二胎。2008年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吴建民也说中国在考虑调整人口政策，并没有说用二胎方案取代独生子女政策。现在决策层最需要的是告知人口真相，而不是学者们的自我妥协。可见，所谓的“放开二胎”只是胡鞍钢等人的自作多情。
胡锦涛总书记说过：“凡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毫不犹豫地去改”。现在当务之急是证明计划生育并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而不是用放开二胎去妥协。独生子女政策不符合科学发展观，放开二胎同样不符合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停止计划生育的唯一希望，人口政策调整根本不用指望所谓的开明派人口学家。
三、停止计划生育势在必行
如果说以前不停止计划生育是因为要沿着邓小平制定的政策。那么1980年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明确说：“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2010年再不调整人口政策，就不能找历史原因了。
1992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38万人调查申报的全国1991年和1992年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专家们不相信38万人调查的结果；计生委和人口学家将生育率篡改成1.8。于是大家期待着1995年国家统计局的“小普查”结果，然而结果令人失望，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连农村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56了；国家计生委和人口学家们又将生育率篡改成1.8。大家又等待2000年人口普查，然而结果更令他们吃惊，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甚至低到1.22；国家计生委和人口学家们又将生育率篡改成1.8。大家又等待2005年的“小普查”，然而2005年的1%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05年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33；又被篡改成1.8，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并根据1.8的生育率预测中国人口会达到15亿，反对调整人口政策，因此2006年开始的十一五规划没有调整人口政策。人们又在期待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粗算生育率只需要几个月时间），如果2011年（超低生育率经历了两次全国人口普查、两次“小普查”的证实）开始的十二五规划再不停止计划生育，那么政府诚信何在？
也就是说2010年、2011年已经到了停止计划生育的最后关头，不是程恩富、田雪原、李小平等人可以阻拦的了（他们不过是螳螂挡车而已），胡鞍钢这次提出二孩软着陆方案只是想尽量将停止计划生育的洪流装进放开二胎的锅子里，然后水煮青蛙。
生命不是命题，生命的存在不隶属于任何可讨论的范畴之内！生育公权只能为生育私权保驾护航（比如让主流家庭养得起三个孩子），而不能侵犯私权。二胎方案与独生子女政策一样是建立在国家可以管制生育的基础之上，政府的手伸进生育私权范畴。人命关天的事情，能够平稳过渡吗？胡鞍钢其实并不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而是为了自己心安，期盼通过“平稳过渡”掩盖自己过去的错误。有些民间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二胎方案，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们认识高度不够，不知道人口真相，也没有历史负担，而胡鞍钢却有沉重的历史负担。
四、胡鞍钢现在的二孩软着陆方案比1980年宋健的独生子女方案还要保守
1980年代在全球人口爆炸的强大舆论误导下，控制人口是当时的普遍民意，当时的人口政策选项是：要么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要么放开二胎（更加符合政策连续性）。结果宋健的独生子女建议占了上风。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宋健政治陷害了当时的决策层，让当时决策层的历史性政绩大打折扣。
现在计划生育后果已经显露，民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逆转，要求调整人口政策的呼声很高；国际舆论也发生了改变，不少国家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中国调整人口政策是势在必行，现在人口政策又面临两种选项：要么放开二胎（更符合政策连续性），要么停止计划生育。胡鞍钢站出来，提出二孩软着陆。
站在1980年的背景下，胡鞍钢现在的二胎软着陆建议是开明派建议，但是当时他却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坚决支持者。他断言中国人口上限，认为计划生育促进经济发展，他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胡鞍钢1989年在《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一书中，从就业适度人口推算中国经济适度人口在2000年为10亿左右。其实就业机会是由生产提供的，而生产又取决于消费。从就业角度看，就业人口与消费人口相关，是变量，不存在什么最适人口。200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都在胡鞍钢写文章的1989年之前就出生了，据世界银行统计，200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为7.844亿。如果依照胡鞍钢的说法，最适人口为10亿，那么中国劳动力与总消费者的比例高达78.84%，如此比例怎么保证就业？而依照国际标准，劳动力与总消费者比例为50%左右，那么10亿消费人口只能提供5亿就业机会，另外2.8亿人口就得失业！胡鞍钢如此荒谬的观点竟然引起高层重视，并将胡鞍钢选为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专家。到2000年胡鞍钢还上书中央，提出“十五”计划制定的建议：继续计划生育，不能因城市老龄化改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应保持其稳定性和连续性。
胡鞍钢除了直接插手人口政策、一再阻拦人口政策调整外，还间接地对生育率下降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分税制改革。胡鞍钢的分税制使得老百姓养育孩子的成本大幅提升，养育孩子的能力大为降低，是中国生育率从1990年的2.2下降到2000年的1.2、并持续低迷的最直接的原因。
站在现在的背景下，胡鞍钢的建议是非常保守的。可以说胡鞍钢现在的二胎软着陆方案比1980年宋健的独生子女政策危害还要大，因为1980年毕竟老百姓生育意愿还比较高，即便实行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代生育率仍然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并且独生子女政策现在毕竟已经是秋后的蚱蜢，折腾不了几天了；而现在老百姓的生育意愿只有1.7了，即便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生育率也难以稳定在1.5了，如果采纳胡鞍钢的二胎软着陆方案（并且依照他的说法，光是从“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向“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软着陆和转变就要花上一代人的时间，此后的停止计划生育更是遥遥无期了），那么中国的生育率将会稳定在1.0以下。并且在水煮青蛙的过程中，老百姓的生育意愿降低，今后根本就没有停止计划生育的意愿（就像现在港台民众对中国计划生育并无太多反感一样），计生委倒是可以持续存在下去了。对胡鞍钢的漏洞百出的文章都有不少人叫好，而我仅仅提出恢复常态的观点竟然被视为“过激”，恰恰说明了中国的计划生育对生育文化的毒害之深让人难以想象！由于计生委几十年的灌输，让人们在人口问题上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在一个思想上中庸的国家，却将行为上极端的独生子女政策视为合理，将放开二胎视为开明，将恢复常态当成过激。
五、胡鞍钢是放下屠刀，拿起匕首，意在曲线救计生委
由于胡鞍钢等人口学家的阻拦，中国早已错过了停止计划生育的最佳时机。现在人口问题已经是纸包不住火了，民众已经开始觉醒，各界名流也在媒体撰文呼吁停止计划生育。计生委面临生存压力，而李斌的活动能力显然比张维庆更强，主动出击，通过田雪原、程恩富纠集保守派学者主办“研讨会”，得出需要继续从严实行计划生育的结论，直线救计生委。但是人口政策调整可以说是大势所趋，是势不可挡的。于是胡鞍钢等“开明派”学者出面，试图将水搅浑，好浑水摸鱼,收获民意，将人口政策调整的强大民意收获到“放开二胎”中，一方面曲线救计生委，一方面避免自己的学术信用破产。
除了胡鞍钢外，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和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原所长是独生子女副总设计师田雪原）蔡昉也有类似动作。李建民建议2015年才开始调整计生政策，逐步允许生“二胎”（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908/0825_17_1318734.shtml）。蔡昉在他的人口红利理论（他将人口高利贷当成人口红利，认为计划生育降低总抚养比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在26.8%）的基础上再深入一步，认为人口红利并不如其他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会消失，而且可以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一方面扩大就业，可以延续第一次人口红利，另一方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形成新的储蓄动机，这些措施合起来，不但创造出第二次人口红利，而且等于把两次人口红利重合了。”（http://finance.hebei.com.cn/hdzx/cjpd/jjrw/jjxr/200909/t20090914_460046.shtml）蔡昉却不知道，正是计划生育减少了上亿消费者而导致中国就业压力大（正常情况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是50%，而中国却高达63.5%），消费者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去扩大就业？中国目前经济问题是内需不足，储蓄率太高，需要鼓励大家消费而不是储蓄，而蔡昉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要“形成新的储蓄动机”。
宋健和胡鞍钢的名字注定要载入史册的，宋健是独生子女的总设计师，而胡鞍钢一再阻拦人口政策根本性调整，尤其是他的分税制改革使得中国的生育率从2.2降低到1.2，并奠定了中国一个家庭只能养活一个孩子的经济学基础，今后即便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难以提升。
1980年代宋健的独生子女的建议能够被采纳，是得益于当时“不争论”的政治气候；但是现在是网络时代，决策层获取信息的渠道大增，只有经过网络千锤百炼的观点才经得住检验，少数学者凭借“奏折”是难以垄断决策了（他们的观点在网络都不堪一击）。孔子认为君子有三患：未之闻；患弗得闻也；既闻之，患弗得学也；既学之，患弗能行也。1980年对正确的人口观点是“未之闻”，现在是“闻之”了，然后是“学之”、“行之”。难道决策层对于网络一面倒要求停止计划生育的呼吁能够视若罔闻？
要世代繁荣，还是要暂时的政策连续性而死保计生委，这是对执政党执政智慧的严峻考验。人口问题已经露出了冰山一角，继续计划生育或者仅仅放开二胎的政治风险不断增大。现在中国人口问题是需要急诊手术，而不是用几服中药调理。向前跨一步，停止计划生育，海阔天空了，今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也掌握了主动权；而放开二胎就像水煮青蛙，今后还得面对停止计划生育的“思想三峡”。能否停止计划生育，事关政府诚信，事关民族兴衰。在这攸关民族存亡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就不相信决策层会用二胎去取代独生子女政策。胡鞍钢这次应该是低估了决策层的政治智慧了。
玩物不过丧志，玩人却是丧德，胡鞍钢等人可以说一辈子都在“玩人”。应该有一种赎罪的心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但是胡鞍钢既不知错（他认为他所支持的独生子女政策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更没有真正能改，估计只不过在目前人口大背景下伪装蒙混一下罢了。胡鞍钢的观点看似开明，其实是非常保守，与他过去的错误观点是一脉相传的，是被迫跟着形势走，而不是引领形势走。胡鞍钢是放下屠刀，拿起匕首。当初中国生育文化是活泼乱跳，需要屠刀才能制服；现在已经是气息奄奄，匕首就足够了。现在停止计划生育是大势所趋，但是胡鞍钢仍然用“二胎方案”来阻止人口政策的根本调整，其实是继续对历史的犯罪！何新还知道“用我今日之是攻我昨日之非”，而胡鞍钢却没有何新的这种雅量，还在坚持错误，还在为计划生育歌功颂德。胡鞍钢还没有真正醒过来，可能是根本不敢醒过来。胡鞍钢真的问心无愧吗？
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学者的职责是告知真相，决策层周围有足够的智囊将学者的观点综合成决策。但是胡鞍钢却并不是告知真相，或者是没有能力告知真相，因此并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但胡鞍钢影响政策的能力却很强，因为他有取悦决策层的能耐，是有名的“奏折派”，比如分税制改革虽然让老百姓民生压力大增、养不起孩子了，但是却大幅增加高层可支配的资源，对他这位摇羽毛扇的也就宠爱有加了。既不是真正的学者，却又有能力影响决策，那么结果就只能是误国了。从长远看，其实是学贩政治陷害决策层。
李小平的水平还只是连自己都卖不出去的水平，更不用说卖国了，而胡鞍钢却到了足以误国的水平了。李小平、张维庆等人是十句话中有九句假话，欺骗不了人了；但胡鞍钢却是十句话中只有两三句假话（比如他说中国目前有1.8的生育率，二孩软着陆后生育率能够达到2.1，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2.1；这两三句话是他的二胎软着陆的理论基础），欺骗性很强。因此对胡鞍钢这样的伪开明派学者的观点就更加需要揭露。
有人说我讨论缺乏君子风度，不够“温文尔雅”。但是人口理论的争论不是简单的学术之争，而是最高层次的意识形态之争。层次高度远远超过政治观点之争。人命关天的事情，能够温文尔雅地争论吗？由于计划生育“不争论”，导致损失数亿人命（包括数千万已经是生命了的女婴）！导致无数人间悲剧！远的不说，就说2004年启动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300多位专家在高档的办会议室里，温文尔雅地讨论出260多万字的报告，坚决反对调整人口政策。在这一“温文尔雅”的报告背后，却每年减少数百万人命，出现了无数起广西博白事件，无数起一尸两命案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260万字的报告是字字见血，章章杀人！我经常接到一些网友的哭诉，如果我还在“温文尔雅”地与计生委和人口学家讨论学术问题，那么我算是天良丧尽！计划生育远远超过任何一场战争，我是采用战时策略来反击计生委和人口学界的。如果站在我的这种高度，我的方式是完全有必要的。现在需要的是清晰的方向，必须利用一切途径让各界知道人口真相。人口学界沉默就是渎职，再提二胎方案就是犯罪！
计生委的阻拦是天然的。而中国人口学科长期受制于计生委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学家的心魔比普通老百姓更大，他们一辈子都难以走出自己的心魔，更不可能为人口政策提出正确建议。包括胡鞍钢在内的主流人口学家根本没有为人口政策调整提供正确建议的信用。他们过去的观点一次次被证明是错误的，为什么现在还迷信他们的观点？人口政策调整根本不用征求计生委和人口学界的意见。
国际国内的经验表明二胎方案是错误的。而停止计划生育却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政绩。如果采纳胡鞍钢的“二孩软着陆”方案，将使得中国人口政策调整变成夹生饭，让决策层背上千古恶名。胡鞍钢的“稳健”，看起来是为了决策层考虑，其实只是为他个人和计生委考虑，并没有为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和决策层的历史定位考虑。说严重点，胡鞍钢等人这样做是政治陷害决策层！
停止计划生育的“思想三峡”总要走过去的，计生委和人口学家是无法继续阻拦了的。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停止计划生育的时机已经熟透了。应该果断停止计划生育，而不能将放开二胎作为人口政策选项。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驳胡鞍钢“二孩软着陆”方案
作者：易富贤（水寒）daguokongchao@gmail.com
一、胡鞍钢抛出二孩软着陆方案
二、“要价高低”并不是问题所在，而需要动摇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
三、停止计划生育势在必行
四、胡鞍钢现在的二孩软着陆方案比1980年宋健的独生子女方案还要保守
五、胡鞍钢是放下屠刀，拿起匕首，意在曲线救计生委
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一、胡鞍钢抛出二孩软着陆方案
2009年11月26日经济参考报发表了胡鞍钢的文章《稳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 稳定未来人口规模》（http://jjckb.xinhuanet.com/yw/2009-11/26/content_193524.htm，简称“胡文”），提出“稳健”的调整人口政策的方案：“花上一代人的时间”，从“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向“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软着陆和转变。“胡文”在网上引起很大的轰动，得到很多网友的支持，称胡鞍钢为开明派人口学家。网友们期待生二胎已经很久了，看到“胡文”的“二胎”就欢呼，却不细细体味胡鞍钢观点的真正内涵。其实该文不过是胡鞍钢与曾毅等人的“二孩晚育软着陆”的老调重弹。“胡文”的中心思想是“稳健”、“花上一代人的时间”、“软着陆”。如果中央采纳胡鞍钢的建议，那么中国将是万劫不复！
我在2004年就明确提出“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当时就认为停止计划生育难以防止人口锐减，反对仅仅放开二胎。我2006年8月在光明观察的一篇文章（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223）中说过：“1980年要是有人提出“二胎方案”，相对于独生子女方案来说还算是功臣；现在要是还只是提出“二胎方案”，就不是功臣而是罪人了”。我在《大国空巢》里重申了这一观点。这几年我在多篇文章中驳斥了二胎方案。我在《二胎方案是错误的》（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5/04/content_916921.htm）系统分析了为什么二胎方案是错误的。2009年《财经文摘》7月刊出了一期题为《计划生育谋变？》的人口专辑，请我写的主文（http://www.21fd.cn/?action_category_catid_379.html），我在文章中重申：中国不能将放开二胎作为人口政策选项。
“胡文”中认为中国现在生育率在1.8左右，如果采纳他们的“二孩软着陆”方案，生育率会达到2.1。这种观点是胡说八道！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证实生育率只有1.3。我在《大国空巢》中国用三十多种理由质疑了计生委的1.8的生育率。国家计生委自己的调查数据显示现在生育意愿只有1.73了，意味着停止计划生育之后生育率很难稳定在1.5（因为有不育和单身人群的存在），采纳胡鞍钢的“二孩软着陆”方案，生育率反而会达到2.1？
胡鞍钢认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是2.1，这也是胡说八道！只有发达国家的世代更替水平为2.1，发展中国家由于婴儿死亡率较高，世代更替水平普遍在2.5-3.3。中国不但婴儿死亡率比发达国家要高，而且出生性别比也比发达国家的105要高，2005年1%抽样调查数据显示0-4岁性别比高达123，难道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也是2.1？
胡鞍钢引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料，比较中国和印度的人口结构，该数据认为中国2000年0-14岁人口为3.26亿，2010年印度0-14岁人口只高出中国近50%，中国15-59岁劳动人口大约在2015-2020年之间才达到最高峰。
但是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0-14岁只有2.84亿，没有3.26亿，中国15-59岁人口在2011年达到最高峰，然后就减少。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0-4岁人口只占全球10.9%了；而印度2005年0-4岁人口却占全球20.4%。意味着今后印度劳动人口将是中国的两倍。
胡鞍钢为什么与其他主流人口学家一样不敢采纳中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这样耗费巨资获得的客观数据，而采纳联合国的推测的乐观数据？原因是联合国人口基金认为中国1995年以来的生育率一直稳定在1.8，与他的二孩软着陆方案相衔接。如果胡鞍钢采纳中国人口普查数据，那么意味着他的“二孩软着陆”方案是错误的，也意味着他19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所有研究成果都是错误的！
二、“要价高低”并不是问题所在，而需要动摇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
如果能够公平地辩论，胡鞍钢等人的二胎软着陆是经不住推敲的，但是由于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1980年代就要求对计划生育“不争论”，虽然当时的决策者已经去世，但是余威震于殊俗，媒体人士、社会贤达自律性比官方更好，而普通百姓也一样，以为放开二胎的“要价低”就越能“成交”。胡鞍钢的观点由于“基本国策”增加了砝码，反而被视为合理了。
要价低就真的容易成交？1980年代梁中堂早就提出过二胎方案，并且在全国八百多万人口的地区试点了二胎方案；2000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儿童医院黄敬孚教授也向全国政协提交了放开二胎的提案；2004年国家计生委法规司司长于学军在一个场合做了“一个家庭两个孩子的政策更合适”的表示；2005年全国政协委员王翔提交放开二胎的提案；2007年全国政协委员叶廷芳教授联名29位政协委员提交了要求停止独生子女政策、“恢复两个正好”的提案，并做成书面发言；2008年和2009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连续两年提交放开二胎的建议（纪校长本意应该是不错的，可惜被翟振武和邬沧萍害了）。
笔者认为这么多二胎提案中，除了梁中堂的方案外，最有前瞻性的要算黄敬孚教授的提案了，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还没有进行，绝大多数人口学家都还在高唱要继续从严控制人口数量，很多经济学家（包括胡鞍钢）还在强调人口增加就业压力，而黄敬孚医师就已从人口结构和经济学角度就提出了二胎方案，并且论据充分，包括老龄化、性别比失衡、独生子女心理健康、扩大内需、养老、就业等多个方面，八年之后的纪宝成提案还达不到黄敬孚的提案的人口学高度，九年之后的经济学家胡鞍钢的提议还远远达不到黄敬孚的提案的经济学高度。
但是人口政策至今纹丝不动。说明“要价高低”并不是问题所在，而是需要动摇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其实“放开二胎”只是大家（包括媒体人士）自己的心魔，谁规定只能在二胎与一胎之间选？
有关部门应该已经意识到停止计划生育的必然性，深圳的机构改革方案已经定下来了，决定撤并计生委。顺德的机构改革也撤并计生委。王鑫海在深圳卫视的采访节目（中央电视台的荆慕瑶担任主持人）里明确提出不但需要停止计划生育，而且需要鼓励生三个孩子。深圳卫视的这个节目顺利通过审查而播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在央视公开说需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说只是放开二胎。2008年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吴建民也说中国在考虑调整人口政策，并没有说用二胎方案取代独生子女政策。现在决策层最需要的是告知人口真相，而不是学者们的自我妥协。可见，所谓的“放开二胎”只是胡鞍钢等人的自作多情。
胡锦涛总书记说过：“凡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毫不犹豫地去改”。现在当务之急是证明计划生育并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而不是用放开二胎去妥协。独生子女政策不符合科学发展观，放开二胎同样不符合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停止计划生育的唯一希望，人口政策调整根本不用指望所谓的开明派人口学家。
三、停止计划生育势在必行
如果说以前不停止计划生育是因为要沿着邓小平制定的政策。那么1980年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明确说：“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2010年再不调整人口政策，就不能找历史原因了。
1992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38万人调查申报的全国1991年和1992年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专家们不相信38万人调查的结果；计生委和人口学家将生育率篡改成1.8。于是大家期待着1995年国家统计局的“小普查”结果，然而结果令人失望，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连农村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56了；国家计生委和人口学家们又将生育率篡改成1.8。大家又等待2000年人口普查，然而结果更令他们吃惊，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甚至低到1.22；国家计生委和人口学家们又将生育率篡改成1.8。大家又等待2005年的“小普查”，然而2005年的1%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05年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33；又被篡改成1.8，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并根据1.8的生育率预测中国人口会达到15亿，反对调整人口政策，因此2006年开始的十一五规划没有调整人口政策。人们又在期待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粗算生育率只需要几个月时间），如果2011年（超低生育率经历了两次全国人口普查、两次“小普查”的证实）开始的十二五规划再不停止计划生育，那么政府诚信何在？
也就是说2010年、2011年已经到了停止计划生育的最后关头，不是程恩富、田雪原、李小平等人可以阻拦的了（他们不过是螳螂挡车而已），胡鞍钢这次提出二孩软着陆方案只是想尽量将停止计划生育的洪流装进放开二胎的锅子里，然后水煮青蛙。
生命不是命题，生命的存在不隶属于任何可讨论的范畴之内！生育公权只能为生育私权保驾护航（比如让主流家庭养得起三个孩子），而不能侵犯私权。二胎方案与独生子女政策一样是建立在国家可以管制生育的基础之上，政府的手伸进生育私权范畴。人命关天的事情，能够平稳过渡吗？胡鞍钢其实并不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而是为了自己心安，期盼通过“平稳过渡”掩盖自己过去的错误。有些民间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二胎方案，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们认识高度不够，不知道人口真相，也没有历史负担，而胡鞍钢却有沉重的历史负担。
四、胡鞍钢现在的二孩软着陆方案比1980年宋健的独生子女方案还要保守
1980年代在全球人口爆炸的强大舆论误导下，控制人口是当时的普遍民意，当时的人口政策选项是：要么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要么放开二胎（更加符合政策连续性）。结果宋健的独生子女建议占了上风。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宋健政治陷害了当时的决策层，让当时决策层的历史性政绩大打折扣。
现在计划生育后果已经显露，民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逆转，要求调整人口政策的呼声很高；国际舆论也发生了改变，不少国家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中国调整人口政策是势在必行，现在人口政策又面临两种选项：要么放开二胎（更符合政策连续性），要么停止计划生育。胡鞍钢站出来，提出二孩软着陆。
站在1980年的背景下，胡鞍钢现在的二胎软着陆建议是开明派建议，但是当时他却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坚决支持者。他断言中国人口上限，认为计划生育促进经济发展，他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胡鞍钢1989年在《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一书中，从就业适度人口推算中国经济适度人口在2000年为10亿左右。其实就业机会是由生产提供的，而生产又取决于消费。从就业角度看，就业人口与消费人口相关，是变量，不存在什么最适人口。200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都在胡鞍钢写文章的1989年之前就出生了，据世界银行统计，200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为7.844亿。如果依照胡鞍钢的说法，最适人口为10亿，那么中国劳动力与总消费者的比例高达78.84%，如此比例怎么保证就业？而依照国际标准，劳动力与总消费者比例为50%左右，那么10亿消费人口只能提供5亿就业机会，另外2.8亿人口就得失业！胡鞍钢如此荒谬的观点竟然引起高层重视，并将胡鞍钢选为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专家。到2000年胡鞍钢还上书中央，提出“十五”计划制定的建议：继续计划生育，不能因城市老龄化改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应保持其稳定性和连续性。
胡鞍钢除了直接插手人口政策、一再阻拦人口政策调整外，还间接地对生育率下降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分税制改革。胡鞍钢的分税制使得老百姓养育孩子的成本大幅提升，养育孩子的能力大为降低，是中国生育率从1990年的2.2下降到2000年的1.2、并持续低迷的最直接的原因。
站在现在的背景下，胡鞍钢的建议是非常保守的。可以说胡鞍钢现在的二胎软着陆方案比1980年宋健的独生子女政策危害还要大，因为1980年毕竟老百姓生育意愿还比较高，即便实行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代生育率仍然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并且独生子女政策现在毕竟已经是秋后的蚱蜢，折腾不了几天了；而现在老百姓的生育意愿只有1.7了，即便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生育率也难以稳定在1.5了，如果采纳胡鞍钢的二胎软着陆方案（并且依照他的说法，光是从“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向“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软着陆和转变就要花上一代人的时间，此后的停止计划生育更是遥遥无期了），那么中国的生育率将会稳定在1.0以下。并且在水煮青蛙的过程中，老百姓的生育意愿降低，今后根本就没有停止计划生育的意愿（就像现在港台民众对中国计划生育并无太多反感一样），计生委倒是可以持续存在下去了。对胡鞍钢的漏洞百出的文章都有不少人叫好，而我仅仅提出恢复常态的观点竟然被视为“过激”，恰恰说明了中国的计划生育对生育文化的毒害之深让人难以想象！由于计生委几十年的灌输，让人们在人口问题上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在一个思想上中庸的国家，却将行为上极端的独生子女政策视为合理，将放开二胎视为开明，将恢复常态当成过激。
五、胡鞍钢是放下屠刀，拿起匕首，意在曲线救计生委
由于胡鞍钢等人口学家的阻拦，中国早已错过了停止计划生育的最佳时机。现在人口问题已经是纸包不住火了，民众已经开始觉醒，各界名流也在媒体撰文呼吁停止计划生育。计生委面临生存压力，而李斌的活动能力显然比张维庆更强，主动出击，通过田雪原、程恩富纠集保守派学者主办“研讨会”，得出需要继续从严实行计划生育的结论，直线救计生委。但是人口政策调整可以说是大势所趋，是势不可挡的。于是胡鞍钢等“开明派”学者出面，试图将水搅浑，好浑水摸鱼,收获民意，将人口政策调整的强大民意收获到“放开二胎”中，一方面曲线救计生委，一方面避免自己的学术信用破产。
除了胡鞍钢外，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和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原所长是独生子女副总设计师田雪原）蔡昉也有类似动作。李建民建议2015年才开始调整计生政策，逐步允许生“二胎”（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908/0825_17_1318734.shtml）。蔡昉在他的人口红利理论（他将人口高利贷当成人口红利，认为计划生育降低总抚养比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在26.8%）的基础上再深入一步，认为人口红利并不如其他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会消失，而且可以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一方面扩大就业，可以延续第一次人口红利，另一方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形成新的储蓄动机，这些措施合起来，不但创造出第二次人口红利，而且等于把两次人口红利重合了。”（http://finance.hebei.com.cn/hdzx/cjpd/jjrw/jjxr/200909/t20090914_460046.shtml）蔡昉却不知道，正是计划生育减少了上亿消费者而导致中国就业压力大（正常情况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是50%，而中国却高达63.5%），消费者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去扩大就业？中国目前经济问题是内需不足，储蓄率太高，需要鼓励大家消费而不是储蓄，而蔡昉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要“形成新的储蓄动机”。
宋健和胡鞍钢的名字注定要载入史册的，宋健是独生子女的总设计师，而胡鞍钢一再阻拦人口政策根本性调整，尤其是他的分税制改革使得中国的生育率从2.2降低到1.2，并奠定了中国一个家庭只能养活一个孩子的经济学基础，今后即便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难以提升。
1980年代宋健的独生子女的建议能够被采纳，是得益于当时“不争论”的政治气候；但是现在是网络时代，决策层获取信息的渠道大增，只有经过网络千锤百炼的观点才经得住检验，少数学者凭借“奏折”是难以垄断决策了（他们的观点在网络都不堪一击）。孔子认为君子有三患：未之闻；患弗得闻也；既闻之，患弗得学也；既学之，患弗能行也。1980年对正确的人口观点是“未之闻”，现在是“闻之”了，然后是“学之”、“行之”。难道决策层对于网络一面倒要求停止计划生育的呼吁能够视若罔闻？
要世代繁荣，还是要暂时的政策连续性而死保计生委，这是对执政党执政智慧的严峻考验。人口问题已经露出了冰山一角，继续计划生育或者仅仅放开二胎的政治风险不断增大。现在中国人口问题是需要急诊手术，而不是用几服中药调理。向前跨一步，停止计划生育，海阔天空了，今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也掌握了主动权；而放开二胎就像水煮青蛙，今后还得面对停止计划生育的“思想三峡”。能否停止计划生育，事关政府诚信，事关民族兴衰。在这攸关民族存亡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就不相信决策层会用二胎去取代独生子女政策。胡鞍钢这次应该是低估了决策层的政治智慧了。
玩物不过丧志，玩人却是丧德，胡鞍钢等人可以说一辈子都在“玩人”。应该有一种赎罪的心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但是胡鞍钢既不知错（他认为他所支持的独生子女政策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更没有真正能改，估计只不过在目前人口大背景下伪装蒙混一下罢了。胡鞍钢的观点看似开明，其实是非常保守，与他过去的错误观点是一脉相传的，是被迫跟着形势走，而不是引领形势走。胡鞍钢是放下屠刀，拿起匕首。当初中国生育文化是活泼乱跳，需要屠刀才能制服；现在已经是气息奄奄，匕首就足够了。现在停止计划生育是大势所趋，但是胡鞍钢仍然用“二胎方案”来阻止人口政策的根本调整，其实是继续对历史的犯罪！何新还知道“用我今日之是攻我昨日之非”，而胡鞍钢却没有何新的这种雅量，还在坚持错误，还在为计划生育歌功颂德。胡鞍钢还没有真正醒过来，可能是根本不敢醒过来。胡鞍钢真的问心无愧吗？
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学者的职责是告知真相，决策层周围有足够的智囊将学者的观点综合成决策。但是胡鞍钢却并不是告知真相，或者是没有能力告知真相，因此并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但胡鞍钢影响政策的能力却很强，因为他有取悦决策层的能耐，是有名的“奏折派”，比如分税制改革虽然让老百姓民生压力大增、养不起孩子了，但是却大幅增加高层可支配的资源，对他这位摇羽毛扇的也就宠爱有加了。既不是真正的学者，却又有能力影响决策，那么结果就只能是误国了。从长远看，其实是学贩政治陷害决策层。
李小平的水平还只是连自己都卖不出去的水平，更不用说卖国了，而胡鞍钢却到了足以误国的水平了。李小平、张维庆等人是十句话中有九句假话，欺骗不了人了；但胡鞍钢却是十句话中只有两三句假话（比如他说中国目前有1.8的生育率，二孩软着陆后生育率能够达到2.1，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2.1；这两三句话是他的二胎软着陆的理论基础），欺骗性很强。因此对胡鞍钢这样的伪开明派学者的观点就更加需要揭露。
有人说我讨论缺乏君子风度，不够“温文尔雅”。但是人口理论的争论不是简单的学术之争，而是最高层次的意识形态之争。层次高度远远超过政治观点之争。人命关天的事情，能够温文尔雅地争论吗？由于计划生育“不争论”，导致损失数亿人命（包括数千万已经是生命了的女婴）！导致无数人间悲剧！远的不说，就说2004年启动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300多位专家在高档的办会议室里，温文尔雅地讨论出260多万字的报告，坚决反对调整人口政策。在这一“温文尔雅”的报告背后，却每年减少数百万人命，出现了无数起广西博白事件，无数起一尸两命案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260万字的报告是字字见血，章章杀人！我经常接到一些网友的哭诉，如果我还在“温文尔雅”地与计生委和人口学家讨论学术问题，那么我算是天良丧尽！计划生育远远超过任何一场战争，我是采用战时策略来反击计生委和人口学界的。如果站在我的这种高度，我的方式是完全有必要的。现在需要的是清晰的方向，必须利用一切途径让各界知道人口真相。人口学界沉默就是渎职，再提二胎方案就是犯罪！
计生委的阻拦是天然的。而中国人口学科长期受制于计生委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学家的心魔比普通老百姓更大，他们一辈子都难以走出自己的心魔，更不可能为人口政策提出正确建议。包括胡鞍钢在内的主流人口学家根本没有为人口政策调整提供正确建议的信用。他们过去的观点一次次被证明是错误的，为什么现在还迷信他们的观点？人口政策调整根本不用征求计生委和人口学界的意见。
国际国内的经验表明二胎方案是错误的。而停止计划生育却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政绩。如果采纳胡鞍钢的“二孩软着陆”方案，将使得中国人口政策调整变成夹生饭，让决策层背上千古恶名。胡鞍钢的“稳健”，看起来是为了决策层考虑，其实只是为他个人和计生委考虑，并没有为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和决策层的历史定位考虑。说严重点，胡鞍钢等人这样做是政治陷害决策层！
停止计划生育的“思想三峡”总要走过去的，计生委和人口学家是无法继续阻拦了的。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停止计划生育的时机已经熟透了。应该果断停止计划生育，而不能将放开二胎作为人口政策选项。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