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统一中国的人口因素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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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统一中国的人口因素

作者：易富贤 （中山水寒）[e-mail]
　　　　
刊发时间：2008-09-11 15:23:47　光明网-光明观察 [字体：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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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群雄纷争，一统天下势在必然。最终统一天下的，不是强大的楚国，也不是殷实的齐国，而是起初很不起眼的秦国。历史学者众说纷纭，但是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最重要的因素—人口。

战国初期的中国的秦国类似于后面欧洲的俄国，地理位置偏僻，人口稀少，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比较落后，被人看不起。

俄国是东欧一个人口稀少、闭塞的小国，在欧洲历史上没有太多发言权，公元1500年人口只有600万。彼得大帝的革新使俄国走向强国之路，1815年人口达到4500万（其时法国、德国、英国人口分别约为3000万、2200万、1900万），跻身世界强国之列。1814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被推举为欧洲神圣同盟的盟主，俄罗斯成为欧洲事务的仲裁者。恩格斯曾这样指出：“惊慌的西欧，在伊凡统治之初还不知道北方存在着一个莫斯科公国，现在由于看到一个硕大的帝国出现在东部边境而目瞪口呆。”俄国后面更是崛起为人口2.89亿的世界超级大国苏联。

秦孝公相当于俄国的彼得大帝。公元前361年，21岁的秦孝公登基。根据《史记》记载，当时，黄河、崤山以东有六个强国，齐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悼王、韩哀侯、赵成侯不相上下。淮河泗水之间有十余个小国。楚、魏和秦国界相接，魏筑有长城，从郑县开始，沿洛河北上，直抵上郡。楚地由汉中向南，包括巴蜀、黔中。周王朝衰微，诸侯都靠武力征伐，争相兼并。秦地处偏僻的雍州，不能参加中原各国诸侯的结盟，不为各国重视，大家都用夷狄的态度对待秦国，还不时派兵侵夺其土地。秦孝公感到秦国外受强邻欺压，内有贵族专横，处境很是艰难，愤然喊出：“国家内忧，未遑外事……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决心奋发图强，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为了寻求政改贤才，秦孝公颁布了“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尊其官而封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卫国人公孙鞅，即商鞅来到秦国，取得孝公信任。经过商鞅的两次有力的改革举措，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如下：
1、废井田，开阡陌。
2、废除世卿世禄制，建立军功爵制。
3、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4、废除分封制，推行县制。
5、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
6、统一度量衡。
7、“明法令”。申明“刑无等级”，并公布于众。
8、迁都咸阳，以适应向东发展的需要。

商鞅认为：“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国之所以重，王之所以尊者，力也”。商鞅认识到，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人众兵强是国家强盛的根本。而在古代，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只有发展农业才能获得足够的粮食，才能促进人口增加。因此，“力”之主要来源在于农业。土地等其他资源必须转变为人口资源才能成为国家实力。商鞅认为：“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者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者同。”只有农业发展，粮食丰收，才能为国家强盛打下雄厚的人口和物质基础，也才能“兵出、粮给而财有余” ，如果“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所以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国家的实力即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尽来自于农战。因此，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农战”：对内让民众专注于农耕，对外让民众专心于作战。他堵塞民众从“农战”以外获得名利的一切途径。《商君书》说：“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也就是说，获取秦爵的途径只有两种：作战时，一个人可以凭借立下的战功获取爵位；休战时，爵位则可以根据农耕的业绩获得。即使最卑贱的奴隶也可以获得爵位。民众看见国家给人们的好处都是从农耕与作战发出，那么便会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如此这般，人们就会“喜农而乐战”了。

商鞅的农战思想其实包含一套完整的与当时生产力水平相一致的人口经济学思想。商鞅的变法非常有利于人口发展：

第一、奖励耕织，为人口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民以食为天，古代制约人口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粮食。商鞅积极发展农业，鼓吹农业至上论，鄙视其他一切职业。尽管他也认为“农、商、官三者，国之常食官也”，也即农民、商人和官员都是食客，但是他同时又认为，商人和官吏尤其是那些以技艺为业、游说好辩为业、学诗书为业的人，都是一些不事生产的游食之人，这部分人多了，会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食口众者，败农者也”，造成国家的贫困危弱，“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商鞅主张应尽量减少非农业人口的比例，认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例最好是百比一，最多不超过十比一的主张。他认为：“百人农，一人居者（指非农业人口），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如果一百人从事耕作，一个人闲着，这个国家就能称王天下；十个人从事农耕，一个人闲着，这个国家就会强大；有一半人从事农耕，有一半人闲着，这个国家就危险了）。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需要9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才能获得足够的粮食，需要抑制商业等行业；而现在生产力水平提高，只需要10%的劳动力从事粮食生产就可以养活全部的人口，需要发展其他产业。换句话说，战国时期“面粉”是第一位的，“制面包的技术”是第二位的，因此要保证“面粉”的供应；现在“面粉”理论上没有太大问题，因此“制面包的技术”成为第一位了，但是仍然需要提防“面粉”的问题。我们要从历史角度，而不能从现在的产业结构看待商鞅变法。

根据《商君书》等记载，商鞅不惜采取一切措施来增加农业人口、促进粮食生产：
1、废除奴隶制土地制度（井田制），确立封建土地制度。并推行县制，有力地配合了“废井田、开阡陌”政策，用政治手段保证了土地私有。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削弱了豪门贵族在地方的权力。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舍地而税人”，将秦国军赋从过去的“因地而税”（不利于垦荒）改为按人口征收（等于是鼓励人们开荒），百姓承担的赋税公平，就会尽力从事农业生产不改做其它行业。原来奴隶制度下的奴隶转变为封建制度下的农民，社会地位得到极大的提高，生产积极性高涨，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2、规定宗室贵戚中凡是没有立军功的人，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废除没有军功的旧贵族的特权，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分之高低。又根据军功大小制定了尊卑爵秩的等级，军功越大，赐田宅也越多，官职也越高。军功爵的建立，打击了旧贵族封建领主的势力，培植了一大批新兴的军功地主和自耕农，广大农民成为这一制度的主要受益者。

3、重农抑商。以农业为“本业”，以工商为“末业”。规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而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因弃本求末，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为官奴。农民不准卖粮食，那么懒惰的人就会努力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商人不准买粮食，就不能靠买粮谋利来谋生，只好转行务农。商鞅主张对农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尤其是盈利率较高的商业征收重税，即“不农之税必多，市利之租必重”，“重关市之赋”。并根据商人家的人口数量向他们摊派徭役，而农民的徭役远比商人要少，即“农逸而商劳”。那么农民的负担就会轻，商人的负担就会重。这样，农民就会讨厌经商，商人就没有厚利可图而会转而务农。

4、提高粮食价格，减轻农民负担。“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通过提高粮食价格来保障农民利益，提高农民种地的积极性；而非农人员买不起粮食，只好转行务农。禁止官吏扰民。减少官吏的从员，让这些从员转行去务农。士大夫贵族的俸禄高并且收税多，吃闲饭的人也众多，这是危害农业生产的事，就要凭他们吃闲饭的人数收税，从重役使他们。那么这些邪僻、淫荡、四处游说、懒惰的人就没处混饭吃，就只能务农。士大夫贵族也没有办法多收留食客。商鞅反对大兴徭役，认为“农逸则良田不荒”，“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农业就能得到发展。商鞅变法还规定，把100方步为一亩的周代亩制，改为240方步为一亩，并按照新的亩制纳税，但税率不变。这样，农民的纳税负担实际上就减轻了一大半，自然会激励农业生产。

5、“无以外权任爵与官”，这样百姓就不会看重学问，也不会轻视农业，就会尽力从事农业生产不偷懒了。

6、不准雇用佣工，那么卿、大夫、族长们就没有办法大兴土木，他们那些娇生惯养的儿女就无法不劳动吃闲饭，懒惰的人也不能偷懒，那些靠给人作佣工生活的人就没有地方混饭吃，这样他们就一定去务农。

7、国家统一管理山林、湖泽，那么讨厌务农、怠慢懒惰、非常贪婪的人就没有吃饭的地方，那么一定会去务农。

8、减少旅馆，那么奸邪伪诈、不安心本职、私下交游、对从事农业生产迟疑不定的人就不会外出四处周游，而且那些开旅馆的人就没有办法谋生，那么他们一定会去务农。

9、不准浪费粮食，禁止粮食走私，提高粮食运转效率。抬高酒肉等奢侈品的价钱，那么国家就不会浪费粮食。命令运送粮食的人不能花钱雇别人的车，更不准运粮车辆在返回时揽载私人货物。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运粮车就会去得迅速回来得也快，运粮的事就不会危害农业生产。

第二、营造有利于生育的社会环境。

1、树立清纯的民风。规定供人享乐的音乐和奇异的服装不准在各郡县流行。商鞅认为：“民朴则不淫。民不偷淫则多力，多力则国强”，“乐则淫，淫则生佚”，“淫则越志”，“民贫则弱，国富则淫。故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国强”。让受过刑的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犯过罪的人在朝廷上没有官做。

2、禁止私斗，实行连坐制，加强社会治安。商鞅下令“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争，各以轻重被刑”，以奖励军功而禁止私斗。居民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责令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须连举告发，若不告发，则十家同罪连坐。不准许犯罪的人向官吏求情并且给他们送饭吃，那么奸民就没有了依靠。做坏事的人没有靠山，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危害。

3、推行小家庭政策，休养生息，鼓励生育。商鞅认为，民众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资本就会增多；作战积极，邻国就会危险。民众资本多就不容易带着出逃，邻国危险就不会去投靠。为鼓励小农经济，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结婚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商鞅让90%的民众依附于土地，不能随便搬迁，并且让耕者有其田，农民地位高，还可以通过农战获得名利，这样就会安居乐业，心理安全度高。

这种农耕环境是最适合繁衍人口的。而游牧民族由于四处飘荡，人口很难增加，古代很多游牧民族因为人口减少而消亡；现在发达国家生育率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流动性大，就业压力等导致心理不安全，心理在游荡（古代游牧民族是身体在游荡）。

第三、开疆辟土，鼓励移民。

商鞅提出了“人地比例”观点。他认为，一个国家不论进行农和战都需要一定数量的人力，而人口数量又必须和土地数量保持适当的比例：“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如果人与地的比例不合，则应当“民胜地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换言之，人口多土地少的时候就应当开荒、辟土，而土地多而人口少的时候就应当移民。因此，商鞅认为一方面需要提高土地利用率（开荒、灌溉），一方面通过“战”获取土地，另一方面需要“徕民”（引进外国移民）以增加人口。“敌国兵力弱了，我们兵力就强了。”就是说我们没有失掉进攻的条件，敌人就失掉自卫的条件。商鞅总结认为，秦国以前虽然从其他国家获得一些土地，但是自己并没有获得什么好处，对方也还不屈服，就是因为秦国仅能取得他们的土地，而不能夺去他们的人民，而人口远比土地更为重要。商鞅建议秦孝公发布大的优惠政策，凡是各诸侯国来归附的人，立刻免除他们三代的徭役，不用参加作战。秦国四界之内，岭坡、土山、洼湿的土地，十年不收赋税，并把这些都写在法律中，足够招来上百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秦让原有的民众对付敌国的军队，而让新招来的民众从事农业生产，军队虽然住在国外上百天，国境内也不会耽误一点农时，既富国又强兵。大王用军队在春天包围敌国的农田，夏天去吃他们贮藏的粮食，秋天夺取他们已经收割的粮食，冬天挖出他们藏好的粮食，用强大的武力动摇他们的国本，他们的人口就无法繁衍起来；我们同时用宽厚的文德吸引他们的人口、安抚他们的后代，我们人口却不断增加。这样对敌国是双重打击。商鞅的这一观点与管子的观点类似，管子认为“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秦国在其后的征伐中，“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不光是获得土地，而且还获得人口。商鞅的移民政策不但使得秦国人口增加，而且吸引了很多外国人才，如张仪、范雎、李斯等人都是外来移民。

第四、注重掌握准确的人口统计数据。

户籍法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商鞅认为强国要知道十三个数目：境内粮仓数、金库数、壮年男女人数；老人、体弱者数目，官吏、士人的数目，靠游说吃饭的人数，商人的数目，马、牛、喂牲口饲料的数目。不知道国家的这十三个数目，土地即使肥沃，人民虽然众多，国家也难免越来越弱，直到被别国分割。

在文明程度相近的情况下，综合国力取决于人口数量。目前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三个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而根据美国2008年《全球综合国力排名》，综合国力最强三个国家也是美国、日本、德国。中国虽然仍是发展中国家，但是由于人口数量优势，现在综合国力却能排世界第四位。战国后期，各国的文明的差别程度就与现在的发达国家之间文明的差别程度类似。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国力的增加。

商鞅的变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重视农耕，粮食和人口大为增加；由于推崇战功，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商鞅变法使秦走上日益强大的道路，为秦后来翦灭群雄统一中国奠定了制度基础。据《史记》记载，商鞅在秦国推行改革十年之后，“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依照李斯《谏逐客》的说法：“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这就是秦惠文王。惠文王为太子时犯法，商鞅掌刑法，曾黥（在面上刺字）其师以辱之。故孝公一死，惠文王即位，就将商鞅车裂。但是“商鞅虽死，而秦卒行其法”，商鞅的新法未废。

秦惠王用魏国人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李斯《谏逐客》）。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到公元前313年的时候， “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馀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山。”（《史记.张仪列传》）

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拜魏国人范睢为相，改行远交近攻的策略，又在长平大胜赵军。占领和蚕食东方六国大片国土，使楚国国土缩小一半，魏国、韩国国土缩小2/3，赵国缩小1/3公元，并不断离间六国关系，又在 前256年灭亡东周。秦昭襄王后期秦国实际控制国土已经超过东方六国总和。秦国的土地和人口不断增加，而六国的土地和人口不断减少。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秦军的数量超过了100万。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秦军曾经投入了60万左右的兵力。长平离秦国的都城咸阳将近500公里。60万的军队，远离国土，连续作战达三年之久，可见秦国兵力和人口之众和后勤保障之有力。而赵国在本土作战，还被断粮四十六天，四十万士兵全部被坑杀。

至公元前246年秦王政（秦始皇）即位时，秦国疆域已北抵秦昭襄王所建长城（由今甘肃临洮经陕北吴旗、靖边、神木等县，至内蒙古准格尔旗之十二连城），南包巴、蜀，东逾函谷关。也就是占有黄土高原与四川盆地两个地理单元之大部及其东缘部分区域。

商鞅认为：“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者同。”因此秦国在继续开疆辟土的同时，也积极修建水利工程以充分利用已有的土地资源。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派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未修以前，岷江是一条经常发生洪水的河流，洪水暴涨，淹没农田、房屋无数，洪水一退，大片平原又因缺乏灌溉用水而经常干旱。自都江堰建成后，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

公元前 246 年（秦王政元年）秦王采纳韩国人郑国的建议，并由郑国主持兴修大型灌溉渠，西引泾水东注洛水，长达 300 余里。郑国的真实目的是通过这项大型工程来耗竭秦国实力以延缓攻打韩国的时间。修建过程中，郑国的间谍身份暴露。郑国辩解说：“臣为韩国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秦始皇认为郑国说的有理，继续要郑国主持水渠工程。渠建成后，经济、政治效益显著，《史记》、《汉书》都说：“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舄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名曰郑国渠。”

都江堰和郑国渠的修建，使得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成为秦国的粮仓，对秦国之统一事业奠定了人口和物质基础。公元前230年，秦始皇发动统一战争的时候，秦国土地和人口已经超过全国的一半。在楚国人李斯的辅佐下，于公元前221年终于统一中国。

而同为法家的韩非子却不但不能为秦始皇重用，反而被杀。很多人为韩非子抱屈。其实秦始皇不重用韩非子是有其道理的。韩非子的人口思想与商鞅和李斯刚好相反。商鞅认为“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者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者同”，“民胜地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要求积极发展人口，充分利用土地和人口资源。李斯也继承了商鞅的人口思想，提出“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士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士夫物不产於秦，可宝者多；士不产於秦，而愿忠者众。”而韩非子却认为，人口饱和将导致社会秩序混乱。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货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子的人口思想与两千多年之后的欧洲的马尔萨斯非常相近。韩非子只见树木，而商鞅和李斯却看见森林。所幸的是，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将《韩非子》视为邪说而不加采纳，否则，中华民族早已沦落为默默无闻的小民族了。

秦国人口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1、政策需要轻重缓急。商鞅意识到人众兵强是国家强盛的根本。而当时制约人口发展的是粮食。但是由于农活是苦活，而战争由是危险的，如果听凭人们自由选择获取名利的途径（例如经商、游说），人们自然不愿选择“农战”。他堵塞民众获得名利的其他一切途径，只许“利出于地”、“名出于战”，即只允许从农业耕作中获得利润，从战争中获得名声（军功章）。

现在为国家贡献最大的人群却是报酬最低的人群，而为国家贡献小的人群却是暴富的一族，这是非常危险的。目前发达国家也同样面临人口危机，人口减少将动摇国家的根本。现在制约人口发展的不再是粮食，而是就业模式、养育成本以及民生需求（住房、教育、医疗等）。养育孩子本身就已经是很辛苦的了，而现在妇女不但不能从生育中获利，反而会因为生育而造成经济损失。如果听凭人们自由选择的话，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多生孩子，生育率将不断降低。政府就需要彻底改变现有的分配制度、税收政策、就业模式，让生育获得名利，这样才能有效提升生育率。

2、人力资本的报酬是递增的。商鞅认为：“有了金子，粮食就没有了；粮食有了，金钱才能有。粮食价格低贱，钱就值钱，农民穷而商人富，如果这样兵力就弱，国家的实力一定会被削弱直到灭亡。一两黄金输入到国境内，十二石的粮食就会运到国境外；十二石粮食输入到国境内，黄金一两运到国境外。国家喜欢在境内积聚黄金，那么黄金和粮食都会丧失，粮仓和金库都会空虚，国家会弱小；国家喜欢在境内囤积粮食，那么粮食和黄金都能产生，粮仓、金库都会充实，国家就强大。”商鞅的这种观点其实非常符合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因为当时粮食是制约人口和经济的最主要因素，粮食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转变为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是递增的；而黄金是物质资本，难以增值。因此要注重积聚实物而不是金钱，投资人口（通过粮食等实物）是最大的投资。现在中国很多经济学家还达不到商鞅的学术境界，还在鼓励出口实物以换取外汇储备，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同时民生压力却也在不断增加，老百姓养不起孩子了，中国生育率从1990年的2.2左右下降到1995年之后的1.2、1.3左右。如果用这些外汇投资于人口，今后的收益将是巨大的。

3、自然资源的国际观。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如今陛下得到昆山的美玉，拥有随侯珠、和氏壁之类宝物，悬挂明月珠，佩带太阿剑，驾乘纤离马，建置翠凤旗，树立灵鼍鼓。这么多的宝贝，秦国不出产一样，而陛下却喜欢它们。倘若一定要秦国出产的东西才可以用，那么就该是夜光玉壁不能装饰宫廷，犀角、象牙制成的器具不能作为玩物，而駃騠好马不能充实宫外的马圈，江南的金锡不能使用，西蜀的丹青不能绘画。因此，物品中不出产在秦国，而可值得宝贵的很多。”就是说，即使像秦国这样资源丰富的国家，也有很多东西不能自足，需要通过贸易等途径从其他六国获得。现在美国人均资源非常丰富，但是很多资源仍然以来进口。而现在中国很多人口学家却以资源不足为理由而要求减少人口。

4、积极应对人口与自然资源的矛盾。商鞅注意到了“人地矛盾”，但是他采取积极的态度解决这一矛盾。他认为，“民胜地务开”。就是说，人口多土地少的时候就应当“开”以提供足够的粮食。这里的“开”有多种方式，比如秦国修建都江堰和郑国渠，使得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成为秦国的粮仓。其中郑国渠“收皆亩一钟”。一钟为六石四斗，比当时黄河中游一般亩产一石半，要高许多倍。而中国一些人口学家却主张采取用“减少人口”的消极的方法来应对人口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而不是通过科技进步来提高土地对人口的承载能力。

5、充分利用土地和人口资源。商鞅认为：“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者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者同。”因此商鞅鼓励人们耕种，一方面利用了土地资源，一方面利用了人口资源，通过人的劳动，将土地和人口资源都变为国力。商鞅的这一观点与管子、墨子的观点一致。管子认为，“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治，命曰人满；兵威而不正，命日武满。三满而不止，国非其国也”（地大而不耕，叫作“地满”；人多而不加利用，叫作“人满”；兵威而不正，叫作“武满” 。不制止这“三满”，国家也就不能保有了）。墨子认为，缺少人口耕种的土地，只是一种得不到收获的“虚地”，要生产出足够的衣食必须用“力”（劳动），而“力”则来自劳动人口。所以，贤明的统治者应当使国家富、人口多，“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墨子·节葬下》）。现在中国很多学者却反其道而行之，看到中国“人多”，不积极利用人口资源，而认为是“人满为患”，希望减少人口。中国现在人口和土地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一方面是“人满”，一方面是“地满”（土地无人耕种，工厂缺人干活，出现民工荒）。

5、人口流动意味着实力的流动。商鞅说：“地胜其民者事徕”。商鞅认为，移民可增强我方的实力而削弱敌方的实力，因此鼓励移民。商鞅的这一观点应该是受孔子的观点的影响。孔子认为：“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而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的一些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却提议要限制人口流入；他们却不知道，北京、上海等地生育率只有0.7，不到世代更替水平的1/3，如果不移民的话，这些地区的经济不用20年就会崩溃。湖南、四川、重庆等人领导则是鼓励民众到沿海打工；他们却不知道，现在人口流动几乎是有去无回，今后谁来建设湖南、四川、重庆？

6、缩小贫富差别。商鞅认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缩小贫富差别有利于理顺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有利于社会治安的稳定，更有利于普通百姓生儿育女。如果贫富差别过大，富人不愿意生孩子（这是人口学规律），穷人养不起孩子。

7、消费要适度，防止超前。商鞅提出要“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使其价格上涨到原先的十倍，这样商贾之人就会减少，农民就不会过度地饮酒作乐，官吏们也不会沉醉于吃喝玩乐之中。当时酒肉是奢侈品，需要耗费大量粮食。如果大量生产酒肉的话，会影响很多人的口粮，人口无法增殖。现在，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可持续发展，这是第一消费。必须在保证这个第一消费前提下才发展其他的消费。无序的其他需求挤压了对人口再生产的投入，比如以2008年的消费能力如果追求2050年的消费，必然降低养育孩子的能力。

8、百家争鸣。凡事都有个度，过犹不及。商鞅的战时经济学在135年之内将弱秦变为强国并最终统一中国，但其不讲以德服人而以严刑酷法维系其统治的思路又播下了得天下后“二世而亡”的种子。秦国过分崇尚行政权力、军事征服，“仁义不施”，方式粗暴，强硬推行，刚性有余，弹性不足。商鞅本人也是其变法的受害者，商鞅以峻法严刑积怨甚多，其靠山秦孝公一死，秦惠文王派人去逮捕他，他被迫逃跑，想住旅店，但旅店的主人不敢让他住店，因为这是商鞅本人的命令，由于无人敢收留他，最后落得个五马分尸的下场。大雨使陈胜、吴广在内的900名戍边的壮丁耽误了行期，按照秦法，误期当斩，无奈之下，揭开了反秦的序幕。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但是秦国统一中国之后，法家独强，焚书坑儒，“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钳制了人们的思想、妨碍了文化的发展。汉朝再度实现统一后，继承了秦政中有益部分，又以道、法并用，王道、霸道兼行，才赢得一段稳定发展期。但是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明大倒退。中国至今没有恢复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繁荣。如果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用法家立柱，道家盖顶，儒家砌墙，墨家等装修，那么其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必将更加辉煌。